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观点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在近代西欧出现的时候，对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争论也随之开始了。在这三百多年的过程中，市场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世界每个角落，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而国家本身也在不停地调整自己，努力协调与市场的关系，显现自己存在的价值。由于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大，使得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愈益复杂，对二者关系的争论也由欧美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本文归纳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四派观点，希望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比较为我们认识国家与市场关系提供一些启发。
一、自由主义的观点
自由主义主要流行于美国、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启蒙时代。它有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内容。前者强调个人自由；后者主张市场自由以及减少国家干预。但是，在现代世界中，这些政治与经济准则已趋于共生共存，不可分割。这里集中介绍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无疑，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的鼻祖。自他之后，自由主义发展出众多流派，如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合理预期学派、制度学派等。当然，这诸多流派中也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互相争论不休。但是，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把国家看作是压制市场和个人的一股消极力量。而市场及价格机制才是组织国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最有效方法。
自由主义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三个假设是：1.经济人假设。自由主义认为人在行动时是具有理性的，在经济生活中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活动，以求达到自我福利的最大化。2.市场假设。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在没有外力干涉下，是完美的，会进行自发调节，趋向平衡，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3.比较利益假设。该假设来源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它认为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A、B 两国，在进行相互贸易时，会利用各自资源优势生产产品，用于贸易，这样就可以在相互贸易中弥补各自的缺陷，从而取得相应的利益。根据这三个基本假设，自由主义者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国际经济的交流和贸易会给各国人民带来普遍福利，从而成为国际和平关系的一个源泉。市场和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运行的核心动力。
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认识随着市场的扩大、发展以及市场带来的负效应增加而不断深化。但是对于国家的认识仍离不开斯密式的界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运行要由“看不见的手”调节，国家只有“守夜人”式的职责。其作用有三个：“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式的国家界定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近二百年，使“自由放任”政策成为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宰原则。当然，市场的世界扩张和财富的迅速增长使这种认识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
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市场自身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自由放任”政策的弱点，动摇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古典主义认识，使自由主义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和转变。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了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萨伊定律”，认为国家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实现供需平衡。由于前述历史事件的推动，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风靡一时，推动了西方经济的繁荣。
对国家认识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市场在自由主义中地位的改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实行自由贸易、减少国家干预是它们工作的最终目的。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美国霸权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使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尤其是西方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状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使自由主义内部对国家与市场的争论暂时平息下来。
但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经济的“滞胀”、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终结，使平稳二十多年之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出现巨大变动。在自由主义中，再次掀起了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凯恩斯主义面对着众多的批评与怀疑。于是，出现了修正凯恩斯主义的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批评凯恩斯主义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前者进一步界定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界限；后者则从国家干预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提出了国家行为的范围和程度。
80年代，自由主义中最突出的也许是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自由主义的两个发展方向。 新制度学派源于20年代凡伯伦·康芒斯创立的制度学派，把古典自由主义忽视的社会组织、规则等（即制度）纳入研究的范围。1937年罗纳德·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企业内部组织、规则的作用，指出企业本身也可以不通过市场来实现效率。自此之后，交易成本的分析推动了跨国公司内部的优化发展，从而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市场的内在缺陷。以道格拉斯·C ·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学派的重要分支。在诺斯那里，国家得到了极大关注，国家理论同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一起构成了新经济史学的三大支柱。诺斯认为，国家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国家是更改产权、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代表着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复归。该学派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生活，认为也存在着政治市场。在这些市场中，政府、官员都有着自己的独特利益，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使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公众利益，因而出现了大量“寻租”现象。而且，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范围越大，程度越深，“寻租”越普遍。因此，要改革政治减少国家干预。
总之，自由主义各流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国家的价值判断的差异。有的流派对国家怀着强烈的敌意，对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充满强烈的偏好，如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有的对于国家的态度相对温和，承认国家的有效作用，如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这些流派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是由西方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由市场运行状况决定，反映着自由主义对国家与市场关系认识的进展。但是，无论自由主义各流派如何肯定国家作用，从根本上讲，它们始终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消极力量，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市场和个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重商主义的观点
