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琴[1]2000年在《试论庄子的隐喻特色》文中研究说明老庄思想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庄子也成为中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者们百家争鸣，使研究的成果早已汗牛充栋。这使后来人的研究难上加难了。本文作者把庄子的语言的隐喻作为思考的契机，以此切入首先分析了卮言何以产生的本体论依据，又借鉴西方对隐喻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地总结了卮言作为体道式隐喻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实质。同时，进一步深入到庄学的核心──人生哲学，论述了卮言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里，对庄子语言的分析既是切入点，又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作者以此展开，力图深入透析庄子的言与思，即语言与哲学的问题。论文分四个部分论述。 第一部分，道之诠言。首先提出庄子面临的言说悖论问题，在论述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诠道的局限后，指出庄子的问题实质是言与道的问题。然后剖析了道家的以物观道的方法，推出在这种观物方法下言说就是无执的言说方式──卮言。最后论述了合于自然之本性，合于生命之本真的卮言是作为一种体道式的隐喻描述出现的。它的使命是作为主体悟道的以态，传达大音天籁。它的品性就是超越彼此与是非，追求无执的解构性言说。 第二部分，卮言的文体形式。本文首先将寓言和重言理解为卮言的两种基本手法。然后归纳了庄子寓言与众不同的两个独特之处：庄子的寓言是在荒诞、玄妙的神话思维下产生的；理解庄子的寓言必须置于整体的语境之中。对重言的论述作者用了更多的笔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刻比较了重言的两种定义，以充实的论据论证了第一种定义的准确性。（惜重先哲时贤的言论来消止纷争。）以此推出，卮言的功用和实质，就是以肯定与否定并举而抹去同异是非之争辩。并且强调，庄学的哲思和诗性的卮言与西方20世纪哲学已经历过的方法论革命 如现象学革命、语言学转向等均有着冥契暗合之处。对庄子这种评价和定位，也 说明了研究庄子语言与哲学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从符号学层面确定了厄言的三个特点。危言的自主性特点，立足盾言的句法不是先验决定，是在运用中形成的。它来自主体人为的世界，是体道 的符号显现，能自圆其说，自成体系、自成境界。主体悟道的任意性形成了厄言的 自主性，也从根本上说明理想语言的不可能。危言的多样性特点揭示了主体生存方式、个体经验的多样性与道的关系。万物千姿百态，而道无处不在，群籁归怀。 以物之本然面目观之不也是纷呈杂现的吗？随着生活世界的不断开启，语言也随之更新。危言的无本质性是在前两个特点基础之上推导出的。诠道之言既是I〕主的，又是多样的，那么它不可能与道同一。也就是说，尼言之间，危言与道没有 同一性可言。危言可道，危言与厄言都在多种多样的诠释差异的张力之小。 第四部分，体道式隐喻与人生境界。这部分是站在危言的角度看人生哲学u在全面分析了庄子的人生困境之后，指出超越这种困境的理想人格是展示了人生真理的得道“真人”，那么，危言是对人生理想境界的隐喻描述。当然这种隐喻表述，是描述一种生存气象，因而那些人世的具体情境者正是庄子作为现实人间体道者的象征；这种隐喻表述又是表情式的，庄子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是研究情感活动的情感现象学；这种隐喻的产生和运用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也是要 求厄言必须扎根具体生活世界，必须指向道的整体视域。厄言的意义就在这活生 生的体悟过程中产生。 纵观全文，本文撰写有如下特点： 其一，创新性。近年来，论述庄子与西方哲学比较，以及论述危言的文章很 多。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厄言切人，兼顾西方哲学，在分析庄子哲学与语言 关系的基础上，透视庄子哲学的深旨大义。在写作中，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全面 论述了庄子的大道观、生存观和语言观，力求做到立意新颖，论证有力，有所突破。 其二，全面性。对危言的论述，从庄子的大道观开始，这也是危言的本体论层 次的终极依据，它回答的是盾言何以可能的条件。对危言的形式和特点的分析可 以说是从符号学意义上论述厄言如何实现的问题。最后一部分是危言与人生境 界，从现象学角度透视在人生哲学中危言如何发生。另一方面，从庄子哲学角度 看，本文论述了庄学的核心——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文章能；围绕主题，全面论 证，且有一定的深度。
林银花（Lim, Eun, Hwa）[2]2016年在《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学术界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多偏向于对鲁迅的启蒙思想或神话思维方面的专题研究,而对于将三者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尚不多见,而整体研究(Holistic Approach)的实质就是要力图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表现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理念,本论文力图将神话、启蒙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创新关联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从神话隐喻、启蒙意图到文学创作的关联中,以"WHY"探讨"HOW"的研究方法,重读、细读《故事新编》文本,从中概括出鲁迅"立人"启蒙思想之"如何(HOW)",显现其隐喻特点。