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
——以People’s Daily Online体裁分析为例
程 乐 陈 程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语料库量化分析发现,People’s Daily Online外宣新闻体裁具有强历时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标题结构模式化,信息来源机构身份强化,事件描述宏观化、数据化,事件评论主观化等特点,倾向于构建强势传者,而受众则相对弱势。这种关系造成两种效应:一是在资源高度集中的信息传播中,双方关系虽不平等,但仍处于平衡状态,传播效度较强。但外宣受众参与不足会造成其对信息的相关性感受减弱,对此,可通过增加阅读引导性元素、事件描述的个体性事例、事件评论的社会性引语等策略提升传播效度。二是在资源开放程度较高的信息传播中,双方关系既不平等,也不平衡,传播效度较弱。对此,需通过弱化传者的机构身份、为受众提供发声和交流途径等策略满足受众对平等关系的诉求。
[关键词] 外宣新闻体裁; 语料库; 话语分析; 传播效度; People’s Daily Online; 量化统计
用世界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媒体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是破解“中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说了也传不开的”[1]难题的关键。《人民日报》是中国官方对外宣传的主流媒体。People’s Daily Online作为《人民日报》网上英文发布平台,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已大大超越纸媒,为受众普遍关注,因此,其传播效度能真实反映中国的外宣状况。但统计显示,以此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极少,近30年只出现过1篇论文[2]。多数《人民日报》外宣研究以其“海外版”新闻为语料,但《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文日报,读者主要是海外华人,其外宣范围和效度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对People’s Daily Online话语进行外宣效度评价及策略分析,并提出适用于新时代中国外宣话语的分析框架,对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框架
功能语言学认为,话语者在信息传递中对语言进行选择和组织以实现交际目的[3]。因此,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能够通过探讨话语的建构方式来说明话语实现交际目的的效果[4]。新闻是由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的交际行为[5],新闻话语研究多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分析话语的传播方式和效果[6]。批评话语分析是最常见的研究路径[6],即通过分析媒体话语揭示其中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7-8]。它最早由van Dijk等人系统地引入新闻话语研究,并逐渐成为新闻话语研究的主流框架[9]。如Reul等对两份荷兰语报纸2013年至2015年的新闻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将媒体作为一个斗争场所来研究有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辩论引发和终止的全过程[10]。许静基于Fairclough[11-12]提出的三维批评话语分析框架,对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对比分析,发掘其中的文化价值观、外交理念和国家立场(1) 许静《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论文。 。少量研究由批评视角转向积极视角,通过积极话语分析[13]发掘新闻中促进社会平等的“好”现象。
Kinect仍被运用到了很多除了游戏系统之外的应用层面,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机器人研究爱好者均开始利用Kinect展开各类项目,如控制机器人、虚拟试衣镜及运动捕捉等。
外宣是中国媒体与国际受众之间的信息交际行为[14]。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可检验外宣交际的有效性,实现对话语效度的评价[15]。判断交际有效性的标尺是话语构建的交际关系,即看其能否吸引受众关注、获得认同和回应[16],如新闻批评话语分析是基于新闻话语者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关系及其社会影响力展开的。外宣话语效度评价标尺是话语构建的传受关系及其接受度[17-18],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9]:首先,传者和受众话语地位的不平等及其博弈[20]。传统以纸媒为主导的大众新闻传播是传者到受众的单向发布过程,传者拥有绝对话语权,而受众处于被动接收地位[21]。随着新媒体传播的发展,受众通过网络成为信息和知识的主动生产者、发布者和组织者,具备了传播参与能力[21]。原始的传播关系抑制了受众的话语权,导致其信息接收抗拒。其次,传者和受众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及其博弈。外宣信息中携带大量中国文化元素,中媒在传播中处于文化主导地位,而受众缺乏相关背景信息,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不平等的文化地位导致受众理解障碍。可见,分析传受双方的话语和文化地位关系,是揭示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的重要途径。
包括汪灏(1658-),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著《知本堂读杜》,其中自序亦不无逢迎谢恩:“灏以书生,献赋行在所,蒙召试宫廷,屡试称旨,因得与科名备史馆,兢兢勤职,业日读书,以仰答主眷。 私衷窃欲于世所共尊众好之书之诗,以次渐读,而读杜为之先。”[24]211 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接受儒家事功理念积极入世,在清代学术风气转型中,以细密训诂集注的方式又使得注杜步入新的时期。
这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相似,但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存在差异。在研究对象上,van Dijk[22]等提出的新闻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示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强势群体在话语中制造并传播的社会不平等意识形态,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而新闻话语效度研究则关注传播关系。在研究目的上,新闻批评话语分析试图促进平等社会关系的实现[23-24]。相比之下,传播关系是个自适应系统,传受双方都有促进传播顺利进行的动因,当传受双方的需求和感受均获得满足、达到平衡时,即便双方地位不平等,也能达到较高的传播效度[25]。比如,在以纸媒为主导的大众新闻传播时代,受众具备的信息来源和发声渠道有限,被动接收是其获取信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因此单向传播模式受到广泛青睐。再如,外宣是由主体向客体传播文化信息的活动,这决定了传受双方的文化地位无法达到完全平等[26]。但只要受众获取到必需的文化知识,能帮助其完成对特定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传播关系就达到了平衡。可见,外宣新闻效度研究需要揭示和改变的并非不平等的传受关系,而是不平衡的传受关系。关系平衡状态受传受双方能力和诉求的共同作用,能力和诉求又受传播环境的影响。环境赋予受众的传播能力越强,受众对平等地位的诉求就越高[25]。功能主义的语篇分析以揭示和提升话语交际功能为最终研究目的,因此其研究框架应充分体现话语构建的交际关系和交际方式[5]。基于外宣传受关系的特点,本文提出适用于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话语建构的传受关系平衡状态,揭示外宣新闻话语效度,提出增强对策。
