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革命：过去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论文,农业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一词最近在国内各报刊及文件中频繁出现。在经过几番讨论和“炒作”之后，有些人预言这场革命即将到来，甚至有人断言这场革命浪潮已经“席卷全球”。这种醒目的预言的断言近来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引起了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国际学术界，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至今还未有人敢断言在“绿色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能替代“绿色革命”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已经到来。毫无疑问，未来农业科技的创新方向、内容、方法和条件等将有所改变，但在近期内能否形成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还有待研究。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世界以及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动因及其演变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本文试图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诱导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农业（农作物）科技发展演变过程，揭示技术创新的内在和外在动因，并以此为鉴探讨21世纪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内涵、规律以及政策和制度保障。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
20世纪是世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的世纪。它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带到了现代农业，尤其是本世纪的下半叶，一大批现代优良品种的育成与扩散、优质高效化肥的广泛应用、灌溉农业的发展、动植物保护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农业机械化以及近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充分显示了科技在农业生产增长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未来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和方向，在此对过去农业科技的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国际上有关本世纪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时期的划分有多种(Byerlee,1992;Fischer,1996;Pingali and Heisey,1996)。他们以本世纪对世界农业发展影响最大的“绿色革命”为界限，将农业科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与“后绿色革命时期”。另有学者又把“绿色革命时期”细分为两个时期，即“绿色革命前期”与“绿色革命后期”。无论是三阶段划分法，或是四阶段划分法，它们均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绿色革命”前后国际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标志成果进行划分。为了与我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时期进行比较，我们在此将国际农业科技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和“后绿色革命时期Ⅱ”（见表1）。
表1概括了不同时期技术创新和农业生产上采用的不同技术类型及其技术特征。在绿色革命前，生产以粗放经营为主，所采用的技术从广种薄收到开荒扩种，农作物品种均为传统的地方品种。所有这一时期采用的技术均为土地使用型和资金节约型技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开垦潜力已受到限制，边际土地下降，凭借广种薄收所获得的粮食产量增长已不可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和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为此，各国在寻求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从而产生了以现代高产品种，增加现代投入（化肥、农药、灌溉等）旨在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革命。这一时期的技术特征是以土地节约型技术为主，以资金替代土地为主要内容。
绿色革命后，80年代随着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增加投入的边际产量已经减小，为此，一些国家开始在耕作制度创新上作文章，从而在生产上采用一些早熟品种，通过早熟品种的采用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使以前的一熟与两熟耕作制改为两熟或三熟耕作制。同时，为了配合耕作制度改革而采用的节省季节耕作时间（如抢收抢种等）的机械耕作技术，为防止由于生长期缩短所造成的减产而采用的增施化肥技术及病虫寄主增加而采用的农药施用技术，为节约劳动力而采用的农业机械技术与除草剂技术等。这一时期技术的创新及扩散以土地集约型技术为主要特征，以资金替代土地为主，资金替代劳动为辅。
随着80年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进入90年代后，农业新技术的理论产量（科学家试验产量）与农民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异引起了科研人员、技术推广人员与各国政府的重视，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产量水平上的差异，不同学科、不同农业部门开展了学科间、部门间的相互渗透，农业生产上所采用的技术除了在80年代所采用的植保技术、化肥技术、机械技术外，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以多学科相渗透为特征的田间管理技术，也采用了为调节作物生长发育而采用的一系列生物技术。为进一步减少劳动投入与劳动强度而采用的直播技术，为提高资源投入效率而采用的精准农业技术，以资源高效持续利用而采取的持续农业技术，以及提高农作物抗虫、抗病、抗逆境能力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这一时期所采用的技术以土地和物质投入高度集约为特征，以资金替代土地和劳动为主要内容。这些国家同时也引进与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生物技术和信息产业等。
三、资源秉富程度与市场需求对技术与制度创新的诱导
农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资源秉富程度与市场需求变化诱导的结果。20世纪农业科技的发展与产量的增长无不体现这种关系，无论是绿色革命之前与绿色革命之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均可由技术创新的诱导理论来解释。
（一）资源秉富程度与市场需求变化对技术创新的诱导 绿色革命前（60年代前） 在绿色革命之前，人口压力小，以开垦拓荒为主的粗放耕作是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技术。这种低成本的生产技术足以满足当时收入情况下的市场需求。生产上所采用的技术以增加土地投入技术为主、增加劳动投入技术为辅。
