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诗文论文,虞山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2)03-0037-06
虞山诗派是形成于明末清初江南海虞的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钱谦益为其宗师。当冯舒、冯班成为有力的辅翼后，虞山诗派形成了规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虎步林动，激光播声，有着极大影响的诗学中心。屈大均所谓“精华南国盛，文学大吴多”（《赠别吴门朱雪鸿》之十），而要研究清代“大吴文学”，则无疑应对虞山诗派予以充分的注意。然而对该诗派成立、阵容及诗文化圈的形成这些基本问题学术界还缺少较为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一流派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使清初诗歌发展“史链”上的一些环节模糊不清。本文拟就以上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虞山诗派”概念的形成
虞山诗派这一名称的完整使用，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最早见于嘉庆年间单学傅《海虞诗话》，其有“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之说，近代学者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三集沿用了这一说法。然而溯原寻本，则清初人已有论述。如王士ｚｈēｎ②《分甘余话》云：“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陈子龙）源于东川，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而过之。”这里虽然是体派论，但也不无将虞山与云间、娄东作为地域性诗派的意识。稍后，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卷四中就明确使用“虞山派”这一名称了（注：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四：“湘灵为牧斋族子，然其诗不为虞山派所缚，别调独弹，戛戛自异，毗陵学诗者大率多宗之。”），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三叙虞山陆贻典时亦有“藉存流派”之语。那么可以说这一诗派的概念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就已形成，直至近代一直在诗学中使用。
这一诗学概念的产生是基于虞山地区诗歌创作的实际状况，与明代末期钱谦益在文坛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万历三十八年(1610)，28岁的钱谦益京师会试，以殿试一甲三名，授翰林编修，受到东林党人的器重。正在意气勃发，大可青云直上的时候，东林党魁、掌握铨选重权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年老悬车，宰相叶向高亦去位，朝廷势力落入齐、楚、浙三党之手，钱谦益的命运急转直下。授翰林编修两个月，丁父忧归里，服阙并未补官，泰昌元年(1620)光宗即位，他才官复原职。而正当命运出现转机时又陷入危机，遭到参劾，乃移疾归里。此后名列党籍，旋起旋退；枚卜失败，复受打击。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因屈节降志，心怀愧疚，在清廷授为礼部侍郎后六个月即乞病假，驰驿归籍，自此未仕。自万历年间以探花及第晋身翰林，至其终老，钱谦益在朝总共不到五年，而退居虞山林下竟长达五十年。这是钱谦益的不幸，却是文学和学术发展之大幸。在长达五十年的过程中，钱谦益以其卓绝的才华和深刻的人生体验，治学术、作诗文，主持坛坫五十年，终于成就一代文宗。在退居里籍的五十年间，他与虞山诗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虞山便隐然成为南方诗学中心。谦益《林六长虞山诗序》云：“自余通籍，以至于归田，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连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此序作于崇祯十年（
