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生态学是新兴科学，并富有极强的特殊性，和传统科学差异较大，因而，对生态学范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体系。根据库恩及相关学者对范式内涵的讨论，可以对范式进行分类分层，从而有系统地对生态学范式进行分类讨论。通过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进一步分类，可以将庞杂的哲学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架构化，如此一来，将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定位生态学范式研究。
关键词：范式 生态学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一、背 景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科学，其复杂性之深导致生态学有别于以物理学为首的传统科学。而生态学范式作为这一科学的奠基概念，更加体现了生态学的复杂性。因而，生态学与传统科学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范式研究的不同，即有关生态学范式的研究存在更多争论，研究内容更加复杂纷乱，存在多层次的现象，需要学者们对此加以厘清和区分，从而进行分类讨论。
之所以将焦点集中在生态学范式之上是由于，自从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明确提出范式（paradigm）概念以来，此概念即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根据库恩最初的理论构想，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鉴于此，对科学范式的澄清和研究是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工作。
然而，随着学者们对范式内涵的不断探讨，范式概念逐渐被分为两个层面，即哲学层面和科学层面。其中，哲学层面的范式涉及库恩所谓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而科学层面的范式涉及库恩所谓的“范例（exemplar）”。前者主要关切的问题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持有怎样的哲学立场和哲学假设；而后者则针对具体科学实践，提供范例，指导科学共同体从事具体的科学活动。
由于篇幅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集中讨论生态学范式的哲学层面。如上文所述，生态学范式的哲学层面关注于科学共同体在研究生态学问题时所共同遵循的哲学假设。而哲学假设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具体还可以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层面。其中，本体论是有关“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是有关“如何认识”的问题；方法论是有关“如何做”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三个层面的生态学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针对这三个问题所持有的、达成共识的答案。当然，在每一个层面的生态学范式都存在着争议，即针对这三个问题，一部分生态学家会持有一种答案，而另一部分生态学家会持有意见相左的答案。而本文恰恰就要通过展示这种争议来澄清不同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所关注的问题有所差异，因而在对生态学范式进行讨论时，需要分层次讨论，不可一概而论。
鉴于此，笔者将生态学范式的哲学层面进一步细分为本体论层面、认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针对每一层面进行探讨，试图展示三个层面的生态学范式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将庞杂纷乱的、处于哲学层面的生态学范式进行体系化的厘清，并通过展示对生态学范式的分类讨论，为进一步研究生态学范式搭建理论框架。
3、提高林业资源保护模式的先进性和灵活性。相关政府部门应正确认识到重视林业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转变对林业资源管理工作的轻视心理或者敷衍态度，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林业资源保护方法来提高林业资源管理工作水平和工作效果。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引导林业企业树立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实现获取眼前经济效益到获取长远效益的转变，实现林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部分企业存在的恶意使用林业资源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二、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
有关本体论的问题往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象是否存在，二是对象如何存在。换句话说，当我们涉及一个概念时，这一概念的定义为何？是否存在？以及这一概念具有哪些性质？因此，在有关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的讨论之中，我们便可以将其进一步分为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涉及生态学的概念如何定义、是否存在；另一方面，这些生态学的概念具有哪些性质？
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生态学概念本身的范式讨论。毋庸置疑，在进行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实践过程中，如何界定生态学所涉及的概念是最基础的工作。换言之，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进行科学活动和理论研究之前，首先便要明确他们对于概念的定义。
