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与类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类书论文,关系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闻一多先生对初唐诗歌批评苛严，他认为：“《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1] 其实，资书为诗、堆砌材料不仅是初唐诗作之弊，也是宋诗的缺陷所在。在一定程度上，闻先生的批评也可移来评价宋诗。可以说，类书是宋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
类书是辑录文献、以录为主或稍加撮述、按类编次的图书。它蒐罗至广，以类相从，既有方便省览，保存佚文的功能，又有可资考证，便捷为文的益处，是古人治学为文的重要工具。类书修纂肇始于曹丕主事的《皇览》，此后代有赓续。赵宋之世则成为类书的繁盛时期，类书体制大备，部帙浩繁。据张涤华先生统计，从魏至十国时期，类书共七十余部，而有宋一代，仅可考之类书就超过此前类书的总和。这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宋代类书蔚为壮观的发展状况。
宋代类书形式多样，类文、类事或兼类事文的类书均有很大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官修类书。北宋前期，统治者崇儒右文，积极实施文化政策，大力编纂类书。其代表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些类书卷帙巨大，分类细密，材料宏富，而且编纂目的带有很大的御用色彩，内容多宣扬儒家正统观念，以揄扬德政、肇振斯文为旨归。除这两部大书外，《天和殿御览》、《彤管懿范》等也都属于官修的类书。第二类，私家杂纂。此种类书多为个人编撰以适自身之用。或格物穷理，或考镜源流，或备作书簏，目的不同，体例各异。但都属于个人根据自身的学术积累加工而成的专门之书。有不少在其知识门类中显得相当精审，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事类赋》、《事物纪原》、《山堂考索》等都属此类。第三类，应试类书。宋代极重科举，为了更好的应试，广泛搜罗历代故事、艺文备考，应试类书在南宋迅速兴起，且占相当比重。如《玉海》、《万卷菁华》、《永嘉八面锋》、《群书会元截江网》以及众多“类句”、“法语”等都是为备科举答策而产生的。
类书在宋代甚为通行，便捷的印行条件为类书的广泛流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宋时类书以官修官刻为主，如晏殊等所编《天和殿御览》就是由皇帝诏令“下秘阁镂板”[2]。至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由于卷帙浩繁，流播范围也很有限，“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各一部”，“景祐四年二月赐御史台”[3]。到了南宋，情况则有很大改变。一方面，科举考试对类书有着强烈的吁求；另一方面，类书蒐罗至广，一册在手，可以免去众多翻检之劳，因而坊间类书层出不穷。“两坊书市以类书名者尚矣。曰《事物纪原》、曰《艺文类聚》……最后则《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出焉。何汗牛充栋之多也！”[4] 出于牟利的考虑，市井书坊纷纷刊行应试类书。从这些类书的书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民间流行特点。如《群书会元截江网》，“谓之会元者，以见其有会归之地也；谓之截江网者，以见其无遗漏之虞也。”[5] 又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书名之所以如此，即因“今之所编，正将备前乎未见之书，以充后乎无涯之用。凡古今应用之事，悉于此书萃焉。”[6] 此外，如《锦绣万花谷》、《新编簪缨必用翰苑新书》、《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璧水群英侍问会元选要》、《新编通用劄截江网》、《重添校正蜀本书林类事韵会》，都具有鲜明的宣传色彩和“市场意识”。而这种状况也正好表明，类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已经成为日常所备的工具书。似乎可以这样说，类书已经成为宋人文化水平的平均值的一种标志。文人们频繁地编纂和使用类书，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这在宋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宋代是一个人文的社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崇儒右文政策的推行，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以博学相尚的时代风习。宋代诗人在广泛意义上来看，都可称之为学者。学术上的广泛涉猎成为作诗的基础。“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7] 具备深厚的学术修养，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诗人的必备素质。而宋代的大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不仅以诗擅名，更同时是绘画家、书法家、散文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甚至是哲学家、思想家。即使一般诗人，对文化掌握的程度也超迈前代，透出浓厚的人文气息。以深厚学力为根柢，宋人矜尚博学，喜好用典之习在诗歌中表露无遗，形成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独特风格。
