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空间的三条批判性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三条论文,路径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视野，也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学与社会学想像的批判性视角。“空间、地方和环境这三个词包含了地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工作。”①在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概念，不断地在社会再生产的目标、地方的价值与意义、差异与身份的新的主体性实践中获得新的内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文主义批判及女性主义批判作为理解后现代视域中空间问题的三条重要路径，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理学家走过的知识和政治旅程，另一方面将会拓展我们对当今时代人类生活空间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多元化的世界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
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主要是由空间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与分析空间，分析空间形式、地方环境如何整合到剥削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资本的积累与生产、消费、再生产空间环境如何关联，以及阶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它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组织和积累之间逻辑性的描述，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空间剥削、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以及经济危机进行空间回应。政治经济学批判接受的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直接洗礼，展现的是空间关怀的资本逻辑，它从作为“深刻的地理事件的资本积累”②入手，分析资本积累之历史动力的矛盾，在空间中证明这些矛盾，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的分析研究，使空间影响成为不平衡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主要建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也掺杂着一些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论的推论”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强调生产的首要地位，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认为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即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所谓的全球化阶段。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中，资本扩张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同一性(詹姆逊特别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打破了过去的“自然空间”，形成了新的空间关系，环境、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改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独特的“地理景观”。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揭明，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组织方式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着并且影响全球的权力与霸权转移日渐成为现实，资本所代表的创新、流动、易变、即时、丰富等特质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价值观，从不同尺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方方面面：建筑物的设计、环境的营造、城市区域的经济模型、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生活。
在这样一种批判方面，有三位思想家特别重要，他们是詹姆逊、哈维和列斐伏尔。詹姆逊把这种新的空间关系的形成看成全球化的一个特征，认为必须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加以讨论和理解，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迄今自治的民族市场和生产地带向单一地区的迅速同化，民族性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的消失，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不得不统一而成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新的无与伦比的一幅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④地球缩小了，资本主义根据新的规模得到重组，进入“碎片化的”“文化的精神分裂”时代。因此，“确证无疑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心理体验、我们的文化语言在今天是被空间范畴主导，而不是被时间范畴所支配”。⑤
与詹姆逊不同，哈维从地理学家的视角对空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哈维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物质嵌入、剥夺性积累出发建构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资本聚集和资本流动，是不平衡发展的深层根源及主要推手。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和生态环境由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过程所建构，反过来也建构了这个过程，包括社会公正的标准。在他看来，空间、环境与社会、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化的机遇就寓于被资本逻辑和随意的异质行为所主导的社会再生产、时空的客观品质与意义剧变引发的危机体验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具体的物质条件的意义与力量之外。这也是哈维的特殊贡献。