绿色革命时期（60-70年代） 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与对土地开垦的加剧，边际可开垦土地资源逐渐减少，开垦土地的成本逐渐上升，靠拓展土地面积来提高产量的可能性减少；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和城市轻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对农产品及土地的需求增加，使土地资源逐渐从相对富裕变为相对稀缺（相对于劳力与资金），土地相对价格上升。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从量变到质变，诱导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产生。这时由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农用化学工业技术便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通过增加化肥的施用等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由此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资金开始替代土地。然而，随着化肥用量提高而引起的传统品种倒伏使限制产量潜力提高的问题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为了提高产量，各国不得不寻找与引进一些抗倒高产品种，并开始进行抗倒高产品种的研究工作，建立和加强与高产品种有关的研究与推广机构，并为此培训研究人才，从而促进了以矮秆抗倒现代优良品种技术的产生与迅速扩散为内容的“绿色革命”的诞生。
随着现代高产品种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的产量潜力大幅度提高，原有的生产条件与投入水平已不能适应绿色革命技术的需求，各发展中国家均开始了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主的技术引进，创新与推广工作，主要包括化肥在农作物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和灌溉技术的引进、创新与扩散等。
后绿色革命时期Ⅰ（80年代） 整个绿色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技术均以节约土地即资金替代土地投入来实现产量的增长。然而，随着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新的具有类似于绿色革命时期的具有突破性的更高产品种及相似的技术又未能创造出来，而靠增加资金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报酬又在下降，土地相对稀缺程度随人口的增加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耕作制度的改革上寻求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方法，因此，以生长期短、对光不敏感品种研究与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集约型的多熟耕作制技术便应运而生。为了满足多熟制技术的需要，相应产生了一系列配套技术，如节约季节交替时间的机械耕作技术、满足多熟制作物生长发育需要的集约施肥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使原有的技术体系发生了变化，在保证复种的基础上，有效地提高了复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生产力。
现代技术的扩散及复种指数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工业化过程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程度开始上升。为此，以资金替代劳动投入的技术也被诱导产生，这些技术包括代替人工除草的除草剂技术、代替高强度人力投入的机械技术等。在整个80年代，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和投入水平的增加，一些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增加了，伴随着对这些病虫害的防治而带来的农药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保护环境的呼吁、市场对安全食品需求的增长，诱导了农药安全施用，安全农药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多样化趋势逐渐上升。农业技术创新也从以谷物粮食为主向以多种经营为主的技术方向发展。
后绿色革命时期Ⅱ（90年代） 进入90年代，人口增长和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人均耕地资源下降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地的价格进一步提高，对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上产量技术的需求更为迫切，诱使各发展中国家引进与发展70年代开始、8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取得成果的生物技术，使生物技术的研究与产品开发成为90年代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80年代在各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复种技术开始普及并使土地的使用更加集约化，相应的植保技术、施肥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等也逐渐成熟。然而，由于科学家的试验产量与农民的田间产量间以及不同农民不同地区间在产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使各国均注意到田间管理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栽培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作物栽培过程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精准农业技术的概念迅速从发达国家引进，与之相关的一些技术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试验与应用。
伴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提高，从而诱导产生了一系列节省高强度劳动投入的技术，如直播技术、收获技术、资源的高效利用技术等。高度集约技术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破坏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为此，如何使农业资源在高效利用的基础上保持持续利用，成为各国的研究重点，一些相应的技术应用要点、政策等便相继产生。一些虽然尚未成熟但已经产生的技术，如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已开始被应用。
在这一时期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多样化趋势进一步提高，诱导了农产品多样化技术的发展，继而诱导了多品种、其它区域技术在本地区的引进与创新。同时，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由数量转为质量，对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使一些优质农产品技术迅速创新与扩散。随着非农部门的发展，土地、资金与劳动资源相继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稀缺，以“知识”替代土地、以“知识”替代劳动及以“知识”替代资金的技术均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努力研究与开发的对象。这些“知识”型技术（资源高效利用技术、耕作技术、精准农业技术、资源持续利用技术等）和生物技术成为90年代以来以及未来20-30年内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标志。
（二）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诱导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如果一国科研投资的效益非常显著，但缺乏相应的保障科研单位、科研人员以及生产者实现该效益的制度，那么该国的新技术产生和发展将会受到阻碍。因此，技术创新及对科研潜在效益的需求诱导了相应制度的产生。
