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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诚信可以算是一种社会资源。诚信属于一种道德价值要求，但这种价值要求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存在结构及发展模式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一切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诚信这种道德资源是一种比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和宝贵的社会资源。
社会信用危机与诚信资源稀缺
目前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市场、社会的信任危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的背后，本质上是“诚信”的危机。诚信不足给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
首先，它极大阻碍了信用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的发挥。由于信用的缺失，造成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和投资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投资风险，从而使企业和银行的投资活动趋于谨慎和收缩，降低了交易效益和资金使用率。由于担心交易对方的欺诈，一些企业不得不使用现金交易，甚至退化到以货易货等原始实物交易方式。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经占到80%以上。信用资源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虚拟资本的发展。虚拟资本完全是社会信用发展的产物，没有信用，金融债券、股票等信用交易就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也就难以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现代化的信用支付是完全建立在信用机制之上的。没有信用任何人都寸步难行，没有信用不会有人借钱给你，没有信用连合伙人都找不到。在许多国家，如有过良好借贷记录的，再借贷就比较容易，如果没有借贷记录的反而难以得到贷款。信誉记录是最好的借贷资本证明。
同时，我国目前信誉资源的缺失，还大大破坏了企业形象，使企业失去了长久发展的生命力。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关系到企业形象及其生命力的重要社会文化资源，如果企业失去了它应有的信誉，就等于失去了品牌竞争力，企业的生存发展就不存在任何可能。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声称自己公司即使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第二天仍可在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这份自信源于公司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可见企业如果失信无异于自掘坟墓。
另一方面，企业文化是否以诚信为共享价值观，还关系到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真正开发与挖掘。诚信资源并不直接等于人力资源，但它是人力资源转化实现为价值的最重要的因素。社会学家科曼主张，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识外，人力资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个体与他人共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仅在经济生活上极为重要，实际上在社会生产的每一个层面都举足轻重。当然回过头来看，社团中的成员是否具备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又必须由这个社团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高低以及社团能否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来决定。在那些共享的价值观中，信任就是其中之一。事实证明，社团中人们的彼此信任蕴含了更广大而且更明确的资源价值。
信用环境的恶化，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投资风险，并导致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恶意逃废债务。由拖欠导致的连环拖欠（三角债），破坏了信用，扰乱了经济秩序，使企业资金周转受阻，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有的企业甚至被拖垮。一些经营管理差而且债务多的企业，甚至把破产、兼并、债转股等等当作了逃债废债的机会。银行作为依靠信用进行经营的机构，大量信贷资本本息无收，利益完全得不到正常保证。信用环境恶化，使守信的企业和银行业深受其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正现象，也破坏了银企双方的信用关系，影响了银企双方的正常发展。
此外，信用资源的短缺，还加大了我国参加国际竞争的成本。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都要求我国必须接受国际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否则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各类国际交易中要讲求信用，注重商业信誉，这是国际商务管理中的首要信条。社会信誉环境的好坏，是我国国际形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投资者衡量我国投资环境的重要尺度。我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是我们参加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但目前这种优势完全被信誉环境的缺陷给破坏了。在加入WTO进行的艰苦谈判中，我国不得不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条件方面做出种种让步，其中重要的原因也和国内信誉环境的缺陷相关联。
信用危机不但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也正在向全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蔓延开来。这种诚信资源的稀缺，不仅增大了经济领域中的道德风险，也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和秩序。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百姓与某些政府部门之间，都充满了不信任，人们陷入彼此需要防备的怪圈之中。正因为如此，信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当失信由个体行为逐步演变成社会普遍行为时，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紊乱，道德教育失范，并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信用危机甚至可以转化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市场经济呼唤诚信，诚信建设必须作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来加以强化。
东西方“诚信”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诚信规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来的一种要求，它就具有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诚信范畴的内涵，它是一个具有时代规定性的新的要求，具有新的规范内容。
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且是占有核心地位的一个道德范畴。诚、信两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解，本意上是相同的，许慎《说文》说诚信：“诚，信也”，“信，诚也”。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信”的本意为“人言”，“人言为信”，其含义也是诚实不欺。可见诚信二字在意义上是相通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规范，其内容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综合看来，基本内涵可以表达为如下几点：
首先，诚信是立身之本。没有诚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无法做人。诚信是一个人品质修养的必具要义。古人认为，“养心莫善于诚”，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讲信用，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孔子更是把诚信视为做人的三大德之首要，“人之所以立，信、智、勇也。”诚信差不多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体现，人的尊严、人格都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不诚实不守信的人没有信誉，也无人格可言。
其次，诚信又是人伦交往的基本准则。不伦是人伦交往，还是其他社会交往，都应该以信义为本。朋友有信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的一个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社会生活中，诚实守信才会有持久的人际关系，而社会人际关系在现代已成为一种事业成功的重要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社会资源、事业能力、政治、经济地位，往往和他的信誉程度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人先信而后求能。”