哈维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入手寻找由福特主义主导的积累方式向更为灵活积累体制转变的深层根源，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后现代主义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过程的产物，两者密切地蕴涵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过程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物质实践活动的改变，时间和空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与意义也随之改变。他赞同詹姆逊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时间和空间的困境，即时间和空间变化导致的紧迫危机体验，“我们的后现代主体之间根本没有空间坐标，因而实际上不能形成距离”⑥。时空体验是与后现代文化机制具有关联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崛起的动力机制，也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实践复杂过程的重要调解纽带，它迫切需要人们重新思考现实与隐喻的权力领域和空间、场所、环境以及社会行动的意义。
这种时空体验是当代生活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时空体验中，他们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时空压缩。他们认为，这种时空压缩，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资本流通主宰着城市的地形、社会关系和生活特质形成的空间，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资本控制下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要改变城市规划，需要把握空间的组织与运作以及空间实践的复杂性。然而，恰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他们出现了问题。后现代的多元立场、内在的异质性、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加上永无休止的资本转变逻辑和投机逻辑共同造就的“情感结构中的深刻转移”⑦，使其与倡导一切以利润为中心、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同谋。新自由主义以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版图，动力机制和发展历程，在塑造空间中愈来愈占据着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规划和资本积累地理过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制造了城市区域、地理景观、地方环境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不平衡地理学。
列斐伏尔从另一个维度展开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引入了日常生活这一概念，着重考察了日常生活实践及空间生产的不平衡发展，认为这种不平衡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⑧列斐伏尔试图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空间去揭示空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控制消费的官僚主义社会”就是“已日益渗入日常生活周期性实践的工具化的‘空间规划’”⑨的产物，因此，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方式组合，促成了空间的产生。列斐伏尔借鉴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泛化为一种日常生活批判。
与空间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地方”这一概念。地方是具体的空间，或者说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的空间，它的存在体现了空间的差异性以及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建构方式，因为不同群体会因为不同目的而赋予地方不同的含义。地方与空间一样是不断的成形过程，“任何地方或区域都表达了一个过程，由此社会和文化形式实现再生产，个人生命历程形成，空间和自然相互转化并不断融合，同时，权力关系与特定时间中的路径计划交叉也持续融合”⑩。
哈维对地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要讨论。在他看来，地方是资本主义建设的相对永恒的物质和社会结构，地方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地理轨迹，换句话说，地方是在资本流动与资本循环中获得永恒性的意义。技术革命、组织变迁、土地开发，伴随着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逻辑，由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决定的空间关系和空间构造发生革命，这种革命影响了地方建构。在这一点上，即“阶级斗争通过地方性质的不平衡发展被铭刻在每一个空间中”(11)哈维与列斐伏尔是一致的。资本积累以其强大的力量控制着地方建设，无论是消费景观的投资，文化中心的创造还是惬意地方的出售等等，都源于“资本积累之政治经济学”(12)，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隐藏在商品拜物教中，并且最终使人类身体、自我、人类感觉的领域都拜物教化，成为全部存在的地点”(13)。比如纽约的时代广场，就是一个“涵盖了地方建设政治经济学中与商业、华而不实、促销和投机有关的一切”(14)的地方，它“是以政治经济模式生产出来并加以控制的……即使作为物质社会实践的空间，它具有纯粹投机和商品化景观的全部特点”(15)。地方建设的灵感源于利润和投机，我们需要在贯穿社会过程全部物质要素的领域解释地方生产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商品化、资本积累和现代技术中探寻地方的本真性。
