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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在克林顿提名的第二任期外交安全新班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将出任新一届国务卿。虽然提名仍需经国会参议院通过，但人们普遍认为，奥尔布赖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她也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担任公职最高的女性。
奥尔布赖特原姓科贝尔，1937年5月15日出生于一个捷克外交官家庭。其父科贝尔曾在驻南斯拉夫、英国等国使馆工作，她也从小随父长期在国外生活。二战期间，捷克被德国占领，奥尔布赖特全家在伦敦避难，使她有机会学会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10岁时她又被送到瑞士去学法语。父亲还经常带她参加外交宴会，拜访各界名流。1948年科贝尔升任驻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代表，她随父赴美。同年2月捷克旧政权垮台后，全家定居美国。科贝尔先是在丹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后又成为该校研究生院院长。奥尔布赖特当时经常听父亲和他的学生在家讨论各种国际问题，逐渐对外交和国际关系产生浓厚兴趣。后来，她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到父亲，认为父亲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最大。1959年，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天，就与美国新闻巨头安德森家族的后裔约瑟夫·奥尔布赖特结婚。婚后生了三位千金，其中一对是孪生姐妹。在忙于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同时，奥尔布赖特一面工作，一面继续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约瑟夫弃她而去，奥尔布赖特仍沿用夫姓，从事她所热爱的政治和学术活动。
早在1976年，奥尔布赖特便在为缅因州国会参议员马斯基的总统竞选中崭露头角，被马斯基提升为自己的首席立法助理。1978年她又进入民主党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布热津斯基手下负责与国会的联络工作。1981年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她转入学术界，先后担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从事东欧和苏联问题研究。1983年出版了《波兰：政治变化中新闻界的作用》。同年，她到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执教。她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她曾4次荣获“年度最佳教师”奖。为扩大影响，奥尔布赖特常在家举办外交政策沙龙，结识了众多民主党要人，其中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比尔·克林顿。1984年她担任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的外交政策协调人。1988年再次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外交政策顾问，杜氏的对外政策讲稿多出自她手。1989年奥尔布赖特任民主党全国政策中心主席，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党内的地位。同时，她在国会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经常征求她对外交事务的意见和看法。1992年她第三次为民主党出力，担任克林顿总统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参与起草民主党竞选纲领。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任命她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继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之后出任该职的第二位女性）。
克林顿对奥尔布赖特十分器重，给予她内阁级待遇。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她可以和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起参加国家安全会议，成为美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人和决策人之一。
奥尔布赖特是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强硬外交的推崇者，在美对俄罗斯和东欧政策、人权外交上很有影响。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改变了传统上该职务只是被动的执行命令而不制定或解释政策的形象，有时甚至还发表一些与国务院态度不一的言论，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在国际上，她因积极推销美国强硬外交政策而成为联合国最具争议的人物。奥尔布赖特反对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应寻求同其能力、愿望和价值观相平衡、原则与实践相结合的外交政策，根据不同形势和美国的利益，分别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主义或三种手段相结合来采取行动，进行有选择地干预。她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美国安全战略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处于核心地位，不能取代强有力的联盟和强大国防，美国的军事实力才是维持当今国际秩序的最有效力量。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她主张安理会的组成应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她支持吸收日本和德国为常任理事国。同时，奥尔布赖特还认为，联合国不应过于庞大而影响效率，提出了包括控制预算、杜绝浪费、调整机构、理顺关系等十条建议。在地区问题上，她力主美国出兵海地恢复“民主制度”；在军事上遏制两伊，以使经济制裁更有效；主张有条件赞同俄在独联体内起领导作用，支持北约东扩。
