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学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危机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
在这里我想从大学的危机这个角度来谈谈日本的大学改革。因为，特别是对大学这种保守性的组织来说，不面临深刻的危机就很难期待改革的进展。在汉语里，危机是由“危”和“机”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用英语来说，即crisis和chance。就是说，没有危机的地方就没有机会，相反改革的机会正是存在于危机之中。现在日本的大学正面临着危机，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的大学正处于改革的旋涡之中。
但遗憾的是，大学正面临着危机这种认识很少来自于大学教授本身。大学教授是教育者，同时也是研究者，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专业和自己所属的大学这双方面都应具有忠诚心。但是，他们一般对学术专业的忠诚心比较强。如果考虑到对大学教授的社会评价最主要是根据其学术上的成就而决定的话，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意味着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学问是敏感的，对大学和教育的危机则是迟钝的。大学教授们如果感觉到其它学术领域和跨学科领域的发展对自己的学术专业造成威胁，或自己专业领域的学问已明显落后于国际水平的话，就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但是，对大学自身的危机，特别是对教育的危机，若不受到来自外部或其他大学成员的严厉批评，一般是注意不到的。目前在大学内外，批评的声音增高了，要求改革的压力（不仅是有）增大了，大学教授及大学才开始着手改革。这至少是在日本大学至今为止的历史上所见的，也是其现状。
二、来自学生的批判
那么谁是批判者，被批判的是什么呢？还有，其批判是如何使大学和大学教授接受的，引起了怎样的改革行动呢？就此，先从最大的“内部批判者”——学生这方面来考查。
学生们最初对大学和大学教授提出强烈的批判，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学纷争、学生反乱”的时代。它象征着日本大学“尖子”阶段的结束和“大众”阶段的开始。学生们对只专注于“研究”的教授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要他们面向教育，关心学生，回答学生的要求。但大学对学生“大众”的呼声没有给予适当的回答。在“大学纷争”中虽然制定了许多改革方案，但“学生反乱”一平息，就几乎都收入资料夹，没有再见天日了。进入70年代后，学生们放弃了用暴力达到要求的努力，取而代之的是用隐蔽的形式继续进行批判和反抗。他们不太去上课，把精力都注入到被称为“俱乐部”、“会”的课外活动之中，或是虽然去上课，却不听教师讲课，在教室里聊天，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到了80年代初期，教授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对学习不热心的学生无论怎样批评也是徒劳。要避免教育的“空洞化”，是否应该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寻找回答学生要求的方法呢？这样，到了80年代的后半期，“教育改革”渐渐地，尤其是在私立大学中扩展开了。
就学生来说，还应例举一下“非传统型”学生即成人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的出现和增加。在日本，把积累了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等人生经验后再进入大学的成人学生称为“社会人学生”。其数量虽然每年仅数千人，但进入80年代后开始稳步增加。外国留学生，以中国（包括台湾）、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中心，从70年代后半期起也开始增加，现在已将近6万人。 与在高中毕业的同时就升学的正规的“传统型”学生相比，这些学生在学习条件和学习欲望上当然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本质上对大学教育的传统方式是具有批判性的。“非传统型”学生数的增加，意味着在大学内部又增加了另一个有力的“批判者”。事实上，一些大学为了适应他们的要求，已经开始改革了。
三、“应试地狱”和学历社会
作为大学外部的批判者，规模最大的是把孩子送入大学的家长们及国民。他们的批判性意见常常用“舆论”的形式，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传播媒介反映出来。这些批判性意见，主要是针对着升大学和被认为是其根本原因的学历社会的。这是70到80年代与大学有关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为缓和“应试地狱”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新闻媒介和政治家的大声呼唤，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
