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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正处于战后以来最糟糕的时期。1997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出现了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也是战后以来首次由于“内因”而出现的负增长。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国内悲观论日益蔓延：《日本经济新闻》惊呼“日本正在消亡”；《经济学家》杂志刊出了题为《日本的经济战败》特集；《读卖新闻》称现在的日本经济就像“泰坦尼克号”。面临这样的经济形势，该如何预测21世纪前十年的日本经济前景？
一、从“日本奇迹”到“日本问题”
战后日本经济从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转向七八十年代的“中、低速增长”，又转向了90年代的近乎“零增长”（增长率低于1 %）。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日本面对两次石油危机所表现的应变能力，使日本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甚至被赞誉为“日本奇迹”；而如今的“零增长”又使日本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国家，从亚洲的“领头雁”变成亚洲的一个难题。在1998年4 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问题”竟成为中心议题。
那么，“日本奇迹”是怎么转化为“日本问题”的？导致“日本奇迹”转变为“日本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发生了巨变。“日本奇迹”是在追赶时代、冷战时代、“一国经济繁荣主义”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以及日本国内的战后体制时期产生的；随着日本进入被追赶时代、冷战后时代、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以及日本国内的“集中改革时期”，就出现了“日本问题”。
（一）从追赶到“被追赶”
对经济技术后进的国家来说，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可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战后日本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一个经济技术后进国家如果能够立足于本国国情，成功地实施引进战略来追赶先进，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奇迹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的追赶是导致产生“日本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任何追赶的前提是要有差距有目标，急起直追式高速增长的结果，必然追赶速度要减慢，直至失去差距，失去目标。日本当然也无法回避这种后果。
这在科技方面表现得很明显。50年代中期日本的科技水平大约比美欧落后了二三十年，日本利用这个差距大力实行“吸收型战略”，依靠引进模仿美欧先进技术取得了技术开发的高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进入70年代后，日本同美欧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导致引进机会不断减少，“追赶效果”不断减弱，工业进步率随之明显下降，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90年代，日本在科技上已经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必须抛弃“追赶战略”而转向“创造战略”，必须亲自开展成功率可能只有5%，甚至只有1%的基础性、开拓性的科技研究。这意味着为了继续使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日本就要付出比过去大得多的代价。
面向明确的追赶目标展开锲而不舍的努力，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政府和民间为实现全民族的追赶目标而能达成协调与默契，是战后日本政治进步的表现。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民族在失去明确的追赶目标后，容易变得消沉无力；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协调关系也逐渐因历史使命感的消失，越来越暴露出肮脏的权钱交易。追赶者往往更多地注意发展的速度，容易倾向于急功近利，容易忽视有关全面发展、均衡发展方面的诸多问题，而随着追赶目标的实现，这些在追赶过程中形成的薄弱环节日益凸现出来，形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
1952年日本与美国正式结成同盟关系，确立了日本作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的战略定位，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格局谋求经济利益。在冷战时期日本利用美国的军事保护，几十年一贯地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长期保持西方国家最低的军费开支比例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西方国家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直至1990年）。“日本奇迹”成为显示低军费促进经济造福社会的一个范例。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虽然通过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继续利用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日本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企图发挥独立的军事作用。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利用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得以较顺利地推行“加工贸易立国”战略。70年代以来，发生了所谓“尼克松冲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日元长期低估（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给出口带来的好处逐渐消失，同时西方经济进入了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阶段，从而使推行“加工贸易立国”战略的日本面临的世界市场条件日趋严峻。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壮大与美国相对实力地位的下降，日本渐渐失去作为弱小国家而得到美国扶植的“资格”，并日益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为此，美国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对日本表现出“慷慨”与“大度”，日美之间由于“力量差距带来的协调关系日趋减弱”，并开始了“趋向对等关系的危机”，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尖锐（注：[日]神谷不二：《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1989年，第29页。）。在刚刚进入90年代时，在冷战结束、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消失的背景下，日美经济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尔后由于日本经济变得越来越不景气，使美国对日竞争心理大为缓和，日美贸易磨擦也在90年代中期趋于平静。但是，日美经济矛盾仍然十分深刻复杂，同时随着近年来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大幅度下降，日美贸易摩擦随时有复燃的危险。
冷战结束还大大改变了日本面临的国际竞争条件，这是因为战后几十年美国忙于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其中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又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使日本的民生产业得以打入美国本身的，及其在国外的市场，在一些重要的民生产业领域逐步夺取对美竞争优势。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将其过去几十年耗费于对苏军备竞赛的大量资源调遣到民生产业，实施“军转民”的产业发展战略，使日本在民生产业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可以说七八十年代日本在民生产业的竞争方面是和美国的“一条胳膊”较劲（美国另一条胳膊用来同苏联进行军事竞争），结果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一时得到了“名列世界第一”的桂冠。冷战后随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另一条胳膊从军事方面“腾了出来”，日本就需要同时跟美国的两条胳膊较劲了，这意味着只是到了现在，才出现了日美全面竞争的局面，“日本不是美国的个儿”的真实才得到了体现。
