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彪[1]2004年在《跨越时空的对话》文中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围城》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小说由于在题材选取和审美品格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文学批评界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二者放到一起加以比较。但一般论者都只是从一个方面加以对比，而且习惯于分出高下优劣。本文试图从作者的创作态度、作品的思想主旨、美学特征、结构特征等方面全面揭示两部作品相似而又各异的艺术世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围城》与《儒林外史》都是本着理性的态度对世事人生加以解剖，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作者所深恶痛绝的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恶劣的社会风气，而且满怀一腔火热的“济世”热情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开出了疗救良方，同时也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围城》则受西方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深入考察人性的根本颓败和处于现代文明下人类的生存困境。《围城》的讽刺无论在对象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有别于《儒林外史》，但毫不影响二者同为讽刺小说的经典。二者都表现出悲喜交融的审美特征，但在喜剧质素上《围城》显然较《儒林外史》更为丰富；二者结构各异，却在对结构的认识以及结构与内容关系的处理上取得了共识，都具有人物小说的结构特征。总之，二者在很多方面达到相通，但时空的巨大变化毕竟造成了很多差异，《围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显得更加深刻与丰富。但区分高下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不能用固定的规范与教条去匡正。
龚敏律[2]2008年在《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中认为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着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叁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叁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叁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暖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已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
韩知延（Han, Jiyeon）[3]2013年在《钱锺书：“文”与“学”之间（1929-1949）》文中研究说明纵观钱锺书着述文本的总貌,在“文人”与“学人”之间和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自由地游走,逐渐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思路、“打通”的治学方法,以及独具一格的着述风格。他以一个追求者的姿态,选取一个广阔的视角,博通古今,融贯中外：他对文学的思考和学术的表述,将两者看做一个整体进行详细着述,跨越文学与学术的两大领域,打破时空和学科界限,实现所谓的“通观一体”,可谓是“学人之创作”、“文人之学术”钱锺书之所以文学、学术兼擅,并被誉为中国文化的象征,除天赋和才气的缘故之外,关键在于他的“文体感”,他对文体的敏感并乐于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他的创作关怀和学术追求的文体实践,由此促进了不同文体之间的流动与融合。若以文类或体裁等具有概念意义的用语来解读钱锺书其文、其学,既难以涵盖钱锺书对文体特有的敏锐感觉,也难以扩张多元解读的可能性。基于此,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讨论,试图从钱锤书早期着述中所体现的“文体感”入手,主要的论述方向确定为“文”与“学”之间的钱锺书,即把握作为“作家”和作为“学者”的钱锺书,打通二者的互动与互渗,并在“以钱说钱”与“以钱解钱”的过程中,立足于解决问题,使曾被忽略过的,或被遮蔽过的文本及其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彰显,寻找新的突破口。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可从几个方面考虑,包括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中的内外语境、文体选择及其特征,以及一些特定文体的特殊性等,故界定在1949年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限在某个特定对象。换言之,1949年之后的可作为论述过程中的引进参考,此研究的整体方向均涉及到钱锺书全部着作及文体实践。本论文除目录、参考文献和附录外,共分为导言、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在导言中分别提出“关于钱锺书的问题与思考”、“研究综述”和“研究角度与方法”。正文共分为四章,将各章节落实到钱锺书的“文体感”,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感”。本文以此为研究重点,选择小说、散文之外的论文、随感、序跋、书评和译文等各类文体,考察其在钱锺书文体实践中所体现的“性情趣味”和“学术旨趣”。第五章作为结语,对正文中所论述的要旨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钱锤书,并力图发掘“钱锤书文体”自身的面貌及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此外还指出本研究的意义及今后钱锺书研究的方向。钱锺书在自身的“治学思路”与“着述文体”之选择上不断提醒自己,透过一己的有限生命,从“零星随感”到“圆照周览”的演进过程中,获得历时性的“成长”,且以“边缘人”的角色,同时站在“文学”和“学术”的两个边缘上,确立博大的治学方向与态度。
关士礼[4]2008年在《师陀乡土小说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师陀一生共创作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体裁271篇文学作品,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大多数文学史着作以及专论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研究着作,或是对师陀只字不提,或是将师陀划归为京派作家一笔带过。师陀研究领域内部在师陀“是否京派”这个问题上,回答却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师陀的乡土小说从创作伊始就被刘西渭称赞有“奇特的风格”,然而70年过去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依然没有人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由夏志清和胡乔木两个有力平台对师陀小说进行了推介,依然未能改变师陀以无名状态存在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接受障碍”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说明师陀的无名状态不是其艺术成就不够的简单反映,而是关乎其小说文本本身的特殊性,关乎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化时空之间对话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以问题的集中发生地——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为研究入口,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能够回答的将不仅是师陀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对话关系中,揭示出超越师陀研究层面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和文化史现象。