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时间、地方的独特解释，他们确立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开启了新的思考途径。后现代造就的“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与革新”(哈维语)以及资本主义空间化的不平衡，需要挖掘资本主义发展和生存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或物质文化的空间性根源和意义。这种空间性流动、弥散于人造环境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延伸至各种流通和交易关系之中，从而将全球空间经济紧紧捆绑，由此主导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过程。索亚说，“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空间性、资本主义自成一体的空间母体和拓朴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诚然，理解不平衡发展需要追溯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周期化、资本原始积累、技术租金的观点，但更需要看到今天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现实境遇带给我们的重新认识与挑战。不平衡不仅仅表现为由超额利润主导的各个国家、各个区域、各个部分和公司的不同层次的等级性发展，更是全球空间占主导地位、经济全球化以政治经济模式拉开了卡斯特尔所言“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距离。卡斯特尔仍旧在政治经济框架内展开对当前社会“流动”特质的说明，流动空间的支配性、控制性、主导性逻辑根源于其利益—功能的空间逻辑，每个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利益的等级、差异性决定了其实践之物质—空间的不平衡生产和组织。地方的意义和活力因为权力和财富的流动发生改变，地方之间为争取资本主义发展而进行的被迫竞争愈演愈烈，地方安全感受到普遍威胁，将我们卷入持续不断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之中，也将我们反复抛进紧张与压迫的体验之中。由此可以推断的是，地方、环境的意义与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全球化、技术合理化、市场价值、对利润的追逐使得地方的历史特殊性日益被抹杀，地方日渐分散，通往地方本真的道路也被遮蔽，使我们产生对地方身份丧失的担忧。
二、人文主义批判：地方和地方感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不同的是人文主义批判。在人文主义批判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只注意了物质生产的一个方面，没有充分地注意到人，而“一个没有人的地理学，在知识上是不完善的，在理论上也是极为盲目的”(17)。人文主义批判路径试图澄清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将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作为中心，运用独特的视角来研究人的方面即意义、价值、目标和目的等，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发展一种能够“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关系、容纳知性与智慧、客观与主观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8)的方法论，并且对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贡献作出实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批判路径依据背景条件而不是因果关系来观察、审视和理解空间，这些背景条件包括人类地方日常生活的广大范围和深厚经历。人们在空间场所和地方中能够找到自己，在其中生活、体验、解释、理解并且发现意义，而意义是被文化、意识、背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所限定。
正因为如此，“主观”因素在这种批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们对人类地方生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维护具有强烈的感受，他们将人类的空间和地方感受用“描述”的方法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表达出来。
人文主义批判路径将空间、环境和地方看作个人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既是连接客观物体和意识的意念网络，也是表征着共同意义和价值的群体区域，地方是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对象和中心，环境作为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则包括“人类和其他种群，反映它们之间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复合关系”(19)，更进一步说环境是人类社会实践动态的构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广泛的心理和社会意义的集合。空间、地方和环境折射着人们的文化偏好、个人想象、价值观念和信仰理想。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意义解读实际表明了，地理景观、地方家园、人造环境是所有随着时间和空间消逝增长、变异及重复的文化的总和或文化的集中表现。
人文主义批判寻求描述人们各种空间生活方式、特殊的地方日常生活经验和多样化居住环境感受的动力与想像，因此是对空间学科所倡导的量化研究，以发现空间的客观规律为主旨的科学方法的纠正。它重视人文要素在地理现象和过程的作用，兴趣聚焦于社会和环境的差异，认为自然事实虽然能够反映空间、地方和环境样貌的差异，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的、文化的、价值的因素，在于活生生的世界。正如段义孚所认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及其空间和地方的感受和意念，以此来增进对人类世界的理解”(20)。自然和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展现出地方精神和地方意义的独特性。
促成这一批判路径的哲学传统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胡塞尔的先验批判、释义学方法及现象学设想，深深地影响了空间的人文主义批判者，如段义孚、索加、格雷戈里、雷尔夫等人。虽然海德格尔对空间的认识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展开，认为空间关系的变化是商品化、技术化、市场交换的产物，“技术领域的对象特点迅速无情地、并且完全扩展到整个大地，它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安置全部可生产的物，而且它也通过市场把生产的物品运来运去”(21)，但最终他还是回到现象学意义上“存在之真理场所”的地方，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及生命意义，以及人类实践的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知性的基础。他的主张成为人文主义批判路径理解作为人类生活核心意义、关照领域和必要成分的地方、地方在人类生活中的全球复杂性角色、地方与人的紧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他的现象学本体论追问在哈维看来更是“激发了理解地方建设之社会过程的特殊方法”(22)。