除了分析话语中构建的交际关系,功能主义的语篇分析还充分考虑话语所处的社会语境,因为其直接影响话语效度的评价标尺[6]。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观[27],为使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适应本土化新闻理论与实践,语篇分析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原则。本研究提出的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框架不仅是对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遵循,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我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充分实践,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追求传受平衡状态是对客观传播环境及其变化规律的遵循,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评价和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28-29]。《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论述了“习近平新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联系和历史传承”,提出了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的外宣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尊重新闻规律,不断开拓创新”[30]28。网络时代中,这一研究路径促进了新闻话语积极适应新兴媒体和国际舆论环境的传播规律。其次,追求传受平衡是对广大受众传播诉求的满足,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蕴含着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31]。外宣受众多已适应代表国际化的西方新闻传播方式,其阅读习惯也应得到尊重[32]。
但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的研究实践必须关注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语境[33]。西方媒体以“商业新闻观”为运行核心,而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7],这决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制度与西方媒体不同,所传播的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也必然不同[27]。制度话语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因此,中国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的研究实践要符合中国国情[34]。在推动外宣新闻话语的国际化发展中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媒体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必须始终坚持内容和传播方式以“喉舌观、党性观、真实观、职业道德观等为原则”[35]。在该前提下借鉴西方媒体的话语表现形式,提升受众接受度。据此,本研究在外宣新闻话语分析中,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判断话语效度的指导原则,使研究结论适用于中国外宣的实际需求。
二、 新闻体裁的量化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国家新闻外宣工作做出指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36]新闻外宣话语研究在上述方面已提出多种策略。如付晓光和李钰提出了“中国故事”的互联网传播理念[37],Liu和Li提出了根据传播意图和环境选择“中国故事”内容的原则[38],但目前还未有涉及体裁层面的外宣新闻研究。新闻体裁的辨识度极高[39,6],是呈现新闻事实信息的载体,是表现理念、内容、形式等的架构,左右着对新闻的整体认知定式[40]。好的架构能凸显信息价值,提升传播效率[5,41]。尤其是在外宣中,受众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认知极易遇到障碍,新闻体裁组织信息、提高认知度的作用更为重要。本研究将分析中国外宣新闻体裁,得出外宣传播在话语架构层面的启示。
由Citespace文献统计分析可知,国内外“新闻体裁”研究主要关注新闻报道的体裁分类[42,43]。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新闻体裁趋于多样化[44],边界逐渐模糊,如消息通讯中常出现评论,而新闻评论中也有通讯。某些学者关注到这一现实,提出对体裁的重新定义和划分。如Zhang等分析了网络科学新闻报道中的体裁混杂现象[45],Ward等提出网络语境即时、互动、聚合的特点促使新闻体裁呈现多样化[46]。但新闻体裁的多元化只是表象,其根源是体裁元素的增加以及各元素之间的交叉应用,形式层面的分析无法在本质上解决体裁复杂的定义和划分问题。符号学将语言看作符号汇聚的大系统[47]。Hasan等将构成语篇结构的符号类型称为体裁,并认为体裁本身也由符号构成,可被分割[48-49]。构成体裁的符号单位被定义为语步,是具有特定内容和功能的结构单位[50]。同时,体裁具有复杂性和混杂性特征,直接构成体裁的语步还包含次级语步,可被进一步划分[51]。根据出现概率,语步分为必有语步和可选语步。必有语步是语篇必然出现的恒量成分,构成基本体裁结构[52];而可选语步是可变量,并不一定会出现在某具体语篇中,其存在与否不会直接影响语篇的体裁属性[53]。两类语步及其组合决定了体裁结构的倾向性程度,即“体裁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al potential)”,它构成对某语类体裁中所有可能的语篇结构的描述,包含三个必要成分:必有元素、可选元素,以及二者必须和可能的出现(重复)顺序[54]53。“体裁结构潜势”的形成是基于语篇功能,对语域的三个维度(语场、语式、语旨)进行选择和配置的结果[55]55。可见,Hasan对体裁构成符号(语步)的识别和量化分析是基于功能语言学的[54]。新闻体裁的符号量化分析能从构成元素层面把握其结构特征,抓住类型本质。同时,基于功能主义的元素分析能从更深层面解析体裁,契合了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的整体分析框架。
1.事件起因的多样性。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收入分配、食品药品安全等不尽人意的问题依然多如牛毛,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也时有发生。从网络、新闻媒体报道和一些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来看,近几年我国行政执法行为引起的群体性公共事件,大部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农村的征地强拆问题,征地补偿和拆迁后的政府安置问题,环境污染项目引发环境保护问题,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堵塞问题,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堵塞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民族、宗教间的信仰问题及利益矛盾激化问题等等。
符号学将体裁视作由符号构成的整体,可进行解构,这给了体裁量化研究以可能性。少数学者开始运用量化统计来分析批量语篇中体裁构成的符号,得出一般性规律[53]。如Cheng建立了法律文书语料库,并进行体裁的语步(符号)分割、统计和比较,得出体裁的异同[52]。本研究参照这一分析方法,构建新闻语料库,在符号学视角下进行文本语步的批量分割和统计,观测体裁的本质特征,为效度评价寻找可靠的文本数据支撑。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语料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People’s Daily Online积极遵循互联网规律改革新闻形式,在页面中融入了大量视频、图片和留言板块,表现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由于类型文本形成必须经历长期的选择和积淀,它具有稳定性和凝定性。相比融合媒体时代涌现的各类直觉性感知元素,新闻体裁不易迅速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专注于新闻文本分析,有利于挖掘中媒稳定的新闻报道规律,揭示其滞后性特征。