绿色革命前（60年代前） 绿色革命前，由于土地较为富裕，所采用的技术均为与土地使用有关的技术，对土地的占有权与经营方式成为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对制度诱导的最大动力，许多国家围绕着土地所有制和产权制度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
绿色革命时期（60-70年代） 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需要以强大的科技投资为前提，这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有关科技投资制度的改革，以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同时，随着高产矮秆品种推广所带来的对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工业品投入需求的增加，从而诱导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发展自己的化学工业而采取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体制保障制度，以发展与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农民多施化肥，采取了一系列化肥价格的补贴政策。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收入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加剧，国内对农产品和需求压力不断加大。政府为了保障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制定有关政策以增强科研的实力和加强人才的培养，以促进国内新技术的不断发明与创新外，政府还建立了有关的法律，以增加对农业这项基础产业的投入，如增加对水利等基础建设的投资等。除此之外，各国政府也在农业服务组织的建立如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以确保新技术的推广与农业生产的增长。
后绿色革命时期Ⅰ（80年代） 绿色革命技术的推广与相应制度的建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农产品供给能力，然而，这还不能满足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和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对农产品需求的更快增长。同时，非农业部门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增长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压力，促使政府改革了过去完全由国家投资科研的体制，建立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多元化的科研投资与科研体制，以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发展科技行业；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保护制度的需求加大，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运而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反过来又进一步剌激了农业科研投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又诱导更多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加入的农业科研的行列。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交易相辅相成。科研单位与科研人员（政府和非政府的）为了加速技术产品的推广，产生了对技术市场的需求，从而要求政府就相应的市场建设进行立法，以促进科研产品的流通与加速新技术的推广，由此产生了有关技术市场的制度。
后绿色革命时期Ⅱ（90年代） 随着生物技术的兴起与土地更高度集约技术的产生与推广，以及现代技术推广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使各国政府对新技术的研究活动进行立法，对新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试验进行立法，就基因工程产品安全性与环境释放立法等，以在保护资源环境与人类免受有害生物威胁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基因工程产品安全性评价等。在就新技术研究与创新活动立法的基础上，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均朝着多学科、综合性发展，迫使政府进行科技投资方向的改革，由投资单学科改向多学科综合学科，由分散投资改向集中投资，尤其是投资一些大型协作项目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各发展中国家均注意研究方法与研究系统的国际化趋势，建立相应的政策，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研究的要求。技术服务行业也向产业化和私有化方向发展（表1）。
四、未来农业科技的发展及其展望
60-70年代，土地的稀缺程度从量变到质变诱导产生了第一次“绿色革命”。90年代以来国际上农业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金）的相对稀缺程度已经和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以及国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将是诱导未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内在动因。然而，这些诱导因素从量变到质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未来新科技革命的两大重要标志为：具有产生能够较大幅度替代土地资源、劳力资源和资金资源以及持续、高效使用各种资源的“知识型”技术（如精准农业技术、田间管理技术、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信息技术等“知识型”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及采用。然而，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及生产力水平而言，无论是前者或者是后者，要达到科技革命的要求仍需一个相当长时间。
虽然生物技术的成果在发达国家已得到一些范围的应用，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具有突破性成就的在大田生产上被广泛采用并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光和效率的新品种的育成。当今世界生物技术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多停留在单基因或者单性状品种改良阶段，还不能同时进行综合性状的改良。据有关专家预测，有突破性生物技术的产生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Pingali,and Heisey,1996)。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预测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来临。并且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还须有一个过渡时期（见表2）。在这过渡时期各种资源将更为紧缺，尤其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土地、劳动与资金资源。但这一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掌握了更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知识，可以凭借“知识”为技术优势去替代紧缺的资源。从而将诱导产生一些知识密集型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除了超高产品种的选育外，还包括农业机械化技术、节水农业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及高效农业技术等。这一时期的技术将以“知识”对土地，劳动和资金的替代为特征的。知识型技术和软技术将在生产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物技术逐渐由对单个性状的改良过渡到较大突破性综合性状的改良。这一时期常规高产育种技术还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资源变化对技术创新诱导不同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由数量需求为主向质量需求转化，从而诱使国家由原来的数量供应保障战略改为在数量保障的基础上提高质量的战略。市场需求诱导因素除了数量需求（包括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数量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质量的需求和安全食品的需求。一些优质农产品技术和安全食品技术会被迅速创新。