本文分别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化时空作为参照,以对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的分析解读和师陀研究成果中矛盾牵强、不合逻辑之处为研究重点,沿着层层深入,由末及本的研究路径,对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研究,以求挖掘出师陀乡土小说真正的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对师陀及其乡土小说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分四章论述。第一章是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研究。以往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个性的研究,都是通过将师陀部分乡土小说与“京派”、“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表象比附而得出结论,“是否京派”问题的长期分歧便与此直接相关。本文避开了这个以偏盖全,停留表象的研究方法,将目光拉回到师陀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共同根系和土壤中去,将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第一步,不是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能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被阐释,而恰恰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不能被合理地阐释,在师陀研究70年中,有些作品如何地一直被误读或者直接被无视。第二步工作,不是单刀直入地引入理论符码,而是把师陀乡土小说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这样既能确切地看清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强大的遗传性,又能清理出师陀跳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格局之外的那部分“异类”作品。第叁步,是把相同题材和情节的师陀小说文本与现代小说史上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发现社会身份、历史处境和人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师陀文本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指向,并形成了师陀自己的情节模式、主题范式及人物谱系,这些文本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独创。在传统的乡土小说研究批评标准中,它们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无法得到辨认,自然也无法获得文学史的位置。第二章的任务是借用理论符码为这些乡土小说史上“熟悉的陌生人”进行定性,以便揭示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本章由师陀具有独创性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虚无主题的一致性入手,发现师陀这一部分乡土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小说文本,且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在师陀没有可能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本影响的情况下,这是跨越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一次精神奇遇。借用存在主义理论符码对之定性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两个不同文学平台上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价值,存在主义视野造就了它们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全面超越,这种艺术独创的文学史价值已非鲁迅、沈从文两座乡土小说创作高峰所能覆盖。二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想象作为本土原创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中国传统史传体式中成功建构了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从中自然生发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其审美价值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纯粹性都非那些挪移西方哲学理念和文学模式、实验性大于艺术性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所能比拟。如果说第一章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是勾勒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个性的“形”,第二章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定位师陀乡土小说特殊的“形”,是捕捉其艺术个性的“魂”,那么第叁章的任务,则是挖掘其艺术个性的“根”。师陀的存在主义由何而来?又与以启蒙、革命为主潮的现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互动关系?本章由文及人,结合文本与史料,并以鲁迅、残雪、卡夫卡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动态和立体地分析了师陀与他所在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此完成了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和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得失的总检讨。研究发现,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的乡土小说文本复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大众性”本义,这是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也导致他脱离了精英文化板块而造成“无名”的焦虑,导致他向鲁迅“认父”性质的并不成功的文学创作模仿行为,为他的超前性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和艺术的代价。师陀的存在主义乡土小说作品创作发表于1934——1939年,为什么时经70年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识别?在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师陀没有得到辨识是个偶然还是理论逻辑上的必然?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师陀的存在主义才能够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无望村的馆主》在1983年的版本修改和主人公形象的非法性问题入手,分析了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内容实际上属于初期现代主义范畴和对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偷换式使用,而存在主义热也部分地表现为存在主义概念范畴的泛化和误用现象,甚至于将90年代初社会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文化格局中西方启蒙精神的合规律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回归误读为存在主义文化精神的出现,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因超前于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文化时空而不可能得到识别。进而,本文通过对世纪末两个畅销书作家笔下的“逻辑自杀”文本的采样分析,发现了它们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可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初步成型之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言性才能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
