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日本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学(中国学)①就其属性来说，是一门“跨文化”的学问，涉及双边甚至多边文化领域。就其研究者主体来说，他是在异域历史环境和异文化氛围中研究中国、发表见解的人，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属于他所归属的那个异文化范畴；就其研究对象客体来说，它是针对本国以外的另一个对象国——中国的研究，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又属于中国思想学术史范畴②。强调汉学属性的跨文化这一点，是为了同时强调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对于汉学，或者就本文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汉学的研究，特别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眼光。而不能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以“求同”的心理，本能地立足于本国，拘于本国视野之一隅，从而忽视和掩盖了对于汉学中更为重要的“异”因素的揭示和研究。陶德民先生《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深得双边互动之三昧，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日本明治汉学研究的难得佳作。
“反哺”与“反噬”
所谓汉学家、支那学家，因其专业和兴趣之故，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预设：他们是亲近中国文化的，一旦有什么事端，他们将会是中国方面的同盟者吧。但对于由于近代西洋的袭来而引起了巨大变化的东亚世界的明治即晚清而言，这样的预设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汉学家，有时甚至可能是与事实相距很远的。③(1页)
作者在本书序章中，一开始就警醒地提出了一个人们审视日本汉学时，容易存在的这一思维误区。在我看来，作者便是带着这样自觉的警醒来研究和写作本书的，全书通过对于明治时代代表性学者重野安绎(1827-1910)、西村天囚(1865-1924)、内藤湖南(1866-1934)三人与中国关系的梳理，辨析汉学家在近代中日关系上的位置和作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具体事实上，都有所建树。
在理论上，首先表现在对于中日关系史上汉学家身份意识的辨识上。正如序章副标题所标示的“从邻人到监护人的意识变迁”，两个名词勾勒出明治汉学家身份意识追随历史变迁而变迁的起点和终点。“邻人”一词不仅指日本是中国地理上的近邻，更表明了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知识分子，在江户汉学传统影响下，仍然怀抱着与中国“同文同种”的认同意识，具有亲近中国、敬仰中国文化的情怀，如书中指出幕府儒学大本营——昌平坂学问所教授中村敬宇(1832-1891)便是这样的“邻人”代表。“监护人”一词出自内藤湖南手笔，内藤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时局政治，戊戌之后与维新者，辛亥之后与革命者多有过从，甚至主动为各个时期的当局者、主政者出谋划策，为中国的国策、财政、文化方针、教育措施等等激扬文字，设计蓝图。这些事实，中日学者已然作过一些研究④，而本书作者通过对于内藤在日俄战争后南满洲经营论和辛亥革命后的“国际共管”论来龙去脉的深入研究，钩沉发微，使得汉学家越俎代庖、指点邻国江山的形象更加清晰。明治中晚期以后的日本，借着强盛起来的国力和引进西方文化方面的先声夺人，对于中国便不期然地产生一种“监护人”的自信、责任及傲慢，因此，要来越俎代庖地指点江山，甚至觊觎邻国的大好河山。内藤可算是日本汉学界这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邻人向监护人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随着脱亚入欧的步履越来越强健，日本对于东亚的扩张心态也越来越强健，政府层面是大陆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层面是热衷于到中国各地去探险、考察、创业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情形在日本汉学(中国学)家的活动及著述中也多有体现。追究起来说，就是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阶段，汉学家如何发挥他“监护人”应有的作用？作者提要性地说道：
作为与中国这一“文明的母胎”相联接的纽带的汉学家，曾经在文化的翻译、交流上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而在上述宿命性的历史变动期，将发挥怎样的新的职责呢？概而言之，对于“文明的母胎”中国，日本汉学家们有的是发挥了“反哺”的作用，有的则扮演了“反噬”的角色。④(2页)
