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地域论文,家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文化的发展总要受到时空因素的限制，人们总是在自己特有的地域空间中孕育创造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地域空间制约着人类活动和文化创造的趋向，形成了带有一定差异性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艺术品味和文学表现等。当然，与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等现实感较强的因素相比，文学表现中的地域性意识要晚起很多。具体到中国文学，虽然先唐时期人们已经普遍重视郡望，但郡望多是用来标榜门第显赫或身份高贵，将籍贯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意识还很淡薄。唐代的“吴中四士”虽然表现出以地域命名文人集团的倾向，但毕竟罕见，而且“吴中四士”之称首见成于北宋的《新唐书》。
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中的地域意识，可以说是到宋代才普遍自觉而加强的。因为从宋代开始，一些党派、学术流派、文学流派，开始被时人有意识地冠以地域之名——如蜀党、洛党、朔党等等，反映出政治党争中的地域意识；又如关学、洛学、闽学、婺学、湖湘之学、浙东功利之学等等，反映出学术流派极强的地域意识；而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等等，则反映出文学流派的地域意识。在此普遍且自觉的地域意识基础上，两宋无论是文学家族的地域分布，还是家族文学的基本面貌，自然会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探讨这种地域文化与宋代家族文学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和把握宋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两宋文学家族的南北差异及其成因
两宋文学家族的地域分布，有着与唐代颇不相同的特点。唐代文学家族，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域的总体数量，明显超过了江南地域①，特别是诗歌，“唐代著名诗人几乎有一半出自河南，尤以洛阳、南阳两地最为集中”②。而在宋代，南方的文学家族数量却明显多于北方——不仅仅由于南宋疆域的缘故，因为在北宋时期，这种局面已经形成。仍以诗歌为例，在北宋有占籍可考的2913名诗人中③，人数位居前十名的分别是福建(507人)、浙江(470人)、江苏(319人)、江西(315人)、河南(302人)、四川(252人)、山东(151人)、安徽(142人)、河北(122人)、湖南(65人)。南方竟十据其七，占了北宋有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约71％。北宋山西、陕西诗人数分别为57人和55人，都被挤出了前十名，这显然和唐代大相径庭。
文学家族数量与文学创作者数量往往成正比。就北宋而言，北方以文学著称的家族就比南方少得多。北方家族如河北路相州韩氏(韩琦等)、真定韩氏(韩亿、韩维、韩缜、韩绛等)、青州王氏(王曾等)、三槐王氏(王祜、王旦、王素、王巩、王伦等)，京东路东莱吕氏(吕夷简、吕公著、吕公弼等)等，主要以产生了宰相或名臣闻世；还有洛阳程氏(程颐、程颢)、邵氏(邵雍、邵伯温、邵博等)，陕西路蓝田吕氏(吕大防、吕大钧等)，重视的是道德性命探讨，他们主要以学术思想而著称。而南方家族如眉山苏氏、临川王氏、清江孔氏等虽亦不乏政功与学术，却更以文学优长驰名四方。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记录的“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多为北方家族，如东莱吕氏、真定韩氏、河内向氏、青州王氏等；“本朝”以来父子或兄弟“居禁林者”，多为南方家族，如眉山苏氏(苏轼、苏辙)、临江刘氏(刘敞、刘攽)、安州宋氏(宋庠、宋祁)等等。“宰执”需要政治、军事、经济才能突出，而“禁林”则更需要突出的文学才能。这一点很能说明北方与南方在人才问题上的观念差异。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如自然地理环境，就会以微妙的方式烙印出不同的地域个性。孟德斯鸠曾谈到：南方的炎热使人的毛细血管扩张，从而感受性极端敏锐；北方的寒冷使人皮肤及神经收缩，人对外界的感受性相对迟钝。由生理影响到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到人的性格，逐渐积淀为相对稳定的社会心态。④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南北风俗的不同，《中庸》曾引孔子的话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已将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联系起来。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更论及南北文风之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因此到了宋代的黄公度，才有了“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之俗，从古则然”⑤的感怀。
