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局动荡中的宗教潜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潜流论文,政局论文,日本论文,动荡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是各国普遍奉行的政治宗教关系准则。然而在日本，政治同宗教的暗中纠葛却十分密切。观察近年来日本政坛分化组合过程，运筹帷幄的政客大多觊觎稳定的“宗教票田”，而宗教界的政治参与不仅是促使政局变化的诸多原因之一，而且对跌荡起伏的政治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日本型政教关系的演变
日本古代天皇制下，君权与神权浑然一体。以天皇为中心的宫廷贵族一方面信奉由原始信仰形成的早期神道，同时尊崇象征着大陆文明的佛教，构筑起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的统治结构。进入中世纪，武家政权继续将宗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浸润交融，逐渐完成日本民族化历程。及至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更是利用佛教排斥异端、管理百姓户籍，使佛教一度包容神道，达到万流归宗的准国教地位。
近代以后，明治政府为建立天皇大权下的新体制，废佛毁释，扶植国家神道，以此统摄、控制民众精神，结果给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打上了“天照大神”的宗教印记。进入本世纪，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更是公然践踏《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形同虚设的政教分离原则，向国民强行灌输国家神道信仰，把宗教作为对内禁锢民众思想、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工具。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通过发布《神道指令》，取消天皇神格，废除国家神道对国民政治生活的干预，并通过颁布《宗教法人令》等措施，在形式上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日本国宪法》和《宗教法人法》更为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排除了政治干涉宗教的可能。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统治的东方国家，千百年来民族精神的传承与积淀，使日本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宗教含量很高的价值体系。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使政治同宗教的内在联系得以保持，政教分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今天的日本社会里，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因素随处可见，政治非但没有与宗教彻底分离，反而盘根错节，构成相互依存的伴生关系。1995年以来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攻防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形成的日本型政教关系使然。因为在政教分离原则背后，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不可能无视教团社会实体的巨大存在；教团作为独特的利益集团往往也需要在政界寻求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部分政客对待宗教的功利主义态度与宗教界由来已久的入世倾向相结合，使得政治家愈发青睐宗教，而宗教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生活中常常发挥着活的社会功能。
二、现行政治结构中的宗教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必不可少的补充。近年来，日本原有社会利益格局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金钱和选票向政党、政客乃至政府部门施加影响，换取符合自身需要的政策主张的做法，已成为政治权利运行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现行政治结构中，宗教利益集团有着独特的作用。第一，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既可以作为思想理论去影响群众，又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辖群众。