对于此次奥尔布赖特获国务卿提名，美国舆论有不同看法。著名的有线电视网（CNN）政治评论员施奈德评论说：“大家都清楚得很，奥尔布赖特中选的唯一理由是她是女性。”有人认为，论外交才干，原来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前波黑问题特使霍尔布鲁克和已退休的参议员纳恩都比奥尔布赖特强。与其说她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倒不如说她的“内交”才华更为突出——更善于向国会和公众推销政府的外交政策。奥尔布赖特自称是“政治动物”。此次奥尔布赖特脱颖而出，一是第一夫人希拉里功不可没；二是她一直对克林顿忠心耿耿，在联合国为维护克氏的外交政策很出了把子力气；三是因为她与国会共和党人有着密切联系，被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赫尔姆斯称为“干练、勇敢的女性”；四是因为她是妇女，此次克林顿当选总统所获妇女选票达54%，奥尔布赖特作为妇女界的代表人物，无疑受到妇女组织的极大支持。
奥尔布赖特生性率直，喜辩论，善交友。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韦尔访美时，曾请她担任翻译和顾问，两人成为挚友。除英语外，她还通晓法语、俄语、塞尔维亚语、捷克语等4种语言。每周她要在华盛顿的白宫和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间穿梭5次，总能保持充沛的精力。
共和党人科恩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准备1997年1月3日国会参议院任期届满离开华盛顿回缅因州老家时，会接到克林顿亲自从白宫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就像当年共和党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罗伯特·洛维特分别担任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杜鲁门的国防部长。
科恩1940年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缅因州。其父是俄国犹太移民后裔，其母是爱尔兰清教徒。1965年，科恩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其后担任过县助理检察官、市议会议员、班戈市市长。1972年他当选国会众议员，年仅32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被认为是“共和党最有希望的新星”。1978年被选为参议员，曾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政府事务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委员。1995年1月起出任参议院老年人特别委员会主席。
科恩在许多问题上具有独立见解，1974年7月他曾投票支持要求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议案，还作为国会“伊朗门”事件调查人批评过里根总统。科恩是国防和外交问题上很有影响的鹰派人物。他要求增加国防和情报事业开支，强调地面导弹防御的重要性，主张扩大海军，增强海上补给能力，组建更多的机动部队。在社会道德规范上，他多持温和自由派观点，如支持堕胎，支持民权法案和家庭医疗准假法。由于党派色彩较淡，他一直被认为是国会中两党合作的“桥梁”。美国舆论认为，克林顿提名科恩出任国防部长，意在实践竞选时的诺言，创造两党合作气氛，利用科恩在国会的工作经验和共和党人的身份，协调白宫与国会共和党的关系。
科恩为人随和，多才多艺。他曾当过篮球运动员，还擅长文学创作，作品多为侦探小说和诗集，讲演经常引经据典。
“外交政策班子内的胶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
在提名塞缪尔·伯杰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仪式上，克林顿引人注目地当着全世界电视观众的面，热烈地拥抱了这位与他有着20多年交情的老友。作为总统在外交和国防事务方面最主要的助手，伯杰将在白宫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的所有情报和信息资料做出判断，将最为重要的部分归纳出来，每天向总统汇报并提出建议。
伯杰1945年10月28日生于康涅狄格州沙伦。先后取得过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文凭。大学毕业后受聘担任民主党议员的立法助理。稍后进入华盛顿著名的霍根—哈特森律师事务所，成为长期合伙人。卡特执政时期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同时兼任国务卿的演讲撰稿人，并且由此在华盛顿外交圈子中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
克林顿与伯杰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72年，那时克林顿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竞选的活动中相识。克林顿当时负责竞选集会的组织工作，伯杰则负责起草讲演稿，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1987年和1991年，克林顿在决定是否出马竞选总统时，曾向伯杰征求过意见。当克林顿决定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时，便首先请伯杰担任外交政策顾问，为他网罗外交人才。大选获胜后，伯杰出任过渡班子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主任，帮助克林顿挑选对外政策班子。伯杰推荐在国务院任职时的老上司莱克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自己则甘当副手。克林顿在提名时说，“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就外交政策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向伯杰征求过建议和忠告”当为肺腑之言。