在这个维度上,本文不仅仅只是对于《故事新编》的题材"神话""传说""史实"与"启蒙"的一体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审视,亦是更深入和系统地对启蒙对象"新、旧障碍物"的一种深刻透视、把握和阐释。本文以鲁迅对神话、启蒙与文学之间关联性的倚重为基础和聚焦点,在第一、二章中,根据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种时间设计,着力从"神话—启蒙"与"神话思维"两种思维结构的维度,来深入探讨鲁迅如何将"立人"的启蒙思想有机地渗透到《故事新编》中,特别是渗透到他对"新、旧障碍物"的神话隐喻结构中。具体而言,鲁迅一方面通过"神话——启蒙"思维结构来重构启蒙"新、旧障碍物"的形象系统,深入其中探讨"古今共时"情景、情节的融合、"新旧"结构的设置以及"奴性"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塑造;另一方面鲁迅则通过神话思维的有关"原逻辑" "互渗律""万物有灵"等认识观念的运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进行神话隐喻,本文对"古人与今人" "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等具有"二元对立"结构的形象系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深刻地阐释了对立的两者是如何相互结合、相互转化、融为一体,以及"新旧"形象系统的神话隐喻和寓意。在第三章中,本文认为,鲁迅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之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个体"精神的转变及其与"神话——启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论文阐释了鲁迅以"新旧""奴性"形象为主而展开的"奴才相"形象系统和"奴性"的社会"副产物(封建等级和传统思想)"形象的神话隐喻和寓意。根据"神话——启蒙"循环的思维过程,鲁迅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是按照"个体精神"的原型、转变、变异等变化,设计了与"奴性""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对照,进而系统且深入地阐述了"奴性"互渗律的必然性,从中展示出他对"封建等级"和"'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原逻辑"思维的透视和批判。在第四章中,本文认为,在"神话——启蒙"循环的过程中,根据主体和客体含混不分的心理阶段的特点,以及基于"个体""主奴"的"自我意识"和"欲望"之间的悖论,鲁迅展开了对古今共时的"奴才"——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的"个体"精神异化现象的探讨。这是一种对启蒙"新障碍物"的"神话——启蒙"理路的寓意,也是一种对"个体"精神变异的神话隐喻。本文注重从"个体"——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形象的多重"奴性"含义中来进行分析论述,由此探讨鲁迅对其内在凶残的精神病根及其寓意的表现。在这一章具体考察了鲁迅对"新奴才"与"旧奴隶"之间精神连接结构的认知,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具有"主奴"双重性形象及其"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启蒙寓意和隐喻。在第五章,本文则重点分析了鲁迅突破"新、旧障碍物"的新思维的特点。总而言之,本文深入研究了《故事新编》的启蒙神话隐喻和寓意,探讨了鲁迅"神话思维"的运思、隐喻、寓意,其与"神话——启蒙"循环中的"个体" "自我意识"的关联,以及其与"立人"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一体性的研究,揭示出鲁迅启蒙思想中对"新、旧障碍物"的审视和思考,以及如何有意识地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创作构想之中,从中展示出他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的独特性及其进行神话隐喻和寓意的艺术创作的新尝试。
陈启庆[3]2009年在《《庄子》修辞策略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检视庄子语言观以及庄子对修辞主体认知的基础上,着重从表达与接受两个向度对《庄子》的修辞策略展开研究：先从“由谁说”、“说什么”、以及“以何种态度言说”三个方面对庄子的话语言说策略加以探讨；又从“选词”、“句式”、“篇章结构”、“文本布局”四个层面讨论《庄子》的文本建构策略；再就庄子的修辞接受策略及其思维基础进行剖析。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为拓展《庄子》的研究视野与开掘传统修辞学理论资源提供可资参照的价值。