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准备，最后才有可能实现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即具有发达的富有创造性的高新生物技术及其研究与开发系统，具有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系统与资源高效使用的“知识”技术，所有的技术与技术体系均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均为安全食品等。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时代是“知识”集约型农业的时代，该时代具有高度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与完善的技术市场信息系统，知识产品将进一步国际化。
五、21世纪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及战略
（一）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制度创新本世纪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上述过程，但时期稍有不同（表3）。我国的绿色革命时期比其它国家开始早，各个时期的技术创新类型与技术特征等也有所差异。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为满足众多人口的生活需求，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在制度创新上，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土豪、劣绅的土地均分给农民；在技术创新上，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入，开展优质农家品种评选与推广活动等。我国是一个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国家，随着农民对土地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农家肥投入量的增加，不抗倒伏的传统品种限制了农作物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在群众性评选优良农家品种的基础上，1958年，农民自己选育出了第一个半矮秆的水稻抗倒优良品种“矮脚南特”，从而使中国提早开始了绿色革命。随后，随着我国农业科研系统的加强与发展，各种研究活动均走上了正轨，并逐渐纳入国际绿色革命的进程。
我国由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各个时期的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均呈现劳动集约型的特点。即使到90年代，随着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出现了局部的以资金替代劳动投入的技术，在全国也逐渐由劳动集约型向资金集约型发展，但目前的多数地区的多数技术创新仍以劳动集约型技术为主。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的压力使我国政府总是把提高土地的集约程度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与网络，并引进各种研究方法与手段，尤其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等。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存在着各种问题（黄季焜、胡瑞法、方向东，1998），知识产权制度仍未建全，技术市场还很不完善，从而限制了技术需求信号与技术供给系统的最有效联系，影响了技术诱导创新的速度。
（二）21世纪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变化与技术创新 我国农业生产资源在未来的21世纪呈现不同的变化。人均耕地资源将更为稀缺，将由目前的人均0.08公顷下降到2020年的0.06公顷及2030年的0.05公顷。人均耕地资源的更为紧缺将使我国的耕地资源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技术仍将会成为下个世纪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向。
我国的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旱涝涉繁，黄河已连续6年出现断流，工农业用水矛盾加剧，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仅只30%左右。因此，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发展有关节水农业的新技术，将是我国下个世纪农业技术创新的又一方向。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充足，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技术之一。然而，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在过去20年内减少了一半（黄季焜、Rosegrant和Rozelle,1996）；劳动力成本已由70年代的1-2元／工日提高到目前的10-30元／工日，已成为农业生产成本构成中的最大投入。因此，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也将成为下个世纪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方向。
我国的资金资源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由于农业生产的相对比较优势较低，这就决定了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不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资金将变得相对紧缺，从而影响农业技术创新的内容和方向。我国的农业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生态资源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每年由于水土流失的土壤达50亿吨，土壤沙化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草地资源以每年1000万公顷的速度退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挑战，可持续农业技术将会成为国家制定农业技术政策应考虑的重点。我国目前拥有国际上最大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人员队伍。在许多领域，我国的农业科研已跃居世界先进水平。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科技投入不足的影响，农业科研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还相差15-20年。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呈下降趋势，科技储备明显不足。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举步维艰。