对入学考试改革，大学和大学教授们基本上也是持消极态度的。因为，严格的考试、较强的学力，是选拔学生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而改善考试方法，对教授们来说就意味着要在教育、研究之外增加负担。但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首先对选拔严格的国立大学进行了入学考试改革，即1979年开始的“第一次共同学力考试”制度（1990年改名为“大学入试中心考试”）。它后来发展成为私立大学也采用的整个大学的制度。政府为缓和“应试地狱”，还利用学力考试以外的种种方法，积极推进选拔入学者的“多样化”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重视高中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活动记录的“推荐入学”。此外，用面试、小论文以及体育和文化、社会活动等多种评价方法来选拔入学者的大学也在增加。关于学力考试，设考多科目的大学在减少，只设1—2科的私立大学也达到相当数量。
然而，社会舆论对这一系列的改革并不满足。因为，最难进的所谓“一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改变以前的以多科目学力考试为主体的入学选拔方法。现在的将近570所日本大学， 正在开始明确地分成选拔严格的大学、入学时伴有一定程度竞争的大学、事实上任何人都能进的大学这3类。在与大学毕业的“学历”相比， 更重视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学校历”的社会里，无论对入学者的选拔方法进行怎样改革，以一部分“一流大学”或“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应试战争”是不会消失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入学考试的改革对日本的大学来说，也许应该说是永久的课题。
四、来自产业界的批判
日本的产业界对大学经常是特批判意见的，他们一直在批判大学“不起作用”。如果考虑到以追求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和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大学这两个组织的性质是基本不同的话，也许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持反体制立场的教授占多数的大学，在研究、教育方面反对“产学协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与产业界经常处于对立的关系。在60年代末的“大学纷争”中，多数大学的这种反企业的态度增强了，产业界也由于大学和大学教授在解决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自治能力而失望，因此两者的关系更加恶化。
这意味着产业界对大学期待的降低。日本企业本来就不期待大学培养和提供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才，在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后，采取的是用企业自身努力，培养高度的专业人才和专业经营者的方针。这种趋势在“大学纷争”后更加增强了。另外，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提高了赢利的企业，自己设立了研究所，并加以扩充、强化，在研究方面对大学的期待也降低了。
无期待也就无批评。与产业界的关系变得稀疏的大学，无论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研究方面都走向了弱体化。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但投入大学的研究经费没有增长，大学里的优秀人才还被企业的研究所夺走，基础研究很快变得贫困化了。大学可以说是被产业界抛弃了。
产业界对大学期待的复活，是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面临着高度经济发展期的结束，对国际性经济竞争、甚至尖端科学技术竞争的前途开始抱有不安的企业，不得不把眼光重新转向了大学，认识到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东西方对立的冷战结构的崩溃，由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开始变得自由的大学，也抛弃了至今对产业界拒绝的态度，在研究和教育的交流与研究经费的获取上，采取了灵活的对策。
然而，随着产业界对大学期待的提高，其批评的严厉性也增强了。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营者团体同盟、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代表产业界的团体，接连发表了要求大学改革的提案和报告书。其共同之处，一是为进一步活跃教育、研究上的“产学交流”，提出大学组织和学术的开放化；一是期待大学能培养富有独创性、创造性的高级专业人才，并对不能充分回答这些期待的大学进行批判。
五、来自政府的改革努力
对大学来说，政府，即文部省也是重要的批判者。当然，大学是被承认的自治组织体，私立大学还由宪法保证了比国立大学有更大的自由。但同时，日本的所有大学都是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之下，特别是国立大学在人事、财政上处于政府的严格约束之下。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对大学的状态不满时，可以进行批评，并引导改革方向。在1980年中曾根康弘内阁设立的首相直属审议机关“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答审和1985年发表的“临教审”答审中，就表明了对大学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对大学的改革进行积极地、集中地研究。此后，在1987年设置的“大学审议会”上，首先被提出的是大幅度改订“大学设置基准”。