）前后，由此可知，其时虞山地区诗歌创作已进入兴盛时期。其后钱谦益本人、二冯及其他虞山诗人便经常宣称“吾邑之诗”、“吾虞诗人”、“吾郡诗学”如何，颇有阐扬群体创作特点的自觉意识，后来的“虞山诗派”的概念正潜含在虞山诗人的一系列论述中。最先明确透露出诗派群体创作倾向的是钱谦益的《虞山诗约序》。崇桢十五年（
）十二月，虞山陆贻典（敕先）将“里中同人”之诗都为一集，命之曰《虞山诗约》，请钱谦益作序，牧斋当仁不让，以“希风真风雅”、“抒发真性情”为旨成序，末云：
嗟夫！千古之远，四海之广，文人学士如此其多也。诸子挟其所得，希风而尚友，扬扢研摩，期以砭俗学而起大雅。余虽老矣，请从而后焉。若曰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约焉，则余愿为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谈可也。
陆贻典为牧斋门人，也是冯班极为敬重的诗友，此番来请求序言，不仅希望钱谦益明确提出“里中同人”作诗的理论纲领，同时欲大张旗帜，“胥天下而奉要约”，这是颇有派别意愿的举措，至于“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墠”云云，更可见其时虞山诗人设坫立派的明显动向。
关于文学流派的形成，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六《识途篇》中有一个简明的概括：“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其实，这个“先”与“后”只是相对的，魁杰当先，群英于后，亦成流派，虞山诗派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开派者牧斋”，无疑为魁杰，二冯、陆贻典等皆为一时之羽翼。二冯在虞山诗派中的地位，钱仲联先生拟之为“疑丞”（辅佐大臣）[1]，冯舒在《以明上人诗序》中也对流派的诗学倾向作出过阐述：
今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楚矣，钟、谭两君以时文妙天下，出其手眼为《诗归》……为诗也字求追新，义专穷奥，别风淮雨，何容间哉！于是天下之士，从风而靡……夫吾虞山言诗者则异于是矣。曰诗者，志之所之也，称事达情，以文足志而已。若鲜顾篇章之理，而争字句之奇，是绝肠胃而画眉目也。
默庵此处称“吾虞之言诗者”如何，所阐述的正是与竟陵派相对立的诗派主张。冯班在《马小山停云集》中对虞山诗歌的“流风”有进一步的说明：“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骚》，下亦不遗于近代。然而甘苦疾徐，得于心，应于手，亦不专乎往代之糟粕也。工拙深浅虽人人不同，然视世之沾沾口绝者，为异矣。东涧老人亡来，流风未泯，作者间出。”这里进一步指出虞山诗人以学问为根柢、主性情的创作特色，并强调说明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诗派一脉不断，并继续发展。王应奎在《西桥小集序》中更为虞山诗派张本：“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虞山诗人的一系列阐发是为清初诗坛所接受并公认的，正基于此，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中评论钱陆灿的诗歌时，就直接使用“虞山派”这一名称了。近人张鸿在《常熟二冯先生集》跋文中有一个近似的提法：
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
这里所谓“虞山学派”与“虞山诗派”实为一义，张氏寥寥数语，已勾勒出一段极其浓缩的流派小史。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虞山诗派”这一名称渊源有自，《虞山诗约序》已肇其端，二冯俱有申述，经沈德潜题名而定，后人便一直沿用。对这一流派如果进行时序上的纵向排比和阵容上的横向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它是明代诗坛的一支强大的殿军，也是清代第一个规模较大、影响久远的诗歌创作流派。单学傅《海虞诗话》所谓“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从宏观上概括了诗派的内部构成，其承传发展的脉络亦可据此辨识和把握。