人文主义批判认为，复杂的时空世界为人类定义了道德、伦理和政治责任的领域，人类个体的概念也需要拓展。关注人的情感、意识，从人的认识、情感与空间活动、空间现象之间的关系中探究人类独特的创造能力，重新认识和发掘人的本质，用积极的地方生活经验来包容、协商和认同全部的差异、多元，是人文主义批判的主要任务。地方和空间源于基本的空间性，作为人类生活经验基本要素的生活空间、地方和环境是和谐而又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共享的文化空间，其实表明意义和实践对于地方的重要价值。段义孚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性的地理要素纳入到通过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改变来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这一过程之中，坚持认为人的意识、价值和情感与空间、地方的交互作用，构成人类的本质生活，而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尤为重要。“纯粹空间如何变成了高度人性的空间，研究兴趣在于经验的实质、维系于实体之上的情感质量、概念和工具在创造地方特性中的角色等。”(23)人与动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是生物学意义和环境学意义上的存在，而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则在于其历史意义与偶然意义，还有其所具备的空间感知力和空间知识。因此人会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会有对生死的追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生存空间和地方的感知和意识。地方的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小到鞋子、汽车，大到居所、广场、国家和世界，因此地方意识也是相应变化，“小到对其直接经感知，大到通过关注艺术、教育和政治所象征的忠诚的转化”(24)。人文主义批判者关注的地方既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的空间，也是共同体共享的感情和人类的存在方式，代表着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表现着价值、意义和归属。
尽管地方折射出不同的社会建构方式，但它对观念是相当依赖的，它存在于并且被构建于观念的主观方面。地方的意义在局外者看来是构建为一种外部的其他部分，而在局内者看来则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生活并且利用它即身处其中而直接产生的感受。这里局外者与局内者是两个不同群体，它们处在可被定义的地方体验类型谱系的两极。对此，雷尔夫曾明确指出，“是这里而不是那里，是被包含在内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是感到安全而不是受到威胁”(25)。因此，地方既是意义的中心但同时也是人们行动的外部背景。作为意义的中心，地方揭示了通过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性存在来界定自身的理念和规则。通过反复的体验和复杂的关系，人类的居所空间允许建构地方，并且赋予地方意义。人类的生活植根于地方但又超越了地方，因此地方远远超出了被心理建构的意义。
与“地方”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根”的概念。人文主义批判认为，人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经历和体验，会将他们与那个地方紧密连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知识信息，还包括依恋、认同等情感。雷尔夫将其称之为“我们在地方的根”(26)。根的感觉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扎根于地方意味着拥有一个面向世界的坚固的基点，就是把握一个人在事物秩序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就是对特定地方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深深依恋”(27)。根的感觉是通过思考和理解人自身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道德想像，也是一种地方感，是人与其生活的地方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一种良好的关系。无论是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从区位、场所和地方感三个基本面向来界定地方(28)，还是段义孚的表达人与地方情感纽带的“地方之爱”(29)，或是西蒙对地方经验和其地方内部生活节奏归属感的“地方芭蕾”(30)的隐喻，都说明了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具有优先地位的不是空间的抽象化，而是以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作为基础、植根于历史的、并且表现人类置身于世界所在意义的地方。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地方哲学，还有巴舍拉空间诗学中所揭示的地方对于人类存在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人类与地方关系的浪漫想像与怀旧之情。
