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态作用对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生态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人口高度聚集，高密度的人口导致了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使城市形成为最具人工特色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内，人与自然，主要表现为人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城市人口既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和主要消费者，又是城市经济系统的主人和主要生产者。城市人口系统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要实现城市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遵循城市人口系统同城市资源、环境系统相适应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在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允许范围内的发展，它要求人类理智地选择经济发展方式，控制资源消耗数量和环境污染程度，并通过对人类自身各方面的调整，达到在保持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条件下人类社会能够永续发展的目的。本文将就人口生态作用状况对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就其对城市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作出判断，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北京市人口生态作用强度分析
1.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的变化
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种生物都要对其生存的环境产生一定的生态作用，城市人口也同样要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生态作用。城市单位人口的生态作用反映城市的单位人口在单位时间内所消费主要资源（食物、能源、水资源等）的状况和所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废水、垃圾等）的状况。城市单位人口的生态作用是城市单位人口对该城市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的综合反映。一般地，城市单位人口的生态作用强度与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城市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单位人口对资源与环境的综合作用强度将呈上升趋势。
表1 北京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变化
年份人均国内生产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
总值①(元) 量②(公斤标准煤)
19852704 286
19903224 338
199513073379
年平均增长率(%) 17.1 2.9
资料来源：①北京统计年鉴。
②北京市能源结构改进方案研究《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文集》1998.10
表1、表2分别从能源、水资源和居住面积（空间资源）三个方面清楚说明了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下面再从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的另一个侧面——人口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来看。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本文只选取人均垃圾量作为反映指标（见表2）。表2本栏数据反映出2 个问题：一是人均垃圾量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体上呈上升趋势（虽然个别年份略有下降，但总趋势是上升的）；二是城近郊区人均垃圾量高于远郊区县。
上述情况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生态作用强度会显著加强。那么即使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不增加，人口对城市资源与环境的综合压力也会增大。
表2 北京人均生活用水、居住面积和垃圾量的变化
年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生活用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
(元) 水量(公斤)
面积(平方米)
1990 3224 165.4 7.72
1991 5781 178.2 8.01
1992 6805 184.3 8.31
1993 8240 198.9 8.51
1994 10265 212.5 8.73
1995 13073 219.2 9.03
1996 14992.4
237.3 9.33
1997 16675.3
268.1 9.66
年平均增长率(%) 26.5 7.1
3.3
年份全市人均年垃圾城、近郊区人均年
量(公斤)[注] 垃圾量(公斤)
1990 348 504
1991 356 525
1992 383 570
1993 392 539
1994 401 580
1995 413 597
1996 408 598
1997 403 574
年平均增长率(%) 2.1 1.9
资料来源：历年北京统计年鉴。
注：本表中的垃圾量用年清运垃圾量代替。即指从城市各生活垃圾点运到指定的生活垃圾最终处理场所（堆积场）的数量。
2.全市规模人口生态作用强度的变化
北京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所承受的实际人口生态作用强度应该是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与人口规模的乘积。也就是说，是不断增长的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与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双重效应的叠加。下面以北京市人口规模的膨胀和城镇生活用水量与垃圾清运量的逐年增大趋势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3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变化
年份全市总人口 城区总人口
(万人)
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
1985
989.1
250.2 25.3
1987
1066.8 261.6 24.5
1989
1085.8 258.4 23.8
1991
1115.7 259.0 23.2
1993
1137.2 264.1 23.2
1995
1170.5 267.7 22.9
1997
1216.7 269.1 22.1
年平均增长率(‰) 17 6
年份
近郊区总人口城、近郊区总人口
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 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
1985330.633.4