动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教团（尤其是佛教、神道系统的超大型新兴宗教组织）中的信徒，本身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他们的政治标准和选票投向往往因宗教信仰受到教主左右。政治家倘若得到教主及教团上层人士的支持，就意味着获得大量稳定的团体选票，这在日本国民政治冷漠、投票率一再下跌的今天，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宗教利益集团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能够起到政治家自身无法发挥的作用。按照日本《公职选举法》，“选举中任何人不得为获取或失去选票之目的进行家庭访问”，“任何人不得为获得选票或失去选票，对选举人开展签名活动”，“不得在选举中以任何名义向选民提供饮料、食物……”，政治家为阐述政见所作演讲的时间、地点，动用宣传车辆台数、期限，张贴海报、告示一旦超出限定范围，都将被视为以强制性手段对选民灌输政治意图，属侵害公民政治意志自由的严重违法行为。[①]
然而，上述限制对于支持某一政党或政治家的宗教团体几乎不产生任何效力。教团可以在贯彻信仰自由原则的名义下，对信徒施加一定的影响。而新兴宗教组织甚至直接召集或家访信徒，指示信徒的选票投向。例如，1992年7月26日参议院选举后不久，日本《新潮周刊》便披露了创价学会为选举组成“选举部队”到会员家中逐一落实选票的消息。1994年12月，公明党加入新进党后，来自创价学会的600万张选票又成了新进党的基本“票田”，结果爆发了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攻坚战。事实上，利用宗教“票田”取胜并非新进党独擅，在政治家独自拥有的“后援会”远远不能满足选举需要时，几乎所有政党在利用与自己形成双向联系的不同教派团体，去影响、制约一部分选民。
另外，按照现行法律，公民在某地居住满3个月便享有在该地的投票权利。某些教团为此调整选票布局，事前仅仅移动“住民票”（户籍证明），就可在选举中派人到其他选区投票。这种“选举几何学”也是政客们谙熟的把戏。
第三，日本的宗教利益集团除根据需要选择支持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外，有时还亲自出马竞选。这一点同传统政治学理论中“非经济性利益集团不直接提出政纲、不推举候选人、不参加政党、政府”的概念迥然有别。创价学会之于公明党的母体关系早已尽人皆知，而50年代出现的“佛教民和党”、“佛教政治同盟”，1990年奥姆真理教罗织的“真理党”及其麻原彰晃的贿选丑闻，都说明了日本政教关系的特殊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具有控制信徒政治信仰的能力。在数以万计的宗教法人组织中，只有佛教日莲正宗系的创价学会（号称拥有信徒800万户）、灵友会（号称300万信徒）、立正佼成会（号称600万信徒，日本新兴宗教联盟的核心，下辖68个新兴宗教团体）、佛所护念会（号称180万信徒）、和神道系神道政治联盟（核心是神社本厅）、金光教（号称46万信徒），以及杂糅诸多教义的世界救世教（号称83万信徒）、生长之家（号称308万信徒）、天理教（号称170万信徒）、弁天宗（号称14万信徒）等新兴宗教堪称宗教利益集团。至于统摄传统佛教57个宗派102个教团的“全日本佛教会”，虽然也为自民党、新进党、社民党等提供选票，但终究不能像前述教团牢固地把握信徒的政治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宗教利益集团都是超大型组织，根据日本学者推算，除去虚张声势的水份，实际控制的选票总量为1200万张左右，[②]足见宗教利益集团的巨大政治能量。
三、以往各党派的宗教战略
鉴于宗教团体的巨大能量，日本各政党、朝野政治势力无一不在明里暗里建立同教团的联系。
早在60年代中期，针对创价学会扶植公明党迅速崛起的局面，佐藤荣作政权便将拉拢宗教组织提到自民党议事日程，着手在宗教界建立起以“政治性的大同团结”为目的的“宗教中心”。1977年7月，自民党在第11届参议院选举中成功地阻止了在野党的攻势，投票结果的分析表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存在大量“宗教票”。全国选区的22名自民党候选人中，有14人得到不同宗教团体的支持，11人当选。1977年底，自民党率先成立了由34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宗教政治研究会”，谋求来自宗教界的竞选赞助。1989年夏季，自民党总裁宇野宗佑在参议院选举前夕专门拜访了立正佼成会、妙智教团、生长之家等教团总部，希望给予协助。其后又在首相官邸设宴招待全日本佛教理事会、神社本厅、神道系政治联盟、佛所护念会干部及世界救世教教主，通过“恳谈”谋求支持。据事后分析，清水嘉代子、石井道子（二人得到灵友会支持）、前岛英三郎（崇教真光支持）、山冈贤次（新宗联支持）、成濑守重（世界救世教支持）、田村秀昭、柳川觉治（神社本厅支持）等7名自民党议员主要依靠来自宗教团体的选票当选。落选的自民党候选人扇千景、海江田鹤造也分别得到佛所护念会、崇教真光、世界救世教的支持。就连选举中因故放弃的日野仁彦也由于新宗联的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等80多个教团推荐，得到了300万人的后援。同年11月，刚刚就任首相的海部俊树匆忙赶到立正佼成会，亲自为会长庭野日敬祝寿，稍后又率领自民党干事长、全国组织委员长等主要干部同新宗联常任理事会干部联谊，其醉翁之意自然是在谋求对方在大选时给予支持。[③]