首先建立中国媒体外宣文本语料库。以“China”为关键词,随机抽取People’s Daily Online(以下对比分析中简称“中媒”)2017年的新闻报道共300篇,建立中国外宣新闻语料库。同时,建立国际英文媒体语料库作为参照对象。Washington Post 和The Times 是美、英两国的主流媒体,其报道极具国际影响力,以“美国”或“英国”为主题的网站新闻报道可作为观察国际化受众接受倾向的参照对象。选取Washington Post 网站(以下简称“美媒”)以“US”为关键词的新闻报道300篇,建立参照语料库Ⅰ;选取The Times 网站(以下简称“英媒”)以“Britain”或“UK”为关键词的新闻报道300篇,建立参照语料库Ⅱ。
为观察People’s Daily Online外宣新闻体裁的发展趋势,同时建立以“China”为主题的历时性语料库进行体裁特征的纵向比较。由于该网站新闻只能追溯到2010年,历时研究选取2010—2017年的新闻报道,建立8个历时语料库,各语料库词数见表1和表2。
表1 2017年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语料库词数
表2 2010—2017 年中媒外宣新闻语料库词数
(二) 研究步骤
在符号学体裁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新闻语料库体裁分析的三个步骤。
(1)识别和分割体裁中的语步[52]。由于新闻体裁一般依据其内容和交际功能来分类[56-57],本研究也据此来识别和分割体裁内的语步。
(2)分析语步的必有程度,得出“体裁结构潜势”。通过统计各语步的出现概率来区分必有语步和可选语步。其中,出现概率为100%的是必有语步,构成基本体裁原型;其余的归类为可选语步,并进一步根据出现概率分析其倾向性程度。
(UK considers ″drunk tanks″ to ease strain on health services, The Times , 2017-11-29)
通过上述三个步骤分别对所建2017年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语料库进行横向的共时比较,并对中媒2010—2017年的体裁进行纵向历时性比较,试图解决四个问题:(1)通过比较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体裁的语步类型及其出现频率,分析中媒外宣新闻体裁结构潜势有何差异性特征。(2)分析中媒外宣新闻体裁结构潜势在8年间有何历时性变化趋势。(3)通过分析共时和历时层面体裁特征体现的传受关系平衡状态,揭示其是否有利于外宣传播。(4)针对建构不平衡传受关系的中媒体裁特征,探讨其改进策略。
(3)发掘“体裁内体裁”。在一级语步基础上,发掘次级语步结构及其出现频率。
四、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分析将从共时(2017年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体裁比较)和历时(2010—2017年中媒外宣新闻体裁的发展趋势)两个层面展开。
(一)2017 年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体裁比较
1.一级语步
本研究对语篇中的体裁成分进行人工识别和同行讨论校对,得出2017年中、美、英媒体新闻语料库中出现的一级体裁元素,包括标题、来源信息、重点信息前置等10个语步。各体裁语步及其出现频次(频率)见表3。
表3显示,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的体裁构成具有共同特征:首先,标题、来源信息、事件描述这三个语步的出现概率均为100%,是“必有成分”。可见,三类媒体报道共有的基本体裁结构为:“标题∧来源信息∧事件描述”。其次,事件评论语步出现概率整体较高,且在美、英媒体外宣新闻中的出现概率(美76%,英96%)高于中媒(仅为33%)。第三,背景信息、结语、后续这三个语步的出现概率普遍极低。
三类媒体外宣新闻体裁的差异特征也极为显著。首先,英媒报道中独有重点信息前置语步(38%),将正文中吸引眼球的结果、细节等内容重复前置。如:
With the Labour opposition weakened, May’s gamble will probably pay off with an enhanced Conservative majority in Parliament — but it’s unlikely to unite a country deeply split over the decision to quit the EU.
(UK leader seeks snap June 8 election to bolster Brexit hand, The Times , 2017-04-18)
下面来分析体裁特征中的传受地位关系,揭示其外宣效度。数据显示中媒在信息来源中强化其机构身份。传播机构产生于传统大众传媒时代,这种少数对大众的传播模式必定需要较高的经济成本及较强的资源控制力和经济影响力,因此传者通常与政府等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的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具备信息渠道和传播资本优势[66]。相比之下,受众作为普通社会个体,参与能力有限,难以传递自己的反馈观点,只能“听”,不能“说”,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20]。可见,机构身份带有强势传者的时代烙印,在资源高度集中的传播背景下具有存在合理性。但信息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传受力量关系,传者和受众几乎可以同时传播和接收信息,双方身份界限逐渐模糊化[20]。媒体对信息秩序的控制权减弱,其传播机构的身份也被淡化,而受众地位增强。此时,强化机构身份易削弱受众的地位获得感,造成信息接收抗拒[67]。
[Undocumented immigrant teen has abortion, ending weeks-long court battle]
[Trump administration suggests disciplinary action against ACLU lawyers in abortion case]
(Judge clears abortions for two immigrant teens in U.S. custody, Washington Post , 2017-12-18)
每个试验药剂分别设4个剂量,与对照药剂和空白做比较,4次重复,小区面积20 m2,随机区组排列。试验设计见表1。
表3 2017年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体裁一级语步及其频次(频率)
可见,英、美媒体在凸显信息、引导阅读的功能上都有各自的体裁实现方式,它们帮助受众迅速了解语篇结构,抓住大意。但此类语步在中媒报道里极少。
其次,英媒独有来源信息补充说明语步,且频率较高(44%)。该语步是在文末补充说明报道地点、相关人员等具体信息,进一步提升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如:
Matt O’ Brien reported from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Associated Press writers Raphael Satter in Paris and Frank Bajak in Houston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UK leader seeks snap June 8 election to bolster Brexit hand, The Times , 2017-04-18)
2.次级语步
标题、来源信息、事件描述以及出现频率整体较高的事件评论语步都属于体裁的基本结构成分,是构成体裁的本质[6]。对它们进一步解构,可发掘其差异性特征。与一级语步的解构方法一致,识别和统计上述四个一级语步中的次级语步及其出现概率。
