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潜台词（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潜台词论文,冲突论文,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两种互不相容的异端邪说，在后苏联时代主宰着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生活。其一，美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同西方文明应保持微不足道、最好被人遗忘的历史联系。因为西方文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展起来的，起源于三个地区：耶路撒冷、雅典和条顿森林。其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因其经济和道德优越于苏联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冷战，因此美国应该成为西方文明的心脏和领袖。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既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的一部分；而第二种观点却认为，西方已成功地演变成唯一的全球性文明。很明显，两者都不是真理。如果说亨廷顿的历史性巨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至少它对上述两种异端邪说给美国民主、繁荣和稳定带来的危害，进行了详尽、精确和正直的揭示，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新著价值连城。
亨廷顿为美国决策人和空谈家提供的关键信息包含在两个命题之中。第一个命题，写给多元文化主义者及其在某种程度上善意的政治鼓吹者。他说：“对美国信仰和西方文明的抛弃，不仅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整个西方文明的终结。”面对那些会说现在的美国事实上正是人们热诚企盼的完美境界的人，亨廷顿又补充了一个定理，即在没有西方的世界上，非西方化的美国将肯定比西方化的美国更加暴力、更不民主、更不平等和更不富裕。第二个命题，写给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人，恰如福山所描述的，他们认为所有国家、社会和文化现在正沿着单一轨道奔向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绝对天堂。亨廷顿说，这些人应该知道，“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普遍性的信念存在三个问题：它是虚假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两个命题的实践寓意在下面的警告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和西方的维护，需要西方认同的复兴。世界的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招致巨大的灾难。
亨廷顿为美国人作出了一个罕见而又极端的选择：让美国淡化意识形态，使之更象一个国家，一个建立在安全的、共享的和受人尊敬的文明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和学术精英都不愿作出的选择。看一看政治形势和现存的辩论日程，很难明白这些精英为什么宁愿选择西方，而不选择多元文化主义，特别是在他们为谴责西方的不人道、剥削、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无能而付出了巨大的能量、声誉和地位之后。90年代，西方文明在美国只有很少可信的捍卫者，却拥有非常众多的敌对者。
现在，西方出现了一个从不悔过的卫道士，他用下个世纪的战略和政治术语讲话，此人就是亨廷顿。很多人由于没有及时阅读亨廷顿的著作，因此将他错视为只对武器、权力规划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对于他们来说，亨廷顿的“文化转折”和关于西方前景的清醒警言或许有些令人吃惊。但是，《文明的冲突》中强调的论点，一直是亨廷顿40年著述的题中之意。他一直对复杂社会中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以及“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秩序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实现”兴趣甚浓。亨廷顿在90年代之前没有强烈地集中精力关注文化和文明问题，那是因为冷战期间的世界政治更多地是受意识形态和战略，而不是文化所驱使，因为西方内部，特别是美国内部对西方文明的非难，还没有达到90年代的程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和西方霸权主义者非常傲慢、自以为是地宣称，他们知道世界在如何运转，世界应该如何运转，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因而，两者都犯了被所有好的国际关系理论所痛斥的根本错误，即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偏好凌驾于对真理的公平追求之上。相比，《文明的冲突》则是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上了一堂谦让的课。这一点应该得到明确，因为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现时，许多批判人士严词谴责说，他们所宣称的一切都是亨廷顿自己的代表西方美德的沙文主义。他们指责亨廷顿将西方偏好绝对化，并要将西方偏好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强加于人。一位欧洲评论人士甚至控诉亨廷顿“令人无法忍受地偏狭”。这种批判说明，人们深深而又令人困惑地误解了这本书潜在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决不是要人们成为沙文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通过警戒普遍迷信中固有的危险，提出一个独创的、现实主义的后冷战国际关系模式，来告诉人们如何避免灾难性的政策。
