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的几个热门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出版业论文,热门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热门话题，反映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热点。这里尝试以近年出版业的几个热门话题，来看看出版业近年的关注所在，并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一、质量
我们的出版业经过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到了九十年代初，年图书产量达到八万种，在品种数量上，已属“出版大国”。应该说，这几年，我们的图书质量有所提高，也出现了一些精品。然而，对什么是精品，认识并非完全一致。有人注目于高层次的学术书。这有道理，但只重视这点，又似乎失之片面。片面性在于它把质量简单地等同于高层次，把精品简单地等同于学术品格。实际上，读者是多层次的，出书也应该是多层次的，这样才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图书的多方面需求。质量意识与精品意识，应贯穿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图书中，而不能只限于某一层次。高质量应是多层次的高质量，多层次应是高质量的多层次。层次高的学术书，如果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缺乏创意，也可能质量不高；层次低的书，如果通俗而不庸俗，具有很强的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愉悦精神，陶冶性情的作用，也可能成为精品。有人看重“大全”、“文库”这类“大而全”的书，或装帧豪华的书，不排斥这类书可以成为精品，但精品归根结蒂在于内在价值，而不在于外在形式。“大而空”的书，远不如那些“以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多的智慧”的图书有份量、有质量。精品决不是绣花枕头，不可华而不实，不可表里不一，而应多在内涵上下功夫。
也有人把获奖作为精品的标准。确实，图书评奖对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获奖的书，特别是获大奖的书，一般说来，也确具有较高的质量，其中有一些是精品。但是，由于评奖活动受制于种种条件，难以将全国图书——认真比较，有的好书根本未能参评，有的好书也可能一时未被认识，也有些书虽然获奖了，但腿太短，走不到读者当中去，在群众中少有影响，也难说就是社会需要的精品。因此，在我看来，不宜简单地将获奖看作是精品的标志。追求精品，还是应该从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读者喜爱等方面去追求。
那么，到底什么是图书精品呢？可以从思想、艺术、知识、文字、装帧、印刷等等方面，提出多种说法，我更愿意用逝世不久的老编辑赵家璧的一本书名来说明，他这本书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名叫《书比人长寿》。这就是说，好的图书，特别是精品图书，应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能在广大读者中流传，乃至传之后世。目前充斥在图书市场上的质量不高的书、平庸的书、雷同的书，以及种种泡沫式的书，很多是过眼云烟，甚至根本没有生命，出生之日即为死亡之时，成为一堆“文字垃圾”。只有那些富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图书，那些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结合得比较完美的图书，才拥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们呼吁质量，呼吁精品，也正是呼吁这一生命的魅力。
自然，这一生命的魅力，对每本书的要求不能完全一样。然而，真正有质量的书，不能没有一点“生命的魅力”。即使是快餐型的图书，也不等于都是速生速灭。有质量的快餐型图书，也可能成为“长命书”，赢得一批又一批读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十多年前出版的“五角丛书”，目前就仍有市场，其精选本仍在不断重版中。当然，看图书的生命力，主要不是指这类消费性的图书，而是指要创造一批具有丰富学术文化内涵，能作为文化积累，传给我们后代的文化精品。我们现在享受着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也应该为后代留下我们的文化遗产。多出一些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图书，该是我们这代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以为，抓质量，抓精品，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二、品牌
说名牌，创名牌，正在成为出版业的一种时尚。