再如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影响。自东汉以后，江南的经济开发及其文学的发展逐渐提速，到了唐代，经济重心更加南移。这些都为宋代文学家族在南方的勃兴准备了物质条件。而文学史的发展也显示出南强北弱的态势，北方虽然在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显示出质朴刚健、重道轻文的特质，并在唐代大融合后一度繁荣，关中地区更因有首都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而骤然成为文化中心，但随着唐朝的覆亡，唐代最为兴盛的关中地区骤然衰落，在宋代几乎没有出现过知名的文学家族。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文学已大幅度滞后于南方，随后而来的北宋北方文学虽挟有政治之利，却无法与南方抗衡。
不仅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学传统发挥着多重影响，北宋的诸多时事、政策也与地域文学息息相关。如宋与辽、西夏的历次战争，对陕西、河北等区域的文学环境就造成了较大破坏，使它们很难成为滋养文学家族的温床。再如北宋的“五路法”，也变相加大了南北文学的差距。宋代沿袭唐代采用科举取士，但科考很大程度上是对士子文学才能的考核：“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⑥即使是不试诗赋而试经术也是如此：“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⑦北方五路(京东、京西、陕西、河东、河北)士子在进士科考中，根本无法与南方士子竞争，以至于朝廷要实行特殊考试政策——“五路法”，才可以让北方更多士子及第。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简述了北人这一窘状：“国初每岁放牓，取士极少……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考试是调节人才、改革学风的重要杠杆，“五路法”表面上看是照顾了北方士子，但也使北方士子丧失了向南方文学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反而加大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文学家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难以与南方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北宋时期文学家族的活动中心仍在北方。这主要是因为首都汴京的作用。汴京像唐代的长安一样，以其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吸纳了南北各地士人。南北各种实力雄厚的家族为了更好的发展，迁徙到汴京及其附近，充足的人文资源，促进了汴京乃至整个京畿地区文学的骤然繁荣。譬如南方阆州陈氏(陈尧佐等)迁居新郑、盐泉苏氏(苏舜钦等)迁居汴京、华阳王氏(王珪等)迁居汴京、眉山苏氏迁居颍州，北方桐木韩氏(韩亿)由真定迁雍丘、三槐王氏(王旦)由大名莘县迁汴京。南北各地的不同家族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地域风格，这些地域风格在汴京及其周边地区得以展现，并且互相交融，促进了汴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文学)的繁荣，形成北方文学的一个亮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方的家族风气与文学风格。河洛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不同地域迁徙而来的家族文化各个层面。到了南宋，政治中心长期游移不定，临安作为首都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难及汴京，文学家族的分布和活动遂呈现出多域性特色⑧，宋代文学中的地域性特征遂愈加分明。
文学家族的区域分布及赣、闽的异军突起
文学家族在北方的分布，北方五路中，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文学家族较多一点(北方的中部东部)，而河东路、陕西路文学家族极少。这自然因为京西路有着开封、洛阳两大政治和文化中心，京东路既与东西二京有地缘上的优势，又有齐鲁儒风的长期濡染。而河东路、陕西路地处边防，战备之区，难以文显。河北路情况特殊一些，虽处边防，战事却较陕西路为少，且有黄河穿行，交通便利，出现过赵普、曹彬、潘美、王旦、宋绶、韩琦等一大批将相名臣，但其中以政功著称者众，以文学贵显者罕。就北宋而言，北方人材整体上并不逊于南方甚至还占有优势⑨，如果仅就文学人才和文学家族而言，它的中心明显偏南。
两宋时期，南方各个地域的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因而文学家族的分布也不均匀。文化发达、文风昌盛的地域，出现的文学家族较多，而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域则相对较少。南方的文学家族主要出现在闽蜀江浙地区，而荆襄湖湘岭南黔中两广等地区较少。