由伯格和鲁克曼首先提出，经由吉登斯和布迪厄发展成熟的结构化理论，对人文主义批判产生了重要影响。结构化理论突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即人类行为、实践及其作用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依此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地方和环境是持续不断的成形过程。比如普雷德在《地方、实践和结构》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地方占有一定空间，地方是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不可分割的自然部分，它的特征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断变化，人类的思想、经历和价值观在不断的行为实践过程中渗透到地方。(31)哈维从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物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达、表达的空间)那里所获取的灵感而建立的空间实践矩阵，也是通过人类实践与被构建起来的地方的关系，拓展了地方的内涵，丰富了体验、感知和想像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为理解地方建构与权力、习俗、消费、文化的紧密联系搭建了一座桥梁。玛西的权力几何学(power-geometry)，不仅仅是时空压缩下资本流动所决定的空间经验与地方体验，更是指涉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地理延伸，以及地方景观所传达出来的复杂意识形态元素、社会控制和符号编码的意义。难怪哈维坚定不移地宣称，“围绕地方形象和反形象的激烈竞争是行动的一个领域，在其中，地方的文化政治学、地方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地方社会权力意识的积累频繁地以难以分辨的方式融合在一起”(32)。消费天然地具有空间性，消费空间包括消费者消费商品的环境，也包括消费商品的过程以及通过购买产品所创造环境。它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改变我们的文化，改造自然并且创造地方。在消费商品中可以看到地方的特质，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文化的意义与权威，可以探寻地方的结构。
全球化的力量正深深影响着地方文化，产生与当地的文化精神和地理环境脱节的均质性的全球空间。地方的多样性在瓦解，地方不安全感日益加剧，地方精神和地方特色日渐消失，地方的意识与意义慢慢淡薄。恰如雷尔夫所提到的一种“无地方性”普遍状况萦绕着我们，地方认同在不断被消解，人类存在的根底正在慢慢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平凡的事物、平面化的景观、单一乏味的经历体验。或许这一切都归咎于后现代的多元、流动带给地方的困惑。在这困惑深处隐含的是一种趋势，人与作为人类家园地方的情感、认同的背离与异化。它警醒我们，无地方的环境潜藏着危机与反转的可能性，如果不采取行动遏制无地方的力量，那么未来只会拥有与地方完全无关的环境，而如果我们试图超越无地方性，这种危机就会转变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需要与有意义地方的联系，需要有对未来有意义地方想像的激励，需要有对地方的责任。
三、女性主义批判：性别、差异与身份
在后现代视阈下的空间批判中，女性主义批判路径独树一帜。女性主义批判在解放运动的政治实践中产生，来源于女性运动的政治需求。在妇女运动的历史中形成的女性主义理论，主要采取的是激进政治本体论的形式，即试图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理解生命结构，提出因为政治原因而引起的问题，目的是为了获取平等的权利，打开通向自由的大门，实现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从而结束女性的从属、受压迫地位。罗宾(Morgan Robin)指出：“女性解放运动是第一次以真实的个人经历为政治基础，事实上是以个人经历来创建其政治的激进运动。……女人们的经历有共同之处，因此这些经历也是政治性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33)这场重要的革命在文化上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在理智上，就极为广泛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同的视阈。加上女性主义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因而它被打上激进的标签，与激进地理学紧密联系。女性主义批判路径视性别为环境过程的基本参数，将性别看作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范畴和观察与思考这个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视角。
基于女性这个类别的独特之处，这一路径的批判试图为女性提供一种积极的表达方式，以求通过对抗具有压倒一切的男性氛围来展现一个清晰的女性世界，用社会性别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地理学的新图景：男女性别差异、气质差异影响我们建构环境，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形式往往在文化景观的组织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房间、建筑物、风景、城市或区域的不同空间和地方，也会影响私人与公共、家庭与工作和政治空间之间的空间划分，而且空间形式一旦嵌入到文化景观中，又会在时间中加强性别关系、种族和阶级关系。性别化的社会空间排斥了女性多样化的需求，加剧了空间阶级不平等现象。但创造地方和建构空间的不仅仅只有男人，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应该进行反思，女性的主体建构作为一项政治项目应该被提上日程，女性这一主体应该重新被纳入到受人类尊重的地位。
在女性主义看来，用性别视角来观察社会，对于理解我们是如何认识和构建我们的物质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合理地认识和表达空间、地方和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女性主义批判具有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个人的也是政治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社会和国家在其视野中是紧密相联的，非常注重个体及其所做的选择，希望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试图融合传统的个人领域或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的分野，因而为研究个人生活、情感和价值、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空间的具体性、身份和差异的政治意义、公民身份的概念如何与性别角色观念，如何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性别化相联系等问题打开大门。批判的要义在于突显对性别空间的敏感或具有敏感的性别空间意识，消除针对女性的结构性障碍的基础，想办法通过改变国家结构为女性进入家庭生活之外的空间，让女性更多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创造机会。