例如，要想对一个种群进行研究，我们首先要明确“种群是什么”，即种群的概念为何。在定义种群概念时，学者们往往粗略地将其概括为“占据特定空间的同种有机体的集合群”[1]。然而，如何定义和理解其中的“空间”含义却众说纷纭，因而，种群概念应该如何界定依然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针对空间问题，有些学者主张使用自然边界来定义“空间”的含义[2]；有些学者则认为应该由观察者来界定“空间”的含义[3-4]；有些学者声称空间与物种的特性有关，尤其是和传播与迁徙的需求有关[5]；还有些学者提出空间的同一性反映在有机体的居住条件之上[6]，换句话说，种群的变化依赖于繁殖和生存过程，而非位移过程，基于此，种群动力学应该研究出生和死亡过程的影响因子，而非再分布过程。对于空间含义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对于种群概念的不同定义，而采纳不同定义的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便会据此生发出不同的、有关种群的研究路径和关注点。也因此，笔者认为，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是有关生态学和生态学哲学的理论研究的基石。
再比如，在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时，我们需要先弄清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是否存在。这里的所谓“存在”是指，生态系统是否具有属于自身的本体论地位。有些学者质疑道，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仅仅是一些物种的集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性质无非就是构成其组成部分的个体的性质[7]。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极力为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辩护。Jordan（1981）提出，如果生态系统只是定义上的建构物，而不是一个信息网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没有信息传输，那么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同义反复词（tautology），有关生态系统的研究便经不起科学的检验[8]。这样的生态系统与宗教系统无异，因而是不可取的。有些学者则指出，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之所以受到威胁，是因为个别学者认为生态系统不是控制论系统（cybernetic systems）[9]。然而，经过对控制论系统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生态系统依然符合其含义，因而，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生态系统划归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
1.2.2 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针对编写的教材内容上课，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课后学生写实验报告册。
根据分子前沿轨道理论：LUMO轨道为最低电子空轨道，HOMO为电子占据的最高轨道，不难分析得知电子从HOMO轨道跃迁至LUMO轨道所需的能垒间隙较大，其数值为13.08 eV，表明其电子难发生跃迁；分子轨道能级分布如图4所示，空的分子轨道LUMO能级之间差距位于3～5 eV，最高占据轨道能级之间差距能量相差很小；HOMO系列轨道上成键电子云做了主要贡献，而LUMO系列轨道主要贡献的为分子内大多数的反键轨道，如羧基、醇羟基的反键；电子密度图表明分子周围电子分布较为均匀和弥散，静电势图表明分子的左部的醇羟基和右上角的羧基中CO键表现为明显的正电性，其他区域呈现明显的低负电性.
同样地，有关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的范式讨论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时，会预设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同属性，而这些属性又会在进一步的理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 数据信息的标准化使得轻量化应用有了支撑基础。在安防监控管理平台中有两类数据——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前者是平台自身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符合数据结构设计要求的数据，后者就是音视频和图片。对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常规的工具策略是数据统计分析及筛选比对。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目前的方法是使用智能分析工具，例如车牌智能识别、行为分析人脸识别比对、智能检索、模糊处理，通过工具处理后的数据经过清洗归档就可以和结构化数据一样建库使用，这就是所谓的图像结构化语义。
有关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还牵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一个生态学概念具有何种属性。换句话说，这是有关“怎样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对群落进行研究时，学界便存在着有机论和个体论的争议，即我们应该将群落视作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个体。持有机论的学者认为，群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是一个有组织的生物系统，有出生、成长、死亡的过程。有机体群落就像一个健康生活着的有机体的器官，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10]。相比之下，持个体论的学者则认为群落并非自然界的实体，是生态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一个连续变化着的植被连续体中人为确定的一组物种集合体[11]。