标题是对新闻报道的高度概括或评论,具有引导阅读的作用。由表4可得,中媒和英媒新闻标题的组成元素几乎只有信息要素,包含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等,结构统一、固定,如“China becomes leader in big data ”。美媒标题结构多元,除信息要素为主要语步,问句和评论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步,如“The U.S. economy is creating millionaires at an astonishing pace. But what’s it doing for everyone else? ”和“We’ve been underestimating the solar economy’s momentum. That could be a big problem. ”。上述中、美媒体的标题举例都在构建积极的国家经济形象,但构建方式不同,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同。中媒模式化的标题结构有利于表现信息的严肃性,增加可信度。而美媒运用问句和评论等多元化语步有利于突出信息亮点,迅速抓住读者注意力[58]。心理学调查研究显示,网络受众相比传统纸媒受众具有更强的猎奇性和娱乐性阅读倾向[58],美媒多元化的结构标题正好迎合了网络受众的心理特点。
表4 构成标题的次级语步及其频次(频率)
来源信息语步交代新闻报道的作者、时间等背景信息。表5显示,美媒将作者个人作为信息来源,且独有出现概率较高的“作者简介”,如:“Robert Costa:National political reporter covering the White House Congress and campaigns”。相比之下,中媒以机构署名方式为主,如“People’s Daily”“Xinhua Net”等,均为国家官方媒体机构名称,而作者个人姓名的出现频率极低。这一差异体现了媒体构建的信息来源身份不同。中媒凸显机构身份,强调信息来源的官方性和权威性[59];而美媒交代作者身份和背景,凸显个人身份,强调信息来源的具体性和真实性[59]46。Mushin认为受众对传播事实最大的质疑在于信息发布源[60]。信息来源的身份构建对媒体传播效度至关重要。中、美媒体利用不同的身份构建增强信息的可信度。英媒在构建机构身份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身份,具有双重效果。
传统的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是年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但在无人驾驶时代,无人驾驶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制造商或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而这个制造商或供应商往往是“法人”实体。
表5 构成来源信息的次级语步及其频次(频率)
此外,美媒还独有“作者联系方式”,以必有语步出现,可直接链接至邮件发送页面。可见美媒注重受众的信息反馈以及受众与作者之间的互动。相比之下,中媒和英媒则倾向于传统新闻的单向发布模式。这一差异体现了媒体对传受双方地位的定性不同。美媒的信息传播过程将信息发布者定位为和受众一样的自然人,将信息传播视为人与人的交流,满足了网络传播中受众对发声权力的诉求[61]。而中媒将信息发布者定义为权威机构,地位高于受众,能使受众在心理上产生对权威信息来源的依托感[58]。两种定位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传播效果。
事件描述是三类媒体呈现新闻事实性的主体。新闻事实是一定的,但传播主体在新闻事实的具体选择上却可以有很大差异[62]。表6显示,“信息陈述”在中、美、英媒体外宣新闻话语体裁中均为主体性语步。“信息陈述”呈现事件整体,多用相关数据、时间指示语等严谨性用语。如下列语步叙述水利隧道长度、引水灌溉面积等精确信息:
The official said that the project is designed to divert the water through a 12.2-kilometer tunnel at a velocity of 40 cubic meters per second... Normally, it would take three months to drill 500 meters, but the Chinese company shortened the period by one month.
(China builds hydraulic engineering project in Nepal to help utilize local water resources, People’s Daily Online, 2017-12-13)
相比中国而言,国外无论是对于家装建材的经营模式还是物流配送方面都较为成熟[7]。物流配送是企业极度重要的一项,因为这一环节将企业直接与用户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物流配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高水平的服务交付。直到现在,国外相关人士还在对一站式模式以及家装配送问题进行不断地总结、实践和创新[8]。
表6 构成事件描述的次级语步及其频次(频率)
He says it is wrong for health workers to devote precious time to people who ″just need somewhere to safely sleep it off.″
表7显示,事件评论语步包含三个次级语步:论述、直接引语评论和间接引语评论。中媒以论述语步为主,而英、美媒体评论中引语的使用频率更高。新闻语篇是媒体话语的集合,而引语将社会其他个体的话语直接移入该集合中,形成篇际混合现象,即篇际互文性。篇际互文性是指不同体裁、话语或风格语篇混合进入另一特定语篇中[63]。由于每一语篇都由特定身份的话语者构建,因此篇际互文性能通过融合新语篇来引入新的话语者,重构语篇身份,传递话语者意识形态[63]。引语是篇际互文性的主要显性形式。依据新闻的事实性原则,媒体应该是事实的报道者,而非主观评论者。互文性引语能在事件评论中利用其他社会个体身份隐化媒体身份,尤其是直接引语真实记录了评论者的背景、评论时间、场景等信息,在形式上遵循了新闻的“事实性”。但媒体依然能过滤社会性引语,选择与主观倾向一致的引语,用其他社会身份做掩饰,隐性地传达自己的观点,引导受众共同构建媒体立场[64]。出现在美、英媒体事件评论中的引语以两种形式构建自身立场,一是具有一定社会、学术地位的人士的引语,利用其专业和权威身份增强评论信度。如下例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首席执行官Simon Stevens对“醉酒屋”实施合理性的解释,提升民众对新措施的认同感:
NHS England chief Simon Stevens says heavy drinking is diverting resources needed by sick people.
″NHS doesn’t stand for ′National Hangover Service,′″ he said.
而事例语步对个案进行详述,如Washington Post 在“U.S. judge orders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allow abortion for undocumented teen(2017-10-18)”的报道中用一个姑娘Jane被政府禁止流产的故事来说明美国非法移民少女丧失流产权的不幸。事例通过对Jane的艰难处境的描写,使读者产生同情,认同联邦法院的行为,从而成功传播美国社会人道主义形象。“事例”语步往往涉及对个体经验的具体描写,如亲情、爱情、疼痛等,能有效凸显人类的共有感知,易使具有差异性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减轻跨文化理解障碍。数据显示,中媒的事件描述中“信息陈述”语步出现频率最高,而“事例”的出现频率仅为1%,远小于美、英媒体,可见中媒报道更倾向于严谨性信息描述,方式固化,运用事例较少。
在谈及企业发展时,庹明珠笃定的言语中流露出些许骄傲,在他看来,所有努力的背后,并不仅仅是晟图机械的自豪,而是关乎整个中国民族企业的自豪。据他介绍,如今晟图机械所取得的成就无关幸运,而源自十几年前的一句承诺。
(UK tries to bring home 110, 000 travelers after airline fails, The Times , 2017-10-02)
二是普通社会个体的引语,能反映大众舆论,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相关性感受。如下例用普通乘客对飞机停运事件的抱怨表现事故对大众造成的巨大损失:
Bricklayer Alan Jee, 42, was five minutes away from his scheduled flight time when he learned the news. The flights for 30 of his friends and family — including fiancee Donna Smith — were also affected.