亨廷顿以文明认同对世界秩序和无序的分析，并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如何谨慎而不带偏见地接近复杂事实的直观教学课。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对21世纪的全新阐释，说明的是在世界政治研究，即现实主义中还剩下什么最富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传统。在过去30年中，为了拯救、发展、或修正古典现实主义，人们已经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和尝试。亨廷顿关于多极世界秩序——其主要构成单位不是主权国家或军事联盟，而是主要文明——的描绘，和他对如何保护这种秩序的阐释，平和地批判了强而有力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通过提供一幅新颖独特的画面，他还招来了无数的反对意见。而那毕竟是任何一种声称独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优点之一。
宗教层面
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章（即《文明的冲突？》——载《外交》杂志1993年夏季号）首次提出，文明认同是世界政治中的新兴力量。这令许多读者大吃一惊。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从亨廷顿那里意识到的是一种新奇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暗示。毕竟仅在两年前，他还出版了《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的民主化》，强调现代历史的伟大主题，就是民主习惯和制度不可阻挡的传播。美国和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浪潮，提出了以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作为现实性的、有价值的目标的思想。第二次浪潮从1944—1945年联盟国士兵进入中欧开始，它至少为这个惨遭蹂躏的大陆的部分地区恢复了民主，新恢复的民主比战争期间人民熟知的自我批判而又易遭批判的民主版本要好得多，也更持久得多。第三次浪潮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随后传到南欧和拉丁美洲，接着又出于极不相同的原因，在1980年代末绽开于中欧。
多数人把这种解释读作是对福山思想的肯定，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正在成为普遍适用的选择。然而，即使在《第三次浪潮》中，亨廷顿也把民主视为通过竞争选举来选择政府的一种严格的程序体制。而且，亨廷顿指出，第三次浪潮并不是必然不可逆转的，它也不能证明世界正在西方化。他承认，第三次“反浪潮”可能使民主倒退；而且在他的文化转变之前，他强调，非西方文化，如儒教和伊斯兰教中的规则，或许会压制程序民主中的关键要素：“争论和参与”。然而，亨廷顿在结束《第三次浪潮》时，却提出了乐观的看法：“时间对于民主来说是有利的。”
在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时，这种乐观主义似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欧盟和西方大多数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在他们外交、安全和经济援助政策的核心，都有民主和人权的“扩建”计划。但是，“1995年欧洲和美国促成这些目标的尝试却只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对这种来自西方的压力进行了抵制”。在《第三次浪潮》中，亨廷顿借鉴（而不是盲从）有关的一些争论，他意识到，“在那些受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烈的国家，民主化是最成功的”。在这些地区，第三次浪潮是一个事实：“1990年，除了古巴，非洲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进行了民主转型，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者信奉基督教，或者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它说明，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民主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当西方风格的民主得到传播时，世界秩序与和平就会加强。但是，亨廷顿不仅在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问题中，而且在西方内部关于文化认同和自我主张的斗争中，引入了宗教因素。这使他又增加了赌注。
直到几年以前，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民主三者紧密相关的观点，还是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中最有教养的人，拥有的假设背景知识的一部分。然而，在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是有失体面，就是断然的冒犯。不过，亨廷顿认为，世界秩序需要西方的继续存在；而只要美国精英重新发现并重新强调西方的认同，西方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如果他是对的，那么这个使和平与繁荣最大化，文明冲突与战争的危险最小化的未来世界秩序，就要求美国精英必须将他们的反感发泄给宗教。但是反过来，它却说明美国内部的“文化战争”可能会升级，并使美国无法在世界上充当历史赋予它的领导角色。