伯杰以促成共识和博采众议见长。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杰主持每周一次（危机时期每天一次）的部际副部长级外交政策会议。曾作为国防部副部长参加过这些会议、后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多伊奇在评价伯杰的为人和作用时说：“伯杰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班子内的胶水”，“他不强加于人，而是鼓励形成共识”。伯杰向来有最诚实的掮客的名声，他能够不折不扣地向总统反映各方意见。1995年，白宫有人曾鼓励总统将他调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此议急坏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他亲自找总统说明让伯杰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价值。
伯杰为人风趣幽默，很受同事的欢迎。比起他的前任莱克，他更擅长于和新闻界打交道。这种特长使他成为克林顿第一任内外交政策的主要辩护人之一。他认为克林顿政府执政几年来所取得的基本经验是：美国的领导作用是冷战后世界稳定的关键；外交政策不是短距离冲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会见效；世界形势日趋复杂，没有任何一种简单的理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伯杰对担任副职不再有什么兴趣，他早就放出口风说，要是得不到更高级任命的话，他将离开政府。当克林顿的另一位老友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宣布退出竞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并保证支持伯杰的升迁后，总统便下了提升伯杰的决心。有评论认为，今后4年对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人，可能既不是奥尔布赖特，也不是科恩，而是伯杰。
擅长幕后策划的情报头子：中央情报局局长莱克
安东尼·莱克具有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所需要的三个特点：有学术头脑、守口如瓶并得到总统信任。他在接受总统的提名时说，他对这个新工作很有热情。提名刚刚结束，他就前往中情局总部，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做自我介绍，大有要干上一场的架势。
莱克1939年4月2日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其后又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1962年进入国务院工作，先后任驻越南大使亨利·洛奇的助手，基辛格的特别助理。1970年，因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与基辛格发生意见分歧，愤然辞职。后曾为民主党人马斯基和麦戈文助选，并先后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罗得西亚项目主任和国际开发组织志愿服务处执行主任。1976年，任卡特外交问题顾问，随后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1981年后在阿默斯学院和蒙特荷利欧克学院任国际关系教授，著述颇丰。1991年，经伯杰引见与克林顿相识，成为克林顿最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任命他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莱克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班子中最有学问的人，被看作是克林顿第一任内外交政策的主要规划者之一。早年的外交实践和多年理论研究，使他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外交政策理论和思想。莱克把自己的外交思想称为“务实的新威尔逊主义”。早在70年代，莱克即提出应该用“真正的实用路线来实现美国的传统原则”，以“和平、经济发展、个人权利”为努力目标。后来莱克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原则，主张以实用路线来实现美国的价值观，即美国使用军事和经济力量进行干预，促进民主。莱克认为“利益和理想迫使我们美国不仅要参与，而且还要起领导作用”。在其主持和协调下，美国先后提出了“扩展战略”、“接触战略”、“双重遏制战略”，并进而提出“国家参与和扩展战略”。
从外表上看，莱克很少抛头露面，在公开场合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再加上他说话时语调柔和，很容易给人一种软弱的错觉。但在政府内部，他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名声。与他共事多年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技巧、处事果断，而且常常是很成功、很善于争斗的官僚。他还是一位强硬的幕后操纵者，能够成功地使官僚机构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尽管莱克有自由派学者的声誉，但与大多数自由派学者不同，他对美国在国外采取秘密行动并不反对，甚至支持其前任局长多伊奇采取更多的秘密行动以反对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的努力。他是少数能够经常在总统耳边吹风的智囊之一。每天早上克林顿听取中央情报局关于全球形势的通报时，莱克都陪伴在旁。守口如瓶的作风更成为他担任中情局长的一大资本。1994年，白宫做出容忍伊朗违反联合国禁令向波黑穆斯林运送武器的决定时，他竟然没让当时的中情局局长伍尔西知道。
莱克深得手下人和同僚的尊敬。多伊奇对他的继任者大加赞扬，说莱克有作为一个中情局局长所必备的条件，即与总统有良好的关系，得到总统的信任，能够接近总统，而且他很聪明，对情报也很有兴趣。莱克手下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莱克不仅擅长使用情报，更长于对情报作出判断和分析，他的缺欠是对中情局内幕缺乏了解，尤其对秘密行动的了解相当少。但莱克也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即现任中情局副局长乔治·特内曾当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计划主任，是他的老部下，此番两人再次搭档，将大大弥补莱克这方面的不足。
凡是见过鲁宾的人，谁也忘不了他那忧郁的眼神；凡是和他工作过的人，都对他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称赞不已。