这种风格最初在《西昆酬唱集》中得到较为突出的显现。《西昆酬唱集》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在真宗年间预修《册府元龟》时，相互唱和诗作的结集。从诗歌数量与质量来看，当以这三人为主。他们作诗瓣香李商隐，风格典雅博丽，“于唐却近”，但“以才学为诗”在其诗中却得到较明显的表现。他们对义山的幽曲深隐之思体察不够深入，却一味耽于獭祭典故，诗作典丽华赡之余，颇为艰深僻涩。这固然有他们力矫晚唐体朴野、白体浅易之弊的积极一面，但多用故实，至于语僻难明，“自是学者之弊”[8]。杨、刘、钱都是大学者。杨亿“博览强记， 尤长典章制度，”“当时学者，翕然宗之”[9]。刘筠“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10]。钱惟演“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11]。他们受诏同修《册府元龟》，长期批检典籍文献，对典故事类自然是非常熟悉。《册府元龟》卷帙浩繁，采择谨严，“凡所录以经籍为先。亿又以群书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今并不取。止以《国语》、《战国策》、《管》、《孟》、《韩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与经、史俱编，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之类，采摭铨择”[12]。仅从入选的典籍而言，他们日常简阅文献之繁多已足让人叹为观止，更何况诸多杂史、琐说之类，必须经过一番权衡、斟酌，才能决定取舍，因而他们实际上接触的史料确实可称洋洋大观。馆阁文人本来就以博洽著称，其腹笥丰盈自非斯文凋敝的五代文人可比，而平素和高文典册打交道，作起诗来自然可以抽绎坟典，广用故实，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们引经据典的浩博，从诗集笺注情况就可窥见一斑。郑再时笺注杨亿《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引用文献就达64种之多。整个注本引用书目当然更多，经史子集、道书佛藏、杂史志怪、笔记类书，几乎无不汲引。如史部除正史之外，还引用《通典》、《南唐书》、《续汉书》、《吴录》、《三辅黄图》、《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集部不仅大量征引诗骚词赋，还使用众多小说，如《西京杂记》、《十洲记》、《山海经》、《拾遗记》、《博物志》、《列仙传》、《穆天子传》、《太平广记》等；而且还引用不少类书，如《玉海》、《初学记》、《太平御览》、《皇朝类苑》、《北堂书钞》、《六帖》、《艺文类聚》。即使这样，注本还是对不少未知出处的故实付诸阙如，可见馆阁诸士的学养确实渊深，《西昆酬唱集》也出入群书，援引殚洽，每每让人兴起“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感叹。
而且这些馆阁诗人往往于此刻意追求。杨亿就曾因奏事时论及《比红儿诗》，不能对，甚以为恨[13]。刘筠在论及唐代著名类书《初学记》时，则认为：“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14] 而互相酬酢又恰好给他们提供了矜炫博学的竞技场，其诗作也自然成为他们渊博学识的有意体现。类书的编纂和使用给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类书，获得大量相似事类，给他们在同一诗题下进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诗材，他们可以游弋其间，巧妙剪裁。真正可谓“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5]。诗集中出现的大量咏物诗，正给他们铺张故实提供了场地。如《鹤》、《馆中新蝉》、《禁中庭树》等，各以诗题为中心，汇聚同类故实，其受类书影响之迹甚为明显。这也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的主要表现，“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16]。