其次是持有理论建构论的学者。Trepl和Voigt在对生态学中整体论与还原论的争论进行探讨时提出，生态学理论中存在的争执无法通过经验解决，我们不可能通过实证解析的方式进行辩论。因为在他看来，理论的构成并非从经验出发，而是源于逻辑与理性结构[22]。基于此，关于生态学理论的辨析并不能求助于经验实证，而应该借助构建理论的人类理性。Schwarz提出，生态学领域的知识不存在实在性，这是由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和诠释。生态学中的知识体系是靠一些基础概念维系的，不同的概念就是要赋予我们不同的研究视角[23]。他的观点与波普尔的探照灯理论非常相似，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对象并不是形成理论的关键所在，我们持有的概念或假想引导我们关注不同的观察对象，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态学理论。
以上关于“怎样存在”的范式讨论依然是生态学以及生态学哲学的研究基础，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会据此阐发出一系列不同的理论结果。比如，将群落视作有机体的学者会进而强调群落的整体性、独立性，以及群落之间的间断性和可分性等。而坚持个体论的学者会强调群落的连续性，如Curtis提出了环境连续体的概念，并据此创立了植物群落环境梯度分析和极点排序法[12]。
再例如，在生态学的研究中，关于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一问题同样归属于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之争，因为多样性和稳定性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属性，都是针对生态学概念的存在方式的重要刻画。有些学者曾提出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13-15]。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生态系统中的稳定性不来源于多样性，因而，多样性和稳定性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16-17]。还有学者指出多样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在种群中稳定性有赖于多样性，但是在群落中则不然[18]。
总的来说，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旨在讨论生态学中所涉及的概念如何定义、是否存在，以及这些概念具有怎样的属性。持有相同观点的学派便可以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在相同的本体论预设之下构建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三、认识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
如前文所述，认识论关注于学者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即当学者们构建理论用以研究问题的时候，这些理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在认识论层面上存在的差异在于，理论是否具有实在性，理论是对世界的经验描述亦或是对世界的建构。因而，认识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在于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如何看待生态学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他们认为生态学理论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事实描述，还是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理论建构。毋庸置疑，在认识论层面上存在差异的学者会用不同的方式发展生态学理论，并用不同的态度对待生态学中的科学实践。
首先是持有经验描述论的学者。Suppe提出，科学理论并不是有关普世法则的陈述的集合，而是针对有限的应用而产生的特定模型，因而观察证据成为解释和评判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准则[20]。在他看来，观察在生态学理论的讨论中占据首要地位。Mikkelson则基于实在论的观点，提出在生态学中，要针对不同的数据状况采取不同的理论模型[21]。也就是说，理论有其实在意义，其实在性依托于观察数据。我们可以衡量一个理论的好坏或合理与否，而衡量的标准就在于理论与世界的符合程度。
整体论的典型代表则是突现主义，该主义的著名口号便是“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一般系统论》中对上述口号作了更详细的说明，称其含义是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复合体的特征与其要素比似乎是“突现的”[25]。而物理学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则从非线性关系出发，指出在线性关系中成立的叠加关系不复存在，还原法就此失效，系统表现为不能简单分析的复杂性[26]。
简而言之，两种认识论的核心争论在于，假想与观察究竟谁先？经验描述论认为观察先于假想而存在，假想是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归纳而成。相反的，理论建构论认为假想先于观察存在，恰恰是假想指导、引导我们发现新的观察结果，产生不同的注意力。
鉴于上述范式争论在科学哲学史中的显著地位，生态学从成立之初到现在，都一直充斥着还原论和整体论之间的讨论。该讨论体现在如下诸多问题之中，而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例如：不同等级的组织，如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物种和群落等，仅仅是物理原则的副现象？亦或这些等级具有真实的不连续性？同一等级内的各个对象虽有表面差异但在根本上相似，还是看上去相似但其实独一无二？我们能用现今的环境做出解释还是说当下只是过去的折射物？世界是因果的还是随机的？抽象物具有意义还是导致含糊？规律揭示了更深层的实在性还是毁灭了自然的丰富性？等等。
三是重点工作要加快推进落实。要对照年度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来推进各项工作，特别是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大清查大处置、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要盯紧进度、加快完成。
食品物流包括食品运输、储存、配送、装卸、保管、物流信息管理等一系列活动。食品运输环节是食品物流众多环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食品运输环节的安全与否直接涉及到食品物流全程安全目标的能否实现。