“大学设置基准”是大学在接受文部省的设置审查、认可时必须具备的诸条件的规则。从实质上来说，这是文部省对大学具有管理、监督权限的反映，意味着通过其变更能够容易地促进和制约大学改革。大学审议会以唤起大学面向改革做自主性的努力为目标，首先改订了这个设置基准。
“大学设置基准”对学生人均所占校地／校舍面积、教员和学生的比例、学生的人均图书册数等所谓大学的“硬性”指标，以及所设系／专业的名称、教学课程的编制方式、应开设的教学科目等“软性”指标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对此，大学内外很早就出现了批判意见，认为它妨碍了大学的自由发展，制约了对改革进行自主的努力。就是说，“大学设置基准”被认为是造成大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1991年，这个设置基准，特别是在“软性”指标上得到大幅度地修改，成为驱动大学面向改革的重大因素。
六、来自大学教授的批判
最后，为了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声誉，还想指出，进入80年代后，他们中间也出现了对现状的强烈批判者。上面已经谈到开始倾听学生的呼声，这主要是出现在私立大学。对于学生交纳的学费实际上是唯一资金来源的私立大学来说，学生是“顾客”、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在希望升学的人数年年增加、教育机会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应试竞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私立大学可以无所忧虑，而当希望升学者停止增加，特别是转向减少时，私立大学马上就会受到经营危机的威胁。日本升学者的供给源18岁人口，在经过80年代的持续上升后，经1992年的高峰，开始面临长期性减少的局面，预测在2010年将迅速减少到近半。
当然，越是新进入市场的新设大学这种经营上的危机感就越强。重视对学生教育服务内容的改革，就是从这些私立大学开始的。这一改革以带有国际、情报、文化、环境、政策等名称的所谓“新名称系、专业”的设立开始，波及到教学课程的改革、讲义纲要的制作、教学法的革新和由学生进行的教学评价的导入。在日本大学的历史中，初次的、正式的大学“教育改革”开始了。这个改革预想不久将激化为“生存”竞争，并扩展到其它的私立大学。日本历史最长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在1990年也下决心新设了综合政策和环境情报两个系，就可以说是其象征。
成为改革承担者的是对经营敏感的大学理事以及一部分对教育的“空洞化”持有危机感的大学教授。但是，他们还仅仅停留在少数派，这在改革仅仅是以新设大学和新设系、专业的形式开展这一点上明显地得到反映。涉及到既存的大学和系、专业的改革，还要从现在开始。大学内部的批判者，从研究角度的危机认识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以理工科领域的大学教授为主力的这些批判者中的多数人，是从他们在欧美诸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做学生或研究者的体验中形成这种危机感的：日本大学贫乏的教育、研究条件，以及僵硬封闭的组织结构，将会在国际性的科学技术的竞争中落伍。以尖端性研究能力而自豪的所谓“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3/4集中在美国，日本只有几所， 而且排在后面。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在以东京大学为主的日本“研究型”的国立大学中，引起了对现状的批判和改革的行动。
七、“限制的缓和”
为回应大学内外强烈的批判意见，从70到80年代，在日本保守性的大学和大学教授中间，以各种形式逐渐开始了改革的小实验。而使其一举加速，并扩展到整个大学的，是前面所提到的1991年的“大学设置基准”的改订。应该指出，这个设置基准的改订，是作为从1980年的中期起得到广泛议论的，对中央政府的企业和地方自治体等各种团体、组织的限制的废除，即所谓“限制的缓和”（deregulation）的一环而进行的。
长期以来，日本的教育、大学、学校也是在政府即文部省的严格管理、统治之下的。不缓和、废除限制，就不能摆脱教育和研究的危机、及大学和学校的危机局面，就不能促进改革、使改革具有活力。这是因为有“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教育改革构想的基本理念。临教审提出的教育的“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口号，及学校、大学、教员、教育委员会要求的“自主、自立”的原则，也是其改革理念的象征。
虽然设置基准的改订，只不过是关于日本整个教育体系“限制的缓和”的一部分而已，但它对大学改革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因为它具有能使日本的大学组织构造从根底开始动摇，把保守的大学教授也卷入改革的论争中去的强大的冲击力。
为理解前面谈到的设置基准“软性”指标的修改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冲击力，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修改前的大学设置基准，以前关于设置什么名称的系、4年学士教育的课程如何编制等， 事实上大学没有自由。而1991年设置基准的改订，废除了这些限制的大部分，认可了各个大学在编制教育课程上的完全自由。这种自由化令人担心的是，教育质量是否会有降低的危险性。因此，作为“自由化”的附带条件，大学审议会要求大学制作讲义纲要，改善教学法，导入教学评价，还在设置基准上写明，不断进行“自我检查、评价”的努力是各大学的义务。