对才识学问的看重，在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黄庭坚是北宋著名学者，“年五岁已诵五经”[17]。其诗作生新瘦硬，雅博精绝，蔚为大家。“其用事深秘，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18]。他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19]。故而极其重视学识，对后进也每以广涉坟册相期。如对于王观复，他就认为：“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但知玩其山龙黼黻成章耶？”[20] “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协律吕，或语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21] 由于多读书可以提高诗人的鉴赏能力和创作技巧，并且可以广泛吸收化用前人成果，使诗作更具有书卷气息，黄庭坚对此三致其意。“寄诗语意高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稍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22] “龟父笔力可扛鼎，它日不无文章垂世。要须尽心于克已，不见人物臧否，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力学，有瑕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之能事。”[23] 如子苍诗，今不易得，要是读书数千卷，以忠义孝友为根本，更取六经之义味灌溉之耳。”[24] 在推重学识的同时，他更在诗歌创作思想和方法上对“以才学为诗”作了界定：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人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25]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之也。然不易其义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26]
这其实是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给融才学入诗提供了可行的法门，并为这种方法的推行大倡其道。在黄庭坚的引领下，陈师道、徐俯、洪朋、洪刍、陈与义、曾几等云从响应，以才学相标尚，以“江西”立宗派，成为宋调的突出体现。苏轼固然不与其中，但他矜尚学力，造语闳肆却与江西派相近并共同构成宋诗的主调。“不如默诵诗千首，左抽右取谈笑足”（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四），苏轼对才学亦倍加重视，连孟浩然也被他讥为“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27]。
宋诗“以才学为诗”发端于西昆，经欧阳修、王安石的发扬，终成于苏、黄。“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28] 江西诗派灯法相传，风行百余年，“以才学为诗”成为诗坛的主调。尽管嗣后不断有反拨的努力，但中兴大诗人杨万里、陆游都有师事江西的经历，江湖诗派重镇刘克庄、方岳也深受江西诗风影响。可以说，“以才学为诗”概括了宋代诗歌的大致特征。
三
这种风气的形成当然有多种因素作用，如好学风尚、文化走向、时代运会等，而类书在其中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罗万象、蒐狩古今的类书的出现，为检索文献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个基本功能之外，类书作为文化积淀成果的体现，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发展水平，又成为士人进行文学创作的一大资助。编纂类书，本身就反映了文人的学术层次；应用类书，则促进了文人自身涵养的加深。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巨细毕陈，其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周罗各方面文献，加以分类编排，使同类资料在尽可能的限度内得到强化和集中。“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对于推尊学术的宋人来说，类书使他们在博极群书的治学过程中，得以全面集中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迅速有效地深化文化积淀，进一步淬炼他们的学术气质。从宋代类书的繁盛和普及来看，这种学习活动深入到文人求学的具体环节当中，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文人的素质，丰厚了他们的创作积淀，对其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宋人文学作品文人气息较浓，有学术化倾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们往往在砥砺学养的同时，从浩博典册之中钩辑出相关文献，类汇成编，以适作文之需。这种自己编定的类书的流行，更表明类书对于宋人治学为文的重要意义。