二、清初虞山诗派的阵容
虞山诗派的构成形态，初期主要是以强有力的诗坛巨匠为核心，以诗学理论传播、辐射的方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创作群体。由于核心（宗师）与周围层次（诗派成员）之才情、地位、影响颇有悬殊，因而核心层作用甚大，反而缺少了一般文学流派所具有的交流切磋的环境。当核心层逐渐扩大进而核心影响转移后，又形成了诗学理论多元化的倾向，促使群体的创作宗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途、变化。正因为如此，要确定虞山诗派的阵容和规模就比较困难。相对可行的办法是梳理出核心人物诗学理论传播和影响的线索，借助于交游关系，分析各自的创作趋尚，理清其分途与流变的线索，进行约略的估计。这里有个时间界定问题。对此钱仲联先生有言：“虞山诗派，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也。”此系说明其创始期的性质，并非概论总体。但有学者却具体认为：虞山诗派“形成于明末，壮大于清初，历明天启、崇桢、清顺治、康熙四朝，前后时间近一百年。”“到乾隆年代，厉鹗、袁枚之诗转变了诗坛风尚之后，以钱、冯为宗的虞山派已成了强弩之末，虞山诗人大都向厉、袁两宗去讨生活了。”[2]将虞山诗派界定于乾隆之前是有一定识见的，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其后诗坛风尚发生了变化，还因为乾隆帝深恶谦益，将其打入了另册，并禁毁其著作，全国为之震动，虞山地区更成为文学灾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诗派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分化并不意味着消解。实际上，自乾隆朝中期至近代，虞山人文之薮的文化特征得到保持和发展，诗人仍有可观的阵容，诗歌创作承前期诗派之嗣响，凡经几变，但虞山诗人的创作仍具有地域性群体的特色。因而综观钱谦益以来的虞山诗史，我们宜对流派作前期、中期和后期之划分。前期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派形成和发展阶段，“神龙之首”在焉，中、后期则是虞山诗派的分途、流变阶段。那么清初虞山诗派的阵容状况如何呢？在前面提到的崇祯后期，陆贻典和一批虞山诗人集为吟社商榷风雅时，曾亲刻《虞山诗约》并请牧斋作序，以求“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约”，二十多年后当他与友人唱和时还回忆起当时“敢说词壇建一军”[3]情景。这“词壇一军”即虞山诗派最初构成，虽然具体成员今未能完全考索清楚，但我们仍然可利用《海虞诗苑》了解清初虞山诗派的基本情况。
乾隆以前的常熟诗歌，王应奎(1684-1757)编纂的《海虞诗苑》收集最富。王氏苦心搜访二十年，原拟成书二十卷，仅刊出十六卷，未成全功而身已殁，后人据其遗稿又刊十七、十八两卷。全书选录清代常熟诗人182家，计1888首，依元好问《中州集》例，系以诗人小传（第十七、十八两卷，后人未敢妄补小传，阙如）。陈祖范在《海虞诗苑序》中称此集所收诸家作品，“莫不呈材献美”，并由此骄傲地认为“吾邑虽偏邑，有钱宗伯为宗主，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因此，一般来说《海虞诗苑》不妨可以看作前期虞山诗派的诗谱了。然而，严格地说，这一诗谱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基本范围，而作为诗派成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诗学上与钱、冯有一定联系（或渊源关系）的诗人，这种联系或是“形”，或是“味”。台湾学者胡幼峰在《清初虞山派诗论》一书中，以《海虞诗苑》为据，参考《国朝诗别裁集》和《江苏诗征》，列举了近四十人为虞山诗派成员[4](PP326-363)。其中将冯舒（己苍）、钱曾（遵王）、钱陆灿（湘灵）、严熊（武伯）、钱良择（玉友）、王誉昌（露）、王应奎（柳南）称为虞山派重要诗人，又列“宗钱”、“宗冯”、“出入钱冯”三派和“后期弟子”数人。宗钱派有：孙永祚（子长）、顾琨（孝柔）、陈式（金如）、何云（士龙）、邓林梓（肯堂）、钱天保（羽生）、邵陵（湘南）、凌竹（南楼）、陈晨（赤城）、蒋拱辰（星来）、严虞惇（宝成）、赵廷珂（声珮）、孙淇（宝洲）。宗冯派有：陈玉齐（士衡）、孙江（岷自）、戴淙（介眉）、瞿峄（邻凫）、陈协（彦和）、马行初（小山）、龚庸（士依）、冯行贤（补之）、冯武（窦伯）。出入钱冯者如陆贻典（敕先）、钱龙惕（夕公），所谓后期弟子为陆辂（次公）、徐兰（芬若）、陈祖范（亦韩）、侯辁（秉衡）等。