余婉卉[5]2010年在《“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晚清民国留学生对异质文化的体验和传播,构成了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国和母国之间,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其跨文化性契合于形象学的研究条件和目标。当这群留学生进入想象性的文学叙事,成为一种混合了情感和思想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时,便以形象化的方式置换了缺席的异国原型,显示了时人在审视和想象着异国“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其间所涉及到的回忆及其再现还往往具有寓言性质,表达了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密切关联着身份认同、国族主义、权力等问题。浏览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在“被书写”和自我书写中,统一的留学生形象是不存在的,他们呈现出裂变多元的样态,要对之分门别类,企图从中浓缩出规律和共性,也是如此困难和牵强。他们的生成并未呈现出环环相扣的关系,要从中归纳出一条明晰的思想史主线分外艰难。这种形象多样性的特殊症结在于,留学在晚清民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留学生是彼时社会表情的一种表征。文化现象的庞杂性使得新兴的留学生群体难以被某种单一的形象所规约,犬牙交错的舆论在价值判断等方面影响了文学形象的塑造,而文学又参与到了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之中。不过,在留学生形象的丰富多元之态中,仍有一种现象引人关注,即晚清民国文学对留学生的负面书写蔚为大观。许多文本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斥责留学生们的不学无术、行为败坏、怪行怪状。与这种道德谴责相对接的,是大量留学生角色的郁郁不得志。尤其在“五四”前后,留学生的深度自我刻画逐渐盛行,他们感伤自卑,流露出沉重的失落感。由此,当晚清民国的留学生在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中被奉为“一国之原动力”的精英人物时,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与留学史的宏观叙事之间裂开了缝隙。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为何如此热衷于从负面书写留学生?显然,勘测这一问题的症结,对理解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互动关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道德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点和诉求,由民族主义而生的政治焦虑使得留学生常常承受“恨铁不成钢”的关怀。这种亟欲从“天下”向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恰是西学东渐中的舶来之物。史实的吊诡在于：清朝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溃败,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留日潮。留日生在日本触碰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之后,向中国全面地引入了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框架,也萌生出对日本民族的排斥感。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下,留学生以个体的遭遇象征民族的受难,易由自尊滑向极端的自卑。在文本的“再现”中,作为革命者的留学生将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话语替换为华夷之辨,以汉族本位建立民族认同；“国难当头”的语境令学术与救国成为一对矛盾体,留学生因而展开“经世致用与学术独立”的辩析。其次,全面留学的现象,正是建立在全盘西化的预设之上,留学生形象的负面色彩之所以如此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尊西崇新之风对晚清传统士人的冲击。西学新知的强势介入使旧式知识分子陷入身份危机之中,面对日渐“得势”的留学生,他们难以把握心态的平衡,故对留学生多“谴责”之声。晚清民国的文学作品强调了留学生形象的诸种“洋派”表现,将他们刻画为“穿西装的文明人”。而“洋派”话语往往与误读相伴相生,不论是留学生的异域体验,还是他们对西学新知的理论引介,或多或少都忽略了“西方”本身的建构和西方思想的多面向。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对“自由”等概念义理的阐扬可堪为例。在这尊西崇新的大趋势中,洋文凭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资本。留学生们构成了一个文化权力网络。在这种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中,留学国别深刻地影响着留学生的话语权。再次,在古老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时间转折点上,留学生形象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语境的变化中,在多重身份的转换中,他们常常迷失方向,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其中,尤能暴露留学生传统意识的是隶属私人领域的女性观和情爱话语；而传统的性别观又在这种女留学生形象的建构中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然而,所谓“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仍囿于二元对立思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亦新亦旧和亦中亦西其实是常态。传统未必是虚构的,但传统又着实是被建构的。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从一元论的固有定势出发,文本中的留学生便注定要在对立中奔突,难以实现“中体西用”的目标。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但是,尽管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却道出了近现代留学史的另一面,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新历史主义已将“历史”归为一种文本的“修辞想象活动”,但文学叙事更能展现历史中的个人体验和潜意识场景,更能挖掘出宏大历史叙事之下的种种记忆。
