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
芮赵凯
倭寇问题几乎伴明一朝，浙江地区因地理位置冲要、经济条件优越而在倭寇肆虐时罹患最重。明代沿海诸省的海防布置，也因此以浙江地区为重。海防因倭寇而设，随着倭寇入犯的形势而不断改变。明代浙江地区倭寇的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而言形成三次入犯高峰。第一次发生在洪武朝，元末割据东南的军阀张士诚、方国珍余孽遁海，勾结倭寇入犯。第二次发生在英宗朝，正统七年(1442)五月，倭寇二千余人入犯大嵩、爵溪所城等处，杀掳甚重。第三次发生在嘉靖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倭寇台州府黄岩县为标志，历时十余年的“大倭寇”事件。明代浙江海防发展中经历的三次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与上述三次入犯高峰密切相关。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因与日本南、北二朝交涉皆陷入困境，故而转向消极外交，积极防御。随后，信国公汤和于洪武十七年(1384)巡视浙江海防，在浙江沿海建置卫所、水寨及巡检司，为浙江海防建立基本格局；正统七年六月，户部侍郎焦宏巡视浙江沿海，整饬了渐趋堕坏的浙江海防，并推动了浙江海防职官分区防御的发端；嘉靖三十一年开始的历时十余年的系列建设，在根本上改变了浙江海防的结构，客兵与募兵代替卫所成为御倭主力，海防文武两套系统建置完备，文武职官各领防区，系统严密。既往的浙江海防研究成果中，要么是通论明代海防史对浙江一省有所涉及，要么是针对浙江海防的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尚未有针对明代浙江海防的系统性研究著述。有鉴于此，宋烜的《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一书将研究视角专注于明代浙江海防问题，系统阐述了浙江海防在有明一代的演变史实。
《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一书将明代浙江海防分为早期、中期(嘉靖朝以前)、后期(嘉靖朝及以后)三个时段进行叙述。分别叙述各时期面临的倭寇入犯形势及浙江海防在设施、兵力、职官等方面的布置问题。此外，文章还针对重要御倭战役、明人有关海防事务的见解、明代倭寇认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除结语外，共分六章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章讨论明代早期的浙江海防。作者在回顾倭患的缘起及在对洪武、永乐朝倭犯情况进行简述的基础上，详述明太祖在对日外交失败后命令信国公汤和在浙江开展的海防建设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在浙江沿海建设海防卫所及巡检司。在研究海防卫所时，作者在对比《筹海图编》及嘉靖《浙江通志》中所列关于浙江内地卫所及沿海卫所名录后，针对两者记载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广泛查阅浙江地区各版本府、县方志，考证出明代浙江沿海卫所的最终名单与建立时间。在研究沿海巡检司时，作者发现《筹海图编》所载沿海巡检司名录与相关方志记载存在出入，于是同样考证出浙江沿海巡检司名录、创建时间及其所属府县。作者认为，沿海卫所作为主要防御力量，承担出海巡倭、对倭作战的任务，而沿海巡检司作为卫所防御的补充，主要承担缉捕往来可疑之人，维护治安的任务。
第二章讨论明代中期(嘉靖朝以前)的浙江海防。作者在梳理洪熙至正德年间的倭犯及日本朝贡贸易史实的基础上，着重就英宗朝户部侍郎焦宏巡视浙江海防经过进行考证。焦宏整饬浙江海防包含以下几方面措施：首先，针对沿海卫所间遇倭犯而相互推诿的情况，焦宏以昌国卫为界，将浙江沿海卫所划分为南北两个分区，分别委任职官统领，总督备倭都司驻札昌国卫居中调度；其次，针对沿海卫所城多为土城，容易颓坏的情况，焦宏推动将沿海卫所城改进为石砌城墙。最后，在卫所军月粮支取及备倭军船修造的材料募集等事项上，焦宏皆作出了有利于军民的改革。作者认为，焦宏整饬浙江海防，“使得浙江海防形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保证了此后数十年沿海形势的平稳”(第106页)。此外，作者在本章还就嘉靖朝前所设海防职官进行梳理，其中包括临时派遣型的巡视重臣、督巡海道参政、巡海御史三文职以及定设型的总督备倭一武职。
第三章讨论明代后期(嘉靖朝及以后)的浙江海防。本章围绕这一时段内浙江地区海防设施、兵力配备、海防职官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海防设施及兵力配备问题的讨论上，作者首先梳理了嘉靖朝“大倭寇”爆发后的倭犯史实，对浙江海防面临的卫所军缺伍，卫所屯田被势豪侵占困境进行分析。随后，作者在综合《筹海图编》及相关方志记载的基础上，考证出浙江地区沿海卫所下辖寨、关、台、烽堠名录。最后，作者对浙江地区沿海巡哨制度及营兵制在“大倭寇”以后逐渐走向成熟进行了叙述。在海防职官问题的讨论上：作者对嘉靖朝前设立的巡海副使、备倭把总二职以及“大倭寇”期间出现的浙江督抚、兵备道、浙江总兵、分守参将等职官的设立时间及历任官员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讨论重要御倭战役。作者就嘉靖年间明朝在御倭战争中取得较大战果的战役进行分析，这些战役包括双屿之捷、王江泾之捷、平望之捷、后梅之捷、清风岭之捷、仙居之捷、乍浦之捷、剿灭徐海、龛山之捷、金塘之捷、擒获汪直、舟山之捷、台州大捷。作者就以上战役的发生时间、经过、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皇上还是皇子时，无意中救了老砍头母亲的命，老砍头母亲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头，说，别人的话你可以不听，但皇子的话，一定要听，他就是要你的命，你也要给他。老砍头是孝子，答应了。