荆襄湖湘黔中两广在唐代就是相对落后的文化区域，到了宋代并无大的发展。荆襄比湖湘稍好一些，北宋还出现了安州宋氏(宋庠、宋祁)这样的文学家族，但是此后不闻继声。湖湘则与岭南、海南、黔中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虽然湖湘岭南地区在宋室南渡后，北方士人多有迁徙来此，其文化生态有了相当改观，但是文化尤其是文学世家的积累显然需要更长时间，因此这些地域也较少出现著名的文学家族。两宋的海南、黔中地区则一直处于文化落后地域的最低层次，文学家族更是寂焉无闻。
闽蜀江浙是两宋文化最为发达地区，也是文风最盛的地区。嘉祐年间，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范纯仁《上神宗乞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⑩这不仅在举业上占尽优势，而且也奠定了文学家族大量出现的基础。
两浙东西路以及靠近两浙的淮南东路，在唐代就是文化以及文学发达区域。入宋以来，随着江南的持续开发，东南地区在科举、政治、文化方面都保持着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文学家族也不断出现。如苏州范氏(范仲淹、范纯仁)、苏州丁氏(丁谓等)、吴兴沈氏(沈括、沈遘、沈辽、沈晦)、富阳谢氏(谢绛、谢景初、谢景温)、衢州赵氏(赵湘、赵抃)、钱塘周氏(周邠、周邦彦)、高邮秦氏(秦观、秦觏、秦觌)等都比较著名。南宋时期临安成为首都后，文风更炽，山阴陆氏(陆佃、陆宰、陆游)因为陆游的出现而更为著名。又出现了鄞县楼氏(楼钥等)、金华五高(杜旟、杜旃、杜斿、杜旞、杜旝)、余杭二赵(赵汝谈、赵汝谠)、天台黄岩戴氏(戴复古及从孙戴昺)、明州史氏(史弥远、史浩、史嵩之等)等家族。宋代两浙地区文学家族在整个南方地域中显得最为稳健，整体发展也最为均衡。
两浙之外，北宋时期文学家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四川，当时川峡四路的东部两路(以成都府路为主)不少父子兄弟显扬一时，凸现出四川学术文化长期积累而成的优势。除了名动天下的眉山苏氏，盐泉苏氏(苏耆、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华阳王氏(王珪、王琪)、华阳范氏(范镇、范祖禹)、阆州陈氏(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等也都名震遐迩。到了南宋，四川的史学理学发展虽然超过文学，但是眉山苏氏的影响尚存，即便是史学、理学家族也都讲求文采，能将洛学、蜀学融会贯通。如绵竹张氏(张浚、张栻)、丹棱李氏、井研李氏、蒲江魏高氏(魏了翁等)、仁寿虞氏、井研牟氏和巴川阳氏等。
南方文学家族的分布，最令人注目的是北宋时期江西的崛起。江南西道在唐代尚属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域之一，诗人的数量远远落后于江南东道。但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江西作为长江以南的交通枢纽得到发展的良机，士人移民家族增多，五代十国的南唐又保持了社会数十年的相对安定，文学生态环境良好，有人据《全唐诗》(含今人辑补的《外编》)作过粗略统计，江西诗人初唐时数量为零，盛唐时仅得五人，中唐时亦只八人，而至晚唐五代却急剧上升至四十二人，仅次于浙江名列第二。(11)正因为这一切，宋代江西文化才能异军突起，文学家族才能得以群体性爆发，成为北宋时期文学文化最为突出的现象。庐陵欧阳修《送吴生南归》云：“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12)的确，江西的“材贤”在宋代可谓众多：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主力军中就有几个文学家族如豫章黄氏(黄庭坚等)、南昌洪氏(洪朋、洪羽、洪刍、洪炎等)、临川二谢(谢逸、谢薖)等。此外北宋还有临江刘氏(刘敞、刘攽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等)、南丰曾氏(曾致尧、曾易占、曾巩、曾布、曾肇、曾纡、曾惇)、临川二晏、清江三孔等家族在文学上都颇有建树且声名远播。北宋诗歌、词与古文骈文等文学形式的发展，都与江西的文人与文学家族密不可分。宋代再没有其他哪个地区，出现了如此众多而且著名的文学家族。南渡时期，江西受到严重创伤，但是仍出现了鄱阳洪氏(洪皓、洪适、洪遵、洪迈)、赣州曾氏(曾准、曾开、曾几)、临川曾氏(曾滂、曾极)、吉州杨氏(杨万里、杨长孺)等文学家族。
闽中的文学发达以及文学家族兴盛，是两宋时期江西之外的又一亮点。福建在唐代还是属于与岭南、黔中差不多的最为落后的文化区域，其文化底蕴更不如江西，但是在两宋时期福建文学却迅猛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由于靠近江浙京畿之地，其文化文学甚至超过了江浙以外的其他区域。福建的经济、文化在五代王审知建闽时开始迅速发展。同时避乱入闽的，还有大批移民，其中不乏文学之士。如《全唐诗》卷七六三《王延彬》小传载：“时中原人士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皆避乱入闽。”他们为福建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至宋代时全面开花结果。北宋时期就有不少福建文学家族成员到北方汴京做官生活创作，如浦城杨氏(杨徽之、杨亿、杨伟)、仙游蔡氏(蔡襄、蔡高、蔡传、蔡伸、蔡佃等)、仙游蔡氏(蔡京、蔡卞、蔡攸、蔡絛、蔡翛等)以及浦城黄氏(黄子思、黄几道、黄师是等)、浦城章氏(章衡、章望之、章得象、章惇、章楶等)、崇安刘氏(刘