程丽蓉[6]2004年在《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文中认为作为在现代文学整体构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类型，小说及其研究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相当大的比重。然而，综观数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仍是极其薄弱的学术暗区。主要体现在：1、小说理论研究与小说作家作品现象性研究严重失衡，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小说研究和小说史研究的难以深化和缺乏关联性系统研究；2、小说理论的专门研究极为薄弱，多被纳入“文学思潮”整体研究之中，严重缺乏体系性和专门性；3、至今可见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论着，或者只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进行“史”的编程和描画，或者陷于对现代小说理论材料本身的归纳分析。从话语研究角度讲，已有的这些研究基本上仅仅只是对中国小说理论话语“本文”的研究。整体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线性研究”和条块分割的零散状态——雅俗分割；传统渊源与国外来源的影响研究各自独立，或者仅见“影响”而严重忽视理论主体的自觉选择；拘于某人某派的小说理论清理，而未有“关系结构”研究及由此而来的整体感和历史感等等。这种状态显然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文艺学发展的形势，也不能真正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很好地联系起来，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开辟出一条新路。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小说理论长期以来被打入冷宫，一个关键原因就在其理论本身相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理论的落后性和幼稚性，如果这块领域的研究仅仅停留于对现代小说理论本身的清理和分析、解说，除了“史”的价值外，意义不大。但是，现代小说理论乃是处于古代与西方小说理论相交接的重要地带，在这里混杂着中西文化与文学观念交锋的印迹，因此它具有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理论迥异的语境、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以及话语流通状态。显然，在这个领域研究中，关键的问题不在“说的是什么”，而在“谁在说”、“如何说”和“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因此，借鉴话语分析理论，从比较文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弥补前述研究缺陷的重要途径。 本文的研究突破以往研究或仅止于“史”的线性勾画，或陷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资料中作分割、零散研究的局面，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最重要的话语，展开纵横交错的“关系结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本文”，而且更加重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各个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包括话语说话人、受话人、语境以及话语交流沟通的条件、状况等。这有利于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其他领域的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和间接地推进中国现代小说、小说史和小说家的研究工作，进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话语和西方小说理论话语的深层互动关系，以及后二者的交融、转化如何在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自主选择下生成新的小说理论话语，并深入探索这种交融、转化、生成的内在规律，由宏观而微观，注重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关联性研究。本文的研究还十分注意彰显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个体选择和阐述对西方小说理论话语的改造和变异作用，突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以利清除长期以来笼罩在这块领域头上的帽子—“西方小说理论的翻版”—对该领域研究的阻碍，不仅为该领域 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基础，而且有助于为当今学术界探索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提供历史鉴证和解决思路。 全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论组成，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在概述和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写作取向和主旨，对本文涉及的一些关键词，如“话语”、“对话”以及“权力”等，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章揭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总体性特征。第一、二节着重探讨‘说话人”的主体意识—现代精英意识和创造意识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生成中的作用，充分揭示说话人在中国现代多方对话场景中的主体性和决定性作用，突显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相对于中国古代、近代和西方小说理论话语主体的区别性特征;第叁节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流通条件和 II状态，着力讨论大众传媒和现代文学制度对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影响，特别是团体控制、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对现代小说理论话语形成和变化的双重作用。 第二章清理、阐释中国现代小说理论重要话语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话语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着力在话语涵义的历史变迁中，揭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话语的现代化过程和状态。第一节以“雅”、“俗”、“大众化”为论述对象，考察这一组话语在现代的涵义变化及其原因，着重讨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对古代小说“通于俗”和“使俗通”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关注“雅”在现代小说理论话语中的缺失现象及其成因，并试图匡正当今研究界存在的一些误解和混乱说法;第二节论析古代小说理论?
周海波[7]2004年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为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有关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考的总结，它从现代报纸期刊为主体的传媒角度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流变、文学特质、文体特点，以文学史研究方法提出建构现代“大文学”的理论设想，并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现代传播媒体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不仅把报纸期刊作为文学的背景和载体，而且也作为文学本体来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文学符码系统的文学存在进行研究。因而，这一研究将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现代文学观念等方面实现某些突破，建立起新的研究格局，加深我们对于现代文学本质的认识。 论文从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走向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两大重要成果入手，提出重新认识和重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学术思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首先在于它的文学场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场是以报纸期刊为主体的现代传媒所形成的，与政治场和商业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现象，因而，它超越了“纯文学”、“纯审美”的范畴而具有了“大文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传媒就不仅作为文学载体存在，而且也作为文学本体存在，与现代文学具有物质性、中介性、语境和共生性的多重关系，带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新质。