梅梦婷[4]2016年在《《孟子》与《庄子》比喻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观点的阐述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列入《四书》,广为流传,和它大量使用修辞格是分不开的,而比喻又是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辞格。《庄子》作为道家典范之作,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语言魅力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中比喻的运用尤为出色,构思新颖,妙喻横生。孟轲和庄周作为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大量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且各有千秋,值得我们去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从比喻分类、比喻中的本体、喻体以及喻词等几个方面,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孟子》和《庄子》二书中的比喻进行对比研究:第一,在比喻分类方面,采用陈望道的修辞理论将比喻划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在此基础上对《孟子》和《庄子》中的比喻进行分类梳理和比较分析,并寻求二者异同的原因。以成语中的比喻作为二者比喻中的特殊类型,比较成语中比喻的运用和效果,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第二,在比喻中的本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本体,比较分析并探究本体差异的原因。第三,在比喻中的喻体方面,归纳总结《孟子》和《庄子》中的喻体,进行比较分析。第四,在比喻中的喻词方面,统计《孟子》和《庄子》中喻词的数量,分析二者的异同。
刘慧[5]2008年在《庄子的言意观与现代语文教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语言哲学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语文教育思想和人生智慧。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不仅要积极地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更应该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本文主要探讨了庄子的语言哲学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影响,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庄子的语言哲学集中表现为对言意关系的思考以及对语言局限性的超越,具体来说,庄子继承老子道“无”本体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言不尽意、言不尽道学说,阐述了语言在某些层面表达上的困境,由此提出得意忘言说,实现对语言局限性的超越。而《庄子》一书,则可以看作庄子超越语言局限性的实践,从实践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庄子的言意观达到了先秦道家言意关系理论的高峰,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基础,对魏晋之际的言意之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我们考察庄子的语言哲学对现代语文教育影响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具体来论述了模糊性教学、语感教学和隐喻教学三者的作用和意义。以多元化、开放化、独创化为特征的模糊性教学更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让学生全面理解文学作品,培养他们的语文素质,模糊性教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语文教学决不只是语言知识的传达,而是和人的观念、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敏锐的语感是一个人语文程度和心理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学好语文的必要条件。在教学实践中,要多方面的加强语感的训练。隐喻理论的研究,不仅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教育的观念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一个教师隐喻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越高,就越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维之路,让学生认识到语言世界中的新天地,可以通过多个方面来加强隐喻教学。
高深[6]2003年在《论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与超越》文中提出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庄子》既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理著作，又具有世罕其侔的艺术风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风格独特，文学成就最高。这与庄子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及艺术地运用有关。与其他诸子相比，庄子对语言的局限性认识最透彻。他不仅认识到了语言局限性的根源，而且从表达和接受两个角度提出了摆脱语言困境的方法。《庄子》被誉为“百家之冠”，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无可匹敌的巨大影响，但历来号称难懂，其思想之高深莫测、语言之扑朔迷离都给庄学研究增添了困难。至今庄学研究中仍存在许多分歧和误解，庄子语言研究无疑是通向其博大精深思想殿堂的金钥匙。 本文分三大部分，分别论述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及其超越语言局限性的理论与实践。 