、刘韫、刘子羽、刘子翚、刘子翼)、崇安柳氏(柳永、柳三复、柳三接)等。南宋福建文学家族更为兴盛，如莆田刘氏(刘夙、刘朔、刘弥正、刘弥邵、刘克庄、刘克逊、刘克永)、莆田方氏(方大琮、方澄孙、方演孙)、福清林氏(林希逸、林泳)、邵武严氏(严羽、严参、严仁、严粲)、延平冯氏(冯取洽、冯伟寿等)等等。有些家族不像北宋那样著名，但南宋福建文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成员及其创作的影响
家乡地域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习惯追求、历史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教育等等，是家族成员成长的重要自然与人文环境因素，是造就一个家族性情文化的最基本条件。即使是对于迁徙的家族而言，家族成员的性格性情、知识结构，一般在他们成年及第或为官离乡之前就已经形成。因此，地域文化对家族成员最基本的性情文化因素，虽然不是全然决定性的塑造，但也会是最基本的培养，并在其内心深处留下最为深层的印象，使其成人后的文化文学活动都带有故乡文化的烙印。此后无论怎样迁徙，其性格性情、知识结构都不会完全改变或被遗忘，这是文学家族在离开故乡还能保持家族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最重要原因。
虽然家族的迁徙最终可能会使文学家族的地方代表性逐渐丧失，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文化水平较高、地域观念较强的家族，常常会在共性化的过程中突出自身的地域特色，在迁徙地增强原初地域的影响力。譬如眉山苏氏、临川王氏等就是如此。而且最初离开故乡的家族成员，常常因为念旧以及对故乡的情谊，往往会将其知识结构以及故乡情结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不忘故乡，这样就会使得家乡地域文化得以延续几代人。宋末元初迁徙他乡的蜀人虞集，在他的《道园学古录》卷五《送赵茂元序》中也详细地描述了其家族在他乡为保持故乡教育方式和内容、保持故乡地域风俗文化所做的努力。因此，文学家族的地域特色，有时会因为迁徙的频繁而受到家族成员的有意维护，反而得到一定的保持甚至夸大。
另外，迁徙的家族会因为同乡之谊而联系紧密，他们常常通过联姻或互相提携等方式在异地保持一些原初地域特色，这也增添了家族文学的地域色彩。如曾几，是两宋之交著名文学家，其舅氏乃著名的清江三孔。曾几幼年即被孔武仲叹誉为“神童”，“未冠，从兄官郓州，补试州学，为第一。教授孙勰亦赣人，异时读诸生程试，意不满，辄曰：‘吾江西人属文不尔。’诸生初未谕，及是持公所试文矜语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13)其实孙勰为文高古，与山东文风相近。孙勰对曾几的赞誉，免不了几分自矜家乡文学的借题发挥和对乡邦贤子弟的喜爱推挽之情。在文学家族的迁徙流播过程中，原初地的地域文化与迁徙地的文化往往有意无意的结合，又会扩大家族成员的文化视野，促进家族文学焕发异彩，因此往往迁徙的家族文学成就高于久居一地家族。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划分文学家族的地域，最初几代以其籍贯为主，后来几代则以迁徙居住地为准，并由此来论述各地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的滋养。
宋代北方五路常被视为一体，如苏轼《上神宗论河北京东盗贼》云：“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这可能因为北方五路文化大体而言是共性大于个性。《宋代地域文化·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简略概括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是：质直忠厚、劲勇强悍、勤劳节俭。事实上，早期西都洛阳及其所在的京西路与当时京东路的风气并不相同，梅尧臣回忆他天圣末明道初在洛阳的浪漫生活时云：“山东腐儒漫侧目，洛下才子争归趋。”(14)叙写出当时洛阳文风颇盛，诗人浪漫，才子争趋，与山东儒学兴盛而颇为迂腐的风气有较大差异。山东一带(京东路)的风气在北宋似乎一直比较迂腐乃至粗俗，苏轼曾嘲讽地称之为“京东学究”(《东坡志林》卷一)。而洛阳及京西一带在北宋早期仍保留汉唐遗风，但是到了二程活跃的时期，洛阳的风气就与山东有些接近了——虽然不像京东那样迂腐或粗俗，但二程等人代表的理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唐河洛文化的洒脱奔放，使得此后河洛文化一变而为严肃沉静，缩小了与京东路的差距，京东西路风气趋于一致。北宋党争中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偏见，蜀、洛、朔党争地域色彩就比较明显，而朔与洛地域紧密，风气比较相近，相对于蜀党的文采风流与活泼洒脱，洛朔文化就更显得沉重肃穆，“河朔之俗，不知嬉游”。(15)陕西、河东两路在肃穆沉静上比北方三路更有甚者，这种文化性格不太适宜文学家族生长，因此五路的文学家族相对南方而言较少，而且没有产生特别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也大多打上了这种地域文化的印痕——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深沉有余而文采不及。
《宋代地域文化·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简略概括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是：灵巧轻扬、柔弱、奢侈、好讼、趋利重商。此外作者还特别指出了“南方风俗的非礼法性特点”。相对于北方五路而言，宋代南方文化的次地域性比较明显，尤其是江西、四川、福建、两浙等地，其地域文化性格颇不相同，塑造出的家族与文学品格也有很多差别。
