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的检讨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以为，“经济学是中性的”这类貌似新潮的判断正危害经济和经济科学的正常发展，现代经济这盘落入苍蝇的美味佳肴呼唤我们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检讨和反思。
1.重新理解传统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被称为传统经济体制。对传统体制的否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否定传统体制时，只单纯地把传统体制理解为计划体制。实际上，传统体制远不是“计划”二字所能涵盖的。中国的传统体制，从其建立伊始，就深深地植根于人民勃兴的道德风范之中。可以说，是先有资源配置的充足动力，才有了中央政府的计划管理。在“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口号的推动下，人对物品的需求，人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者的供给，人的一切经济行为，无不打上鲜明的道德烙印。这种道德风貌通过工人真正的主人翁地位和职工爱厂如家的敬业精神，扩展到了企业。企业行为作为职工道德的凝聚形态，表现为遵照计划努力生产，并具有追逐产值最大化的充足动力。这一道德链条扩展到宏观形态，便是企图以革命热情和计划管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促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说，在这样的体制下，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之所以鲜有所闻，主要并不是因为法律或行政权力的威慑力，而更重要地是因为人们心中的自我道德规范的约束。随着道德水准的高涨，我们片面地夸大了精神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为单纯依靠人民的热情就能迅速地赶超先进国家。现代化大生产决不是依靠道德和感情就能驾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终于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但是，这并不说明人们当时的道德风貌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当时的道德水准，计划不可能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任一领域正常运转，经济的混乱也许早已开始。可惜的是，我们在否定传统体制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道德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在提倡市场经济的同时片面提倡“一切向钱看”，使对金钱的追逐进入一切经济与非经济的领域。混乱的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和计划经济一样在浪费着资源，尽管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
2.透过供求和利益的面纱看经济学中的道德
粗略看来，道德似乎是属于伦理学的概念范畴。然而，人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受其自身道德规范制约的。比如，需求是经济学中的最基本的概念，供求关系是贯穿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根主线。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生存的需要仅仅是最底层的需要，心理的满足和自我实现才是高层次的需要。心理满足虽然依赖于物质因素，但更依赖精神因素。它既可以通过完全利己的行为获得，也可以在符合道德的利己行为中求得心灵的愉悦，更可以在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中得到满足。如果说，供求分析在单纯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的确定中确实颇具有效性的话，那么，从供求理论衍生出来的一切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与道德的结合则紧密得多了。改革以来，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日趋强化。当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并企图协调利益矛盾的同时，我们是否忽略了这样一点：许多利益矛盾是早已有之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历来存在，而演化为现在的诸候经济和政令不畅，则导因于一个深刻的经济变革过程。一切的利益集团，都是由其内部成员即人组合而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成员对利益的关注程度。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放在于人有思想，有感情。因此，人的行为，包括由其延伸而成的利益集团行为，与经济利益之间，并不具有稳定的函数关系。在行为的决定中，道德是对利益的有力制约因素。在人力资本配置上，工资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道德环境也是因素之一。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才会有终生雇佣制。推而广之，道德水准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决定因素。因为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利益集团间矛盾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市场方式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诸候经济分割市场的程度，决定于其利益矛盾的程度，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程度也有所不同。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干预是对市场配置的直接反动。至于形形色色的市场混乱现象以及殚精竭虑规范市场的代价，则无疑是道德对经济的严厉惩罚。道德的下降发展到极点，很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从而使市场经济改革进退维谷。
3.道德均衡与经济均衡
从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虽然能说明道德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毕竟是粗线条的。在任一体制中，每一个微观单位（个人或企业）都有一个自身的均衡问题。这种均衡既包括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等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也应该包括行为选择的均衡问题。比如，每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决定的，当他认定自己的行为（包括经济的与非经济的、道德的与非道德的）恰好报复了社会对待他的方式，则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均衡的，我们称这种行为上的均衡为道德均衡。每一个人的道德均衡都是一种单个均衡，整个社会的一般道德均衡则是所有单个均衡的汇集。必须指出，道德均衡仅代表每一个人都认为“天下人”与“我”两不相负，它与有效率的经济均衡相去甚远。正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点不一定是充分就业点一样，既定的道德均衡体系对应着既定的制度效率。无效率的道德均衡体系就是一种制度浪费。如果一个制度能够创造出高的道德水准，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尽量不刁难别人，且为别人行方便，所有的人就能同时省却许多精力，整个社会的“办事”成本降到最低，社会的制度效率则能大幅度上升。如果从动态角度分析，那么道德在任何社会的下降都具有加速趋势。比如，一个人遇见一件不道德的事，并因此做出某种报复举动，借以取得心理上道德上的平衡，就他个人而言，已完成了一次失衡向均衡的复归。然而，这一失衡将迅速波及开去。沿着第一个人的报复链条，整个社会将收获无数件报复行为，才能形成新的低水准的道德一般均衡。这无数件道德行为使人们对整个社会感到失望，从而很容易引发更为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所有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在每一个人心里都能重新达到道德均衡，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则加速下降。