胡幼峰所列举的已略具规模，但尚有论述不详和缺漏者。以下是几位较有诗名而诗学宗尚与钱、冯颇有血脉联系的诗人，应当补入：
陈煌图。胡书在“宗冯派”后附笔提及陈煌图，但又引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称其受学于马文忠、杨维斗，且谓“他的辈份与二冯相当，故不予归冯班一派”，语气欲进欲出，使陈氏与虞山诗派的关系显得含糊不清。其实，煌图及其子陈帆（南浦）与谦益俱有直接的诗学联系，《牧斋外集》卷七有《陈鸿文诗稿序》，《有学集》卷四十八有《题陈南浦山晓窗诗》可证。谦益在为煌图（鸿文）所作《诗稿序》中称其诗“扶干结条，沉辞佛悦，杼轴于怀，而无取冗长，庶乎通经嗜古者之为，跫然空谷之足音也”。更言“今余拔鸿文于众鸟之中，将取其麟前鹿后，龙文五色，自表异耶，抑亦翱翔四海，一飞而群鸟相从以为朋耶。其亦昌明古学使啾啾百鸟，燕雀啁噍之屑，胥化而为高冈歌舞之音”。又强调说：“余假鸿文之诗极论今古，盖有望于乡人子弟，故其辞不得而不详也。”显然，煌图通经嗜古，诗风沉郁，极为牧斋赏重，并以其诗作为虞山诗人的创作祈向，煌图在虞山诗派中“登堂入室”的地位由此可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序作于癸卯年(1663)二月，即牧斋逝世前一年，与崇祯末所作的《虞山诗约序》相比，此文颇有总结虞山创作，拨冗归正的深意，可看作牧斋暮年的“虞山诗派大纲”。
陈璧。壁字昆良，别号雪峰，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生于常熟，不久逢家难。稍长，搘拄巨绅处叩阍湔雪父仇，表现了非凡的志节。少有文名，掉鞅名场，后参加东林党和复社，党狱获解后因“护死义之遗孤”为“天下瞻仰，以为贾彪婴杵，未足多也[5]。早见赏于钱谦益和张国维（玉笥）。甲申、乙酉之变后，奔波于江浙与桂林之间，“间关走万里”，从事抗清的秘密联络工作，其间与牧斋联系、沟通颇为密切。顺治七年(1650)广州、桂林、梧州陷落，郑成功援粤师败，八年舟山又被攻落，鲁王流亡海上，陈璧以全部生命投入的抗清活动“卒无所遇”，便于顺治十年(1653)归隐虞山，以诗文自励名节。今所存残稿写作年代即自顺治十一年(1654)起，而此前“十年为位数招魂，赋得哀歌稿不存”，家人惧怕祸胎，将文字俱投火毁灭。其诗在清初曾有手抄本，但收藏极秘，罕为人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发现了其诗文稿残本，并着手整理付诸枣梨，题曰《陈璧诗文残稿笺证》，凡二卷[6]。陈璧与顾炎武、归庄、陈瑚、施闰章等都曾以诗赠答，在清初颇有一定的声名。对陈璧的诗，钱谦益《陈昆良诗序》评曰：“其纵横轩翥，负涵包孕如胡贾列肆，良药医笼，无所不有。俄而牛鬼蛇神，俄而风樯阵马；俄而忠愤激烈，严霜夏零；凄清介独，坚冰冬冽。使人魄褫目眙，口呿颐解。至其闲情丽句，教妾持诗，如花同坐，可咏可图，又香又艳。”牧斋推挹昆良为清初虞山“雄踞诗人之右”者，无疑是清初虞山诗派的中坚。
汪绎。绎字玉轮，号东山。姿性英敏，六七岁时出语遂露根器，人咸奇异。康熙三十二年(1693)应顺天乡试，汪绎与姜宸英、顾图河、查慎行一并中式。三十六年(1697)为会试第三名，未及殿试，闻父病笃而辞考南归。三十九年(1700)殿试为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凡应制诸作皆以称旨。四十三年(1704)受命编修《朱子全书》八月因母思乡心切，便请假偕母南归。次年玄烨帝南巡，选任汪绎为《全唐诗》编校官。其时东山有疾在身，抱病驻局扬州，秋回虞山调养，四十五年(1706)五月病故。有《秋影楼诗集》九卷。汪东山是钱曾的外孙，与邵陵交厚，切磋往来频繁，濡染有自，与邵陵酬唱亦多，其诗于真挚之中自饶逸韵，清新可诵，是兼宗钱、冯而自成风格者。
顾文渊。文渊字湘沅，号雪坡、海粟居士，有《海粟集》五卷。雪坡善画山水，诗名几为画名所掩，但其诗格不俗，当时亦有佳评。王应奎《海虞诗苑》即以“洒然清雅，迥异浮艳”推许。杨钟羲《雪桥诗话馀集》曾抄录《海粟集》不少诗句评曰：“清思逸韵，源出二冯”。