这一批判其实是对实证主义及传统地理学所建立起来的合理化世界观——普遍性优于特殊性，确定性优于模糊性，男性优于女性的批判。男性特征无实体的理性和女性具体化和情感之间二元的划分结构，“深深被植入西方知识的生产、科学革命、启蒙和后来的思想中”(34)，使得抹杀了女性存在的男性主体地位意识日渐处于霸权地位，男性范畴始终坚如磐石，在西方启蒙中理性、真理和主体身份的性别化的建构尤为突出。黑与白，男性与女性，边缘与中心，空间与时间，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与对立，就是这种二元模式的产物，反映出一种受束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中，男性特征往往与历史、进步、文明、政治、卓越、暂时性相连，而这些事物的反面——稳定性、地方界限性、怀旧、被动则被打上女性的编码。女性主义就是要从女性经历的视角，揭示地理学思想、空间建构、城市工业化过程、地方是永恒的统一性不仅仅是性别主义的，而且是男权主义的——把男性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普适的，把女性降格为他者，解构支撑西方启蒙运动的二元论思维，粉碎前现代欧洲或是非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的问题。这显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和批判的优势。
女性主义批判关注女性压迫和解放力量，探求不同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文化构建，通过这种分析，帮助我们理解男女之间差别如何决定其地位，并且将这种理解运用于政治行动的实践。空间、地方和环境被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所影响和塑造，这些力量和价值也被深深镌刻在一些地方景观及建筑物的营造及使用过程之中，性别特征的个人经历也确实暗含在地理景观的设计与营造中，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创造因而涉及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地理景观、建筑物、社区的空间安排，反映并且加强了社会中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性质。空间的使用，男性为中心语言的使用，助长了某些群体支配他人的权力，强化了男性霸权，由此加深了男女不平等的差距。
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潘(Daphne Spain)，对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大兴趣。她认为男女之间地位的差异因为空间的安排而被日益强化，性别化的空间为女性获取知识制造了障碍，这一障碍进一步被男人利用为其再生产服务，性别化的空间被男性所操控，也成为权力的空间。(35)摩尔(Henrietta Moore)认为，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意义和实践中被建构的，男女进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时社会建构具有差异性。(36)麦克道尔关注城市和地方性，考察了性别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建构和它在城市区域被建构的环境中的表达这一非常重要的主题，讨论了城市作为空间性地被强化的不平等地点以及作为市郊化和乡绅化的过程。(37)梅西(Massey)则思考了社会变化、时间、场所和性别之间的联系，就空间和地方与性别联系起来和性别关系的建构，以及性别关系的特定社会建构相联的空间和地方的特别方式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在“地方性研究的政治场所”这一主题中，她提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地理学中需要分析特殊和地方，来理解普遍和全球的激烈争论。地方认同通常是不确定的、有争议的和多样的。以这种术语来说，任何地方的特殊性，并不是由在它周边放置界限来建构，也不是通过与其“之上”的他者的反位置界定它的认同来建构，而正是(部分的)通过联系的复合和那种“之上”的相互关系的特殊性来建构。以这种观念来界定的地方，是开放的，具有渗透力的。(38)梅西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于形成社会关系而言的空间和地方的概念的努力，对政治和经济的决策及行动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地方的关系性和动态性的视角。地方的具体、相对、开放意义表现在，当我们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思考空间时，地方就由本地向全球延伸，空间与地方的不同结合，既是群体或国家认同的表现，同时也是性别认同的表现。这种视角是对地方本质主义即将地方看作是永恒的、不变的批判。梅西在讨论地方的过程中，延承了哈维“时空压缩”带来人们不确定的体验的观点，将一种对地方日益增长的关注解释成抽离于加强的时空压缩过程中不确定的本质，从而导致生命短暂、混乱、不确定和分崩离析。女性主义批判是社会权力的声音表达，是反抗社会压迫的形式，也是女性抗争的一部分。
主题和方法的某些一致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知识结构先验性的批判，使它自然地站到女性主义这一边。现代性“创造性破坏”的形象、通过理性的总体规划和科学原理的应用来实现社会改善的功能，以及启蒙理性背后的支配与压迫的逻辑受到挑战，而强调表达的发散性以及培植和关注分裂、短暂、异质、个性、多样、差异、细节、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因为其特有的开放特质——消解语言的确定性与意义的可靠性，积极探索和建立时空中多向度的社会关系，向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合乎逻辑地扩展。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工具空间性的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日益兴起与明确，将空间的某种至关重要和客观意义表达出来，“将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人文地理学的视野”(39)，并且强调“他者”的声音，承认他者的多种形式，因为它们产生于主体性、性别、种族与阶级、时间与空间上的地理位置和错位的各种差异。其实，后现代就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空间的意义，或者说一种批判性的地理想象，它开启了一个被索亚称为由“寻求变革、解放和自由”(40)的生活世界无限构成的、充满差异、彻底开放的第三空间。这个被差异造就的斗争空间为女权主义者们所青睐，她们在这里可以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在抵抗本质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促进激进的文化政治议程。