4.“人性恶”是没有道德内核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滥觞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无可怀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却必须探讨。在市场经济的外衣内，包裹的远不是同一的货色。当经济学家迷醉于没有道德内核的纯粹的经济学，片面提倡“一切向钱看”时，这种经济学潮流的基本内核决非西方人所首创。现在的经济学家们，往往把人看成一个纯粹的利益单位，以为人的一切行为都要追求利益（几乎就是金钱）的极大化。翻译成古代汉语，它就是荀况的“性恶”。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私欲横流的社会，唯有以利益引导，人的一切潜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创造出最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保证市场经济不会出现偏差的“神灵”，则是法律，是市场规则。然而改革的实践表明，不谈道德的高效率市场经济实在只是一种神话，和“大干六个月进入共产主义”一样的神话。目前，我国有关经济的法律条文已经不少，市场行为却远没有相应规范起来。我们似乎是先设定了一条经济正常运行的轨道，也发布了许多不走入这条轨道将受何种惩罚的命令，却没有想过：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走入这条轨道，我们将如何挥舞手中的法律长剑？在严重缺乏秩序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人都会有可以指摘的与混乱相联结的行为，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虽然谁也不能否认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法律决不是包医百病的神药。至少在目前，解决腐败问题就远比制定一千条法律有效得多。以“人性恶”和法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其局限早已为中国历史上法家的实践所证明。法家企图以严刑峻法来维护君主权力和社会既有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一旦人人违法，以法严著称的秦王朝也束手无策。继起的汉王朝不得不以“约法三章”求得稳定。儒学所以能数千年在中国居支配地位，无疑与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主张密不可分。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体系为依托，将成为空中楼阁。
5.过渡经济学中道德的特殊位置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过渡经济学成为显学。我以为，中国旧的计划体制的效率（虽然有限）是依赖于当时的道德氛围的。市场经济的大潮冲跨了旧有的儒学道德体系，释放了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利己欲望，却没有形成新的优秀的道德伦理体系。市场理论在中国之所以不如在其发源地西方有效，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于目前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变迁，也即诺斯所指的非正式的约束。可以说，现在的市场体制对资源配置起着重要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道德因素则已由促进力量转化为纯粹的破坏力量，不再具有任何经济学上的积极意义。这种破坏性正在迅速增强。因此，过渡经济学如果不对道德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永远无法开出中国经济问题的药方。
6.中性的前置词是道德而不是经济学
主张经济学游离于道德之外的学者，认为人的既定道德水准应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人有各种偏好的自由，经济学家只应就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就这一意义讲，经济学家甚至可以服务于第三帝国。首先，这种观念涉及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用静态观点分析，人的行为无疑是不以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的道德水准独立于经济学家的目光之下。然而，从动态角度观察，经济研究的结果一旦应用于实践，必然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人的行为调整。从长期来看，道德水准在近年来的下降，与这段时间的制度变迁密不可分。外在环境是道德加速下降的温床，道德的下降又进一步恶化经济环境。其次，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按传统的定义，当然是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最佳配置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还承认效用最大化，承认帕累托最优，就不该作单纯经济变量的奴隶。何况，道德的加速下降终将使变量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变得不那么容易。更遑论我们连真的变量统计数值都无从获得？
经济学不能抛开道德。如果非要讲中性，我觉得道德倒是中性的。任何时代都有其至少在当时是合理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道德的下降，金钱的诱惑只是恶之释放的外部条件，而内部条件即道德的迷失才是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片面强调西方式的经济模式如何优秀，对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听之任之，这岂不是炫耀车马的优秀却不考虑是否南辕北辙的行为？
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是一部好经。这部好经被我们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念歪的结果，是道德大厦的倾斜。经济学家们提倡市场经济虽然功不可没，但片面的提倡与嫁接势必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奇怪的是：有些经济学家，一方面声称自己是讲道德的，另一方面又力主经济学不谈道德。如果自己的行为尚不以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又有什么理由把这视作所有人的共性，并以此作为经济研究的前提呢？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必须重新审视道德在经济学中的位置，把一切经济行为都是道德人的行为作为前提，据以描绘新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理论，并探讨相应的经济政策。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理论也许正昭示着一场比凯恩斯革命影响更深远的经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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