580.858.7
1987377.735.4
639.359.9
1989386.135.6
644.559.4
1991408.136.6
677.159.8
1993421.737.1
685.860.3
1995445.538.1
713.260.9
1997482.139.6
751.261.7
年平均增长率(‰)
322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北京统计年鉴计算。
表4 近年北京市生活用水量和垃圾清运量的变化
年份总用水量①城镇生活用水量① 垃圾清运量②
(亿立方米)
(亿立方米)
占总用水量(%)
(万吨)
1980 46.30 3.70 7.99—
1986 36.55 7.18 19.64274
1992 46.43 10.98 23.65430
1997 40.26 10.07 25.01490
数据来源：①北京市水利局 北京市水资源公报
②历年北京统计年鉴
从表4可见， 虽然北京市总用水量随气候变化而上下波动于平均供水量之间，但城镇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却持续增长，垃圾清运量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人口生态作用对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生活、个人交通能源消费量急剧攀升，导致大气污染加剧
北京市大气的主要污染物，采暖季以燃煤造成的SO[,2]污染为主，非采暖季以机动车，尾气排放造成的NO[,X]污染为主。北京市SO[,2]浓度年均值10年来始终超标，近年来超标达1倍之多。影响到SO[,2] 浓度的因素很多，大体可分为城市建设（建成区面积、人均居住面积、绿地面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活动强度、产业结构等）、气象因素、污染源情况（数量、源强、分布、 治理情况等）。 从现在到2000年，气象条件可以认为是基本不变的，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随着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住宅面积不断增大，采暖所用的燃煤量不断加大，SO[,2]排放量将会增大，污染将更加严重。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自1992年后每年增加10万辆，1997年达到127万辆。 随着数量的增加，机动车排放的NO[,x]总量已达到13—15万吨。由于目前尚未对机动车的机械增长采取控制，所以，可以预期，在人均收入突破一定阈值后，机动车数量还会出现跳跃式增长①。
2.生活用水量年年增长，致使水资源更为匮乏
北京市实际天然水资源总量为42亿立方米。我市地表水的80%以上来自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现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用水量增大，造成我市地表水供应呈减少趋势。地下水平均年可开采量为24.5亿立方米，考虑到城市化进程加快，加大了地面铺盖面积，农业为节约用水，也要增加渠道衬砌数量，地下水的补给量也将会减少。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量逐年上升。自70年代始，北京市的地下水开采量已超过了地下水的可采量， 尤其是干旱少雨的80年代，地下水开采量稳定在26—27亿立方米／年，形成连年超采的局面。到目前，全市平原区地下水累计亏损约40亿立方米②，全市超采面积达2660平方公里，已形成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下降漏斗区③，并且造成地面沉降。如果按砂砾层空隙率30%计算，地面下沉1米相当于3米厚地下含水层永久性损失，即使将来采用人工回灌，这种下沉损失的地下储水空间资源将无法弥补④。
目前的态势是，一方面北京的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人均用水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地表水水量减少，地下水连年超采。未来几年内，北京的生活用水量将达到、甚至超过全市年取水量的1/3。现在北京工农业用水已是经过了很大压缩，再减少的余地已很小（见表5）。
表5 1997年我国城市自来水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比例
生活用水:生产用水
全国各城市平均 1:1.47
北京1:0.42
天津1:1.33
上海1:1.29
资料来源：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P370数据计算。
根据年供需水量预测，北京市2000年如遇平水年将缺水2 亿立方米，枯水年将缺水11亿立方米。因此，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水资源缺乏的矛盾将十分尖锐⑤。更为严重的是，在北京市用水结构中，工农业用水比例逐年下降，唯有生活用水比例持续增长，已从1979年占总用水量的8%上升到1997年的25%，试想如果北京的人口持续增加， 人均用水量一路攀升，那么，北京的水资源将无以为继。如此严重的局面已存在若干年，必须立即着手商讨对策，采取措施。
以往的一些对策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增加水量和节约用水等方面，本文认为还应从城市发展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做一些对策研究工作。当年西域民族由于过多引用孔雀河水和塔里木河水灌溉土地，造成罗布泊的干涸，最终导致楼兰等古国古城的没落和大面积沙漠化⑥的惨痛教训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觉。城市水源保证是其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条件，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因此，可以说，水资源的缺乏已成为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之一。
3.垃圾量逐年增大，资源回收无力，使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
北京的垃圾问题也十分严重。1986年时，北京每天的垃圾产生量仅为0.75万吨左右，到1997年，每天的垃圾产生量为1.3万吨左右， 增长了近1倍。与日俱增的垃圾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从北京郊区垃圾填埋场分布图看，几乎已包围了整个城市。尽管近几年北京已新建了阿苏卫、北神树等几处填埋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垃圾堆放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垃圾问题，距离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较为理想的垃圾处理方式还有很大差距。
三、对策研究
上述分析说明，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是人口规模和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叠加后对城市资源、环境系统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北京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已呈临界状态，有些已超负荷，形势十分严峻。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北京生存环境的恶化及其带来的长久影响将会出现。本文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和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的不断增强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控制人口规模和减少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当是基本对策。当然，实施这一基本对策的约束条件是尽可能保证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使其经济实力能够持续增长。