一、庄子论语言的局限性 庄子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作衍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是天地万物的本质，超越于具体的万物之上，是抽象的存在。“道”一旦用语言来表述就会失真。对于体道来说，语言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语言的运用是个人的行为，表达个人的体验，而人由于受时空、成心的限制不可能获得对事物的真知，如果强不知以为知而喋喋不休不休，势必造成对道的遮蔽。 对于达意而言，语言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庄子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他用“轮扁斫轮”的寓言作了具体论述。 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还表现在对论辩功用的否定上。他否定人们以主观成见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说明在人的主观领域里的论争是没有结果的，胜者未必是，不胜者未必非，因而主张“无辩”。庄子的“无辩”是逆潮流之举，切中时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庄子不仅论述了语言的局限性，而且深入探讨了语言局限性的根源，即：“道”的隐蔽性、认识客体的流变性及认知主体的局限性。 二、庄子超越语言局限性的理论成果 针对语言的局限性，庄子力图超越，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自然”作为最高的修辞原则 庄子认为“自然”既是“道”的特征，又是获“道”的最佳方式。语言表达既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又要顺从主体的自然本性，以主体的合目的性去契合客体的规律性，以实现对语言局限性的超越。基于此，庄子提倡自然朴素的态度和襟抱、自然朴素的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以及自然朴素的审美效果。这对后世强调朴素反对雕琢的审美风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二）“言无言” 出于对语言局限性的深刻认识，《庄子》中多次提到“无言”的理论，启发人们重视沉默的作用。他认为语言表达主体应在遵循自然之道的前提下言而知足，该虚则虚，该实则实，亦言亦默，道物之极。 （三）“得意忘言” 庄子认为立言的目的是为了达意，有了语言，不一定就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完备，所以要达意，不能仅仅依靠语言，而应全身。。地投入到说写的行动中，不要因为对语言的雕琢而影响抒情达意，在听读的过程中也要以领会作者所要传达的言外之意为主，不拘泥于语言的表层语意，而要透过语言深入领会作者的真知灼见、思想感情及会话含义。 三、庄子超越语言局限性的实践策略 《庄子》一书就实践了上述语言思想。“以寓言为广”就是提供大量具有感性形态的客观物象，让人们从中体悟作者的言外之意，以适应“道”的广延性。庄子的“寓言”既不是指作为文学作品体裁的寓言，也不仅指那些借此喻彼、寄托了劝谕或讽刺意义的短小的故事，而是包含比喻、类比、象征、引用等在内的多种修辞手法的总和。庄 2 Z子的“寓言”实质上是隐喻，具有隐喻的特性及功能。庄子的“寓言”不用严密的逻辑推理直接论述，而主要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让读者自己去意会其中的哲理，从而实现其对语言局限性的超越。这一语用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的存在形态、哲理与形象相融、细节与意境结合。 “以重言为真”就是引用别人的话作为客观事实，以加强语言的真实性，增强说服力。“重”，即重复。“重言”即引用，就是借历史人物的言论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所以“重言”也属于“寓言”。作者只是客观地引进历史人物的言论，不加主观评价，而把自己的思想隐含其中。这一语用策略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两行以明、对比衬托、借境和互见互补。 “以危言为曼衍”就是以“危言”作为贯穿文章的手段。“危言”是与“寓言”（含“重言＊相对的表达方式，即直抒胸臆。其出现比较灵活，或作为个C论点而提契全篇，或作为分论点而承上启下，或作为结论而收束全篇。它作为散文的巧”，把形散的“寓言”和“重言”贯穿起来，使文章主旨鲜明，脉络井然。 《庄子》书中运用了大量正言若反的句式，似非而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庄子继承老子这一
沈振奇[7]2005年在《《孟子》与《庄子》文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前人与时贤论述的基础上,遵循以孟解《孟》,以庄解《庄》之方法进行钻研,从时代背景、史传记载及二家作品等比较研究二家之生平;再从二家的生平、美学和文学理论以及创作等比较二书的特色。 孟子是鲁国人,庄子是宋国人,同是生活在战国中期。《庄子》的幻想色彩和浪漫作风,虽然深受楚地文化的影响,但也是宋人所承传的殷商文化的潜在因素所使然。两人都具有丰富的情感。庄子深于感情,再从情感圈中跳出来忘情。他的“无情”之“情”,是一种是无所不在之“道”之情。孟子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的“性本善”的主张,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他的思想非放任、非避世。他的学说非为我、非空谈。 二家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和他们著作的特色是统一的。从二书的文学特色来看。二书文如其人。二书在论辩中,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又往往流露出充沛的感情。《孟子》之辩理,是情寓于理之中;《庄子》之辩(论辩)抒情,是理隐于情之中。