农民的文化水平、科技素质低下，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二以上是小学或文盲。再加上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多数有文化的劳动力均转向其它产业，从而使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更低，远不能适应“知识”集约型技术的要求。为了适应下世纪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我国应根据农业劳动力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制度，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21世纪我国农产品的需求变化与技术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对各种产品的质量要求将越来越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将从价格（或生产成本）逐渐向价格和质量转化，对农产品品种的需求也将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化。食品消费中畜产品及其它副食品的消费将逐渐上升。随着行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工业对农业的原料需求结构也将会随之发生变化。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农药残留将会受到重视，并且会自觉地抵制非安全食品的流入市场。这些国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都将会诱导农业技术的创新朝着产品优质化、环境无污染及安全食品的方向发展。
在下一个世纪，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欧盟的联合和扩张、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内部的贸易自由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进展的加速、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扩大等表明，未来的农产品市场是国际大市场，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及农产品的需求是超国界的。各国都在为自己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以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传统的国内农业生产保护政策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谁的产品能以最低的成本和优质安全的食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科技是降低农产品成本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为了迎接这场由市场需求变化而带来的科研投资方向、政策以及技术创新方向的变革，西方国家已开始制定一系列科技政策。例如，美国已把优质农产品、安全食品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作为制定未来农业科技发展政策的首要任务。欧洲各国也制定出类似的政策。并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保证这类新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制度和政策，把能否产生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新技术作为能否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的一项首要内容。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将依靠丰富的资源、雄厚的资本、产业化的经营方式所生产的优质价廉的产品来不断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入关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开拓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国内和国际市场，也将是诱导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
（四）21世纪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战略 根据我国下世纪农业生产要素与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特点及农业技术创新方向，就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提出一点看法。
1.改革现有的农业科技投资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现有的依靠政府投资的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已不适应新技术产生与扩散的要求，应进行改革。首先，应采取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加我国农业科研的投资，缩短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与其它国家的差距。据我们计算，我国目前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仅为0.36%，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80年代中期的水平(0.57%)。如果我国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以4%的年增长速率增长，科研投资按5%的年实际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2000年我国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仅才0.39%（这比国家科委制定的1.5%目标要低好几倍！），需要45年时间，即到2040年我国才能赶上8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投资强度水平0.57%。如果我们要在10年内使科研投资强度达到中等收入国家0.57%的水平，那么需要科研投资按8%的年实际增长率增长，这样的话，2000年我们的农业科研实际投资将需要71.3亿元，现价投资90亿元；2005实际投资104.7亿元，现价投资176.9亿元；2010年实际投资153.9亿元，现价投资347.8亿元。
其次，继续保持政府对农业科研财政拨款的主渠道地位。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行业，其发展与进步直接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决定了农业科研是一个公共事业或公益性事业，靠市场调节科研投资无法达到优化状态（市场失效）；同时，其它渠道对农业科研的投资规模取决于政府投资的规模，一些大的基础性投资必须由政府承担，也只能由政府承担。只有在政府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的基础投资的基础上，才能增强科研单位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才能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政府应确定一个农业科研投资来源的比例指标。农业科学技术的受益者不仅是农业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农产品的消费者。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行业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的收益程度，确定一个分行业的农业科研专项税收指标与比例，从而提高农业科研的投资水平。