女性主义者对这样一个第三空间很有兴趣，地方、自然和性别在第三空间中都有更为开放的讨论，它打开了历史想象的边界，在其中充满了空间想象、空间创造以及丰富的情愫。这一既是边缘又是中心的空间，使得身份的转换和对空间霸权的超越与抵抗成为可能，因为它具有矛盾、差异、含混不清的混杂特点，能够带来新的机会产生新的政治行动。第三空间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和认识论，也是对列斐伏尔“生活在中心的边缘人”生命历程的理论回应。作为“他者化—第三化”，第三空间是“边缘上的第三空间”，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异形地志学”，也可以看作是米歇尔·迪尔和霍米·巴巴谈到的植根于后殖民性经验之中的“间性空间”。它立足于索亚提出的空间性三元辩证法，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与否定性重构其实也就是打破了传统空间话语的局限性与虚幻性，解构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和自由民主普遍原则。第三空间充分显示了空间女性主义批判有关性别批评、空间政治批评的特色，女性作为“他者”，在这一空间可以跨越各种界限以及所有不公正的他者化范畴，打破所有保守的教条主义及一切一成不变的结构的束缚，坚持由女性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情形，建立反抗与更新的社会，恢复女性的空间主体性实践，在这一边缘立场中获取特殊的中心地位，以促进新的文化政治。
注释：
①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44.
②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Blackwell,1989,p.15.
③[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1页。
④[美]詹姆逊：《论作为哲学问题的全球化》，载王逢振编：《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⑤F.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No.146,1984,p.64.
⑥F.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No.146,1984,p.87.
⑦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Blackwell,1989,p.39.
⑧从《蒙蔽的意识》、《日常生活的评论》，到《城市的权利》和《空间的生产》，都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并且成为之后吉登斯、哈维、詹姆逊等人社会批判空间理论的主要源泉。
⑨[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76页。
⑩A.Pred,“The Social Becomes the Spatial,the Spatial Becomes the Social; Enclosures,Social Change and the Becoming of Place in the Swedish Province of Skane”,in D.Gregory and J.Urry 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Macmillan,1985,p.344.
(11)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p.299.
(12)Ibid.,p.297.
(13)Ibid.,p.304.
(14)Ibid.,p.317.
(15)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p.317.
(16)[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248页。
(17)顾朝林等编：《人文地理学流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18)[美]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页。
(19)蔡运龙、威科夫(Wyckoff)主编：《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8页。
(20)Tuan Y - F,“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No.66,1976,pp.266 - 276.
(21)M.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1971,pp.114 - 115.
(22)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p.301.
(23)Tuan Y - F,“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p.269.
(24)Ibid.
(25)E.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Pion,1976,p.27.
(26)Ibid.,p.37.
(27)Ibid.,p.38.
(28)J.Agne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29)Tuan Yi-Fu,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 Prentice-Hall,Englewood Cliffs,1974b.
(30)D.Seamon,“Body-Subject,Time-Space Routines,and Place-Ballets” in Buttimer,A.and Seamon,D.eds.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Croom Helm,1980,p.32.
(31)A.Pred,Place,Practice and Structure: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Sweden,1750 - 1850,Totowa,Barnes and Noble,1986.
(32)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p.322.
(33)Morgan,Robin,Sisterhood is Powerful,Random House,1970,pp.17 - 18.
(34)Keller,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67.
(35)Daphne Spain,Gendered Spac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3.
(36)Henrietta Moore,Space,Text and Gen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7)Linda McDowell,Gender,Identity and Place: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38)Doreen Massey,Space,Place and Gend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5
(39)[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页。
(40)[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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