品牌，特别是著名的品牌，体现着水平与质量、效益与信誉。谁在哪个方面掌握了名牌，谁也就在哪个方面掌握了制高点，从而在拥有高知名度的同时，伴以高的市场占有率。有一份经常性消费品的销售调查材料表明，消费者心目中最佳品牌与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相同的达70%。这还是前二年的调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在增强，因此，出版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纷纷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把创造和培育名牌，作为发展壮大自己的一个中心环节来抓。
出版物的名牌，有重在一本书、一套书的，也有重在某一类书的。造就品牌，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个艰苦的孕育过程。
品牌难以一蹴而就，也难以一劳永逸。由于时代发展的加速，市场竞争的激烈，品牌要注意不断出新、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发展与读者的新要求，如《辞海》正在编纂1999年版。有些名牌会因情况的变化，渐渐失去优势，那就要推出新品牌代替它。品牌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名牌就会逐渐消失。一个新品牌的形成，与有力的宣传推广工作分不开，不过，名牌的根基在于内在的质量。质量不过硬，靠“炒作”搞上去，一时会轰轰烈烈，但终究是走不远的。目前的图书不乏这种现象。
就一个出版社的品牌来说，更要靠不断推陈出新的创造力来维持与发展。目前我们出版社多有专业分工，在出书上四面出击，全面推进，并不利于发扬自己的专业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一个出版社要成为一个名牌出版社，往往需要在自己的专业分工范围内，深耕细作，以一系列优秀图书，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商务印书馆这一老的品牌，正是依靠它的长期的大量的优秀工具书、学术书而形成的；清华大学出版社近年声誉鹊起，主要是在计算机方面打出自己的品牌。上海的一些出版社，如人民、文艺、辞书、少儿、科技、译文等，如果说在社会上有一点名牌影响，主要也是依靠他们在各自出书领域中的成就获得的。离开自己的专业与优势，随波逐流式的东一榔头、西一榔头，也许可能出一二本好书，但不大可能形成名牌。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要充分注意发挥名牌的效应，推进我们的事业。销量四百万份的《故事会》是一个名牌刊物，依靠其“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编辑方针，长时期受到读者喜爱，每月来信来稿多达几万件。从去年开始，《故事会》编辑部利用其名牌作“立体发展”，除继续办好刊物外，同时编辑出版了《故事会爱好者丛书》、《故事会经典书系》、《故事会当代创作系列》，并制作了《故事会》音带，效果均不错。
名牌的书刊作为一种名牌文化产品，不仅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出版社的影响，而且它作为一种标志，对张扬文化的力量，乃至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都有着积极作用。旧上海在旧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中心，就与它拥有不少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名牌产品有关。单新闻出版界，沈雁冰编的《小说月报》，叶圣陶编的《中学生》，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申报》的《自由谈》，也是名声远扬、万众瞩目。现在的上海，增添不了少新的标志性建筑，像东方明珠、浦江双桥、大剧院、博物馆等，相对来说，名牌文化产品还较少。也许这方面的工作难度更大，但正因为如此，需要加倍重视标志性的名牌文化产品的培育与推广。
考察书刊名牌的产生，多与名编辑联系在一起，如上所述《小说月报》与沈雁冰、《中学生》与叶圣陶、《生活》与邹韬奋、《自由谈》与黎烈文，以及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王云五等，都是不可分的。时下要多出文化精品，也要多加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思想要解放一点，多造就一些名编辑、名出版人。
三、重复出版
中国每年出版物达十多万种，其中重复出版问题严重。“重复出版”也就成了人们常常提起的话语。按雷群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分析，有三种情况：一是“简单的重复”。像中国的四部古典小说名著，都有五六十个版本，最多的是《三国演义》，64个，最少的是《红楼梦》，55个。不少外国文学名著，也是多个版本。如果译文后来居上，“百花齐放”，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一些译本只不过是“转抄本”，每况愈下。二是“变着花样的重复”。主要是一些作家的选集。同样的几篇作品，“魔方”式组合，反复编选。八十年代初，人们曾对一篇小说重复出版八次感到惊奇，现在则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三是“隐性的重复”。不少学习辅导材料内容大同小异，品种似乎繁多，实则是一个模子里的东西。还有一些述而不作的所谓学术著作，看来洋洋大观，实则也是嚼别人吃过的馍，重复着前人或他人早已说过的话。