江南东西路，其风俗文化颇为相近，《隋书·地理志》所谓“豫章之俗，颇同吴中。……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特别是江南西路以及靠近西路的饶州、信州、江州(宋属江南东路)等风俗最为接近，其共同特点首先是好文好学之风领先北宋各地。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云：“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朱熹云：“江西之俗，右文词而左学行。”(16)在这种好文好学之风气习俗滋养下，文学家族自然兴盛。其次在南方普遍“好讼”的习俗中，江西最为出名：“江西之俗，健而喜讼，号为珥笔之民。”(17)甚至有民谣云“筠袁赣吉，脑后插笔”(18)，凸现出江西四州的“好讼”程度。“好讼”虽然有不少弊端(19)，但是也培养了江西人普遍的法度(法律)意识、理性思辨能力、能言善辩的语言功力、鲜明独立的个性以及对个人思考见识的自信与坚持，江西的文学家族如临川王氏、豫章黄氏、南丰曾氏等都出现了具有这些特点的人物，这些特色都呈现在不少江西文学家族成员的诗文中。另外，江西“民秀而能文，刚而不屈”⒇的集体性格，也塑造出了江西家族与文学一些共同性格：王安石文章的斩钉截铁与犀利决绝，黄庭坚以及豫章诸洪、还有其他江西诗派派中人的筋骨思理与苦硬雅健，都能体现这样的地域文化性格。江西诗文与江西地域性格如此联系紧密，以至于后人有云“江西诗派江西人，从来少肉多骨筋”(21)。当然，江西文化还有更为复杂的内涵，但是这三个方面无疑对家族与文学影响最为突出。
两浙东西路以及邻近两浙的淮南东路(今江苏、浙江一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性柔慧”以及“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宋史·地理志》)，可谓南方“灵巧轻扬、柔弱”、“趋利重商”风俗文化的代表。共同的“柔慧”使两浙家族与文学总体上显得“灵巧轻扬”，也使得两浙文学具有更多的阴柔特色，如丁谓、四灵、江湖诗派中两浙诗人的诗歌。江浙人的“趋利重商”使得事功学派(或功利学派)出现于浙东(两浙东路)，这种风俗文化与文学的非功利性似乎有很大的矛盾冲突，但是两浙文学家族成员以及其他文人却常常能将二者轻而易举地分离，使得文学与功利自成体系，互不干涉。当两浙文人将功利(事功)与文学结合时，他们的文学就会改变清轻，而显得稍微凝重一些，但仍会保存两浙特有的流丽，譬如陆游的诗歌，还有陈亮的文章。在宋代地域文学中，两浙文学无疑是最具文采且柔媚的。南宋临安成为政治中心后，两浙成为引导文化风气的所在，其阴柔的文风更加鲜明。
川峡四路中，成都府路文化无疑是最发达的，宋高宗曾云：“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22)宋代文学家族在此路数量颇众。《宋史·地理志》概括川峡四路风俗云：“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好游乐少愁苦，的确是蜀地蜀人的一大特色。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文学家族，吸收保持了这种特色，苏轼即是典型的范例，他贬谪海南却声称“兹游奇绝冠平生”，历经磨难而依旧乐观，这一点与其说有禅宗思想的支撑，不如说是蜀地蜀人的文化精神滋养。轻松愉快、善于化解或解构困苦挫折，善于从日常物质生活中发现美感得到享受，可以说是苏轼以及其他蜀中文学家族成员从蜀地文化中汲取的营养。洛蜀党争中，地域性的文化性格与人生理念的冲突都有所表现，洛党的严肃拘谨与蜀党的随意散漫、洛党的礼法观念与蜀党的非礼法性观念冲突最为尖锐。另外，蜀人不像江西人那样讲求法度(法律)或规矩，而趋向于任性而为，因此新旧党争中，苏轼与王安石的某些争议都由此而生。成都府路由于远离于政治文化中心，其学术文化思想相对自由，而蜀人又不肯轻易改变个人观念，因此蜀学以及蜀人的思想，常常被正统人士认为比较驳杂而非纯粹正宗之学，如苏氏的蜀学。直到南宋，魏了翁的理学仍旧被人视作不如真德秀那样正宗，倒是任性自由成就了蜀地的文学。
福建路的风俗文化与蜀中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在古代有“闽蜀同风”之说：“世言闽蜀同风，孙光宪作《北梦琐言》以谓不同风，略引蜀有不仕之类以为异。孙盖蜀人也，故主其乡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至于亲在堂，兄弟异爨；民间好蛊毒者；此其所同者。则知古语之传盖不虚耳。”(23)但是福建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远远不如蜀，因此尽管在宋代闽地世家大族也比较多，但是元前仍缺少像蜀地那样具有全国声誉和影响的大家，也缺少有强烈地域特色以及个性特色的文学风格，即便如刘克庄及其家族，也没能形成像蜀以及江西、两浙那样鲜明的、典型的个人或家族以及地域风格。南宋时期福建深受两浙影响，江湖诗派以浙人与闽人为主，戴复古与刘克庄分别是浙人与闽人的代表，他们的创作虽有差别，但颇有一致之处，严羽的《沧浪诗话》反对江西诗派，反对宋调，而推崇唐诗，接近永嘉四灵，而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及其创作，则表现出南宋时期闽人认同传统文化、集纳百家的信心。闽人一直比较注重追求政治上的地位，因此两宋时身居高位的闽人较多，但在当时声名不佳，杨亿认为“闽士轻狭”而不宽厚(《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司马光认为“闽人狡险”而不淳厚(《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宋史·奸臣传》中一半“奸臣”是福建人，这其中固然带有不少偏见，但也反映出闽文化在崛起时代与传统文化的一些冲突，最能代表闽地复合型家族的如蔡京一族以及章得象一族，其不少成员的立身行事都颇受非议，而其文学创作却常常被忽略。严羽一族与刘克庄一族是福建地区文学家族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显示出清轻油滑而不够深厚或厚重的一面。