首先，在论述这一时期海防士兵时，作者已经关注到此时卫所士兵缺伍的现状，却未就明廷采取的征调士兵措施展开分析。事实上，明廷在面临卫所军缺伍的情况下，采取调客兵、训练乡兵、募兵三项措施广泛征调御倭士兵，而此三项措施在御倭战争的前后期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式中：β为形状参数，η为尺度参数。当β>1时，故障率递增，设备处于老化耗损期，满足本模型的假设要求;当β=2时，故障率可简化为瑞利分布；β=3～4时，故障率近似为正态分布。η影响分布函数的离散度，η增加时，相同时间点的可靠度增大[10]。
当然，《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一书同样存在着缺陷。嘉靖朝是浙江海防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段，然而该书在论述这一重大变化时却留有较多遗憾。
《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一书的突出贡献有五个方面：其一，作为首部明代浙江地区海防研究的专著，作者对浙江海防的考察时间跨度长，自明初到明末皆在其考察范围内，这样能够便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浙江海防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其二，作者在详细检阅官方史料、明人著述以及浙江地区各个版本地方志史料的基础上，考证出浙江地区沿海卫所、巡检司及卫所所属之寨、关、台、烽堠的具体名录、设置时间及兵力配置等信息，并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在厘清以上海防设施布置真相的基础上，还便于读者直观把握浙江地区的海防设施及兵力配备；其三，作者对嘉靖朝以前浙江地区所设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三个海防职官的考证梳理是学界首次对上述职官的专门研究，对厘清上述职官的设置时间、职官流变、官员流转等作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亦见宋烜：《明代浙江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设置考》，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其四，明人关于海防事务的议论散落在奏疏、文集当中，以往的研究多零星摘取用以引证，而该书首次专就明人议论进行研究。作者在广泛搜集诸如朱纨、王忬、张时彻、胡宗宪、郑晓、赵炳然等亲历“大倭寇”的明人所作海防议论的基础上，按若干线索进行梳理，将明人有关海防的议论脉络明晰、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五，学界关于嘉靖朝“大倭寇”时期倭寇组成成分这一问题向来有争议，作者针对引证最为广泛的“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一句所在原文进行释读，分析此条记载产生背景，指出此记载存在过度渲染的嫌疑。与此同时，作者广泛搜集明人关于这一时期倭寇组成成分的记述，经细致解读后，指出“嘉靖倭寇的主体还是以倭人为主”，虽然“在某一时间段或某一个倭寇团体中，参与的‘中国叛逆’人数要多于倭人的人数”，但是“倭寇造成的祸患、倭寇掠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某些阶段国人参与人数的多寡也并不能改变倭寇寇边的本质”(第357页)。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将同样有利于推动学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倭寇性质这一问题的讨论进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使用的教材是经过多年考验与历史检验的，其选取的文章都充分表现了写作领域的最高水平，都是思想文笔俱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着古人追求的良好美德，更有着对现今社会新型文化的描述。在学习高中语文必修三时，由于文言文、古诗词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教师忽略对第一单元古典文学与第四单元现代文学的讲解，这是极其不明确的表现。在学习《老人与海》《宇宙的边疆》等一系列课文时，教师应当积极鼓励学生对这几篇富含人生哲理的经典佳作进行阅读，让学生通过阅读，充实自身的写作资源库，加深语言方面、表达技巧、文章主旨上的理解。