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社会革命受挫之后向文学的转移，以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为标志，现代文学开始一次现代之旅。以现代报刊为中心形成了知识分子参加的“文学场”，这个“场”影响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属性。从现代传媒的运作方式来看，现代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报刊的政治功能，以“运动”、“革命”的方式推进文学的发展，试图以文学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形成现代文学的运动特征，促成现代作家、现代文体的泛化现象。现代传媒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以言说的平台，作家借助报刊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社会、人生、文化等问题，营造一个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公共领域。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新质，呈现出某些原创性的特征。现代文学首先是传播媒体、传播方式的现代性，现代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正是文学传播媒体与方式所引发的现代创作思维和现代审美特征。有机整体特征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现代性的突破口。现代传媒是面向以市民为主体的平民大众的媒体，这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发展趋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都属于通俗文学，它由新文学和流行文学组成。新文学报刊主要面向知识分子，流行文学报刊则主要面向市民，由此出现“大众化”和“化大众”的文学分野。科学理性也是现代传媒语境中文学新质之一，现代传媒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传媒作为“人的延伸”，使人的思想长出了科学的翅膀，现代文学在参与社会过程中体现出“人的文学”和现代文体的理性精神。 现代传媒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为主的启蒙思想，不是产生于民族内部的自身要求，不是社会工业化的文化趋向，而是现代传媒引进西学后的诱惑性话题，“新民”、“新青年”等启蒙目标是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传媒为启蒙运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以大众文化的方式直接参与民众的启蒙活动中，并由此形成现代传媒作为启蒙的叁种方式：知识性启蒙、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营造、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建构。但现代传媒参与启蒙运动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使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但现代传媒在解放人的同时也禁锢了人，发挥人的个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的个性，使人在认识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启蒙是一场平民文化运动，作为平民文化出现的现代报刊，却逐渐远离平民，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报刊;现代启蒙运动是一场审美文化运动，但现代报刊却是对审美的拒绝与排斥，现代传媒的发展成为对传统美学观的解构和远禺。 从现代传媒与文体的关系来看，传媒符码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现代文学语言以及文体类型的现代变革，带来现代叙事方式的变革。 现代文学语言方面，现代传媒是白话文的最佳载体，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以浅显的语言向民众普及启蒙思想，达到麦克卢汉所说的“口语词”和“书面词”的统一，体现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当白话报刊大量涌入都市社会，以商品的形态勾引起人们的物质欲望时，现代白话成为都市社会语境中市民的存在基础，市民的日常语言与报刊白话语言在文化层面上发生了对接。但白话文在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也值得人们反思。 小说成为文学的正宗，与现代传媒的兴盛其有直接的关系，一是传媒文体的故事化特点，二是现代传媒的大众化特点与小说的民间精神达成一致，叁是现代稿酬制度促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现代传媒体制中的小说，无论其广度与深度、故事和叙事，还是篇制、风格，都呈现出多元的趋向，报纸期刊提供了小说文体新的艺术空间。 现代散文是一种报刊文体，报刊体制对散文文类、功能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报刊与?
彭松[8]2008年在《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1950年代形成以来,已历经了几十年的过程,虽然其间经历了时代思潮的变化、历史潮流的转换、学术思想的起伏衍替,由冷战过渡到到后冷战时期、由追求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盛行,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时代境况和思想环境中,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保持了不断开拓、时时更新、积极创造的充满活力的势头。几十年来,理论背景不同、学术立场各异的学者们依据自己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和学术个性,发展出形态丰富、内涵深刻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叙述。新颖的理论观点、独特的学术思路、开阔的研究境界,这些都使得欧美的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向度,从强调“纯文学”的非历史化内涵、秉承着英美人文主义大传统的英美文化的主流向度,到取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革命历史实践为研究重点的革命化的左翼向度;从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欧美传统观念,到后殖民主义思潮、及“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诉求;从以台湾为背景、恪守西方价值观、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文学史观,到以大陆为背景、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充分显示自身思想特色的研究向度,这些指向各异、内涵不同的学术向度各自充分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论述、构成关于历史的互为依据、互相指斥、又互相拆解的“众声喧哗”般的对话情境,共同构成了维度开阔的话语空间。在这个话语空间之中,各种不同学术向度的观点互相争鸣、精彩对话、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思想和学术“张力”的场域。正是这种研究格局中内蕴丰富的“向度和张力”成为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显着的一个特征,也是欧美学界数十年来学术更新和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头,这使得这些欧美学者本身的精神世界和学术格局中充满了有机的弹力,使得他们的研究能够在一种思想和理论比较丰盈的内在精神环境中展开,能够锻炼出比较锐利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能够形成比较开阔充实的研究格局和探索思路。