以上粗略概括了宋代地域文化对家族塑造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以宏观展示文化的地域性以及家族与文学的地域性。但是，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与家风，家族成员的个性也各有不同，而文学又是个人化色彩十分强烈的创作，再加上地域文化非常错综复杂，更为深层细致的探讨，尚待以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文学家族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与影响
文学家族往往是对地方文化极有影响力的家族，是文化权力的掌握者，他们不仅承载或凝聚了某个地域具体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对于地域文化的建设理想和最终构成模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一个家族声名显赫、产生广泛影响时，人们常常会将其视为某个地域文化的代表甚至标志——这个家族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而成为某个地域文化的代言或象征，譬如桐木韩氏(今河北真定)、相州韩氏(今河南安阳)构筑了人们对河北路文化与文学的想像，澶州晁氏(今河南濮阳)代表了京东路的文化与文学的最高水平，其他如临川王氏(今江西抚州)、豫章黄氏(今江西修水)代表江西，山阴陆氏(陆游)代表两浙(浙东)，眉山苏氏代表西蜀，莆田刘氏(刘克庄)代表八闽，直到今天，当人们提到这些家族或者阅读这些家族的文学作品时，立刻能够想到、感受到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而当人们提到这些地域文化时，首先想到的也正是这些文学(文化)家族。文学家族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一个家族一旦声名显赫，在对全国性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首先会对家乡的地域文化以及文化建设产生影响。譬如宣传地域文化，让其他地域的人了解自己的家乡，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在文学家族创作中是最为常见的。苏轼就经常在诗文中宣扬西蜀的山川物产、人情风俗，他在京东路徐州知州任上有《春菜》诗云：“北方苦寒今未已……岂如吾蜀富冬蔬。”他在润州看到长江想到的是“我家江水初发源”(《游金山寺》)，其中都流露出对家乡以及家乡山川物产的自豪感；他在陕西路凤翔府任签判时写的《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寄子由》一句云“亦欲举乡风，独倡无人和”，题目和诗句都对家乡的风俗人情思念向往不已。在对家乡文化的思念中，文学家族成员常常成为地域文化有意无意的宣传者。文化思想比较强有力的家族甚至会影响地域文化。
提携和奖掖同乡后进，为家乡的学校、寺庙等题写记文等，也是家族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每个家族成员诗文集中都会有这类作品，如刘克庄集中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这类作品，这对八闽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宣传乃至引导作用。这些都是文学家族对家乡地域文化建设的直接贡献。
一个家族崛起，其他家族会将其视为榜样而加以学习效仿。此后，当这个家族离开家乡，乃至家族的闻人已经离世，当地也会将其视为乡贤或者建立乡贤祠，以激励本地家族，有些著名的家族甚至可以标志着本地家族努力的方向。三苏在成名后不久就离开眉山，但是眉山以及整个西蜀都对其敬爱有加，直到南宋，依旧是“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苏为师”(24)，三苏文学对家乡地域文化的影响可谓盛大而持久。宋高宗曾与大臣张浚“因论士人各随所习，如蜀中之士多学苏轼父子，江西之士多学黄庭坚。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师友渊源必有所自。”(25)家族中的乡贤对地方文化的影响，连皇帝与大臣都无法忽略，可见其意义是如何深远了。