还需提到，冷战期间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使日本较容易地从美国获得尖端技术，可以说日本将美国为军事目的开发的各种尖端技术（如晶体管、集成电路等）转用于开发民生产业，构成战后技术引进的特别精彩的组成部分。然而，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大力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大缩小了由于特殊的战略需要向日本提供尖端技术的渠道。
（三）从“一国经济繁荣主义”到走向经济国际化、全球化
战后日本对内推行“经济增长至上主义”，对外推行“一国经济繁荣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最重要产物就是“全面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不可否认，“全面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曾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因为日本十分擅长在本国范围之内“安排好”各种生产环节的前后左右的连结，形成了合理性、效率性很高的全面配套的产业结构，导致整个经济达到很高的效率。
然而，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日本的一部分产业向国外转移，原来在国内“安排”得很好的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导致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效率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生产据点之间的联系尚未“安排”得很好，即使“安排”得好一些，也因地理上的间隔、国情上的差异，而不可能达到过去在一国之内实现过的巧妙联系与高效率。为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战后的‘日本奇迹’在经济国际化时代决不可能再现”。
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与日本当年追求“一国经济繁荣主义”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世界市场的“参加者”大大增多，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包括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经济国家，包括在工业化、市场化道路上迈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迎来了市场经济大竞争的时代。其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形成为贸易与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个“单位”已经变得太小。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展现勃勃生机。这意味着，日本的“一国经济繁荣主义”的发展路线再也走不通，“全面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不能不趋于“瓦解”，这是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今后，日本只有跨越“地理上的间隔”和“国情上的差异”，果断地将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或其中的一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促使产业结构从“国内配套型”向“国际分工型”转变，努力追求世界范围内新的合理性与效率性，在国内培育新的、更高级的成长产业，经济才有出路。
（四）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
日本对工业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特别是战后日本的科技、教育发展模式十分适应工业经济时代，却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模式的特征是：
第一，民间强，政府弱。以民间企业为主导的科技体制曾在日本的后发型、追赶型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出色，这是因为引进技术成果主要需要通过民间企业消化，通过生产现场的努力转化为生产力。然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作用尽管仍很重要，但同美欧处于建设知识经济“同一起跑线”的日本，同样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为知识创造活动的主要支持者的作用。然而，日本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很弱，政府的科研支出在全国科研经费中所占比重只有21%，远低于美、德、法国的36%、37%、46%（注：[日]《科学技术白皮书》1996年度版，第544—555页。）。
第二，开发强，基础弱。日本整个科研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只有14.5%（按研究经费计算）。日本的科学论文指数只有81，不仅远远低于以色列的376、西欧的295、美国的144，而且比世界平均指数低19%。 日本至今仅有5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其中两名还是以其在国外的研究成果获奖的，而美、英、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为175名、66名、 61名，相当于日本的35倍和12—13倍。
第三，硬件强，软件弱。日本擅长工业生产，制作能力很强，搞硬件比较在行。但是，日本的软件技术能力较弱，成为信息化发展的“瓶颈”。比如作为电脑的“头脑部分”的微处理器及其操作系统几乎都是在美国开发出来的。目前，除游戏软件以外，日从美的软件进口额相当于出口额的大约20倍。由于软件技术弱等原因，日本的个人电脑普及率远低于美国，个人电脑拥有台数仅为美国的大约1/7； 特别是电脑联网率更低，与互联网连结的电脑台数仅为美国的大约1/30（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1997年》，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01—103页。）。
第四，人才的平均素质较强，创新精神较差。战后日本实行“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注意面向本国的需要、生产实践的需要，培养了大批能够扎根于国内、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工业化人才。然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能够从事创新研究的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科技实力的关键。1991年日本取得理科博士学位的只有600人，不及美国9700人的一个零头， 在产业界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只有7000人，只及美国14万人的1／20， 这说明日本的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五）从战后体制到“六大改革”
从经济政治体制来看，战后日本实行的一套制度是适应追赶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冷战时代的制度。这种有利于动员国民为追赶美欧而努力的战后体制在一些重要方面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的战时体制。然而，任何体制的适应性与合理性是有时代条件的。1996年版《经济白皮书》指出：“‘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功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注：[日]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96年版，第1 页。）首先，政府较多地干预经济在追赶时代表现为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到了追赶后时代，则转变为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其次，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体制虽有利于政治稳定，但导致了“弱的制衡”，官僚的专断、骄傲与腐败得以滋生，日趋严重，引起国民对政治日趋强烈的不信任感。1993年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权虽然垮台，但由于非自民党的政治势力迟迟聚合不起来，自民党主导的政治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营方面的失误也多了起来，比如1997年度出现的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有关。