郭永旺：农药的应用为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帮助人类解决了饥荒和贫困，丰富了农产品的种类，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显而易见，当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认识层面持有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时，他们对于生态学理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持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导致他们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生态学理论的形成，从不同的出发点对生态学理论进行修改，并基于此对生态学中的科学实践进行不同方式的指导。经验描述论更加关注于生态学研究中的观察事实和实验数据，在理论和世界的关系中，世界是基础，理论的好坏在于能否更加准确地描述世界。相反，理论建构论更加关注于生态学研究中的逻辑与概念，在理论和世界的关系中，理论有其自身的出发点，理论的好坏在于能否更加合理地诠释世界。
总的来说，认识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旨在讨论生态学理论与外在世界或自然环境的关系。基于不同的认识论预设，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会用不同的方式创建或改进生态学理论。
四、方法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
方法论层面所关涉的是某个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方法论承诺，该层面的范式主要探讨“如何做”的问题。换句话说，方法论层面的争论是研究策略与研究进路之争，是应以何种方式来研究、处理问题。有关方法论承诺，最经典的争论来自还原论和整体论。在经典物理学所处的科学观中，科学家们往往接受还原论的方法论承诺，将世界看做一个能够不断被还原的研究对象，高层（宏观）物质或性质可以被还原为低层（微观）物质或性质。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力图不断寻找更加低层（微观）的对象，加以分析。相反，持有整体论的方法论承诺的科学家则不会将科学工作立足于不断地探索还原基础，而是直接研究作为整体的对象的诸多性质。
不光是在经典物理学之中，实际上有关还原论和整体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一直贯穿着哲学史和科学史。最早提出还原论思想的是德谟克利特，他的原子论主张每一件事物都是由不可再分的原子所组成的。笛卡尔则是确立了四条分析规则，强调自上而下的演绎分析，把高层次的复杂问题分解成低层次的简单问题，再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以对简单问题的解决替代复杂问题的解决。而Opeenheim和Putnam在《统一科学工作假设》中更是完整表述了还原论的纲领，即一种由不同科学分支描述不同层次实在的有序。特定层次上的事物是由邻近较低层次上的更简单的元素所组成[24]。
针对建构论和描述论的理论区别，卡尔·波普尔曾给出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在《Objective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了两种认识论传统[19]。第一种便是经验描述论，波普尔称之为“水桶理论”，其观点主要来源于培根、洛克和休谟。水桶比喻的核心是：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水桶，认知和知识汇聚于其中。意思是说，在我们获得知识之前，先要具备对世界的感知或经验。换句话说，经验观察是知识的来源和依据。后来，逻辑实证主义也沿用此观点，提出任何命题只有表述经验、能被证实或证伪才有意义。第二种便是理论建构论，波普尔称之为“探照灯理论”，其观点主要来源于康德。后者提出，理论是人类理性构造出来的。波普尔用“探照灯”比喻人类的预期或期望，我们先具有了某种期望，才以此为参照系，形成观察结果，继而创造出对这些观察事实的合理解释或知识。蒯因也赞成此观点，认为知识体系是人为创造和构建的产物，是可修改的，只要符合整体自洽性便可。
陕西美食文化历史悠久，也是旅游胜地，每年吸引着大量外国游客来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多来当地旅游的游客都会受到当地美食文化的吸引。而目前陕西很多美食文化翻译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没有英文翻译，有些对美食文化的翻译也是不知所云，这不仅影响了外国游客的食欲，也影响了陕西在游客心中的形象，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总而言之，还原论和整体论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之上，前者认为整体可以还原为各个部分，我们的研究策略应该是将整体分解成部分，然后研究各部分的性质、特征等。而后者认为整体不可还原为部分，因而整体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特征等，我们无法用对部分的研究来取代对整体的研究。
鉴于此，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认识论层面同样秉持两种范式，一种认为生态学中的理论源于科学家的观察事实，因而，这一类学者更加注重对于数据的把控、对于实验真实性的评判、对于观察证据的讨论。换句话说，理论具有实在性。而另一种则认为，生态学中的理论源于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理性建构，虽然与经验相关，但是并非取决于经验和观察，据此，这一类学者更加强调逻辑和理性的运用，更加维护理论的整体性，而非实在性。下面，笔者将通过几个学者的论证来展示上述认识论层面上的生态学范式的区别。
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会在本文中一一讨论以上问题，而是想要通过一个具体争论来展示整体论和还原论观点的分歧所在。不难发现，在方法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讨论中，争论集中反映在如何处理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之上，是将其视为一个最基础的单元，具有自身整体性；还是将其视为一个可还原的系统。持不同生态学范式的学者在该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
[14]Nation,P.(1990).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Massachusetts:Newbury House.