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其间思潮迭涌、流派纷呈、成果斐然,本文希望能以有限的篇幅对之做一个比较清晰连贯的梳理。近年来,欧美的现代文学研究被大量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对大陆学界固有的型构和视域形成一波波的冲击,连续形成爆炸性的学术热点和刺激性的思想聚焦,许多欧美学者的理论已为大陆学者们耳熟能详,例如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论、李欧梵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论述、刘禾的“被译介的现代性”等等,这些理论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在不同的层面上持续地引起回响。但与此同时,国内对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梳理和辨析的工作仍相当欠缺,本文就希望能在这方面弥补目前学界的一个空缺,通过对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体状况和内在脉络的梳通和整理,勾勒出欧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并且通过对学术思想脉络的把握,充分呈现出欧美学界研究的丰富向度及其内蕴的学术张力。本文不仅希望对欧美学界的发展脉络的总体状况和欧美重要学者的学术成就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整理,还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揭示出欧美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因,充分展现在理论形态之中所包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立场、审美意识等深层的富有个体特征的精神因素。从这种内在的精神层面上来,充分诠释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丰富复杂、异彩纷呈的外部形态,达到对其价值内核与学术精神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本文在绪论外共分六章,分别对欧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欧美重要学者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和学术成就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绪论中,对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的主要阶段、发展的脉络做了概要的介绍,主要梳理了欧美学界内蕴的几种不同的学术向度,呈现了理论背景、价值取向、学术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对欧美学者们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叙述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价值态度和理解方式。第一章论述的是东欧与苏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苏联和东欧学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呈现出强烈的左翼的思想特征,苏东学者站在唯物史观和革命化的社会观点之上,强调以“科学”、“客观”的历史观点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往往较为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现代具有战斗性的左翼文学。其中普实克、高利克等优秀学者在比较固化的文学观念中寻求某种较具个性色彩的独立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章论述的是西方(西欧和北美)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和演变的过程,西方学界在发展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了一股作家本体研究的热潮,当时西方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众多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创作等作了扎实深入的研究,初次在西方学界形成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潮流,在相当宽广的层面上把中国现代作家群推到世界面前,为今后的多向度的研究奠下了学术基础。自8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取新的研究方式,从文类、现象、运动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研究,在其研究中纷纷采取具有跨越性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采取富有纵深感的透视。进入九十年代,“理论热”更成为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特征,学者们积极吸纳在人文领域流行的各种文学批评方法,是研究呈现出更加复杂纷纭的向度。同时,80年代后赴美的一批大陆学者构成了西方学界新的生力军,他们擅于将49年后大陆社会的记忆和体验与西方理论迅速结合,构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展示新的研究兴趣,因而自具一种新的意义。第叁章着重介绍的是两位在西方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学者——夏济安和夏志清兄弟。夏氏兄弟在研究中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夏济安以“同情的批评”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左翼阵营中几十年来的文化与政治形态,以富有批判意识的眼光深入革命神话的内部,对左翼文学、文化、政治状况进行“祛魅”式的探析。夏志清在着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开宗明义地标榜自己鲜明的文学趣味,毫不含糊地揭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精神,在革命化的左翼潮流之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叙述,在突破和颠覆革命化的文学史观之际,能够提出自身独具意蕴的文学观念,并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的价值估定,从而结构出新的文学史形态。第四章论述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的学术研究,李欧梵具有多重的文化身份和丰富的精神情境,他涉猎广泛,其学术生命历经数十年而始终不竭,随着时代变化时时演进,成为一道精彩的学术风景。但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和话语线索,就是他始终致力于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现代性”,这就是李欧梵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第五章论述的是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的学术研究,王德威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学术思路之中发展一种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文学史观,同时也发展和深化了自夏志清以来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秉持的一条主脉。他的“晚清现代性”论述通过考察晚清文学中体现出的现代性的多重可能,并由是展开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内隐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意义的重新思考,这一理论业已引起学界强烈的关注和争议。