在气势方面,《孟子》如河奔注,《庄子》如汪洋恣肆。《孟子》的富于气势主要在于作者的善于养气;《庄子》则和作者的追求精神自由关系至钜。在论说方式上,二书都善用譬喻进行说理。《孟子》多用比喻;《庄子》长于寓言。同是用形象代替说理,《孟子》倾向现实,《庄子》倾向浪漫。《孟子》的论说宛曲迂回、循序渐进;《庄子》则善于综合运用寓言、比喻和议论,三者变换灵活,互为补充。以寓言故事中的一方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是《庄子》说理的方式之一。此外,二书的作者总是在充分考虑“听读对象”特点、要求的情况下,结撰篇章。在全书结构方面,《孟子》呈现出由零章散行向据题抒论的专题论文过渡的特色。《庄子》则具有鲜明的专题论文特征,尤其是《内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篇章结构来说,《庄子》“大开大合”,超乎绳墨规矩、变化万端;《孟子》的许多章节,不但主题明显,而且精致工整,脉络分明,结构严密。在辩论方面,《孟子》词锋犀利、引证周密,长于譬喻、善用对比,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气概,但在辩论技巧中总是蕴含“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以及道德热忱。《庄子》则雄辩诙诡、妙语惊人。二书都善于掌握主动权,控制场面。在寓言方面,《庄子》首创联体寓言,故事之间环环相扣。在结构上,《庄子》的寓言情节变幻多,层次也多,更常运用大寓言中套小寓言的手法。由解释性质改变为证明性质是二书寓言共同特色。二书不仅把寓言作为他们宣传自己主张、论证自己观点的工具,而且作为
王薇[8]2010年在《先秦言意观的发展及其对唐前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产生了有关语言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中西思想文化的走向、特征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末年,有关语言问题的讨论曾经是很普遍而突出的现象,当时围绕言意关系所进行的讨论更是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评鉴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儒、道、墨、法、名等各家均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言意问题自从于先秦时期提出之后,在汉代及至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中,有关的探讨可以说都是对先秦诸子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南北朝之后直至近代,言意关系不再是众人争论的焦点了。如果说在唐前,先秦时期是言意关系问题的萌芽期,两汉和魏晋是先秦诸子言意观的发展和完善期的话,那么也正是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思辨之后,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特质才最终在唐前得以基本成形。唐代成为举世闻名的诗之王国实际上也是与前人在言意观上的探讨分不开的。言、意这一对范畴从先秦一路走来,中国的先贤们通过对言意两方面的追索,对言意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文学、美学的创造论、方法论、鉴赏论等诸多范畴。中国的传统文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言意观发展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独特内质。本文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章:言意观之根源篇。从政治经济、思想基础、名实之争和汉语汉字的发展四个方面探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言意问题探讨的原因。第二章:言意观之发生篇。在梳理儒、道、墨、法、名各家言意观的同时,总结诸子言意观的内容及特征,分析诸子言意观的影响。第三章:言意观之发展篇。探讨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背景下,代表性言意观对先秦言意观的发展及其在主流文学体式汉赋中的表现。第四章:言意观之完善篇。在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的大背景下,分析以“得意忘言”、“得象忘言”为主旨的王弼言意观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余论:言意观之比较篇。通过对中西方言意观的比较,更进一步地认识从先秦形成发展而来的中国言意观的特点及其对唐前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古代言意论,在经历了困惑与探索阶段之后,进入到它灿烂的收获期,形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所不同的特色,也完成了它自身理论形态与理论价值的构建。