从历史角度讲，重商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前斯密时代的重商主义，另一种是后斯密时代的重商主义。前者又称为古典重商主义或经济重商主义，出现在14、15世纪通过海上贸易取得巨大财富的英国，主张为了防止英国财富（以金银衡量）的减少，国家要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只出口不进口，以保证国际收支顺差。经济重商主义在英国遭到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很快被抛弃。后者又称为工业重商主义，出现于17、18世纪后的德国和美国，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它“反映了16、17、18世纪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以及对之作出的反应”（吉尔平，1992）。二人根据自己国家在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提出了重商主义的基本主张：国家的生存和自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但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和后来工业化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自由贸易适合前者，不适合后者。后者不可能在自由经济竞争中迎头赶上。为了使后进国家取得工业化成功，不能单靠市场力量，而需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
在众多重商主义者中，李斯特（1961）对于国家的论述是相当全面的，他激烈批判主张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在人和人类之间，必须插入国家。每个人都是某一国家的成员，其富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政治威力。为了将来的利益，国家权力应发挥明确的经济作用，追求“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提出要根据具体国情，实行具体的保护主义。但是，在他看来，“保护主义仅仅是引导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趋于结成联盟的一种手段，仅是一种过渡性方法，一种受环境支配的政策”。
在后斯密时代的重商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不同形式。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可以将诸多形式的重商主义分为“温和派”与“强硬派”两种。前者可以将李斯特的理论归进去，认为保护本国的海外利益对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意义不大，主张经济的正当竞争；后者出现在纳粹德国，认为国际经济是帝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领域，主张攻击性的经济掠夺。
进入80年代，重商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势头猛烈，成为许多国家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准则。吉尔平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的作用和经济大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作用的加强；世界市场的角逐更加激烈；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国家带动发展的成功榜样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必须看到，这种新重商主义的主张与过去的重商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重商主义或者强调单方面控制对外贸易，争取出口盈余，或者强调用保护主义手段加速工业化。而新重商主义则强调国家要通过政策杠杆推动出口，从世界市场中获得更多优势；调节市场，弥补和预防市场失败，做到国家与市场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纵观重商主义的发展，其对国家的论述是以两个命题为基础的：第一，市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造成了各国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同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国家来进行干预和弥补。第二，在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中，生存和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国家的政策目标首先要保证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生存。社会内聚力是国家的基础，为了取得和维持这个基础，值得放弃其他观念，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三、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名称，泛指二战后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研究造成拉丁美洲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各种理论。“新”字用来区别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流派内部观点不一，争论不止，而且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常常舍弃或扭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归类。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867—869页）曾将盛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归为四种：第一种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外围地区受到抑制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外围国家的发展受到国内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抵制。必须用集团同盟解决。第二种侧重于对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代表人物是卡多索。它强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实际上是发展的依附论。第三种以保罗·巴兰为代表，强调在现行国际体制下，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摆脱从属地位，变得如同发达强国一样。唯有政治解决才能实现发展。第四种则是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对拉丁美洲发展的分析。
本文无意对新马克思主义进行详细的分门别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强调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是该流派同自由主义、重商主义区别的最突出特征。概而言之，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在以下两点上达成基本共识：第一，都首先假定市场不是中立的，其运行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条件的国家给予的福利也有差别。第二，由于历史上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各国经济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国际体系的二元结构。国际体系由“中心”——“外围”（或“宗主”——“卫星”）组成。这种二元结构作为整体发挥着作用。发达国家处于结构的中心，不发达国家处于外围，市场完全受发达国家操纵，这样不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为中心提供原材料、农产品和半成品的地位，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结构中，市场和国家都成了中心压迫外围的工具与帮凶。外围在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殖民化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论及国家、市场在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时，各派观点有着很大差异。以普雷维什为首的结构主义依附论认为，要实现发展，外围国家必须切断与中心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联系，脱离中心控制的世界市场，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民族工业，同时，要加强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发挥整体作用，以加强同发达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弗兰克、多斯桑托斯等人则强调要发挥国家作用。
四、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