这些自行编纂、以适己用的类书，其实是文人黾勉向学、积累学识的副产品。苏轼曾向王庠传授读书之法：“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美，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29] 这就是有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其主旨在于先确立明晰的求学方向，再专心读书；及至学成，自然可以八面受敌，处之裕如。如果转换一下角度，将每次读书所得，积累成编，再按类分纂，这不就是一部类书吗？章学诚就认为，“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30] 苏轼似乎未有编纂类书之事，而且他也不屑为之， 但他渊深的学养，充分表明其胸中是有“无书”之类书存在的。而有些文人，则将积聚之学识，形于笔墨，系于自编类书，为我们研究其治学为文提供了重要线索。
秦观就曾编有《精骑集》。其自序称：“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负此自放，喜从滑稽饮酒者游，旬朔之间，把卷无几日，故虽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比数年来，发愤自惩艾，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时十一二。每阅一事，必毕绎数终，掩卷茫然，辄复不省。故虽有勤苦之劳，而常废于善忘。比读齐史，见孙骞《答邢词》云：‘我精骑数千，足敌君赢卒数万。’心善其说，因取经传于史事之可用者，得若干条，勒为若干卷，题曰《精骑集》。”[31] 在人们心目中，秦观是以才子面貌出现的，“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32]，黄庭坚就表达了对才思敏捷的秦观的叹赏。其实少游亦多书卷，《精骑集》就是他博观群籍的产物。秦观当时文名颇著，其赋作典赡精工，多为时人称引。他的诗歌虽多被目为“女郎诗”，但实际上风格多样，而且也显露出“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如《别子瞻学士》：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珠树三株讵可攀？玉海千寻真莫测。
一昨秋风动远情，便忆鲈鱼访洞庭。芝兰不独庭中秀，松柏仍当雪后青。
故人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鸑鷟今才见。
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八砖学士风标立，五马使君恩意新。
黄尘冥冥日月换，中有盈虚亦何算？据龟食蛤暂相从，请结后期游汗漫。
此诗作于元丰元年，时少游携李公择荐书至徐州访苏轼，临别时赋此以赠。全诗脱略放达，真气流转，虽多用典故，却圆融畅达，洒脱有致。此诗四句一转，共分为六节。首节仿李白《上韩荆州书》，表达了对苏轼的倾心向往；次节用王勃、王勔、王勮三兄弟被称为“三珠树”及朱异气度博大，如“玉海千寻”之典，称许苏轼的襟度风采；第三节稍作动宕，回忆此前结识李公择事；第四节又笔锋回转，叙及李公择荐访之事，并用徐陵、薛收之典，高许苏轼为“天上麒麟，河东鸑鷟”；第五节用李程疏放之典，表达对苏适风标高远的倾慕；末节点明惜别之意，并以游历苏门相期。全诗颇多故实，或明引，或暗用，却浑融无迹，充分显示了秦观的才思与学识。
又如《和裴仲谟摘白须行》：
仲将题凌云，比讫须尽白。陆展媚侧室，星星染为黑。人生如寄耳，况复形与色。泽壑藏山舟，夜半轮有力。厖眉三不遇，已矣何所惜！二毛赋秋兴，自爱颇姑息。闻诸古竺乾，毛发因地得。数穷反其本，蝼蚁得而食。妙年光可鉴，炯若鸦羽戢。映梳渐萧萧，变化了无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儿，终剪施摩诘。我作白须行，而得养生术。
这是一首酬唱之作，诗歌表现了作者对时迈不居、年华老去的旷达。诗句之间密布相关故实：韦诞题凌云殿榜，比讫，须发尽白；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颜驷三世不遇，厖眉皓发；潘岳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佛教谓毛发因地而生；谢灵运美须，临刑施南海之底滇寺，告为维摩诘须。全诗艺术性不是很高，典故的堆砌罗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真切情志的流露，可谓为“事”所累。这种诗歌的创作，需要娴熟地掌握同类故实，而类书则可以为之提供丰富的诗材。
《淮海集》中此类诗作还有不少，如《次韵莘老》、《鲜于子骏使君生日》、《正仲左丞生日》、《淮南郊庆成》等，典故密实，词理繁富，颇伤于涩。这一方面是由于颂德褒扬之作例须典重，但主要还是秦观逞才使气的结果。可以说，《精骑集》既为秦观砥砺学识、积聚语料提供了便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诗作罗列故实、堆垛成章的诗病的出现。不过这些诗在其集中并不占据太大的比重。
黄庭坚亦乐于此道，翁方纲曾阅黄庭坚自编类书残帙，“凡一百六十五题，皆汉晋间事，中间用红笔涂乙点识。”[33] 黄庭坚另一部类书《建章录》尚有数条分见于《永乐大典》之中。如卷一四五三七“树”韵下“旌功种树”条，卷七九六二“兴”韵下“隆兴郡”条，都注引《建章录》。其体例是先类列事物名称，后汇聚相关艺文，每条下则引书注解。如“隆兴郡”条：
隆兴郡