这个“自由化”，只不过是一部分大学对批判意见给予的答复，是对走在时代变化前列的各种改革尝试加以确认而已。但是，编制学士教育课程的自由被正式承认，给大学带来的冲击之大，远远超过了有关人士的预想。那些至今为止被批判为保守的、对改革不热心的大学和大学教授们，可以说是竞相参与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上述来自大学内外的批判增强了，使得大学的理事和教授们程度不同地都抱有了危机感。另外，以1992年为转折的18岁人口的减少，也使他们预感到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之间决定“生存”的竞争在激化。进入90年代后，处在危机中的日本大学，正面临着改革时代的到来。
八、大学的“教育改革”
开始进行的大学改革的中心主要是教育改革。它对日本的大学来说，是称之为“革命”也不过分的重大变化。因为众所周知，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大学教授们是最不热心于教育，而最热心于研究的。比如，从几年前进行的国际调查结果来看，对“你认为教育和研究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日本回答是“研究”的教授占了近70%，而美国的教授仅占30%多，这一数字就显示出了明显的对照。
当然，这不意味着大学教授们对教育不负责任，只专注研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现代大学里，教育是大学教授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任务，更确切地说，是正因如此，大学教授们才更珍视研究。尽管如此，这就使教授们在以教学课程和教学法为主、对学生教育方面的改革上采取消极的态度。将这种在研究和教育上倾向于研究的天平，强制地转向教育上来的改革，已经迅速开始进行。这的确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
1991年以后，多数大学废除了一般教育或教养系，和专业教育合并在一起开始重新编制4年的学士课程教育。系的名称也明显地多样化， 既存的系中变换名称的也增多了。并且，制作讲义纲要、特别是以外语和计算机为中心的教学法的改善、由学生进行的教学评价的导入也在稳步进行。可以认为日本大学的“教育改革”已经大致上了轨道。
改革如果是可称之为“革命”的那种根本性变革的话，当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相当大的批判和抵抗。习惯了至今为止轻视教育的体制的、保守的大学教授们，无论内外的批判有多强、危机感如何提高，让他们立即从心底里变为革新者，并积极地推动改革，还是难以想象的。要从根本上改变多数教授对学生的意识和价值观的认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九、大学的研究体制改革
以上侧重谈了对大学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后也想谈一下对大学研究方面的改革。上面已经提到，大学的危机也是基础教育，而且也是尖端科学技术的危机。这种认识好容易才在产业界扩展，大学中理工科研究者的危机和产业界的危机开始一致起来。其结果是，大学对接受来自企业的研究员和进行人员交流变得积极了，企业也以“捐助讲座”的形式，开始在人力、物力上强化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支援。产学协同、产学交流终于开始正式化了。
政府，即文部省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强化至今被轻视的大学研究功能。具体来说是对扩充研究生院，培养、确保年轻的研究者，增加研究经费、更新设施等采取积极的措施。在财政状况严峻、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政府为提高基础研究的水平开始了正式的努力，这正说明了日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对大学研究基盘下沉的危机感之强。
成为大学研究功能振兴之策的焦点的是所谓“研究型大学”的育成和强化。在很长的时期里，特别是从70到80年代，政府对大学的研究功能一直采取平等主义的政策。80年代后半期对这些研究政策开始的批判和反省。意味着为积极加强和充实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性努力的开始。具体的是提出了被称为“研究生院重点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把这些研究型大学的中心由学士课程阶段转向研究生院的教育研究，增加教员数和入学者数，增加经常费，竞争性地、重点地分配研究经费的增额，从其它官厅和民间企业引入资金，扩充对年轻研究者的奖学金制度，设置被称为COE 的重点性研究单位等种种强化之策。
改革还涉及到大学的内部组织。战前沿袭下来的一讲座一教授的小讲座制正在改变，由若干教授组成的大讲座制开始变为主流。此外，为使研究活动有生气，很多大学还在进行组织的开放化、流动化的尝试。关于教授任期制的导入的研究就是其一。
可以说，与“教育改革”相并行，建立能够大量培养具有独创性、创造性的研究者和获得研究成果的教育研究体制，已成为日本大学改革的另一主干。
十、结束语
综上所述，日本大学所面临的危机很大。它启示着迫近大学的改革必须是可称之为“革命”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抵抗和混乱。但若没有这样的混乱、模糊和摸索，就看不到新的大学形象。重要的是，对危机不是恐惧，而是积极地把“危机”（crisis）看作是变革的“好时机”（chance）。可以说，这是目前摆在日本大学和大学教授面前的课题。
黄梅英 译
黄梅英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