如此说来，这“监护人”身份其实是颇有疑义的，它既可以是出于责任、爱护的帮衬、指导，所谓“反哺”是也，哺者哺育也；同时又往往变质为源于私心私欲的干预、包办乃至强权取代，所谓“反噬”是也，噬者吞噬也。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失败中痛感到必须向曾经的敌国对手日本学习。从那以后，经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文化教育、军事警备等近代化事业的诸多方面，纷纷效法日本，通过政治顾问、学校教习的请进来和考察大员、留学生的走出去，以及翻译引进大量日文西方文化著作等方式，接纳日本的援助和指导，走过了中日亲密合作的十多年。如书中所举1902年西村天囚向时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1830-1902)介绍日本近代教育体制，自称是“犹人子尝药而劝之于亲”；还有人所熟知的1902年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受聘赴任京师大学堂，以总教习的名义全权组建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和仕学馆，便都是汉学家发挥“反哺”作用之实例。有研究者曾称这段时期为中日合作的“蜜月期”、“黄金十年”⑤。这样的提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过于简单化，有以表象取代实质之嫌？这方面也已经有中外论者发表诸多意见了⑥，本文不在此展开细说。
在以往中日近代关系史、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等研究上，论者往往易于偏于一隅，或着眼于“反哺”的一面，把战争前的合作渲染得“友好”无比，而忽略了在“友好”年代同时兼具“反噬”性质的倾向；或执著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框架，把中日关系史上一切人与事，僵硬地定位于“侵略与反抗侵略”的格局之中，而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本书通过跨文化视野下的具体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日本汉学家植根于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必然站上或者带有本民族国家的价值立场和思维烙印，这致使汉学家从事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大体上始终不脱离对于日本民族、民族文化及国家命运及前途的深切关心上。这就揭示了“监护人”之所以可能走向“反噬”的理论依据。
本书所揭示的“监护人”反哺与反噬并存的双重性，以及这种双重性的逻辑依据，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汉学研究的深度，在史学的一般意义上，对于客观、真实地分析近代中日之间既一度亲密合作又不幸发生后来的侵华战争的残酷事实，无疑也是具有帮助作用的。
钩沉与补缺
如果不是本人过于孤陋寡闻，可以说，以下所选摘的书中资料，这些蕴涵着未然态的历史信息，这些堪称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幕，至今为止往往仍是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界未曾注意到的盲区，处于知识阙如的状态。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绅百姓间反日情绪相当高涨，如何消解这种情绪，并切实从中国获取战争中所得的利权，成为日本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而想办法笼络地方督抚，将之培养成亲日派，成为日本当局重要策略之一，实际上这也是日本战后向中国展开的另一种外交攻势。西村天囚作为东大汉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型著名记者，成为对张之洞(1837-1909)进行策动“工作”的绝好人选。1897年的最后一天，他首次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后与湖北、湖南、上海的维新派人士广泛交往。他与张之洞幕僚辜鸿铭(据陶先生考证推断)曾有一份3000多言的笔谈记录，后经辜鸿铭整理缮写，上呈张之洞，因受张看重，还颁发官场士林。这份名曰《联交私议》的文件，与张之洞之后出版的著名篇什《劝学篇》，在“亚洲同种”、“非弥兵”、“游学、广译”等很多持论主张上颇相一致，表现了两国乃“同洲同种同文同教而同仇同舟”诚应“同心一体”的“中日联盟”的论调。从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一度愤慨于日本，到《劝学篇》前后思想的转变，特别是张书中极力提倡到日本去“游学、广译”的主张，以及此后因此在中国掀起“留日热潮”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西村所作“张之洞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效果。而这些正是许多张之洞研究特别是《劝学篇》研究成果中未能涉及的。③(61-94页)
1902年夏秋期间，吴汝纶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全面考察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及学校运营的实际状况，在日四个月间，访问众多学界、政界要员，会见明治天皇，文部省还专为吴开设了介绍日本教育概况的讲座，连续19次之多。可见，日本方面对于吴考察团一行是相当重视的。几乎同时，文部省紧急召回在德国留学的服部宇之吉，转派往京师大学堂赴任，也是日本投注于中国教育的重要举措。而这一些，恰与热心于“日清联盟”的汉学家记者西村天囚、内藤湖南等人的一再呼吁不无关系，他们是舆论界很有威望和人气的著名报人，他们“书生横议”的社会效益于此显现。③(112-121页)