宋黄山谷建章录 豫章郡 南昌州 镇南军唐章郡隋洪都 丰城蒙求 龙沙豫章记云郡北龙沙九月九日所游宴处 以木氏都陈留风俗记曰以木氏都酸枣名邦 南接五岭北带九江雷次宗记豫章之地云云 吴头楚尾职方氏序云世谓豫章之地为云云 襟带江湖控引荆越职方氏 滕王阁为第一韩愈作记曰江南多登临之美而云云有环伟绝特之称 令修于庭户数月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同上王公观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间小者立变春施秋杀阳开阴闭云云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大宴序投书渚晋殷美守洪乔为太守去郡之日士人寓书百余函行次石头以书投水中故时人号书渚 双井出茶归田录云为草茶第一 东南一都会南丰东门记在江湖之间东一都会也 西山同上城之西为大江江之外为西山 东湖南丰徐孺子祠堂记章水北注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 孺子台同上 南方以为世官职方氏唐韦丹及子韦宙皆为江西观察使政尚简易云云 南州高士郭林宗有母忧穉往之置生刍束于庐前象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十徐孺子也后汉·讽诵之声有若齐鲁晋书范宣字宣子豫章人也以讲诵为业谯园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云云太元中太守范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常数百人由是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 化二范之风同上 天横剑气丰城宝剑之精上彻斗牛雷焕为令掘地得双剑曰龙泉曰太阿送一剑与张华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持剑行经延平津忽跃出化为龙使人役水求但见两龙 天开翼轸之疆地扼江湖之固新书翼轸洪州分野江有潼江湖有蠡 梅福去官空余故沼陈蕃下榻尚有余风新书梅福为昌尉去官种莲后妻子入洪崖下山玉笥山有梅福壈陈蕃为郡每徐穉来及下榻去即县之今徐孺子亭在焉 蛮冈鹤岭方舆记云西山中岭峰最高顶 九江西部九江西部为一都会谓洪州出文萃 先看徐穉陈蕃为豫章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碎事 三十年来为邦伯退之滕王阁记云太原王公从事从邦今三十年而来为邦伯 以黄韩笃厚之化是吴楚剽轻之俗权戴之作洪州西山风雨池记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宽仁清静正得利用云云里间之间歌酒相闻 前韦后李临江志李谘字仲旬新喻人枢密直学士知隆兴府平讼人以况唐韦丹曰前韦后李
这些条目，既有历朝故实，又有前人艺文，而且多经黄庭坚勾辑撮述，拟为章句。可见黄庭坚平日积学，用力之勤，确非一日。
黄庭坚涵泳典册、自编类书以聚诗材，和他积极追求自标风尚、推陈出新的诗歌创作意识有关。“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34]，要想在众妙纷呈的唐诗高峰之后另立畛域，洵非易事。黄庭坚正是在充分体悟借鉴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由才学而窥入作诗门径，“胸多卷轴，蕴成真气，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35]。黄诗既由旁搜穷讨、奥博典重而入，又经精心熔铸、锤炼融化而出，故诗作生新高古，瘦硬通神。《建章录》之类实为黄庭坚平日铢积寸累的蓄学之功的体现。在泛观博取之际，黄庭坚又概括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原则与方法。其实质亦即扬弃前贤、革故鼎新，充分强调了博极群书、广裁众籍的重要性。研味前编，挹其余润是胎育诗才的重要途径，因而黄庭坚非常注重熟读深思、勾深索隐，以求日有新功。他主张“闲居当熟读《左传》、《国语》、《楚词》、《庄周》、《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虽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骤也”[36]。并认为《左氏》、《前汉》“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矣”[37]。黄庭坚平日醉心诗骚，“山谷论诗，多取《楚词》”[38]，他也“自以为出于《诗》与《楚辞》”[39]。其外集所收“楚词”如《录梦篇》、《秋思》，奇瑰超逸，寄托遥深，不愧当时拟楚辞体之名手。此外，黄庭坚有多追模汉魏六朝之际诗人，如曹植、二谢、庾信、阴何等。对于“不烦绳削而自合”的陶诗，他尤为心服，并以这种平淡坦易的自然天成诗风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其《论诗》云：“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者？该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40]唐代诗人中，黄庭坚又颇推许李白，“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41]。至于杜甫，更是山谷为诗的重点取法对象。他认为，“欲学诗，老杜足矣”[42]，并高许杜甫“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43]。