第六章是对以叶维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做总体论述,海外学者在考察中国现代诗歌问题时,往往还触及到更内在的语言结构、文化形态、审美精神等深层次的问题,故而这方面的诗学探索对于西方关心中国文化结构和走向的学者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通过诗学思考来进入中国文化的深层领域,追索中国语言文化内蕴的魅力。欧美的巾国现代文学研究含蕴深厚、成果丰硕,本文虽然竭力对其做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并向纵深开掘其思想理论蕴涵,但事实上仍不免存在着诸多缺憾,对广大的西方学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都加以论述,有所遗漏也是在所难免。但本文着力的是把握西方学界发展巾呈现出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向度,对其中含蕴的思想和理论的“张力”加以呈现,尽可能做到力所能及的努力,以求能从思想辨析和理论评述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深度。
应晓英[9]2012年在《论杨绛文学创作的世情化倾向》文中研究表明杨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小说、戏剧、散文、翻译及文学评论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她的文学创作贯穿其一生,虽然期间有过中断,但创作风格、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内在延续性。在横跨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杨绛她始终立足于平凡人生,取材于普通小人物,本着“如是我闻”的超凡气度,如实记录所见世态人情的真相。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主要分四章论述杨绛的世情化倾向。第一章世情化概念的界定。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首先是对世情化概念的界定,对于“世情化”的界定学界尚未有明确定义,但鲁迅、萧相恺等人对“世情”和“世情小说”的界定都强调此类创作在取材上都极大地关注世俗生活,关注市井人情,在艺术手法上都注重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其次是杨绛世情化的倾向。杨绛的创作总是倾向于描绘知识分子和都市市民阶层众生相,关注他们的家庭琐事、男女婚姻,呈现出“世情化”的创作倾向。第二章,世情化成因的分析。杨绛创作的世情化倾向,究其原因是与其成长背景、人生经历相关。杨绛出身名门从小接受过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世态喜剧那种注重人物性格的展现,温婉讽刺的风格和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特有的“一个主角贯穿”的形式都为杨绛的世情化创作提供了写作范式。同时,杨绛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戏曲、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中那些关注爱情婚姻生活的取材倾向和细致描写人物心理的艺术手法也给杨绛世情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第叁章,杨绛世情化的艺术探析。主要是四个方面,“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即杨绛以“士林”为描写对象,真实传神展现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众生相,揭露“可笑的人性”,引发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荒谬以及民族文化心理构成的思考；烛幽索隐、直透心术,即杨绛作为女性作家,能婉曲蕴藉刻画人物内心,将人际间的“心理纠葛”描摹细致,尽显世态；敛纵自如、浑成一体,即从情节结构方面考虑杨绛世情化写作特色,这不仅有利于世态的展现,还有利于主题的突出与形成；会心一笑、轻松揶揄,即在世态喜剧影响下,杨绛同样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并在微妙的动作、表情中负载人性,展现百态。但对人的讽刺并不尖刻,而本着一种“看戏”心态。第四章,杨绛世情化写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对人的本质认识、创作丰盈、纯净的情感世界、特殊时代的人文关怀。杨绛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但无论是解放前还是新时期后,始终不变的是对人性人情的关切。只是在小说、戏剧和散文中所表现的方式不尽一致。小说、戏剧中多以婚恋角度切入,而散文中则以自身经历体味这人间百味。她始终以一种“看”的姿态去认识世间常态,写出人生真相。
许龙[10]2004年在《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钱锺书作为中国现当代一名极富才情的文学家，长期的创作实践让其有着丰富深厚的艺术审美体验。与此同时，钱氏又是一位学贯古今中外的大学者，这就使他在研读中西方文学诗学典籍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与体悟，以其现代先进的学术理念和圆通开阔的研究视野，在植根华夏又与异域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一切都从具体的艺术创作现象及事实出发，通过采用文本细读、连类比较等方法，展开中西文学诗学之间双向互动的平等对话与阐发，探究和挖掘其中“莫逆冥契”的诗心文心与艺术审美规律，在诸如诗歌本体论、诗人主体论、诗歌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等众多诗学论题上都做出了许多超迈前贤的深刻透辟的理论阐释，最终构建了其深宏广博、自成一体的诗学思想，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位获得巨大学术成就并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大学问家。而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在现有钱锺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钱氏诗学思想作整体深入的探讨与剖析，从而全面透彻地展示和阐明其内在丰厚精深的理论蕴含及重大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跨越时空的对话[D]. 陈彪. 安徽大学. 2004
[2]. 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D]. 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3]. 钱锺书：“文”与“学”之间（1929-1949）[D]. 韩知延（Han, Jiyeon）. 北京大学. 2013
[4]. 师陀乡土小说新论[D]. 关士礼.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5]. “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D]. 余婉卉. 武汉大学. 2010
[6]. 对话场景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话语[D]. 程丽蓉. 四川大学. 2004
[7].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D]. 周海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8]. 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D]. 彭松. 复旦大学. 2008
[9]. 论杨绛文学创作的世情化倾向[D]. 应晓英. 广西师范大学. 2012
[10]. 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D]. 许龙.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围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作家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