此外，诚信还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国“无信不立”。社会的诚信危机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民心散失，最终导致国家的无序和混乱。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时，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学而》）当问不得已而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一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对于治理国家来讲，“信”是重之又重的。
可见，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的一个道德信条。然而在传统文化中，诚信本质上更多的是一个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是区分君子小人的人格标准。在“仁、义、礼、智、信”伦理五常中，诚信被看作是仁、义德性的自然延伸。诚信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和德治文化相联系，更多的是一种德政和德性品质要求。受中国血缘宗法社会历史及其德性文化决定，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熟人）信任构成的德性范畴。
相对来说，西方的信用概念更多的是建立在人们的契约法律关系和观念之上的，可以说守信的概念就起源于现实中的契约利益关系。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社会进入奴隶制国家时冲破了血缘关系，建立了个体契约关系社会。作为契约，个体双方或多方在立约时就约定，大家都出让一部分权力和利益，同时又交换回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实现的保证。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大家都必须信守承诺，如果我违背了使对方利益得到实现的承诺保证，对方也就会取消我的利益实现的保证权利。结果造成两败俱伤。于是在利益交换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合作最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于是成员之间自愿同意遵守社会契约。自我利益，加上契约的法律机制，就会弥补社会成员之间所欠缺的互相信任。
和中国在血缘根基上生长出的信任机体不同的是，契约成员群体完全可以由陌生人组成，在利益实现的认同基础上，任何时候都可以运用契约规则组成团体。所在，相对意义上，西方的守信更多出于一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是人格追求，在本质上是一种外在规则守信而不是内在德性诚信。西方的诚信观念和西方的契约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信用建立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的德性诚信机理由于和西方契约性质的互惠信诺机理不同，造成了另一个东西方“诚信”概念的差异。由于中国的诚信规范建立在人格自律基础之上，守信还是不守信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相对来说，缺少必要的外在利益制约力量保证。即使一定的人际群体会构成一定的外在制约，但根本上说，那也只是亲缘关系基础上亲友、熟人的一种非强制性的情感制约和道德制约。这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方外在契约的制度性强制制约的。
西方的信诺观念不仅受制于外在利益关系和契约关系，而且还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上帝要人们信守承诺。在《圣经》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与帝立约。如果违反约定，就要受到上帝制裁。上帝成了外在强制力量的最高外在权威代表，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察，是最高的外在权威。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规范要求人们要有“慎独”的自律精神，那么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守信的品质更多的受制于他律的利益制约和上帝的外在制裁力量。
有人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的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人格德性诚信必须向制度或规则诚信转化。诚然，中国传统的人格德性诚信未必能完全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运作需要保证利益关系实现的外在制度诚信机制或规则诚信机制。然而西方的契约规则信用机制也未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要求的全部要义。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们提出的诚信规范应当是，既表达对做人的一种德性要求，又表达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保证机制。诚信必须具有一种内在德性价值，同时又具有保证利益关系有序的外在功能。诚信的内在道德性和外在规则功能应该是也必须是统一的。
社会诚信资源的优化
诚信作为社会要求，它既有道德价值又有社会资源价值。开发优化“诚信”资源价值，改善社会信誉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目前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起来。
要注重营造一种弘扬诚信的社会氛围。诚信能够形成一种社会资源，但这种社会资源的基础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的情操，光有某一个成员个别的诚实守信是不可能形成为资源价值的。一位经济学家说，在普遍没有信誉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童叟无欺，有可能会赚很多钱，因为你掌握了市场经济最需要与稀缺的资源。但也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你所在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人们对市场缺乏信任，独立的诚信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就很难生长并长久下去。
“以德治国”的理念，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社会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为社会信用的呼唤和改善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各行各业都应该以讲信誉作为突破口，切实加强道德建设。要注重对人们不断进行教育培训。在许多发达国家，各行各业都高度重视员工培训工作，除了进行技术技能性的培训，更多的是进行企业文化、价值观和行业发展战略方面的培训。被誉为“生产人才专家”的韦尔奇，每年都要召回世界各地的高级管理人员到本部培训，其主要内容就是讲企业文化和诚信问题。有人曾问过韦尔奇：“在通用电器公司，你最担心什么？什么事会使你彻夜不眠？”这位在全球备受推崇的企业家回答：“诚信。”
要使人们从思想上充分认识不讲诚信的危害性。认识到诚信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石，也是整个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石。诚信是做人的人格标准，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保证。要强化诚信意识，宣传诚信理念，提倡和实践“阳光下的利润”。
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制，不仅要靠教育和宣传引导，还要靠法律和制度去规范。要用严密的法律、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各种信用关系。对政府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执法人员、财会人员等，建立具有法律效应的信用档案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如建立企业（法人）信用身份认证系统，建立社会个人信用代码等等。资格的认证，以及一个人的信用记录，可以大大制约人们的不讲诚信的行为，会用外在强制的形式和力量引导人们向诚信行为发展。要在全社会尽快建立完整的信用机制。正如《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所要求的，要尽快“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制度”。
除此之外，各行各业，甚至每一个人，都应当从自身做起，呼唤诚信并传播诚信。诚信是可以传播和相互传递的。建立诚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各业的领导率先成为有诚信素质的领导。如果他们都能重视自身的信誉，同时重视抓本部门、本行业的信誉，信誉就会在该部门和行业确立起来。
总之，全社会要把信用作为社会道德的底线来对待。对于一个合格公民来讲，这是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对企业来讲，信誉不仅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无形资产，而且也标志着企业文化的高层水准与企业人格的成熟。所以各行各业要把信誉当作资本来经营。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曾预言，21世纪是信誉的世纪，哪个国家的信誉度最高，哪个国家就会赢得更广阔市场。诚信在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基点地位，就好似人们所比喻的，是多米诺骨牌中最顶头的那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