山谷学杜，较重视诗艺的经营推敲，并对杜甫“无法之法”推崇备至：“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44]以黄庭坚搜猎之勤，积学之久，终于能“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45]，学杜而又自成一家。黄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渺，贯穿驰骋，工力精到”[46]，即与他泛览百家、贯通今古有很大关系，而《建章录》之类当亦是其临文一助。黄诗特点，前人论之甚详，如魏泰就认为他“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47]。这可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这是黄诗重才学的一种表现；再则，过于强调才学，难免有所偏至而造成“除却书本子而更无诗”的弊病。这其实也正是自编类书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影响的两面性。因为类书作为黄庭坚黾勉向学的产物，充分显示了他深厚的诗学积淀；在他运毫作诗之时，由于诗材丰富，相关故实纷至沓来，自然容易形成“以才学为诗”的倾向。类书对黄诗风格形成的作用不可忽视，“读先生集者，可持此以为左券焉”[48]。
宋代编有类书的诗人还有不少。晏殊编有《类要》，刘克庄亦曾游心翰墨，留意于此。“刘后村倣《初学记》，骈俪为书，左旋右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于此。”[49] 戴复古同样也积学以储宝，其“所搜猎点勘自周汉至今大编短什、诡刻秘文、遗事廋说，凡可资以为诗者，何啻数百千家”[50]。如叶庭珪，他编有类书《海录碎事》，“书中体例，乃于史子及诗文中摘其新隽字句，以供行文襞绩之助”[51]。他的诗歌如“不是妙音生妙指，只缘流水似流泉”（《题琴泉轩》）、“人休清樾摩挲认，鸟泊高枝白睥睨看”（《无名木》）、“几多雁鹜行间吏，衙退频来礼释迦”（《郡舍罗汉堂》），深受时人推许，以为置之唐人集中亦不遑多让。其诗歌成就的取得，与他平日积学储材、自编类书有密切的联系，诚如傅安道所云：“使侯（按，指叶庭珪）平昔不能博极群书，撮其机要，广录而储用之，虽能专如此，吾恐发而为诗，事不足以副才，枯而不腴，华而不实，未必能如是之工也。然则所谓《海录》者，其可谓之小补云乎？”[52]
大家对类书尚且如此倚重，则类书对宋代士人治学为文影响之巨可见一斑。确实，类书既可备遗忘，资检阅，又可为诗文创作提供大量素材，可以说是宋人的“临文一助”。
四
与唐初五十年相比较，宋代类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色。首先，初唐所编纂类书的数量远远少于宋代，普及程度也逊色良多。初唐类书如《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瑶山玉彩》、《三教珠英》等等（其中可能有分类的总集，因文献残佚，难以明考），无不带有官修色彩。其流播范围的局限，决定了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基本只限于宫廷文人。这与宋代类书通行于坊间闾里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其对诗歌创作影响的普遍性有明显区别。其次，宋代诗人文化素养较高，这是一个普遍特征，而类书则近乎宋代诗人文化水平的平均值，因而宋诗重才学的倾向比唐诗明显。另外，初唐是诗歌迈向成熟巅峰之前的诗艺探索时期，诗人们对类书的使用，突出地表现在对“事对”的倚重上，更偏向于艺术形式的探索。而宋人对类书的使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较为自觉的追求，是重才学倾向的体现，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类书对创作的影响，主要发生于创作前期的积淀阶段。人们借助类书所获的渊博学识还有一个经由主体作用，实现从外在材料到自己吸收转化的过程。黄庭坚虽然“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53]，但他标举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也只是创作的一种凭藉手段，是由“学”到“悟”的重要途径。“才学”仍属于“技”的范畴，“以才学为诗”必须实现由“技”入“道”的飞跃，也就是矜才不被才累，使事不为事使，学识诗情密合包融，浑成无迹。至于堆垛故实，饾饤文字，作诗文如同编辑类书般汇聚材料，不求融通，甚至“家有类书，便成作者”[54]，像王安石批评的那样：“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55] 则已落下义矣。而这种弊病苏轼、黄庭坚也在所难免，甚至被讥为“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56]。至于江西末流，堆砌之弊就更为突出。这种现象，与类书的使用也有很大的关联，尽管这并不完全需要由类书来负责。至于有人“尤恶纂类策括之书，以为天下之最可痛恨者莫如类书，而天下之最无羞耻者，莫如纂类之徒”，因为“自人人恃有类书，以盗窃无耻之心，为涂饰耳目之计。平日可不读一书，一题入手，开卷瞭然。腐朽之质，幻为神奇”[57]，虽属愤激之词，倒也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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