同以上三个流派相比，生态女权主义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从产生时间上看，尽管生态主义、女权主义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有了鼓吹者，但其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和运动则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因此，从这一角度讲，生态女权主义是一股新兴力量。第二，同前三者相比，生态女权主义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并不为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利益辩护，而是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生存和安全辩护。第三，由于第二个特点，使得生态女权主义完全抛弃了前三者最常用的观点——财富和权力。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人类、国家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才导致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和妇女的被压迫。
生态女权主义对于国家与市场的根本观点是，国家体制的发展和市场扩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自然掠夺、对妇女压迫的过程。卡罗琳·默查特（Carolyn Merchant）（1980）从历史角度论述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在中世纪的欧洲，自然被看作是与人类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因此自然通常被描绘成母性，大地是哺育人类的母亲。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认识，人们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愈发觉得自己有了驾驭自然的能力，对于自然和妇女来说，启蒙运动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倒退，最终成了被剥削的对象。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革命的进行，使个人、国家把财富与权力放在最需要的地位。于是，开始了一场对自然与妇女的掠夺过程。
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欧洲国家对外的殖民，把对自然和妇女的认识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破坏了当地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母性的至上权利，从而实现了这种扭曲认识的世界化。
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目前困扰着人类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就是现行的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因为它们激发了个人对财富与权力的贪欲，导致了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对妇女的歧视。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利用国家和市场来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国家体制的存在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设置了政治上的界限，阻碍了人类整体团结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市场对消费的推动以及盲目的生产更同这些问题的解决背道而驰。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们正在进行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工程，实际上是对欧洲过去历史的模仿，是在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求动机下完成的。对它们来说，这种方法并不会实现持续的发展，相反会极大地破坏自然环境，加深社会中的不平等。因此，对第三世界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来说，利用国家的力量或市场的扩大并不会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最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善妇女的地位。
五、结论
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国家与市场。尽管这四种理论各自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自由主义由于过分强调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忽视了国家的作用；由于其采用静态的、非历史的观点，所以割裂了经济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关系，有时流于概念、定义的抽象游戏；同时，由于其理论对市场、信息、理性等的完美假定，所以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同现实有着很大差距。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1995）指出，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一种错误推论，混淆了寻求最大效率和寻求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狂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没有具体考虑到不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在西方占优势的比较利益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世界经济关系必然走向新殖民主义。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其方法论的力量所在，它通过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假设，精密地推导出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更具操作性、说服力。同时，也应注意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正日益成为改变整个世界的强大力量，冲击着全球每个角落。
重商主义尽管被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认为是导致贸易大战、经济摩擦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它是几乎所有国家有意无意采取的行为准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商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真切地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激烈竞争。当然重商主义也有自身的弱点，如它把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看作是永久的“零和”博奕，一国的获利必定意味着他国的损失，因而忽视了国家间的合作。另外它强调的国家被假设为同社会结成一元化的整体，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对于国家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它很容易在极权政治下蜕变为“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全能主义”，最终成为独裁的理论工具。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很可能是今后各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重要行为准则。
新马克思主义尽管在苏东剧变之后受到极大的冲击，一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走入低谷，但是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加深，它又焕发了生机。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其理论的关键概念和假定不能充分论证，以及它内部的不团结。在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理论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剥削性的揭露将会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同时，由于其分析的系统性、全面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会得到其他流派的支持或赞同。
生态女权主义是一股全新的力量，它对国家与市场的认识跳出了旧有的框框，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毫无疑问，这种批判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自身命运的关怀，但是这种认识也忽视了国家、市场的积极作用。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生态女权主义又显得苍白无力，只求助于改变意识和思想，并不能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生态女权主义将是一支越来越壮大的理论流派和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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