“宗教票”的巨大作用，也刺激了在野党纷纷采取相应对策。社会党设立了“宗教问题特别委员会”、“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1989年4月还专门成立了旨在加强同宗教界联系的“计划小组”，由山口鹤男书记长亲自领导。民社党也不甘落后，加紧对立正佼成会等教团的笼络，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得到新宗联强有力的支持。[④]公明党由于和创价学会的特殊关系，一直享有稳定的“票源”。日本共产党也转而采取灵活姿态，于1974年同创价学会缔结了为期10年的《创共协定》，双方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其独立性，创价学会不与共产主义为敌，共产党承认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保护信仰、布教的自由。后来《创共协定》并未导致创价学会对共产党的支持，因而被讥讽为“一纸空文”，但这一事件本身仍从客观上说明了教团对政党的重要性。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民政治兴趣下降，投票率一跌再跌，带有集团性质的“宗教票田”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创价学会以外的新兴宗教团体通常按需要分割选票，但分割后的数量仍十分可观，尤其当政治天平摇摆不定之时，来自教团的选票就更显得举足轻重了。
不过，政治、宗教相互利用毕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同“金权政治”中的钱权交易一样，属于“做得说不得”的水下活动。直至1993年夏季“1995年体制”崩溃为止，政治家们暗渡陈仓式的宗教参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太多非议。
四、当前政治攻防中的杀手锏
几十年来，日本的政治和宗教像一对孽缘夫妻在暗地里纠缠，由于公明党曾为势单力孤的在野党，所以其他党派对其也就不愿过份认真，以免被人揭开自己头上的疮疤。
1993年夏季，下野后的自民党由前运输大臣龟井静香组建起“反创价学会、公明党的有志议员会”，研究宪法中宗教政治分离问题。新进党结成后，朝野两大势力几近伯仲，自民党再也不能坐视对手把创价学会作为后援，组织自己的反创价学会联盟，断除新进党的宗教选票成了打击对手的杀手锏。于是，自民党通过裱孝太郎结成“四月会”，联络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神道政治同盟以求搞垮创价学会这个新进党的“票田”。
1995年春，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社会舆论哗然。自民党乘此机会提出修改《宗教法人法》试图通过政府对教团的监督、审核教团财政，削弱享有优惠税制的超大型教团。为了使创价学会声名狼藉，由参议院提案传唤池田大作，努力揭露政敌宗教参政的面目。
为此，自民党与新进党就宗教改法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绂一强调“宗教与议会制度奉行的民主主义不相容，民主主义基于相对的价值观，而非宗教的绝对的价值观”，力图斩断创价学会同新进党的联系。而新进党面对自民党咄咄逼人的进攻则一反常态，在小泽一郎率领下公开指责自民党“借助国家权力压制宗教”，声称“如果导入教团的申报制度，则有战前《维持治安法》那种统治、取缔一般宗教之嫌”。[⑤]表明了“坚决阻止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阴谋”的态度，甚至筑起人墙，包围参议院宗教法人特别委员会会场，把政治宗教的矛盾斗争暴露在世人面前。白热化的政治攻防使新进党和创价学会陷入被动，但自民党方面紧逼教团的策略引起负面效应，大部分教派担心改法后自身利益受到限制，结果“四月会”纠集的反创价学会大臣唱也不欢而散。与此同时，新进党抓住“住专”问题猛攻桥本政教，极力把国民对宗教参政的愤懑转移到自民党贪赃枉法方面。双方在国会围绕改法问题展开反复较量，结果经幕后交易，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于12月28日通过了《宗教法人法修正案》。
目前，这场政界的宗教战争表面上走向平息，不过政治动荡中的宗教潜流依然如故。新进党正在消除宗教争端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自民党还在酝酿更为严厉的《政教分离基本法》草案，以便釜底抽薪，在未来的大选中取得优势。可以说掌握宗教票田，仍旧是日本政治攻防中的杀手锏。
五、日本政治宗教关系前瞻
纵观日本政坛变化，新旧保守势力的角逐将愈演愈烈。政界的宗教争端也难免投射到宗教利益集团，牵动宗教界的分化组合，形成教团分别支持新旧保守势力的混战局面。