1907年夏，81岁的重野安绎作为日本帝国学士院代表，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届万国学士院联合会总会，归途中一路观光游览，经英、德、法、俄，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入中国满洲，曾在湖北武昌会见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真诚地向这位晚清重臣建议：中国翰林院应该加入万国学士院联合会，以便使中国学术界与世界通声息、开风气。张之洞当时表示赞同，但之后不久，张之洞正好调京晋升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全国学部。可惜这个建议随着两年后张之洞的去世、四年后清朝的覆灭而未能付诸实现。③(58页)
本书第四、第五章是关于内藤湖南“满洲经营论”和辛亥后“支那管理论”的研究，内藤作为多次来中国的著名记者、京都大学教授，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此前亦有诸种日本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本书作者能独辟蹊径，利用关西大学图书馆藏内藤文库中未整理的相关资料，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话题稍稍扯远一点，我在2004年初出版了《内藤湖南研究》，其中第七章为“时论其表史论其里——内藤湖南的中国时事论”，主要评述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看法，进而推究内藤不同时期的中国观。对于日俄战争之前之后内藤来中国考察调查的事件，我只是根据《内藤湖南全集》中的现成资料，就其寻访满蒙资料等学术调查方面给予了关注。对于围绕间岛问题内藤所作调查及此后在报纸社论的公开发言，对于日俄战争后，内藤赴满洲从事“日军占领地民政调查”，被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急电召往北京，在中日双方会议讨论“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时，内藤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特别向小林提出“对华交涉意见书”等历史问题，却都因为资料的难得，付诸阙如。而本书作者正是在诸多研究者有意无意的疏漏和缺失处，深入挖掘资料，爬疏几十年未被人翻动的原始手稿资料，为之断句、整理，使之成为公开的史料。并利用它和其他多方资料，对于内藤的满洲调查，作了探明原委、交代过程细节、总结结果影响等等的深入研究。不用说，这不仅证明了我前此研究的残缺疏漏、浅尝辄止，更重要的是，首次向学界揭示了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外交的真相、幕后故事，以及那段时期内藤积极谋划殖民地建设方略即“满洲经营论”的实态。
书中类似的广泛征引，钩沉发微还多，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介绍了。对我来说，这些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不仅在知识上、思路上让人受益匪浅，而且，有时还使人对着众多页下的注释回味再三，每每引发触类旁通的学术思考和问题联想。我想，这正是一本好的研究著作能够给读者的思维空间和学术启发了。
阶段与流派
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在中国，目前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吸引关注的热门领域，但由于汉学的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门类宽泛，涵盖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关涉现代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学科，而就其异文化的属性来说，又不得不要求研究者熟悉日、俄、法、德、英、美、意等国的文化学术背景，因此，客观地说，中国的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还处于比较粗浅的程度，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水平。就中比较而言，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算得上是起步较早、相对成熟的汉学国别研究之一。
阶段性与学术流派的划分，是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的向度上，整体把握日本汉学发展史的一种尝试。陶著在最后一章的开端，详细引述了内藤湖南《支那研究的变迁》一文中关于近代日本中国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的论述。因为这是内藤关于日本近代汉学(中国学)具有总结意义的夫子自道，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不嫌冗长地翻译引述于下：
第一阶段是甲午战争前的“浪人、野心家的研究”。内藤说：“明治初年日本举国充溢着兴国的气象，对于朝鲜和中国，居有侵略性的心态，用今天的话说，军国主义的倾向很盛，这是毋庸隐讳的。……野心家们只不过是有与中国人相同程度的学识和意见，对于中国的开发和改革也并没有高出中国人先觉者以上的识见。这些人当然是在甲午战争时发挥了非常的作用，但那不是对于中国的见识起了作用，而只是冒险所得的知识偶然在新时代的军事计划上起了作用而已。”
