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路径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1)02-0012-05
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社会意识是人们基于自身社会现实存在于观念中的一种自然反映。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其赖以凝聚人心、确立发展目标、确定发展方式，维系整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对国民进行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为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前我国整个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和凝聚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探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的有效路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感知、认同、接受，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准则，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通过其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出来。所谓价值认同，就是指价值主体通过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等活动，不断改变自身价值结构，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进而外化为一定的价值行为的过程。价值认同不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简单的认同和共享，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人们价值观念选择的多样性。但是，要实现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形成和巩固最基本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并努力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
首先，多元价值观念张扬、喧嚣的背后，却折射出人们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趋近与追求。当今时代，既是一个“物化的时代”，又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一方面，科技理性的发达使人对感性生活的追求具有了切近的现实性，对物的追求成为生活的中心，当代人由此走人了一个“物化的时代”；与此同时，对价值理性的反叛和消解，又使当下人陷入了相对主义的生存情绪之中。因此，当今时代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复合时代。中西文化交锋，民族文化交融，古今文化交汇，主流非主流文化交织，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个人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观念激荡。而在多元价值观念张扬、喧嚣的背后，却折射出人们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趋近与追求。“表面看来越是激烈的价值冲突越是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需要。”[1](p.262)这是冲突和认同的辩证法。
就中国而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空前伟大的事业，要求我们必须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自觉的、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主导的价值观，有一套作为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推动力的共同理想、信念，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精神保证。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不仅是一个政策议题，也是时代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呼唤。
其次，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是个体发展的内在诉求。简单地说，价值观即价值观念，“是人们在关于各种事物所具有的各种价值的观点或看法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这些事物所具有的这些价值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原型和定势。”[2](p.327)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就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它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持续推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正发生着十分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连用四个“深刻”来描述这种转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期，伴随着体制转轨和结构流变，伴随着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的分化，伴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以及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交织显现[3]。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们价值观的模糊，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价值观错位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事实上，人们越是迷茫就越是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一种价值观能否成为一个民族心理的核心，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其能否为全民所认同，尤其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认同，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价值关系、价值取向和价值结构的和谐，是社会和谐最坚实的基础，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法宝。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旦被公众认同，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使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一致而形成一个坚强的堡垒。为此，有人说，共同价值观是社会的“黏合剂”，而核心价值体系则是社会的“强力胶”。
（二）正视宣传教育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广泛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准则，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信仰、信念和信条，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实践，才能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凝聚人心、激发活力。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的目标定位和期望值与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和实际效果存在一定差距，程度不同地存在“四不”现象，即：不接收、不理解、不接受、不行为。
所谓不接收：根据心理学的“3S”理论，公众接收信息具有选择性的三特点，即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所谓选择性注意，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事物或活动的指向和集中；选择性理解，是指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信息作出不同的意义解释和理解；选择性记忆，是指人们只记忆有利的信息，而容易忘记其余的信息，即记忆上的取舍。不可否认，社会公众通常对主流意识形态所传递的信息未及时纳入知觉系统，甚至在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环节中便将信息屏蔽掉。我们将这种没有把所传递的信息纳入知觉系统的现象归纳为“不接收”。
所谓不理解：即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所传递的信息不理解甚至反感抵触，特别是那些经年不变的理论灌输容易使公众感到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长久以往使之误认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不过是国家对公众进行“控制”、“改造”和“训练”的技术操作。
所谓不接受：即公众已理解了所接收到的信息和内容，但是并没有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认知，也就是对于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不认同、不相信，我们称之为“知而不信”。它与“不接收”的区别在于，公众此时已经知觉到、注意到并已理解和记忆了教育信息，只不过没有将其内化为自身认同。尤其是一些泛政治化的宣传教育和理想化、圣人式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公众的现实生活相差太远，降低了人们的认同感，产生了即使理解信息内容也不愿承认和接受的现象。
所谓不行为：即公众对已经接受了的规范、准则等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所以产生了“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有时是由于一些规范和要求缺乏层次性、时代性和针对性，缺少将“认知”转化为“行为”的催化剂和动力，所以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广大群众所认同，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到人们头脑，渗透到人们心里，真正成为人们自觉遵循的价值标准和终生为之献身的价值目标，这是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系统工程。
第一，加强研究，准确把握公众的需求心理，满足公众的价值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主体不是精神、理性和作为唯一者的“我”，主体是活生生的“在历史中行动的人”[4](p.294)，“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p.525)，“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5](p.194)
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在人的心理结构中，需要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它是个性心理特征的基础，更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形成价值观的重要前提。没有需要就没有接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正确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错误的需要得不到转化，都将成为认识和行为的内在障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宣传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的思想活动规律来进行，而人们的思想活动规律又进一步受制于心理活动规律。因此，加强对公众心理活动过程的研究，根据其心理特点和个性特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是增强实效性的基础。