近年，更出现了“应时出版物”的大量重复。英国王妃戴安娜去世后，有关戴安娜图书即蜂拥迭出。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引起热潮后，有关图书也大量出笼。金融危机袭击东南亚后，《金融风暴》一类图书竞相登场。世界杯足球赛要来临之际，就有二十多种有关它的图书进了书店书摊。“应时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固然表明出版业贴近现实，捕捉“热点”能力有提升，但就这些出版物内容看来，由于“走捷径”，缺乏精心编写，不少都带有因特网的痕迹，或是对报刊上资料的收集拼凑，因而大多大同小异。这些“短平快”制造出的书，由于它的及时性，虽有一定销路，但大量简单的重复，普遍积压滞销，造成了出版资源的多重浪费。
自然，不宜绝对地否定重复出版。我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重复出一些书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问题是这种重复，不能是简单照搬和机械模仿，而应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式、语言、包装等方面有所变化，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如出了《成语词典》，就不能说再不可出这方面的书了。像《成语分类词典》、《四用成语词典》、《绘图成语词典》、《小学生成语词典》等，在重复中有创新，扩大了这类书的效应，就是好的。但如果只是模仿重复，甚至是“语言大典”式的抄袭重复，就要力求避免。现在一些大型书市、书展，粗粗看来，品种众多，确为书“海”，一旦潜沉“海”底，深入一看，就会发现“克隆”现象严重，大同小异之作过多，散发出一股平庸气、浮躁气，令人忧虑。
解决重复出版现象，我以为，首先就是要克服这股平庸浮躁气。要勇于开拓，勇于创新，深入调查研究，踏出自己的路。如果在选题上，不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而只是踏着别人脚印走，是不会有出息的。编辑虽是“为他人作嫁衣”，却是一项最具原创性的职业。工厂生产某一种产品，其规格标准是一样的，试制了某个新产品，也还是成批生产。出版社出书则不能按统一规格成批生产，它每出一本书都应该是一种新产品。这就要求出版者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敏感、敏锐、敏捷。同时，要踏踏实实下苦功。急功近利，重复别人容易做到；要编出独创的富于文化积累的有价值的书，就难了。
其次，要在体制结构上加以调整协节。现在，全国各省市的出版社，大致都是一种模式：人民、文艺、科技、少儿、古籍、美术等等。然而，各地的出版资源与出版条件并非一致。但有庙就要烧香。你烧什么，他也烧什么，也就难免趋同重复了。因此，要重视从布局上合理配置出版社。要认真考虑市场需求，不使同一类型出版社的设置过多重复。
四、盗版
这是当前出版界的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盗版勾当遍及各类图书。凡是稍微畅销的书，几乎都有盗版本出现。有的盗版本还不止一种。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出版不久，仅武汉一地，就出现三种盗版本。派人去查，不仅在个体书摊上看到盗版本，一些国有书店乃至经过安全检查的机场休息室内的书亭，也公然放着盗版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出版后，也出现了三种盗版本。这些盗版本。多则十几天，少则三四天，就跟着正版本上市，把出版市场搞得混乱不堪。去年6月份的《故事会》，更发展到事前被盗版。 在正版本发行前三天，盗版本已在全国16个省市抢先占摊。铁路武汉站5月20 日一天就发运盗版本8万册。这不仅造成第6期《故事会》大量积压，而且致使7、8期印数各下降40万册。音像电子出版物的非法出版活动也十分猖獗。1996年冬集中打击行动中收缴的违禁录像制品，达新华书店1996年全年同类制品销量的27.1%。比例之高，令人吃惊。盗版本的制作质量在不断提高，有的已可乱真。据上海音像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称，他们最近制作了一盘CD，其盗版片的技术质量丝毫不差，结果，不少盗版片干脆不上市场，就冒充正版片向他们退货。这表明，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盗版者不顾一切法律秩序，在盗版的路上愈走愈猖狂。这样猖狂的盗版活动如不有效的制止，出版业有被拖垮的危险，因此，出版业不少人士提及盗版书，都满怀激愤地称之为：“天杀的盗版书！”
盗版活动猖獗的原因是复杂的。出版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竞争的相对无序，都给盗版活动创造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于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但是，时下盗版如此猖獗，则又是存在不少本可避免却未能引起重视的问题的。
首先，是相当多的干部对盗版的非法性与危害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不仅打击不力，而且错误的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在一地查到一个盗印《故事会爱好者丛书》的印刷厂，当地干部极力为这个厂开脱，说：“不让他们印，工人下岗怎么办，你们发达地区应该支援我们贫困地区。”这种“盗版扶贫论”颇有市场，它掩护了不法分子，保护了盗版勾当。实际上，不是贫困地区，非法分子也照样盗版。沿海某经济发达地区，非法光盘生产线曾密集泛滥，光盘生产需要安装大型设备，一些原料加热会发出异味，都是很容易发现的，但出于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片面考虑，一些干部漠视国家法律、法规，也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态度，纵容其发展。