1.创造城市人口流动机制，在流动中控制人口规模
应当创造这样一种人口或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机制：即分工尽可能合理，使劳动者个人能力与其地位相符，并且能随他的能力变化而及时调整其地位，允许和提倡劳动力在行业间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而且有足够的动力使劳动者自觉转入更需要自己的岗位，从而使就业分布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分布更趋于合理。针对城市人口流动来讲，劳动力的城市间（或城→乡）间的流动则更为重要。在美国，每年就有大约15%的人口从一个劳动市场迁移至另一个劳动市场。
我国解放后曾进行过多次主要由政府号召和组织的移民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缓解城镇人口的压力。但这种以行政手段推行的移民活动最终以知青的大批返城而告失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杠杆和就业杠杆引导城市人口的合理流动，特别是象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的人口合理流动，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多年来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其中机械增长占有重要份额，长此以往，区域资源与环境必不堪重负。所以，创造条件，鼓励人口外迁应成为北京市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老年人口从经济繁华的大城市迁往环境优雅、气候宜人的中小城市（镇）居住已成为一种潮流。事实上，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讲，大城市生活费用较高，环境污染严重，但医疗条件较好，距子女较近。现在一般老年人退休后经济收入相对减少，高昂的生活费用将构成沉重负担。所以，只要解决了医疗问题，并且允许老年人在患有重病时依然可以回到北京治疗，并享有同等的医疗待遇和医疗保险等。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老年人口，特别是刚刚退休，身体尚好的这一群体，实际上是有可能迁往外地或远郊区县居住的（或暂住）。实际上，北京已出现了这种外迁的萌芽。但目前还仅限于自发行为。政府应从首都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由政府出面倡导，与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联合，鼓励房地产开发商以退休老年人为市场，开发出一批位于远郊区县或周边小城镇的经济型老年公寓，成为老年人的另一个家。
新增劳动力和其它尚未就业的劳动人口，由于大城市人才较多，层次较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大城市中找不到自认为符合自身能力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而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周边农村却有其施展才华和获取较高报酬的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人是有可能离开大城市另览其他就业岗位的。但如果大城市过多地给予就业“承诺”和过长时间、过高标准的失业救济，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就业杠杆对劳动力进行合理地区配置的作用。
当然，以上所指的人口外迁，在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应是保留户籍情况下的外迁。
另外，对于外来人口，不能只是单纯的限制，关键是外来劳动力素质结构应与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相匹配。从北京经济发展现状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和目前本市劳动力资源素质结构的匹配关系看，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现象明显，伴随首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将扩大。面对这一“高”一“低”两种人力资源的市场需求状况，本着尽量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的原则，应尽量吸引高素质的外来人口。
通过上述措施，最终达到优化北京劳动力素质结构和在流动中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
2.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系统
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垃圾及其废旧物资数量明显增多，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仅靠简单的填埋和焚烧处理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应该对城市垃圾进行综合处理，以保护自然环境，恢复再生原料资源。
城市垃圾是丰富的再生资源的源泉，其所含成份按重量分别为：废纸40%、黑色和有色金属3—5%、废弃食物25—40%、塑料1—2%、织物4—6%、玻璃4%，以及其他物质。大约80 %的垃圾为潜在的原料资源，可以重新在经济循环中发挥作用，而且利用垃圾有用成分作为再生原料，其收集、分选和富集费用要比初始原料开采和富集的费用低好几倍。因此如果能大规模地建立资源回收系统，必将减少原材料的采用，大量减少城市垃圾量，进而减少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压力，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世界各国的废物资源化实践表明，从固体废物中回收有用资源和能源的潜力相当大。例如，美国对固体废物中的纸、黑色与有色金属、铝、玻璃的回收率都达到了80%，仅回收再利用一项，年总收益即达到近13亿美元⑦。
以我国的情况看，目前对废弃物的再生技术已有较快发展，之所以我市的资源回收再利用规模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回收系统不健全，行业组织不力。以往我们的社会总是习惯于关注从原生资源到生产再到消费这一经济循环的前期过程，而对从废弃物到再生资源这一经济循环的后期过程不重视。以致对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这一过程从行业组织到企业、人员都疏于管理、引导与扶植。实际上，随着原生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利用再生资源将成为人类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且垃圾填埋已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城市郊区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所以，建议在北京建立正规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