正如前面提到的，《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亨廷顿实现著述根本转变的标志，而是在国际政治总体分析的背景下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面前，他对信念和向量的重新陈述。新主要就新在，亨廷顿现在不仅作为战略分析家，而且作为政治哲学家在讲话，尽管他的哲学信息仍然是以缄默为特色。他不说“因为西方好，所以我们应该增强它”，而是说“既然人们对世界的偏好是确定的——尽最大可能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繁荣不要贫穷，要知识不要迷信，要自由不要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尤其是美国对促进最佳秩序和遏制无序应有什么贡献，有什么义务”。过去，亨廷顿也曾偶而暴露过他的强烈观念，即西方能够而且应该促进秩序。 一个显著的例子， 就是他1983年在国际战略研究所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西方安全内部因素”的讲话。亨廷顿提出，西方战略应该明确地以破坏苏联帝国为目标，西方可以通过威胁为解放东欧而进行进攻性的常规报复达此目的。他暗示，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本质上优越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价值观。北约没必要从强调这些原则和价值观上退却。这个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是极端的（除非你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但在1993年它却是激进的。
他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文明的冲突》在以多种方式理解方面作出了重要进展。首先，其分析与后冷战时代是相适应的。恰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冷战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不论依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依据意识形态和战略对抗使作为政治动员源泉的文明认同黯然失色这一点来看，都是如此。在苏联存在并决定西方政府的安全政策时，人们很容易相信两极对抗和超级大国斗争是1945年以后的世界的无法改变的、根深蒂固的特征。许多人，尽管不包括亨廷顿本人，将“西方”等同于非苏联或非共产主义，而对许多受苏联权力和世界大战后果威胁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文明差异看得很淡。
其次，这本新著介绍并突出了文明价值观与普遍价值观之间的重大差别。简言之，世界需要西方，不是因为世界正在西方化，而是因为西方是全球文明拼图的关键部分。全球文明拼图是一种文化均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部件被从舞台上移开或自己退出，这种均势就有陷入动乱的危险。这就是人们所声称的保护西方，并使之继续存在下去的普遍的或系统的理由。当然，真正的西方人还有第二个理由，即西方价值观。这个理由对于他们来说是根本性的，但对于别人来说却是纯粹的偶然现象。虽然在任何客观的意义上，西方价值观都不是普遍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它却是“普遍的”，因为这些价值观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因而，西方人具有双重义务，既要理解所有文明及其互动，又要珍视并保护西方文明。
非西方化与世界秩序
《文明的冲突》包含两个方面：历史的哲学和后冷战世界的战略分析。前者是既富争议又饶有趣味的，如果它具有无法证实的事物的性质。但战略分析，由于依据基本论据对新世纪的全球政治进行了预测，因而已经是可以被检验的。这个论据就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也就是文明认同，正在塑造后冷战世界凝聚、分离和冲突的模式”。这个陈述实际上包含了两点。第一，“文明认同”——不论它是什么——是界定一个社会集团，如国家、联盟或跨国运动的集体秩序和政治行为的永久性因素，或许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第二，“文明认同”对于文化成员如何生存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们也相互开战。然而今天，他们却第一次对世界秩序的前景构成了危害。“在后冷战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
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会急于为这个总括性的声明挑毛病。人们当然可以说，多种文明之间的接触一直是文化和政治变迁的推动力。例如，中国、印度、美速布达米亚的城市文明和流域文明作为一方，与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文化作为另一方之间的互动，就是推动欧亚历史从铜器时代到18世纪的进步，以及火药发展的持续性潜在动力。此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现代科学，作为西方的两大产物，要是脱离两个伟大的发现时代之间的多文明互换，就是无法理解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时代就是：（1）15和16世纪， 西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实现了到大西洋的转换；（2）18和19世纪，西方人完成了现代学术和哲学的发明， 这两部分反映了他们对其他时代和地区的文明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发现。但是，亨廷顿的观点是，不论这种早期接触对于一种或两种文明的发展多么重要，只有到了当代，几种有意识、动机明确的不同文明代表之间才出现了互动，并基于其各自的文明认同来选择政治抱负与方法。也只有到了这个时代，多文明互动中涉及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赌注才是生死攸关的。早期接触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接触则是强烈、频繁、密集的，充满了显性和隐性的张力，这些张力使这种接触成为世界秩序本身，以及维护或反对世界秩序的关键要素。
亨廷顿通过提出一系列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的概念或观点，来证明文化的重要性。其中一些具有事例研究的性质，另一些是哲学思想，还有一些是战略和政治警言。最易于引起反思和争执，因而激发进一步研究的核心概念，就是非西方化的现象、人口增长的趋势、俄罗斯和中国的作用、“文明”概念和“多文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或多或少是互不相容的。