奥德姆在《生态学基础》中提出，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功能单元，并且把“系统生态学”与整体论联系起来（Odum，1964）。他的整体论思想体现为两个部分。一是他提出生态系统“功能性整体”的概念，指出“能量被选为一般的共同特性来整合生物的和物理的组成要素成为功能性整体”[27]，“生态系统就是包括特定地段中的全部生物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任何统一体。并且在系统内部，能量的流动导致形成一定的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和物质循环（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物质交换）”[28]。二是他积极挖掘生态系统各层次的涌现性。“组织层次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组分或者子集合可以联合起来产生更大的功能整体，从而突现新的功能特性，这些特性在较低层次是不存在的。因此，每个生态层次或者单元上的涌现性，是无法通过研究层次或单元的组分来预测的。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是不可还原性，也就是说，整体的特征不能还原成组分特性的综合。”[29]
Levins 和Lewontin则是提出还原论的诸多局限性，以此来强调整体策略在应对复杂性时的优势，提出还原论低估了理论内部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而且还原主义忽略了复杂整体的属性[30]。另外，对世界的本质的原子论信仰会使我们将科学的主要目标放在相互割裂的原因之上，这一点不利于我们研究自然的相互连接性。
相反，Lindeman则推崇一种“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方法论[31]。例如，湖泊的总产量就是每个营养级的产量的总和，而在每个营养级，我们都可以尝试确定物种的分布。一旦确定，我们便可通过它们的密度、新生代的繁殖模式、重量增加所需的能量等价物等来确定它们的产量。如果每个营养级的产量都得以确定，那么该生态系统的总产量便得以确定。
四川大学申开智及其团队[13-15]研制了压力振动注塑成型装置，如图2所示。该装置由模具、通阀、注射杆、储料筒、连接杆、弹簧销和挤出机等组成。物料经挤出机均匀塑化后,挤入振动注塑料缸内，从而将振动力场引入注塑成型的充模和保压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振动力场的引入会极大提高聚丙烯(PP)的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这是由于振动力场的加入改变了PP的晶型结构。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整体论和还原论均有其合理之处。Hutchinson确认了对湖泊系统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整体论的扩展；另一种是还原论数学种群生态学的扩展[32]。MacFadyen则认为，一种生态学研究方法是对生态系统的系统分析，他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的性质；另一种是种群动力学方法，他认为生态系统可以从对物种种群、它们的博物学和它们相互关系的还原论研究中得到最好的了解[33]。
总体而言，方法论层面的生态学范式旨在讨论生态学研究的操作手段。在方法论层面持不同意见的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会据此持有不同的方法论预设，进而也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生态学研究对象。这种来自抽象层面的指导作用依然反映了生态学范式的核心功能。
五、总 结
本文首先想要展示的是，生态学学科虽然有其自身特色，但生态学范式的讨论依然符合库恩范式的分类框架。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库恩范式已有的分类体系，对生态学范式进行剖析和澄清。
其次，生态学仍然处于新兴发展的状态之中，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在使用生态学范式时的确容易出现概念含混的情况。因此，笔者通过生态学范式之中的典型案例，展现出生态学范式所隐含的不同层面，并说明每一个层面都对生态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和侧重点。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生态学范式的建立、发展和讨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应该指明其所含的具体层面，并明确其对生态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如此一来，将有利于生态学范式讨论的系统化和结构化。
最后，通过对生态学范式进行分层剖析，笔者还尝试从多个层面揭示生态学范式与具体的生态学研究活动之间的关联，从而也展现出科学范式在科学活动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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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9)03-0048-05
作者简介：董心，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第6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生态学范式分类以及演变的哲学分析”(2018M64159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