卢一平说,怎么不能输呵?比如这次吧,大家都赌双吧,七八个人吧,赌上四百元的。这时候,我赌单,赌二百元的。只要我赌资小,他就不敢赢我。尽管有十足的把握,也只能输我。
″My missus just burst straight into tears, and my mother-in-law, and my mum,″ he said. ″They (Monarch) are doing absolutely nothing about it whatsoever, they’ve palmed us off.″
医院对信息化建设的认知存在不足,缺乏明确的规划。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效果不明显,随着前期投入的不断增加,与原先期望值存在的偏差越来越大,使得各级对信息化建设产生怀疑和动摇,影响管理层的推行决策。
相比而言,中媒事件评论中论述语步居多,主观性强,减弱了新闻的事实性,如下例直接以媒体立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进行了褒奖,但媒体作为评论者的身份过于凸显:
A country should not develop by simply following the models of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blazed a new trail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want to modernize while preserving their independence.
(China willing to share, but not to export Chinese model, People’s Daily Online, 2017-12-05)
表7 构成事件评论的次级语步及其频次(频率)
(二) 中媒外宣新闻体裁的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得出了中媒外宣新闻体裁的共时性特征。但体裁的存在与发展是历时性的,属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体裁特征是偶然的,并非体裁本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体裁的稳定属性才能显现出来[50]。参照共时横向比较方法,继续对中媒外宣新闻的体裁进行历时比较,识别和统计2010—2017年中媒外宣新闻体裁中一级语步及其出现频率。表8显示,2010—2017年除事件评论和小标题语步出现频率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各语步的使用频率基本与2010年接近。进一步分析各次级语步得出,2017年的体裁基本沿袭了前7年的模式,即外宣新闻体裁在8年间表现出强稳定性,呈现以下具体特征:标题结构模式化,信息来源机构身份强化,事件描述方式宏观化、数据化,事件评论主观化(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列数据表格)。
稳定性体裁模式易使受众形成固定的信息定位方式,阅读过程逐渐变得程式化,阅读效率提升[65]。阅读习惯的形成有利于巩固受众群体,使传播效度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体裁应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52]。网络传播使受众获取的信息数量剧烈增长,新闻体裁也随之呈现复杂的多样性,受众逐渐适应多元化的阅读模式,对稳定性体裁的喜好不再强烈,稳定性体裁的积极效应也不再显著。话语形式及其功能产生于并适应社会语境。在网络时代中,体裁应打破自身稳定性,及时做出自我调整。
事件评论和小标题语步的缓慢增长变化同时显示了中媒外宣新闻体裁在融合媒体时代的顺应性变化。事件评论的增长体现了对社会舆论环境的适应,小标题的增长显示了对全媒体服务受众理念的实践。同时,全球媒体之间的共融互通为中媒掌握别国新闻形式提供了途径,促进了外宣新闻体裁的国际化演变。但体裁变革受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6],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63]。比如,从语料库词数可见(见表1和表2),中媒小标题的使用频率偏低,与其词数少、篇幅短有关。随着篇幅的增加(2016年和2017年),小标题使用的必要性增强,频率上升。可见,小标题的使用特征受篇幅变化的影响,而篇幅长短由体裁内容及其他语步结构决定。再如,事件评论语步是随着受众对公共事务的思考能力和参与能力的提升而出现和发展的,媒体在进行体裁变革时,需充分兼顾文本内和文本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遵循体裁的客观变化规律[54]。
表8 2010—2017年中媒外宣新闻体裁一级语步及其出现频次(频率)
五、 讨 论
而美媒报道中用于分割正文的小标题语步使用频率极高(达89%),该语步以内容概要、导向性问题等形式分嵌于正文之中,用以概括或引导每一部分的内容。如:
People’s Daily Online作为官方大型媒体,具备信息渠道和传播资本优势,在资源高度集中的信息传播中,如法律法规颁布、外交会晤等报道,具有成为强势传者的必要性。而受众参与能力有限,被动接收是其获取信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此时,关系不平等,却处于平衡状态,传播效度较强。这样的新闻传播形式也符合中国国情。但外宣受众多适应由商业观主导的新闻传播环境[29],对中国本土新闻观的适应性不足,会造成其对信息的相关性感受减弱、阅读兴趣降低。另一方面,网络化促使People’s Daily Online发展成为综合性新闻网站,包含大量资源开放性程度较高的信息[2]。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一般受众具备了更多参与此类信息传播的能力,传播向着“专业新闻观”模式发展,但强势传者使受众对话语权的诉求无法满足,导致信息接收抗拒。此时,传者与受众的关系既不平等,也不平衡,传播效度减弱。话语建立在语境之上,通过构建自身话语形式适应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关系,实现交际目的[6]。不同语境中受众对交际关系的期待不同,话语效度的判断标尺也相应改变[5]。因此,话语效度分析应基于语境特征来制定评价标尺。外宣话语是中国新闻制度的产物,但当制度话语离开了特定时空语境,面对新媒体传播方式时,就必须进行变革[34]。需在政府掌握舆论引导权的前提下,调整传受关系,顺应受众的传播诉求[32]。中媒可借鉴美、英媒体,通过来源信息凸显作者的个体性身份,传递出更平等的传受关系。
van Leeuwen认为,交际关系决定了话语形式[18]。强势话语特征是People’s Daily Online构建机构身份的必然产物,如标题结构模式化、事件描述方式固化。此外,强势传者由于掌控了信息的组织规则,处于传播组织的中心地位,构建的传播活动常常是发布式、宣传式、教育式甚至是命令式的[67],如People’s Daily Online习惯以媒体身份进行主观评论。体裁的稳定性也是强势传者控制话语形式的表现。相比而言,美、英媒体构建的个体性传者身份产生了展现平等关系的话语结构,如美媒设置了作者联系方式语步,为受众提供了与传者对话的途径。这一互动交流途径使受众拥有了与传者沟通交流的机会,将受众置于和传者平等的发声地位。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服务受众阅读的话语结构,通过提升受众的阅读感受,间接地展现平等关系,如多元化的标题结构增强了受众阅读兴趣,分割正文的小标题帮助受众高效获取信息,丰富的个体性事例和社会性引语增强了受众对信息的相关性感受。这一系列的体裁特征将传受关系转化为平等的、双向互动的、充满人情味的对话者关系,有效提升了信息接受度。
云制造[28]是一种通过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流通达到规模收益、实现分散资源的共享与协同的制造新模式,它融合了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科学和高效能计算等技术,以最大化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使用效率为目标,将各类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虚拟化、服务化,形成云制造服务池,并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云制造服务平台为制造全生命周期过程提供动态获取、按需使用和优质廉价的云服务。因此研究云制造服务供需匹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外宣话语中还涉及传受双方的文化地位关系。中媒在外宣中处于文化主体地位,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则处于劣势地位。要提升国际受众的地位,只能在传播中对其进行文化补偿。背景信息补充是文化补偿最迅速、最有针对性的方式,它在特定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让受众迅速获得所需的文化信息,提升信息接受度。但本研究发现,背景信息语步在中、美、英新闻体裁中已基本消失。虽然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受众的跨文化知识储备已得到了极大扩充,但仍不足以使其在外宣中获得平等的文化地位。因此中媒外宣新闻中有必要增强背景信息语步的应用。