有学者从人类交通史角度考察，认为由于人与人之间各种往来日益频繁，各地文化地域性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传统文学的地域性也随之弱化(26)。程千帆先生也早已指出：“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27)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宋元以降，人们的地域意识不仅没有像想像的那样降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直至今日，地域经济、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就很能说明问题。个中原因，一方面古代交通开发有限，所谓的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各地民风特别是方言依旧千差万别，而方言可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按照人类语言学家(如德国洪堡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语言决定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语言的差别(各地的方言土语)体现出人们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以及审美观念的差别。刘师培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撰写了名文《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另一方面，南宋以降，敬宗收族、聚族而居成为近代自然村落的主要模式，地方缙绅的力量逐步增长，为了展露自己的身姿言说，他们颇为重视对地方文化的塑造和控制，有意识地强化居民的地缘意识。即使是当代，地方官也着力于突出该地域文化特色，以求在软实力的竞技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可以预见的是，即便将来各地风俗渐趋统一，人们也会在观念上制造出一个个具有个性的文化区域空间，使自己及其家族的身影能够凸现出来，这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需要。有鉴于此，我们研究宋代地域与家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超出文学之外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这一点，可以从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的有关统计得到证明。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③北宋诗人的有关数据依据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所列表格综合统计。
④参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此条材料承王祥教授见告和指教，特此致谢。
⑤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下《送郑少齐知严州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注释凡不注版本者均据四库本。
⑥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⑦苏轼：《上神宗论河北京东盗贼》，《宋名臣奏议》卷一四四。
⑧参看吕肖奂、张剑《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⑨参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二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范纯仁：《范忠宣集》奏议卷上。
(11)周文英等：《江西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中国书店1956年版。
(13)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八《曾文清公墓志铭》。
(14)梅尧臣：《宛陵集》卷一三《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
(15)见《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六《后潭游船见岸上看者有感》题下注。
(16)朱熹：《晦庵集》卷八九《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
(17)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一《妙香寮》。
(18)《全唐诗》卷八七七《江右四郡谚》。
(19)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页。
(20)见黄勉斋《勉斋集》卷三四《临川劝谕文》。
(21)赵翼：《瓯北诗钞》卷四《庐山纪游》，清湛贻堂本。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记录高宗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08页。
(23)王得臣：《麈史》卷三《风俗》。
(24)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五《与朱元晦》。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08页。
(26)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六卷《文论十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