刁生虎[9]2015年在《《庄子》文学研究60年(1949-2009)》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庄子》研究经历了从冷清到繁荣、从封闭到开放、从偏狭到科学的演进态势。具体说来,建国后的前30年,大陆《庄子》研究几乎随着思想政治运动升降沉浮,致使研究重点多在庄子的哲学方面,对庄子的正面评价也不够,在《庄子》文学研究方面,主要承接鲁迅、闻一多等前代学者关于庄子散文的理论建构而在微观层面有所推进。后30年来,学术界不仅对《庄子》的文学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庄子》文学的研究亦逐渐深入、拓展,出现了多角度、专门化的研究,在《庄子》美学及文艺思想、《庄子》的风格、《庄子》的艺术形象、《庄子》与散文、《庄子》与寓言、《庄子》与小说、《庄子》与诗歌、《庄子》与神话、《庄子》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庄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回顾建国60年《庄子》文学研究的进程,认真总结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及不足,对今后《庄子》文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王永豪[10]2006年在《无言的逍遥》文中提出文章题目暗含三层意思,其一暗指《庄子》思想的理想境界是实现人生的自由逍遥;其二意谓这种逍遥的实现是通过超越生存、语言两个层面而获得;其三隐含庄子文化诗学思想在其实现逍遥过程中有着从生存论向语言论的转向。《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也是其扛鼎之作,历代庄学研究者都给予特别关注。“逍遥游”是精神的自由自在,是对人性的一种高举。我们通过梳理历代庄学研究者对“逍遥游”内涵的理解,从整体上考量庄子思想中“逍遥游”内涵,再对《逍遥游》进行细读,从而将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梳理为由低至高的三个层面,即:“无己”逍遥、“无功”逍遥与“无名”逍遥。“三无”思想是理解庄学思想的一根红线,庄子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来建构其文化诗学思想大厦的。“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大多庄学研究者仅仅笼统地把“逍遥游”理解为“自由自在”,而忽视“逍遥游”境界具有层面上的差别和达到“逍遥游”的前提条件。我们通过梳理前人对庄子“小大之辨”理解的基础上,指出“小大之辨”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前提。并且考察中国先秦典籍中“大”这一范畴的不同内涵,指出庄子文化诗学思想中的“大”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超越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意义而更具有审美层面的内涵,与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朗加纳斯的崇高范畴具有汇通意义。位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朗加纳斯和庄子在各自文化的源头确立了崇高在社会及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次提升,是对人超越现实要求的肯定。庄子文化诗学思想对生存层面的关注是在对“人性”和“世界”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在继承老子、反对儒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庄子对生存层面的关注重点探讨庄子对人性的思考。庄子人性观是庄子思想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物我相融、放德而行的自然人性观,研究这种人性观对现代社会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庄子思想中物我齐一观点是对人性的庇护,使人的心灵在乱世能够保持一种纯朴自然状态。我们以拉康欲望理论汇通庄子物我齐一思想,以期管窥庄子物我齐一思想的无意识心理内涵。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探讨庄子思想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我们深切了解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儒家“克己”思想和庄子“无己”思想的区别在于儒家强调人向社会整体的皈依,庄子则追求人向自然整体的融合。只有用“无己”的方法达到人与世界的物我齐一,通过人向自然整体的回归才能更好地维护人的淳朴本性。庄子对世人生存层面的关怀与庄子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乱的多事之秋,如楚狂接舆所言:“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庄子认为,天下大乱是由于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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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D]. 林银花（Lim, Eun, Hwa）.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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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孟子》与《庄子》比喻对比研究[D]. 梅梦婷. 湖北师范大学. 2016
[5]. 庄子的言意观与现代语文教学[D]. 刘慧.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6]. 论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与超越[D]. 高深. 曲阜师范大学. 2003
[7]. 《孟子》与《庄子》文学的比较研究[D]. 沈振奇. 复旦大学. 2005
[8]. 先秦言意观的发展及其对唐前文学的影响[D]. 王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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