第四，建立一套增加农业科研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制。我国已把科技投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条款写入《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中，这是一大突破。然而“两法”并没有使农业科研投资的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农业科研的财政拨款投入的年递增率近年来还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两法”无法得到贯彻实行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其它制度保障。
第五，切实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多渠道筹集农业科研经费。
2、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 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与下世纪农业技术的创新均对有关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应尽快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已经颁布了《知识产权保护法》与《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然而，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不仅于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使科研投入能够获得高额的预期效益，从而剌激各行各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对农业科研的投资。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此效果，其原因与政府的有关配套政策的缺乏有关。
其次，应建立健全技术市场体系与技术市场法规体系。只有一个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缺乏良好的技术市场体系与市场保障体系，即使有好的技术也可能会造成技术产品流通的障碍。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建立相应的技术市场体系与技术市场法规体系。
第三，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法规的执法体系，以保障有关法律的顺利实施。
第四，应建立保障农业技术研究与创新活动有利于人类健康及农业持续发展的制度。
第五，建立健全完善的食品监测系统。安全的食品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制定有关生产与技术政策的基础，也是国际食品贸易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食品的监测，将有助于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明体系和研究方法。目前国际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新对多学科的协作研究要求较高。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发明与创新活动均需要多学科的协作研究，而这多学科的研究队伍需要在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指导下建立，政府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与农业科研的产业化发展，组建多学科的核心研究机构。并区分农业科学研究的政府与企业职能，根据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有目的地实施科研分流政策，将一些可以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项目，实行产业化与商业化，使这研究由私人投资；而不能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实行国家财政全额投资，以发展我国的农业基础研究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政府在建立核心农业研究体系的同时，可以分步骤、渐进式地改革现有的科研机构，使其逐步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减轻政府独家投资农业科研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制度，使部分农业科研投资多元化，使农业科研单位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同时，促进农业技术的研究与创新活动。
4.确定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农业技术创新受到资源秉富程度与市场需求的诱导。然而积极有效地扶持一些重大的研究与创新项目，无疑会有助于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和创新效果。应把我国农业生产所急需的，适合我国生产要素发展水平及市场需求变化的技术项目作为我国农业科研的重点研究方向。我国应把动植物超级品种的选育、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农业生物灾害防治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现代集约化种养业、优质安全农产品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装备、农业持续发展等重点科技领域作为我国近期内的研究项目。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重视现代生物技术与高新技术的同时，切勿忽视常规育种技术的发展，它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有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已不适合新时期技术创新的要求，应该有全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应从不同生态系统出发，来研究问题。
第二，应改变过去由“面”到“点”的研究方法，开展由“点”到“面”的研究，或者开展由“下”到“上”的研究。农业技术的采用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包括较大范围的生态环境、较小范围的区域（或地区）生态环境及土壤生态环境和田间小气候。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均不相同。因此，应该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环境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采取由“点”到“面”或者由“下”到“上”的研究方法，以使农产品的生产取得最大的收益。
第三，强化“知识”集约型技术的研究。下世纪农业技术的“知识”性将非常强，而这些技术的产生必须集中一批不同行业、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专家来研究，单学科的研究将不会使新技术产生最大限度的效益和突破。
除此之外，应加强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工具的研究工作，以为新技术的产生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与基础。
6、培养一批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的人才。下世纪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一批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人才。应建立灵活的机制，培养人才与引进人才同步进行。并创造机会，为这些人才的成长提供与国际发达国家交流的机会。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使这些人才随时掌握国际农业科研的发展动态，从而将最新的研究信息、研究方法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减小我国农业科研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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