从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起，鲁宾就一直是经济班子的核心成员，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执行人之一。从最初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到1993年被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再到1995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他的职务越来越高。随着本特森、泰森和赖克等克林顿原经济班底的人相继离去，鲁宾无疑将成为今后4年克林顿的经济总管。
除自身才能，鲁宾还具有良好的背景。他生于纽约，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等名牌院校，并在毕业后从事的3年律师工作中，与华尔街的老板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66年他加盟戈德曼—萨克斯投资公司，成为合伙人。经过26年奋斗，当上了该公司两主席之一，年薪高达2650万美元。作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主要筹资人，这位前华尔街的大经理正是克林顿联系华尔街的政治纽带。
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时，他每天要同克林顿会面15—20分钟。就任财长后，鲁宾开始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他主张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维持稳定和强势的美元，扩大出口，增加国内就业，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由于两人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得益彰，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为克林顿连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鲁宾还是美国国际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制定人之一，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美对日贸易的政策设计和解决墨西哥金融危机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强调，美国必须在全球经济的四个关键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继续维护自由贸易，扩大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进行改革；保障全球金融稳定，以使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免遭全球金融市场突发事件的打击；打击全球经济犯罪。
白宫里的“拼命三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
年龄不到38岁的吉恩·斯珀林被克林顿提名为下一任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这个职务的责任是协调政府各部门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并在政策选择上向总统提出建议。照一般人看来，总统应该挑选一个更有管理经验的、更熟悉国际经济事务的人来担当此职。
然而，熟悉斯珀林的人都知道他虽然年轻，却有着相当不平凡的经历。他曾先后获得过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文凭。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但就是这个“小字辈”却曾在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班子里当过经济和国内事务顾问。出任过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的律师和顾问。作过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劳伦斯·特赖布的研究助理。当过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的首席经济顾问，并在这个位置上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最后投到克林顿麾下，出任总统竞选班子经济政策主任。1992年克林顿大选获胜后，斯珀林先后被任命为过渡班子副主任和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作为副手，他主要为总统撰写政策备忘录，参与撰写总统演说稿和推进总统的经济议程。
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国内政策问题的副主席，斯珀林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发挥着政策顾问和政治协调人的双重作用。尽管他同白宫其他政治顾问一样强烈主张实施联邦计划，增加平民受教育的机会和帮助穷困者，但作为总统经济计划的主要起草人，为使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又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与国会妥协，这样，他便成了主张坚持原则的总统政治顾问们的出气筒，经常受到无端的攻击。在白宫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像斯珀林这样为克林顿再次当选呕心沥血地工作。这位在白宫出了名的“工作狂”，常常因为工作而忘了吃饭的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他因为自助餐厅已经关门而从出售快餐的机器上购买食品。在帮助总统竞选连任的过程中，他花了大量时间专门研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多尔的经济计划，并挑出其中的毛病。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许多得力干将接二连三地离开了政府，这位好激动的、爱喝咖啡的经济顾问遂成为总统最亲密和最信任的助手。