这里还有汪沈琇值得一提。沈琇字西京，号茶圃，尝官宣城训导，著有《太古山房诗钞》，曾与侯铨、陈祖范、王应奎结“海虞吟社”。沈德潜《王东溆柳南诗草序》云：“海虞之结诗课者四人（名略）。四人皆以道自重，发为文辞者也。余先后得友之。（侯）秉衡诗骨干开张，（陈）亦韩诗清腴近道，（汪）西京诗绮丽精深。”虞山吟社是雍正、乾隆间虞山地区一个颇有影响的诗社，是一批优秀诗人的集合。如果考虑到不久清高宗嫌恶牧斋，厉禁钱书，虞山涛派便渐趋中衰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可以说”海虞诗社”正是清初近百年虞山诗派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它有对钱、冯绍继、发展的一面，也有向格调靠拢、潜转的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吟社中侯铨、陈祖范、王应奎既已作为清初虞山诗派的“后期弟子”，汪沈琇也应列入其中。
三、虞山诗文化圈
与清初虞山诗派形成和阵容相关的是虞山地区的诗文化圈问题。明清两代，江南都是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清康熙帝《示江南大小诸吏》诗有“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之句，乾隆帝也表示过同样的看法，称赏“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就江南而言，吴中地区又是最有代表性的，自宋“兴学以来，人才号为极盛”[7]，“文章亦冠天下”。万历间袁宏道曾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8]梁启超从学术角度考察指出：“（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而“考证学盛于江南”，[9]历数学术巨擘，也仍然以吴中地区比较集中。因此，对于虞山诗派这一地域性的文学群体的形成，我们有必要从地域文化角度加以考察。
常熟的人文历史有文献溯及巫咸、吕尚，实在烟霞迷茫，而言偃（子游）这位“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与虞山的关系尚于史可征。值得注意的是，常熟的经济是从宋代开始趋向繁荣的，至明代而称富庶，“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枱、鱼盐、蔬果、水陆之珍奇，所以供国赋而给民用者充然有馀而不资外助。”另一方面，尊奉言子、开设书院、大兴庠序，也正是由宋开端，入明而盛。由此可见经济状况之隆盛确实是文化升沉之枢纽。应当说有清以来常熟经济更持续的繁盛，对虞山地区文化的发展提升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而这种发展提升对这一地区的诗派形成，诗风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虞山诗歌是虞山文化的产物，虞山诗派是虞山文化圈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一文化圈中有一部分与诗人及其创作联系较为密切，不妨将之称为诗文化圈。对此我们来考察一下文社、藏书家和画派琴派几个方面。
文社兴于宋亡之后，“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10]，清初江南社局更盛，以至达到“无地无之”的程度。虞山地区“士之习诗书者，诵读之声比屋相闻，纠盟结社，蜚英海内”[11]。晚明清初，虞山的文社主要有拂水社、应社和成社。拂水社以瞿纯仁为掌门，瞿星卿、顾朗仲等为社中疑丞。“其后诸子皆为名士，拂水文社遂甲天下。”瞿纯仁乃牧斋父执，牧斋年轻时曾跟纯仁读书拂水山房，事见谦益所撰《瞿太公墓版文》。应社以杨彝为盟主。明末为时文者喜创新说，故意与传注相歧，杨彝与太仓顾梦麟辞而辟之，故海内又有“杨顾学会”之称。二人皆入牧斋门下，牧斋有《顾麟士诗集诗》称赏其诗为“儒者之诗”，可见麟士颇得牧斋倡导实学与宋诗之三昧。成社是以冯班为盟主的诗社，钱谦益《和成社初会诗序》有“定远帅诸英妙结社赋诗”云云，诗作于钱氏垂暮之年，此“诸英妙”当即是牧斋之后，冯定远主盟虞山诗派时的“班底”了。