在亨廷顿看来，非西方化既不是一种威胁，也不还是一种许诺，而是一个事实。如果冷战真的以西方的胜利和西方霸权的无限前景而告终，那么亨廷顿就没有新生的世界政治力量可写了。有些人肯定会否认非西方化的事情正在发生。实际上，对1993年的文章和这本新书最激烈的批判，来自乐观主义者。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担忧不以为然，对苏联垮台后“西方压倒一切的、战无不胜的、几乎全面的统治”深信不疑。他们会恰当地指出，“西方是唯一在所有其他文明或地区中具有实际利益，并有能力影响所有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西方的商业、政府和组织控制着国际财政；生产和消费着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商品；主宰着国际贸易和交通；占据着科学和工业中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部分。
另外，这种批判认为，现代政治的、技术的和科学的世界仍然是属于西方的。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无论它们原有的文化面貌如何，它们都必然变得更象西方。不仅从技术和信息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它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调来看也是如此。一旦人民开始强调权利，不管它们是财产权还是参与政府的权利，他们就是在走向韦伯和福山所讲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
在关于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的激烈争论中，亨廷顿的立场很明确：不。韦伯式的论点则认为，个性、社会结构和经济增长是相互关联的。早期清教主义资本家积聚财富而不是用它们来购买权力的习惯，启动了西方增长的发动机。一旦这台发动机运转，储蓄和投资的明显优势就会鼓励人们养成喜欢储蓄和投资的个性。这样，个性、文化和经济学就联合成了一个上升的螺旋。由于个性类型的分布，就可能被决定的程度和范围而言，或多或少是普遍性的，因此，人们会指望普遍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能最终塑造一个均质的世界文化，这个均质的世界文化将是最初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方化的公认后代。
但是，已故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得出的结论，未能支持亨廷顿关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的论断。根据盖尔纳现代“知识模式”——即科学和科学的方法，引出的论断既真实，又准确。但是，这种知识模式对文化、宗教信仰、或文明价值没有作任何的揭示。质言之，知道一个已知物质的化学属性，或者行星运动的规则，并不能告诉人们如何生活、抚育子女、或仰拜上帝。
如果说盖尔纳是对的，那么，世界事实上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其间，许多文化将共享现代特征，如对科学的信仰、理性的管理方法和复杂的制度，而不用成为西方文化，必然也是对的。实际上，恰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许多文化会因为源自人类社会变化的深刻规则的原因，而更不会西方化——这些规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普遍公认的模式意义上的，这种普遍公认的模式在某种环境下会重复出现。这就是“本土化”规则，或者借用英国经济学家和日本学者多拉的完整术语来说，就是“第二代本土化规则”。这种现象在上一代就已是非西方政治的一个特色，亨廷顿称这种现象还会继续，甚至还可能升级。从结果和前提来看，本土化都是现代化的对立面。
因而，西方科学、技术、通讯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虽然在某一代会使西方权力和威望明显上升，但紧接着的就会是非西方文化。亨廷顿声称，这种情况今天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发生。对此，人们很难表示异议。
非西方化既不是一个迅速，也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亨廷顿说：“总的来看，一直到21世纪的前几十年，西方仍将是最富实力的文明。”西方权力在文化、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衰落或许会呈现为S 型趋势：开始缓慢，接着迅速，接着又是缓慢。衡量非西方化和未来几十年冲突几率的尺度之一，就是人口情况。人口问题在亨廷顿的分析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在指出西方总体相比其他世界正在缩小的时候。认为“西方即普遍”的学派，一般强调“世界语言就是英语”。但是如亨廷顿所说的，没有证据显示世界居民中更大的部分在说英语。尽管许多人把英语用作混合语，即实际交往所需的第二语言，但它却不构成任何人文化或政治认同的一部分。说英语的人数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24%缩减到今天的21%。后面的数字还包括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增长人口，拉丁美洲并不被亨廷顿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
亨廷顿还在人口与伊斯兰复兴及其引发冲突的潜能的关系中研究人口学。人口学家早就指出了多数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爆炸现象。虽然现在人口的繁殖力正在锐减，但从50年代经80年代以来人口的高出生率，还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年轻人膨胀体”。历史上，这种“年轻人膨胀体”经常会引发冲突或战争。亨廷顿写道，“年轻人是提出异议、破坏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他还说，最近四个世纪欧洲的数据似乎表明，大群的年轻人与激进运动、社会变迁、革命、内战和国际冲突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年轻人膨胀体，汇同第二代本土化现象和宗教的复兴，可能就是大规模冲突的根源。（未完待续）
摘自美国《Orbis》杂志1997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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