第六章讨论倭寇问题。作者首先按照倭寇入犯形势，以洪武朝、永乐朝、英宗朝、嘉靖朝为节点，将明代倭寇分为早期、中期、晚期。随后，作者就倭寇的组成人员、倭寇类别、倭寇祸害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
第五章讨论明人有关海防事务的见解。作者广泛查阅明人奏疏、文集，从中提取明人有关海防事务的议论，按照倭寇爆发的原因，杜绝倭患的办法，加强沿海防卫的措施，训练乡兵、加强出海巡哨的建议，以及对海禁政策的取舍等线索分别梳理。
其次，在论述这一时期海防职官时，作者虽对此时创设的文武职官皆有叙述，但是梳理考证过程有较大缺陷。在叙述浙江督抚及总兵官时，作者将浙江总督及浙江巡抚看作一职，将浙直总兵官与浙直副总兵官看作一职，采取列举曾任官员并简述事迹的方法进行叙述。这一叙述方式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浙江总督与浙江巡抚二职根本不是同一职务，浙直总兵官与浙直副总兵官根本不是同一职官的正副职位，皆为单独设立，各有官员流转的独立职官，将之视作一职于事实严重不符；其二，在叙述浙江总督与浙江巡抚曾任官员时仅列举朱纨、王忬、李天宠、胡宗宪、阮鹗、张经、周珫、杨宜七人；在叙述浙直总兵官与浙直副总兵官曾任官员时仅列举刘远、俞大猷、卢镗、戚继光、刘显、汤克宽六人，于上述职官的历任官员而言皆有疏漏；其三，单一就曾任职官个人事迹进行说明，难以厘清该职官在这一时期的流变，无法还原历任官员履职与去职的线索，因而对职官演变的整体性把握缺失。在论述兵备道及参将时，作者对浙江地区所设兵备道及参将均作笼统简述。这一叙述方式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四兵备道及四参将分别独立设置，各有官员流转，且职掌变化脉络清晰，仅作一笼统介绍，无法把握各兵备道及各参将的设置由来、职掌演变、历任官员的细节；其二，相关史料梳理存在疏漏及讹误，历任官员有疏漏乃至错列。
再次，作者虽在结语处提到了政治晦暗导致海防不靖这一问题，但是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学者陈贤波在论述广东海防的变革时曾言：“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复杂性不仅仅由于其发生的时间段是明代中后期广东社会的关键转型期，还明显表现为多方政治势力在经略倭夷海寇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更多地注意不同立场、动机的历史人物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互相纠葛，更有助于进一步呈现海防制度运作的实态。”(《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这种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在讨论这一时期浙江海防建设时同样无法避免，相较于陈氏所述广东地区出现的问题而言，浙江地区的海防建设因政治纷争而增添了颇为浓烈的血腥味。这一系列围绕浙江海防展开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丰富地体现在御倭官员任免、御倭政策实施上，理应有更为细致生动的剖析及梳理。
此后田铭就经常和范青青争论这个事。田铭说失个恋就那样发神经，不知道范青青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范青青就说田铭站着说话不腰疼，没谈过恋爱的人怎么会知道失恋的痛苦。
最后，在叙述这一时期的海防时，浙江地区府、县的城池修筑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中国古代城池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军事防御功能。嘉靖朝“大倭寇”对浙江地方社会的影响颇深，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因倭寇肆虐，浙江地区诸府、县城展开的城池修筑行动。据笔者统计，浙江地区据有城池的61县中，共有56县城池筑造于元末至嘉靖朝。其中，元末至嘉靖三十一年间新筑城池37座，占比60.7%。嘉靖“大倭寇”期间新筑城池19座，占比31.1%，修缮旧有城池25座，占比41%，新筑及修缮总数达到44座，占比达72.1%。可以说，嘉靖“大倭寇”时期开展的“因倭筑城”活动，是有明一朝浙江地区筑城活动的绝对高峰。那么，与之相关的筑城领导力量、经费及人力来源、社会反响等问题则皆成为颇具探究价值的学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该书却并未关注到这一课题。总而言之，《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一书为浙江海防的研究作了极为有益的尝试，该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值得学界在未来作进一步探索。正如作者在结语处所言：“希望借此引起更多学者对此课题的关注，由此推动对明代海防这一段历史的深入探究。”(第368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395页)
作者芮赵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标签：浙江论文; 海防论文; 明代论文; 阶段性特征论文; 地理位置论文; 经济条件论文; 倭寇论文; 宋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