斯珀林还擅长同新闻界打交道，他总是力求使克林顿的政策最好地显示出来。全国广播公司“与报界见面”节目主持人蒂姆·拉塞特说：“他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他传真给我10页有关白宫政策的文件。我打电话告诉他说：‘喂，吉恩，我好像记得总统曾经有过为中产阶级减税的许诺。我怎么没在你给我的文件中看到这一点。’电话那端沉默不语。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一份6页长的文件，专门解释通过收入调节税减免，已经如何帮助了中产阶级。我意识到仅仅是因为我的自作聪明，使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把周末的时间也牺牲了。”
克林顿提名斯珀林时说：“他在制定我们的预算、税收、培训和教育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知识还是技巧，无论在智慧还是心灵方面，我都很依赖于他。”克林顿开玩笑说，“斯珀林得到提升的一个前提是，他必须答应回家睡上一觉。”
对于斯珀林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这个新职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曾将斯珀林网罗进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他“是不可缺少的，他有确保好的政治就是好的政策的天赋”。继续留任财政部副部长的萨默斯认为，斯珀林对预算和税收问题了解的程度简直可与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的专家相比，甚至超过他们。斯珀林总是能够把总统的利益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扮演内部亲善大使的角色，使每一个人都能够高高兴兴地离去。还有人评论说，斯珀林“有知识、有本领并了解该委员会的历史，他在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上是个好的战略家。但不利的方面是，他从未真正掌管过什么；如果他担任一般工作，上司都会喜欢他。但他是否真能独当一面尚不得而知。有关吉恩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他不喜欢与人针锋相对”。
政商两栖明星：商务部长戴利
几乎没人对克林顿提名威廉·戴利出任商务部长感到意外，甚至不少人认为4年前他就该在内阁中有一席之地，因为他是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的主要功臣之一。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戴利本人却“乐”晕了头，在众目睽睽的提名仪式上栽倒在地。事后，白宫的医生解释说，由于室内太热，而戴利又没吃午饭，导致血糖太低而晕倒。
今年48岁的戴利出身芝加哥的一个政治世家，其父（已故）理查德·J·戴利曾长期担任芝加哥市长，长兄理查德·M·戴利则是现任芝加哥市长，他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戴利家族不论在伊利诺伊州，还是在民主党内都很有影响。戴利与政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小时候就经常在家里接到总统从白宫打来找他父亲的电话。大学毕业后，他与别人合办了律师事务所。1979年，结识了克林顿，两人成为挚友。整个80年代，他一直活跃于政界和商界，先是为其长兄竞选芝加哥市长出谋划策，充当幕后顾问，后来又当上了芝加哥联合银行行长，成为金融界的宠儿。1992年，他出任伊利诺伊州克林顿竞选班子的主席，为克林顿赢得该州24张选举人票立了大功。媒体一度传言克林顿考虑让他出任运输部长。1993年9月，戴利被克林顿任命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总统特别顾问，他组织的游说活动最终促使国会通过了该协定。舆论评论，这不仅使他受到商界的普遍欢迎，还使他获得白宫的尊敬。1996年，他再次出马为克林顿在商界筹资助选，并成功地组织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戴利既是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个精干的政治家。克林顿在提名仪式上称，戴利“具有罕见的工作能力”，是位“杰出的律师和商界领袖”。但今后4年，他不仅要在国外扮演美国的“超级推销员”，还要在国内顶住不少人主张取消商务部的压力，同时也要面对共和党要求澄清商务部在民主党接受非法竞选政治捐款问题中所扮演角色的发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已表示：“戴利必须协助国会调查商务部涉嫌收取非法政治捐款的问题。”
去年12月9—1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首次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代理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左右开弓，不仅与发展中国家代表发生激烈争吵，还与欧盟代表意见相左。会议最终通过了到2000年取消所有信息技术产品关锐的协议。10多个小时后，她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总统贸易代表。
巴尔舍夫斯基现年46岁，是俄国移民的后裔，法学博士。曾长期从事有关国际贸易法的研究、咨询和诉讼工作。1993年，被任命为总统贸易副代表，成为原贸易代表米基·坎特的副手，负责亚太、拉美地区事务与知识产权、投资领域。1996年4月，坎特调任商务部长后，她升任代理贸易代表。
巴尔舍夫斯基当时在坎特调任后没能马上担当正职的原因，是她缺乏与克林顿和民主党的天然政治联系，不太懂得华盛顿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被任命为代理贸易代表后，她曾问坎特是否应给克林顿写封感谢信，结果她被告知，以她的新身份已经可以直接给总统打电话了。据美国舆论认为，此次她被提名扶正，一是因为她在贸易谈判中的强硬名声，二是因为她是女性。的确，在贸易谈判中巴尔舍夫斯基绝非像在国内政治中那样稚嫩，其强硬风格丝毫不逊于前任坎特。她也因此被誉为“贸易民族主义者”，并得雅号“石墙”，意为难以逾越。这些年来，在谈判中深受其苦的日本贸易官员称她是“龙女”。港台媒体更是把她和她的中国对手吴仪戏称为“一对铁娘子”。
巴尔舍夫斯基的提名在经国会批准时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她在华盛顿担任律师期间，曾作为加拿大木材业的代表与美国政府谈判。根据1995年通过的美国有关法律，任何人若在美国与外国的贸易谈判中代表过外国政府，就不得担任贸易代表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