虞山地区有悠久的藏书传统。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曾将“藏书之富”作为虞山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虞山素为文物之邦，私家藏书刻书起源甚早，至明清收集刻藏芸编之风大盛。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叙及藏书家691人，其中常熟籍就有73人。《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专立“藏书家”一门，叙曰：“自来郡邑志乘未有以藏书家立一门者，岂斯例之不可创欤，抑其人之不多觏也。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好事者得之，或谓海虞某氏之所收录，或谓琴川某人之所题识，以相引重，而书估至有摹刻图记，割截跋语，以牟厚利者，可不谓盛欤？”
藏书传统的形成既与经济富庶的程度有关，亦由于乡贤前导，流风辉映，后辈竞雅，蔚为大观。虞山藏书明成弘间有钱氏（仁夫）之东湖书院、嘉靖间有杨氏（仪）之万卷楼和孙氏（七政、楼）之西爽楼、丌册庋，直至清代乾隆以降张氏（金吾）之爱日精庐、瞿氏（镛）之铁琴铜剑楼、席氏（启寓）之琴川书屋、陈氏（揆）之稽瑞楼、顾氏（湘）之小石山房、翁氏（心存）之知止斋、孙氏（从添）之上善堂、赵氏（宗建）之旧山堂和丁氏（祖荫）之湘素楼，都在藏书史上有重要影响，然而虞山藏书吏上的高峰期则是在明清之际，其间脉望馆、绛云楼、空居阁、也是园、汲古阁与虞山诗派关系最为密切。绛云楼、空居阁、也是园的主人分别是钱谦益、二冯兄弟和钱曾。脉望馆主人赵琦美，字玄度，号清常道人，官至刑部郎中。其父用贤性好藏书，官吏部左侍郎时得见皇室秘阁所藏并钞录珍本。琦美翩翩好古，卓有父风，据赵氏晚年手编《脉望馆书目》记载，其藏书达五千多种，两万多册，后悉数为钱谦益购得。汲古阁主人为毛晋。他是钱谦益的门生，牧斋《隐湖毛君墓志铭》云：“子晋通明好古，强记博览，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经史全书，勘雠流布，毛氏之书走天下。”毛晋不仅与二冯及其他虞山诗人交游，而且与“应社十子”关系密切，应社胜流每聚于汲古阁。从某种意义上说，汲古阁是一个文化沙龙，是虞山乃至吴中地区诗人读书论艺的重要基地。
考察藏书传统与虞山诗派的关系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流派中不少诗人都是在江南享有声名的藏书家，除钱谦益和钱曾外，冯班、陈煌图、陆贻典、钱天保、何云、孙江俱有珍本，亦卓然名家，直至乾隆间陈祖范仍“堂中积书万轴，经史子集略具”[12]。二，藏书不仅体现出虞山派诗人共同的兴趣，也是互相之间学术交流的纽带。各家所藏，师生通借阅抄，牧斋每有题记；诗友互通有无，同时也切磋斟酌学术。三，搜求图书正是虞山派诗人砥砺学风的过程。孙淇有《市肆蓄书歌为曹彬侯作》诗云：“吾生嗜好类蠹蟫，此外都非性所喜”，“浮沉薄俗淡世味，一卷未能轻脱屣。”专注于搜书、校雠，使不少诗人“不踏名场，专精文艺”[13]，同时也扫却浮躁，沉潜求实。总之，明清之际，虞山座座书楼耸起，标志着虞山地区的文化在普及的基础上进入了较为精雅的学术层次，也营造出了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氛围。以此为契机，形成一个“以学问为根本”的诗歌流派无疑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
虞山雄奇瑰美，称奇于江南。迤逦虞山、七弦琴川远接“有江以环于北，有海以滨于东”的雄灏水天，是诗画与琴音的美妙叠合，是峻伟与娟丽的大冶镕铸。这里不仅可以孕育出诗人，同样可以孕育出画家和琴师，而在海虞之境除一批诗骚胜流外，确实还诞生过黄公望、王翚、吴历、蒋廷锡等丹青名家以及严澂、徐青山等著名琴家，并形成画派和琴派，而且同样在明清之际，“虞山画派”和“虞山琴派”名动一时，成为海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流派，海虞“山水之名腾布于词林艺苑中，是真湖山灵秀之气所发见者也。”[14]值得注意的是，虞山琴派严澂激的性灵琴论和徐青山的主气传神论，以及虞山画派王翚 “以元人笔墨，运以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15]的绘画理论与虞山诗派的诗论和创作有着某种内在的渗透与款通。这些同一地区、同一时期、不同门类流派的理论和艺术实践，形成了一个诗文化圈环境，对研究虞山诗派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
收稿日期：200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