金融体制典型地反映了战后体制在很多方面是不贯彻市场原理的。这些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与国内外市场化发展的潮流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推行改革或改革不力，导致严重的“制度生锈、疲劳”，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日本式经营”典型地反映了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战后以来曾经“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组织等等如何从“长处”变成了“短处”。比如，终身雇佣制等“三大经营法宝”有利于稳定职工队伍，并诱导他们“终身”为同一企业效劳，在工业经济时代“功不可没”。然而，在时代转折之际，在产业结构出现急剧转换的情况下，终身雇佣制成为妨碍劳动力从人员过剩的衰退产业向人员不足的成长产业转移的阻力。为了追求企业结构的稳定也影响了对信息化管理的引进。
二、从“日本问题”看日本的将来
以上分析了导致战后的“日本奇迹”转化为“日本问题”的基本因素。可以看出，这些因素都不是一时的、表层的因素，而是长远的、深层的因素。因此，“日本问题”决不是一时的、表层的问题，而是中长期的、深层的问题。今后一二十年日本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如何克服当前的“日本问题”。
克服“日本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日本人民，同时又取决于日本的改革，取决于日本能否跟上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这个时代潮流。下面从“人的因素”、改革因素以及国际因素来展望日本的发展前景。
（一）人的因素
战后的“日本奇迹”归根到底是由勤劳的、富有创造性的日本人民创造的。因此，“日本问题”也要靠日本人民去克服。一个民族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在短期内改变的，日本人民总地来说仍然是勤劳的、富有创造性的。但是，仔细考察影响今后日本发展的“人的因素”，却不能不指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人口结构与总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速度之快和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进行。与之对照，美国虽然也面临人口高龄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并不明显。1995年日本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数为1.42，而美国的这个数字为2.019。
老龄化、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是：（1 ）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注：总务厅1997年3月发表的《推计人口》（1996年10月1日）表明，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指15—64岁的人口）已从1995年开始减少。生产年龄人口的减少将会刺激女性及高龄者进入劳动市场（现在男、女生产年龄人口的劳动参加率分别为80%和50%，说明女性劳动人口增加的余地还很大），因此，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不会像生产年龄人口减少这样快，估计劳动力人口将从2000年开始减少，2000—2020年将减少450万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终导致增长率的下降。（2）导致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不利于保持生产现场与企业技术革新的活力，也对保持整个经济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3）导致收入与消费的减少。以生产年龄人口每人收入200万日元计，2025年将比1995年减少收入300,000亿日元，相当于从1995 年以后每年减少 10,000亿日元需求（注：[日]《产经新闻》1998年5月12日。）。（4）导致家庭储蓄率下降，将从目前的13%下降到百分之几；企业投资热情的减弱，设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从现在的16%下降到10%多一点。（5）导致税收负担者、养老金负担者减少， 增大财政困难。同时，对老龄化导致国民负担加重的担心（预计到2025年国民负担率将高达49.9%），已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注：[日]中村洋一：《对日本经济的长期预测》，《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2月26日。）（6）导致总人口的减少（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研究所的“中位推计”，日本的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如果人均GDP增长过缓， 经济总量将可能下降，导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趋于下降。
第二，人口素质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与战后一代相比，年轻一代勤劳精神的减退，出现了不愿从事“脏活、重活、险活”的倾向。同时，旨在培养开拓型、创造型人才的教育体系的确立，鼓励开拓、创造的社会风气与环境的形成，尚需一至两代人做出艰苦的努力。这意味着日本人口素质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从“适应工业经济型”向“适应知识经济型”转变。日本几乎是一个单民族国家，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
（二）改革因素
日本早就需要实施改革。但是，在1997年以前犯了“不思改革”或“改革过慢”症，而从1997年开始又犯了“改革过急”症。由于号称“改革元年”的1997年度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而为了刺激景气又必须动用减税、发行国债等财政手段，致使财政结构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才几个月就不得不做修改，将“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不再发行赤字国债”的目标年度推迟两年（从2003年推迟到2005年），这成为桥本内阁提出的“6大改革”出师不利的一个象征。
由于处理不好经济形势与改革的矛盾，6 大改革的目标已不可能在原定的“改革集中期”（1997—2000年）之内实现，从政治体制看，日本也难以产生领导改革的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日本的改革即使不遭到挫折，其引起的“阵痛”也将可能比较剧烈，其实质的进程也将可能明显拖延。当今的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改革的竞争”，人们越来越重视国内外改革的“速度差”对竞争力的影响，改革速度的不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左右着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名次。有鉴于此，日本改革遇到的困难将导致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三）亚洲因素
当前，日本经济与亚洲经济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相互渗透越来越深。1997年7 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石油危机的打击，而虚弱的日本又加重亚洲的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说亚洲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日本的危机就是亚洲的危机。为了彻底克服这场危机，估计需要4—5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