在北京市建立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要抓好以下两个环节：
一是回收环节。北京的可利用再生原料有两条回收渠道，一条渠道是废品回收站接收的废品，目前这一渠道原有的回收体制已不存在，代之由外地来京人员承担。每日清晨城乡结合部大批回收废品三轮车纷纷涌入城区，傍晚满载而归已成为京城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北京这样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废品回收竟处于这种无组织状态，其效果可想而知。另一条渠道是对城市垃圾实行分类，然后再回收利用。这一渠道现在基本上是堵塞的，尽管少量地区试行了垃圾分类，但多数没有坚持下来。这种状态说明北京的垃圾回收系统基本上还没有正式启动。
二是生产厂家对废旧物资及垃圾的资源化处理环节。这一环节涉及到的生产厂家比较多，有的已基本理顺，有的则还未形成比较通畅的处理流程。如对废电池的处理，有的地方出现回收后找不到处理厂家、或有的厂家表示可以处理，但需收取危险品处理费，造成了任意丢弃废电池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但自愿回收集中后送厂家处理反要交费的不合理局面。
上述两个环节中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建立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重视不够，对其相关领域，社会各部门缺乏有效的行业组织、管理和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使之造成回收渠道不畅，经济循环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鉴于这种状况，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把对城市废旧物资和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提高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在此基础上，建议采取以下四方面措施来启动我市的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
第一，对废旧物资及可回收垃圾的情况及我市现有的、可对其进行处理的生产厂家的情况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可以为我市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一套完整的基础数据和资料。
第二，建立专业回收队伍。从废旧物资回收到分类垃圾清运都应由专业回收清运公司承担。这样做即可以提高回收效率，减少破旧三轮车走街串巷影响市容、堵塞交通的尴尬，又可以为下岗再就业提供机会，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来人口数量。
第三，成立环保、资源回收再利用企业基金会。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社会企事业单位赞助和个人捐款。基金主要用于对城市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有较大贡献的企业，尤其是在这些企业的起步阶段，应提供一定的资金援助，扶持这些企业尽快走入正轨，形成规模效益，最终步入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四，加强对公众有关废旧物资回收和垃圾分类意义的教育。21世纪的首都公民应做到自觉参与垃圾分类。
总之，应该把建立资源回收再利用系统作为21世纪初期首都的一项重要事业，把回收利用可再生资源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使其成为21世纪首都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3.提高资源价格，合理收取废弃物排放费用
资源价格应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即获取资源的成本费用和利用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或永久性消耗资源）的资源耗损费。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源价格，也是社会上公认的一般资源价格；而后者则还没有正式进入资源价格核算体系。前者收取后用于偿还开发资源的投资和继续开发的支出；后者收取后主要用于社会补偿，补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补偿由于保护资源（例如为保护城市水资源而影响到供水库区周边的经济发展）而遭受的收益损失，另一部分用于社会积累，这一部分积累最终将用于对后代的补偿。因为当代人以极快的速度消耗了地球数十亿年的资源积累，因此当代人有义务为后代人提供寻找其他代用资源所需的资金支持。循此思路，资源价格将较目前水平有较大提高。采取这一价格所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是显著的：第一，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包含的区域间和代际间平等的原则；第二，可以通过价格杠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资源的消耗量，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三，可以通过资源价格杠杆调整人口和产业分布，使其在区域分布上与资源的分布相吻合。同理，对废弃物的排放（废水、垃圾等）也应收取一定费用，以促进城市垃圾等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具体到北京的情况，建议考虑设置水资源消耗费、汽车尾气污染费和垃圾处理费。其中水资源消耗费将用于对库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补偿。汽车污染费应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市民医疗保健的投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抑制城市人口生态作用强度的增长势头。我市多年来曾对水资源保护、大气污染治理和垃圾处理给予了大量投资，但这些投资都是从市财政或其它渠道划拨的，这中间缺少了资源消耗者以及废弃物排放者与资源保护和废弃物处理所需投资的直接联系，从而形成一家污染全社会承担治理费用和一家消耗资源全社会承担资源消耗费用的不合理局面，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废弃物的减量化。
4.改变消费模式，鼓励节约型消费
改变城市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限制并减少人口数量，二是限制并降低单位人口生态作用强度。减少生态作用强度实际上就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量和向环境的排污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量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进技术设备、提高资源利用率来实现。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应在全社会倡导节约型消费方式，建立资源忧患意识，使大众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坚决摒弃那种以浪费和奢侈作为身份和地位象征的陋习。使节约资源，善待环境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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