话语不仅是建立在社会语境基础上的,也是对社会语境的重塑[68]。Malinowski认为,听话者接收到的是话语构建的实践,而非真实的实践[69]。中媒外宣新闻体裁构建的传受关系被受众所感知,在其认知中形成了权威传者形象,在不同类型的信息传播中产生不同效应。话语反过来又能通过语境来塑造现实[5],影响受众感知,对传播效度产生影响。因此,在资源开放性程度较高的信息传播中,可调整体裁形式重塑传受关系,适应新媒体和互联网环境,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70],如通过弱化传者的机构身份、为受众提供发声和交流途径等,直接提升受众的传播地位感受。另一方面,在资源高度集中的信息传播中,中媒可借鉴美英媒体新闻体裁形式,影响受众感知,提升接受度,如通过增加阅读引导性元素和文化补偿性元素等服务性体裁结构,增加事件描述的个体性事例、事件评论的社会性引语来增强受众的阅读感受,这也有助于提升受众的地位感受。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使得中媒外宣新闻体裁表现出官方稳定性。但同时它也强调顺应时代变化,衍生出外宣新闻体裁评论性和引导性层面的发展趋势。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中媒需在坚守自身新闻理念和满足外宣受众需求之间把握平衡,推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话语变革。
可以看出表5与表8对应关系相似。最终,中方现场地质工程师与咨询工程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反复研究,确定采用表5所示的划分方式是合理的:一方面符合Q系统围岩定性判定的岩体质量说明,另一方面现场测定的Q值与围岩的对应关系符合国内地质工程师经验判定的围岩类别。
2017年,原国土资源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稳步推进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改革。积极开展页岩气区块出让工作,委托贵州省政府拍卖出让正安页岩气勘查区块;继续推进新疆油气勘查开采改革试点,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挂牌出让柯坪南、温宿、温宿西三个油气勘查区块;实施煤层气矿业权审批改革试点,将煤层气委托审批下放试点从山西扩大到新疆、贵州等六省(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完成了10个煤层气勘查区块的招标出让;经国务院批准,天然气水合物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
六、 结 语
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外宣新闻话语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其构建的传受关系进行分析,得出话语效度和提升策略。但所得结论具有时效性,当传播环境发生变化时,传受双方的传播能力和受众对地位的诉求也相应变化,原本的传播关系不再平衡,需要及时调整体裁结构及其他话语形式,使关系达到再次平衡。因此,媒体要提高传播效度,根本策略是打破体裁稳定性,遵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顺应外宣语境的变化。本研究在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基于外宣新闻的交际特征,提出了适合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的新框架,该框架可广泛应用于传播话语类研究。同时体裁的量化统计为抽象的语篇结构研究提供了客观和精确的分析方法,并为效度研究提供了可靠支撑。
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然而在田野乡间,妇女们仍然传承并发展着绣花鞋垫这种古老的民间手工艺。传统绣花鞋垫不仅走出乡间,成为民俗民艺展销会上的亮点,而且也成为乡亲们创收致富的一种文化产业。当前,如何保持其实用性与观赏性,延续其民俗文化心态的稳定特征,是土家族绣花鞋垫得以传承与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显示,功能语言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传播理论对新闻话语效度有着共通的评价标尺,即尊重受众诉求,以接受度为准则;遵循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以客观语境需求为准则。这分别在共时和历时层面为外宣传播实践提供了一般性指导原则。在共时层面,外宣需要面对国内和国际环境提出的双重挑战,既要体现中国新闻传播理念,又要满足国际受众的阅读心理,基于单一价值观的指导原则无法适应理念复杂交互的传播过程,因此超越社会局限性的一般性传播原则对外宣新闻话语效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它也为多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了效度评价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该评价标尺具有历时稳定性,在外交形势日益复杂和传播环境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它有利于帮助媒体顺应发展形势,实现融合进化,找到舆论引导的创新路径。
[参 考 文 献]
[1] 卫庶: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 2018年2月20日, 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802/t20180220_3852786.shtml?from=singlemessage, 2018年10月12日。[Wei Shu, ″Let the Whole World Hear Chinese Voice,″ 2018-02-20, 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802/t20180220_3852786.shtml?from=singlemessage, 2018-10-12.]
[2] 欧亚婷、廖伶欣: 《社交媒体构建中国海外文化形象的策略分析——以2015年〈人民日报〉 (英文站)在FACEBOOK上活跃度为例》,《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第1期,第134-144页。[Ou Yating & Liao Lingxin, ″An Analysi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The Vitality of People ’s Daily Online (English) in Facebook,″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 No.1 (2017), pp.134-144.]
[3] Halliday M.A.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 London: Longman, 1976.
[4]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5] Krieken K. & Sanders J., ″Diachronic Changes in Forms and Functions of Reported Discourse in News Narrativ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 Vol.91 (2016), pp.45-59.