首先，从理论上讲，政治作为调整不同阶级、集团利益的手段不能不同宗教这种特殊意识形态发生关联，政教分离本身就是用政治手段处理政教关系的产物。日本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直接牵涉宗教事务。例如，政治家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社本厅同广大宗教界人士的对抗行动。后一类貌似宗教纷争的对立，已经越出了教义理念的分歧，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政治斗争。换言之，只要宗教利益集团存在，政治同宗教的瓜葛就不可能彻底断除，两者互相利用、渗透乃是日本特定的政治结构中药石难济的沉疴。
其次，宗教伦理与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包含政治道德在内的社会道德，间接左右着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烙有宗教的深刻印记，就连政治家本人也不能免俗。譬如，每当选举过后，当选的总理以及议员会无一例外地到神社、寺院为祈求胜利而购置的菩提达摩偶像点睛还愿。我们观察不同年龄层次的政治家，已经退居幕后仍笃信宗教的老牌政客（如定期到全生庵坐禅的中曾根康弘）不胜枚举，得到教团援助的壮年党魁（如曾依靠灵友会支持问鼎参议院议员的前首相细川护熙）大有人在。即使是年轻一代政治家，也往往怀有浓厚的宗教感情，渴望得到来自教团或准宗教团体的支持。
如果从选举角度分析，对新进党来讲，能够提供半数以上的选票的创价学会（去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新进党所获1250万张选票中，有650万张来自创价学会）已是不可缺少的支柱。所以尽管小泽一郎的政治理想与池田大作的“王佛冥合的公明政治”相去甚远，党内对创价学会的政治主张时有非议，但小泽坚持“在选举中获胜是高于一切的优先课题”，为此“只能求同存异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新进党议员船田元语）。同时，新进党也会努力争取来自“全日佛”、“新宗联”的散票，以战胜对手。
自民党方面，“四月会”募集选票失利后，必然要加紧笼络反创价学会的其他宗教利益集团。不过用修改《宗教法人法》或酝酿起草《政教分离基本法》去限制创价学会进而打击新进党的做法，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立正佼成会等新兴宗教大多反对把制裁奥姆真理教扩大为对宗教界整体的审查监督，他们担心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如何一面削弱和分化政敌，一面争取宗教界的支持，恐怕是自民党面临的宗教战略课题。
最近，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中广务在公开演讲中放出空气：“创价学会要脱离政治吗？那么恢复公明党是一条明智的道路。”自民党其他干部也私下向学会干部暗示，如果创价学会以比例制选区为中心支持原公明党，并在小选区支持自民党的话，就能恢复同自民党的良好关系。[⑥]与此同时，创价学会在选举策略上也开始显示出某种灵活性，提出“小选区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策略”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当然，这些微妙变化还不足以改变宗教利益集团同政党关系的基本格局，但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至于像神道政治联盟、灵友会等历来为旧保守势力撑腰的教团，还会一如既往地将选票投向自民党方面。
总之，政治上的风谲云诡必然牵动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而教团作为现行政治结构中特殊的利益集团也将随之调整战略，采取或是维护、支持，或是反对、敌视的不同策略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不难想见，在未来的岁月里，宗教同政治相互利用与渗透依然是日本政治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注释：
①〔日〕末川博：《六法全书》，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55～84页。
②此数字根据宗教政治研究会编：《神佛与选举战》（德间书店1990年版）各章节选票数据统计而成。
③〔日〕神田利夫：《宗教和历史的进步》，新日本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209页。
④〔日〕山本青义：《现代日本的宗教》，新泉社1991年版，第90、95页。
⑤〔日〕久保之：《宗教与政治——围绕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权利斗争力学》，《正论》1995年第12期，第58～65页。
⑥〔日〕《朝日新闻》连载未署名文章《创价学会与选举——在政治和宗教之间》，1996年7月3～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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