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后到清末的“学者、政治家的研究”。内藤说：“以甲午战争为界，中国的国势为之一变。国内自身也已掀起改革论，留学生大量来日，日中之间的贸易有了显著的推进，研究两国经济关系成为必要。加之中国把日本的改革作为榜样来模仿，故而，政治改革的研究也成为必要。……我国的中国研究者，比之考察中国的军备、思考日本的力量如何突破，不如说，更为重视依靠日本人的能力，如何在中国的改革道路上发挥作用。关于政治方面，也是切实地考虑以下这样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认识到的弊端是什么？而以日本这样的新兴国家来看，又该从哪里着手来除弊兴利，以收改革的成功之道？”
第三阶段是民国初期的“有识者的冷眼旁观”。内藤说：“此阶段中国革命兴起清朝覆灭。随后中国进入政治混乱的状态，成为利用职位玩弄权谋术策而不顾长远国策之徒狂热活动的最佳时期，致使日本浪人等同于中国人般的智慧无计可出，日本的有识者也无能为力，加之纷扰四起，中国人对于之前以日本为榜样的改革之心也日益淡薄起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也越来越不可能直接为中国人出谋划策，描绘蓝图，只能对中国的命运执冷眼的旁观态度。”⑦
这是内藤湖南所作的阶段性划分，正如陶先生指出的：“内藤的概括决不能说涵盖了相关研究的全部，尽管如此，但这仍可看做是明治以来日本人近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流变，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内藤自身对中国所抱态度和观念的转变。”③(244页)应该说，它概括了与内藤相似的一批汉学家的情况。内藤湖南与本书论及的其他两位汉学家，以及如服部宇之吉、藤田丰八等人，代表了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抱有强烈入世情怀，主张并实践了通经致用、关注现实、干预时政的这一流派的汉学家。这些人往往有过留学中国的经历，并多次到中国考察、访问甚至工作，与中国朝野人士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正是这样的“书生干政”使他们对于中日近代历史留下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历史影响。本书的贡献和意义正是通过这一流派中三位学者兼活动家的具体情况，为我们描述了日本近代汉学中致用派学者的历史作用及意义。
与此相对，还有另一类所谓书斋型的汉学家，或许能够以桑原隲藏、羽田亨等为代表，他们往往是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过东大欧美教授们的嫡传或再传，直接继承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之衣钵，因而，表现出追求学术独立，标榜学术科学性，远离社会时政的治学理念，他们过着学院院墙之内的教读生活，以相对纯粹的心境，运用欧洲近代的治学方法和思路，作着远离现实的文本典籍考辨及民族语言、田野考古等实证主义的研究。在思想倾向上，他们多少表现出鄙视和疏离中国的态度，他们与中国学界几乎不发生关系，更不必说参与到中国的社会政治或中日关系中去，故而被称为“鄙视东洋的东洋学家”、“没有中国的中国学”⑧。
这些书斋型学者与上述致用派学者相并列，共同造就了日本近代汉学(中国学)色彩斑斓的风景线，缔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汉学成就。对于这份复杂而厚重的历史遗产、学术遗产，中国的汉学研究者们面临的课题和责任还很重大。
注释：
①关于汉学与中国学概念的联系与区分，学界多有论析，于此不赘述。或请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
②参严绍
《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者的素质》，《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③陶德民：《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序章》，关西大学出版社，平成十九年出版。
④参池田诚：《内藤湖南的辛亥革命论》，《立命馆法学》第39、40合刊，1961：池田诚：《内藤湖南的袁世凯论》，《立命馆法学》第44号，1963；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七章“时论其表史论其里——内藤湖南的中国时事论”，中华书局，2004。
⑤此持论者为美国学者任达，参其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⑥这方面论文如，李侃：《清末中日关系何来黄金十年？》，戚其章、王如绘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陶德民：《清末中日关系中的政治和文化——关于黄金十年论争的反思》，卫藤审吉编《从共生到敌对》，东方书店，2000。
⑦内藤湖南：《中国研究的变迁》，《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165—167页，转引自陶著241—243页。
⑧参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甦平等译，第二编第五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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