[6] Gravells J., Semiotics and Verbal Texts :How the News Media Construct a Crisis , Basingstok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 Kress G. & Hodge R., Language as Ideology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8] Fowler R., Hodge B. & Kress G.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9] van Dijk T.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Reul R., Paulussen S. & Maeseele P., ″News from the Pit: Journalistic Performativity and Discourse on Belgian Internment Policy,″ Discourse Context &Media , Vol.27 (2019), pp.32-40.
[11] Fairclough N.,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2]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3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3] Martin J. R.,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 , No.49 (2004), pp.179-202.
[14] Nightingale V. & Ross K., Critical Reading :Media and Audiences ,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Cheng L. & Chen C.,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al Frame Model 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oreign Visit Speeches,″ Text &Talk , Vol.39, No.2 (2019), pp.149-170.
[16] Martin J.R. & Rose D.,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 London: Equinox, 2008.
[17] Cheng L. & Sin K.K., ″Legal Terms Across Communities: Divergence Behind Convergence in Law,″ in Wagner A. & Bhatia V.J. (eds.), Diversity and Tolerance in Socio -Legal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Law , Aldershot: Ashgate, 2009, pp.181-190.
[18] van Leeuwen 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 唐乐: 《从“传者—受者”到“对话者”—— Web 2.0时代组织外部传播的传受关系分析》,《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第51-56页。[Tang Le, ″From ′Transmitter-Audiences′ to ′Dialogists′: A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Transmitters and Audiences in the Web 2.0 Age,″ Journalism Quarterly , No.2 (2011), pp.51-56.]
[21] [美]戴维·温伯格: 《新数字秩序的革命》,张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Weinberger D.,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 trans. by Zhang Yan,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08.]
[22] van Dijk T.A., Racism and the Press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23] van Dijk T.A.,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24] Wodak R.,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Ostman J.-O. & Verschueren J.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 Amsterdam: Benjamins, 2011, pp.50-70.
[25] Williams R., Communications , Seattle: Vintage Digital, 2016.
[26] 卢小军: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Lu Xiaojun, National Image and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s Global Communication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6.]
[27] 杨保军: 《论“新闻观”》,《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3期,第91-113页。[Yang Baojun, ″Study on ′Journalism View′,″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 No.3 (2017), pp.91-113.]
[28] 童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37-40页。[Tong Bing, ″The Times Condition and Present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 No.1 (2014), pp.37-40.]
[29] 董岩: 《论多维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第32-33页。[Dong Yan, ″A Study o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i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 No.3 (2013), pp.32-33.]
[30] 胡钰: 《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第26-30页。[Hu Yu, ″A Study on the Times Connotation of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 No.3 (2016), pp.26-30.]
[31] 新华通讯社课题组: 《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Research Group of Xinhua News Agency, Xi Jinping ’s Theory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 Beijing: Xinhua Press, 2017.]
[32] 雷跃捷: 《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战线》2004年第11期,第8-10页。[Lei Yuejie, ″Developing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with the Times,″ The Press , No.11 (2004), pp.8-10.]
[33] 齐爱军: 《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创新》,《青年记者》2017年第36期,第32-33页。[Qi Aijun, ″Rout and Method Innovation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outh Journalist , No.36 (2017), pp.32-33.]
[34] 程乐、裴佳敏: 《网络安全法律的符号学阐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25-139 页。[Cheng Le & Pei Jiamin, ″Interpreting Cybersecurity Law: A Semio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o.6 (2018), pp.125-139.]
[35] 吴敏苏: 《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个“定盘星”》,《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第7版。[Wu Minsu, ″Following Closely the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People ’s Daily , 2016-04-19, p.7.]
[36] 李斌、霍小光: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2016年2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2018年11月15日。[Li Bin & Huo Xiaoguang, ″Xin Jinping: Insist on Innovation with Correct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Guiding Role of News on Public Voice,″ 2016-02-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2018-11-15.]
[37] 付晓光、李钰: 《互联网思维与“中国故事”创新——网络视频的语法逻辑考察》,《电视研究》2016年第12期,第13-15页。[Fu Xiaoguang & Li Yu, ″Internet Ideology and ′Chinese Story′ Innovation: Grammatical Logic Investigation of Internet Videos,″ Television Research , No.12 (2016), pp.13-15.]
[38] Liu M. & Li C.Y., ″Competi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China’s Smog in Chinese and Anglo-American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 Vol.11, No.4 (2017), pp.386-403.
[39] Bhatia V.J., Analyz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 London: Longman, 1993.
[40] 陈寿富: 《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战略》,《江淮论坛》2016年第4期,第140-144页。[Chen Shoufu,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Jianghuai Platform , No.4 (2016), pp.140-144.]
[41] Zhang Y., ″Retailing Science: Genre Hybridization in Online Science News Stories,″ Text &Talk , Vol.38, No.2 (2017), pp.243-265.
[42] Caple H. & Knox J.S., ″Genre (Less) and Purpose (Less): Online News Galleries,″ Discourse ,Context &Media , Vol.20 (2017), pp.204-217.
[43] 陈航行、谢丛容: 《谈谈新闻体裁的类型划分》,《新闻知识》2017年第8期,第31-33页。[Chen Hangxing & Xie Congrong, ″A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f News Genres,″ News Research , No.8 (2017), pp.31-33.]
[44] Thornborrow J. & Haarman L., ″Genre and Cultural Style in TV News Coverage of the European Elections 2014,″ in Ekström M. & Firmstone J. (eds.), The Mediated Politics of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ourse ,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91-121.
[45] Zhang Y., Zhang Z. & Liu L. et al., ″The Interaction of Financial News Between Mass Media and New Media: Evidence from News on Chinese Stock Market,″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 , Vol.486 (2017), pp.535-541.
[46] Ward N.G., Carlson J.C. & Fuentes O., ″Inferring Stance in News Broadcasts from Prosodic-Feature Configurations,″ Computer Speech &Language , Vol.50 (2018), pp.85-104.
[47] de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trans.by Baskin W.,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48] Hasan R., ″The Nursery Tale as a Genre,″ Nottingham Linguistic Circular , Vol.13 (1984), pp.71-102.
[49] Halliday M.A.K. &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50] Swales J.,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1] 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52] Cheng L.,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Genre: Judgments as an Example,″ Semiotica , Vol.2010, No.182 (2010), pp.89-113.