其次是管理不严，打击不力。各地方虽设有“扫黄打非”机构，但限于人力物力，和缺乏一个有效的体制，难于有力进行清查。查清的一些问题，也往往处理不力。据统计，近年我国共立假冒伪劣案40万件（其中包括盗版盗印），判刑的仅二千余人，一般的只是不伤皮毛地罚点款，“意思意思”，以至对不法之徒形不成威慑。看来，对肆无忌惮、不惜以身试法的盗版者，宜用重刑，罚款也要罚他个倾家荡产，使他们再也不敢染指盗版。
再次，是内部存在问题。盗版者能量再大，如果没有内部接应，也难于得逞。盗版一本书，要印刷，要运输，要销售，少了出版、印刷、发行、运输等环节的配合，盗版者能那么得心应手？事前盗版《故事会》，更要从印刷厂事先弄到样本，多少万的印数，几天内要通过铁路发到十几个省市，没有内部开“绿灯”能行得通吗？所以，打击盗版需要综合治理，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要“治理”内部。古话说：“物必自腐而是虫生之。”盗版“虫”的大量滋生，表明出版、印刷、发行、运输部门内部必有腐烂之处，甚至有与盗版者沆一气的黑手。因而要有效地打击盗版，也必须认真整理内部。
现在，这方面工作正在加强，全国各地的反盗版联盟正在逐步建立。但愿“盗版”这个词能较快地不再成为出版业的热门话语。
五、产业
把出版业看作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门，是近年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逐步形成的一个重要认识。由于出版业生产的产品——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产品，它不仅具有物质功能，更富有精神功能，因而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强调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社是文化单位，这有道理。不过，这种强调，不应忽视出版物毕竟是投入市场的商品，尽管是种特殊的商品；也不应忽视具有文化属性的出版社，同时具有经济组织的产业属性。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出版业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发展，出版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显露出它可以作为一种独立产业的地位。在上海，出版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出版业进一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加强市场化、产业化的探索。在这样情势下，出版事业产业化，也就成为出版业的一个热门话语。
对出版产业化的议论，当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出版业的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问题上。就价值取向来说，就是如何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取得统一的问题。虽然仍有人觉得这是鱼与熊掌，二者难以得兼。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二者是可以相融的。因为，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规律，国家在政策上有着必要的调控，并非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任意操纵。遇到具体冲突，只要依法加强管理，就整个出版业和一个出版单位来说，是可以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取得双效益的。
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按照产业的要求来改造出版社，其中牵涉到：一、如何进一步打破计划垄断，不过份依赖国家保护；二、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三、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四、如何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五、如何盘活存量资产，加强资本运营；等等。总之，是如何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来改革现有的出版体制、机制和运营方式，以实现出版产业效益的最大化。
目前是边议边行。有些问题，诸如出版社现在仍叫做“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就带有骑马折衷的味道。随着改革的深入，经验的积累，我相信，出版产业化的步伐会加快。中国有12亿人，目前每年图书销量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人均销售量约为六十分之一，中国出版市场的潜力极大，从一些发达国家来看，它们出版产值在国民经济的总产值中已列入前十名。经过努力，中国出版业也完全可以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成为一项重要产业。
问题是我们要把它当作文化产业来办。
（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