第二，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心理学的个人差异论认为，人的心理和性格因其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因此在传播学领域中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受众。每个人由于自身的需求、习惯、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外界提供的信息作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而且随之而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也会因人而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更不例外。因为不同主体的需要不同，价值观也不同。需要的多层次，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层次；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性。价值观体系就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系统基础之上，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反思并整合而形成的。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采取层次递进方法，对不同层次的人们提出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在设计劝服性教育之前，必须先弄清楚公众的兴趣、爱好、需要、价值观、态度等，再挑选与之相应的信息。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品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内化和外化相衔接的循环过程。公众注意力集中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信息进行取舍的过程，公众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信息都全盘接收，在选择教育信息时，往往是选择并接受那些与本人观点、立场相符合的内容。同时，还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兴趣、爱好等选择那些最符合自己需要的教育内容。而对于所注意到的教育信息，公众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心理特征、文化倾向等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和理解。如果价值观教育一味进行“一刀切”的灌输和说教，那么公众很可能只记住了大量的教条，却没有激起内心的情感体验，也没能调动起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比较和辨析，也就不可能充实或重构原有的价值观体系，那么真实的价值观教育过程仍然是没有发生。
第三，从注重“理论与规范”的对象性单向灌输转向坚持主体间性的对话立场，实现以人为本的交往互动。
由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互动的精神交往活动，是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显示出“人与人的交往时双方（你与我）的对话和敞亮”。[6](p.208)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交往作为一种普遍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自从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的交往行为。当今交往对话作为全球化的动力和催化剂显得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马克思早就高度评价过交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7](p.532)，“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8](p.515)。人对自然的作用主要是一种对象性行为，而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交往行为。但交往关系概念本身的外延远远大于生产关系范畴，除了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外，还包括生产过程之外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如在思想、观念、语言、价值、传统等方面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从交往的主体间的联系看，既包含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也包含着个体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交往。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交往理论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两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的，也就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两个方面。
传统的对象性的价值观教育强调的是“传授”和“接受”，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对理论、知识、规范的灌输，以为受众接受了这些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有思想政治素养、有道德的人。其实，正确的理论、知识、观点并不能必然保证正确的行为。对象性价值观教育割裂了人的整体性，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只把受众当作是一个个待“加工”、“塑造”的零部件或者盛装知识和规范的容器，这实际上是一种物化的教育。按照哈贝马斯四种行为划分的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行为和规范调节行为，其直接后果是教育有效性低下。
而应然的教育特别是人生价值观教育应“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其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心灵深处的变革，它就不能成为教育。”[6](p.23)而价值观教育和引导的难度也正在于是关于人的灵魂的教育。
因此，坚持对话立场的主体间性价值观教育倡导的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即与人的生命和灵魂相比，理论、知识是次要的，“人”才是教育的真正本体。认为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是独特的生命存在，都是教育的主体，因此都应受到尊重，得到关爱。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正确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成长过程，是受众个体生命潜能多方位得以彰显、升发和丰富的过程。二者之间不只是“授—受”的关系，更是思想和心智平等对话、互动碰撞的关系。而理性与非理性、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都在交往中整合着完整的人。
可见，主体间性的对话交往对于价值观教育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实际上，活动和交往不仅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基础，也是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得以表现和检验的场所”。[9](pp.220-221)坚持对话的立场，由单向灌输走向交往互动是价值观教育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第四，价值观教育内容要由教育条目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价值观教育的主体间交往互动、平等对话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的知识交流，而要关注和进入“现实生活世界”，要在与受众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展开，实现受众思想行为与社会生活的统一。而这里的走向“现实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必须要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其合理利益的满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和社会思潮都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下，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形成思想共识的合理的利益关系。所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信仰建设与经济建设、价值认同与民生和权益保障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解决和整合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人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才会从内心深处真正拥护、支持党的领导，真正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反之，任何脱离人的发展需要与接受能力、带有浓厚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的宣传教育，都必然会因为忽视和远离人们的现实存在而导致拉大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心理距离。
第五，要与时俱进，优化言说方式，消除话语差异，不断提升意义诠释的魅力。
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总是要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得以表现，这种话语体系是形成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技术保障。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价值观教育的话语体系要不断与时俱进。特别要重视话语意义的选择和言语方式的更新，加强主体间的话语沟通，通过话语陈述构建一个完整的、基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世界。
不难看到，话语差异也是影响当下价值观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网络时代是一个对话的时代。网络文化所孕育出的网络话语体系表现出多样性、创造性、鲜活性、娱乐性、多变性、生活化、不规范等特点。而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上有着其鲜明特点，如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不可否认，宏大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主流意识形态布道者的功效，但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却面临着言说机制自我暴露进而失效的困扰。
在网络时代，价值观教育通过柔性化、隐性化的方式，采取缺席的在场，隐蔽自身的言说行为，再配以精到的内容意义，是一种颇为有效的言说方式。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的言说方式不会是“在威逼之下必须跨越的栅栏”，而会成为公众积极参与的不断进展的对话的资源。这也真正符合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这一事件一度在网络上走红。华中科技大学学子为何为“根叔”的演讲而感动，就是源自于李培根校长的语言自觉、行动自觉，消除与大学生的话语差异，也就拉近了与学生心灵间的距离。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专访时李培根表示，他只想用心去和学生说话。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言说方式的生活化和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精神活动和精神生活的格调、追逐低俗化和庸俗化，也不是等同于现实生活，或与现世生活混为一谈。而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又不全是生活本身，更多的是给人以一种精神导引的美感，有一种灵魂洗礼般的感悟，又是一种体验崇高与贞洁的心灵历程。这种过程加快推动着人们的思想成熟”[10]。真正的教育存在于人与人心灵距离最短的时刻，存在于无言的感动之中。以人格教育人格，以性情培养性情，以心灵感动心灵，这是教育的核心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