[53] Bhatia V.K.,″Genre Analysis, ESP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Vol.27, No.2 (2008), pp.161-174.
[54] Cloran C., Butt D. & Williams G.(eds.), Ways of Saying :Ways of Meaning —Selected Papers of Ruqaiya Hasan , London: Cassell, 1996.
[55] Eggins 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 London: Pinter, 1994.
[56] 肖忠华、曹雁: 《中外作者科技论文英文摘要多维度语步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第260-272页。[Xiao Zhonghua & Cao Yan, ″A Multidimensional Contrastive Move Analysis of English Abstract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Writer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No.2 (2014), pp.260-272.]
[57] 秦秀白: 《体裁教学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第42-46页。[Qin Xiubai, ″A Review of Genre: Based Teaching Approach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No.1 (2000), pp.42-46.]
[58] Graham G. & Freeman J., ″Exploring Interaction: Print and Online News Media Synergies,″ OR Insight , Vol.25 (2012), pp.199-220.
[59] Cheng L., ″Attribution and Judicial Control in Chinese Court Judgments: A Corpus-Based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 Vol.19 (2012), pp.27-49.
[60] Mushin I., ″Watching for Witness: Evidential Strategies and Epistemic Authority in Garrwa Conversation,″ Pragmatics &Society , Vol.3, No.2 (2012), pp.270-293.
[61]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62] 杨保军: 《事实·真相·真实——对新闻真实论中三个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第61-65页。[Yang Baojun, ″Fact, Truth, Authenticity: Comprehension on Three Key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Theory of News Truth,″ News Journalists , No.6 (2008), pp.61-65.]
[63] Bhatia V.K., 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A Genre -Based View , Cornwall: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4.
[64] Fairclough N., Media Discourse , New York: Bloomsbury, 1995.
[65] Gibson E. & Levin H., Psychology of Reading , Boston: MIT Press, 1975.
[66] 周笑、傅丰敏: 《从大众媒介到公用媒介:媒体权力的转移与扩张》,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第74-78,109页。[Zhou Xiao & Fu Fengmin, ″From Mass Media to Public Media: Accelerating the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 No.5 (2009), pp.74-78, 109.]
[67] Trevino L.K., Lengel R.H. & Daft R.L., ″Media Symbolism, Media Richness, and Media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Vol.14, No.5 (1987), pp.553-574.
[68]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van Leeuwen T.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 London: Sage, 1997, pp.258-284.
[69] Malinowski B., The Meaning of Meaning , in Ogden C. K. & Richards I. A. (ed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23, pp.296-336.
[70] 姚涵: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基本问题的几点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7期,第59-68页。[Yao Han, ″Core Issues and Relevant Thoughts of the Studies of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 , No.7 (2018), pp.59-68.]
A Corpus -Based Validity Study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News Discourses :A Generic Analysis of People ’s Daily Online as an Example
Cheng Le Chen 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China )
Abstract : People’s Daily Online is China’s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news website; thus, it is a useful object to consider in determining the communicative validit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orpus containing 300 international news articles in 2017, centering on ″China″ as a theme, 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 website. The research entail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moves at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levels. In doing that, two synchronic reference corpora were built with articles from Washington Post andThe Times . These two reference corpora were used for observing the international acceptors’ acceptance inclination. Furthermore, for observing the generic evolution of People’s Daily Online, its news articles in the systematic corpus, published between 2010 and 2017, were diachronically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genre of People’s Daily Online has been steadily stable throughout the 8 years, with features including: ″headlines″ formulated with event elements; ″information source″ identified by dominant institute names; ″event description″ conducted generally and statistically; ″event comment″ subjectively worded by the media itself.
Based on Functional Linguistic Theory,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se features indicates that People’s Daily Online tends to construct an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tronger″ broadcaster and ″weaker″ acceptor. This relationship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broadcasting with centraliz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s compared to broadcasting with highly open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former, relationship is manifested in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broadcaster and acceptor, rather than in equality, while the broadcasting validity is still high. People’s Daily Online as a large-scale official media outlet has the advantage of considerabl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broadcasting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the audiences have limited capability in participation; thus, acquiring information passively i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way for them.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ptor and broadcaster is underpinned by the Marxist principles of broadcast communication practiced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who are mostly accustomed to Western ″commercialized″ news, tend to lose feelings of relativity and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on broadcasted. This repercussion can be addressed through generic strategies such as: introducing lead-in moves such as, subtitles; presenting individual cases in ″event description″ and annotations on cultural background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quotes from common personalities in ″event com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n broadcasts with highly open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adcaster and acceptor has neither equilibrium nor equa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 common audiences have acquired more participation capabilities and accordingly they appeal for a more eq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 Therefore, the prevailing media-audience relationship falls short of satisfying the audiences’ needs and raises their sense of resistance to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this case, the generic strategies of weakening the institute identity of the media, and offering speaking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o the audiences can be adopted.
Apart from generic stability, the People’s Daily Online also presents generic variations for adapting to the new trends of media integration, as evidenced by slow growth in the usage of the discourse moves, ″event comments″ and ″headlines″. The two-sided generic features generated with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Marxism News Conception in complicat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Chinese media should find a balance between adherence to Chinese news ideology and adaptation to the acceptors’ requirements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edia discourses that are sui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study offers a validity analysis frame work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news genre in three levels: analyzing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broadcaster and the acceptor; appraising the validity of the broadcaster; and, subsequently, proposing enhanc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Journalism. Furthermore, the corpus-based quantitative study provides an objective and empirical method for analyzing abstract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finally ensure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in the research.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news genre; corpus; discourse analysis; communication validity; People’s Daily Online; quantitative analysis
DOI: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9.01.181
[收稿日期] 2019-01-1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9-09-06[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201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项目(15NDJC157YB)
[作者简介] 1.程乐(https://orcid.org/0000-0002-4423-8585),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律话语与翻译、语料库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 2.陈程(https://orcid.org/0000-0002-2029-3942)(通信作者),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宣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标签:外宣新闻体裁论文; 语料库论文; 话语分析论文; 传播效度论文; People’s论文; Daily论文; Online论文; 量化统计论文;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