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大墓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绛县论文,西周论文,山西论文,国大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一版首次详细报道了山西省绛县衡水镇横北发现的西周大墓。随后，田建文、宋建忠、吉琨璋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了《横水墓地的发现与晋文化研究》一文，该文讨论了横水墓地对于研究晋国疆域发展的意义、倗国的族属姓氏、倗国与古曲沃的关系等3个方面的问题①，拉开了对绛县横水西周大墓研究的序幕。2005年12月30日，李学勤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题为《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倗国》的文章，认为“从倗伯及其夫人大墓的规模看，显然具有国君身份。这个倗国，我以为就是文献中的
国。”②
2006年8月，《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下省称《简报》）一文在《文物》上刊发。据介绍，2004年秋以来，绛县横水镇一带发现了多座大、中型墓。从2004年12月19日至2005年7月，相关文物考古部门对北距绛山仅5公里的今山西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北带墓道的M1、M2、M3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简报》根据M1、M2的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及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的信息，认为“这两座墓葬（M1、M2，引者）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或略晚”③。
关于墓主与国属，《简报》据两墓所出带铭青铜器认为：“M2是倗伯之墓，M1是其夫人。倗国不见于史籍。”紧接着，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三位先生又发表了《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从荒帷、倗伯及倗国、西周时期的王畿范围等3个方面讨论了绛县倗伯墓地对历史研究的价值④。
从地理位置看，除了倗国本身的地理问题外，这一墓区还关涉晋国都邑——曲沃之地望、晋初封地范围及早期疆域状况、晋国早期民族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论题，《横水墓地的发现与晋文化研究》和《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两文已不同程度地均有涉及。今就上述相关问题试作补充，分述于下。
一、倗伯、倗国及倗氏族的地理问题
据《简报》，横水M2的墓主是倗伯，共出土鼎3、簋1、尊1、觯1、盉1、爵1、卣1、甗1、盘1、甬钟5件，总数16件，其中8件有铭文。见于报道的带有“倗”字的有铭器是3件鼎（M2∶57、M2∶58、M2∶103）。M1的墓主是倗伯夫人，出土青铜礼乐器计鼎5、簋5、甗1、鬲1、盂1、盘2、盉2、提梁壶1、贯耳壶1、觯1、甬钟5件，凡25件，其中8件有铭文。报道有“倗”字的有铭器为3件（M1∶212、M1∶199、M1∶205）。由所出青铜器铭文看，M2、M1为倗伯及其夫人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墓区当是西周倗国的墓地。有关倗国，文献难检，似乎缺载，但是传世和出土的与倗国、倗氏相关的青铜器为数不少。如《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一文所举倗丐鬲（《殷周金文集成》3·586）、倗仲鼎（《集成》4·2462）、倗伯簋（《集成》7·3847）、楚簋（《集成》8·4246—4249）、格伯簋（《集成》8·4262—4264，实8·4265亦是，引者）、望簋（《集成》8·4272）、倗卣（《集成》10·5366）、倗尊（《集成》11·5955）、
仲壶（《集成》12·6511）、
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50—153页）、虎叔作倗姒簋（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见《保利藏金》第83—85页）、倗季鸟尊（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5月14日第4版）、倗鼎（《天马—曲村（1980—1989）》）等。
这些作为人名、地名或国族名的“倗”组青铜器，大多是传世品，有几件是新近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从海外追回的盗掘器，如
鼎、虎叔作倗姒簋、倗季鸟尊⑤ 等。从“倗”组青铜器的时代看，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说明倗国在西周时期可能一直存在，或后来即使是从属于他国，但政治地位仍是相当高的。今在绛县横水发现倗伯及其夫人的墓葬，则西周倗国的地望就在于此。西周中期穆、恭之间的鼎铭文云：“晋侯令追于倗，休又（有）禽（擒）”⑥，铭文中的“晋侯”据《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可能是晋成侯或其前后，此时晋国仍然国小力弱，疆域并不广大，所以，铭文的“倗”地当是指倗国所在的地方。身在峨嵋岭（侯马盆地与运城盆地之间近北东向的分水岭）以北浍河流域的晋侯，命令臣下追敌于“倗”，当是向南翻过峨嵋岭至于今绛县地区。
倗、剻同为《广韵》“等”部字，故可相通。而“倗”或作“傰”，《集韵·登韵》：“傰，姓也，前汉有南山群盗傰宗。”《汉书·王尊传》亦云：“会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而《广韵·登韵》下有：“倗，姓。《汉书·王尊传》云：‘南山群盗倗宗等’。”可见“倗”“傰”亦相通假。所以，《路史》卷二十九《国名纪六》“剻”条下云：“剻，傰也。”
与“倗”相通的“剻”，在文献中看，可以作地名、古国名，这个时候，它又与“”相通。《集韵·尤部》：“，乡名。在沛城父，或作剻。”又《集韵·等韵》：“，国名，或作剻。”又《万姓统谱·拯韵》：“，伯絮之后，国在虞、芮之间。”又《万姓统谱·蒸韵》：“剻，剻伯綮之后。”则“剻”与“”相通。故李学勤先生指出“倗国”即“国”。
“剻”字又可同“蒯”相假。《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载“更封緤为城侯”，服虔曰：“（剻）音菅蒯之蒯。”又《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成制侯”，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作“蒯成侯”。《说文·邑部》有字，许慎解为“右扶风鄠乡”。桂馥《义证》云：“，右扶风鄠乡者，通作蒯。”由此，“”、“蒯”可相通假。上引《万姓统谱·拯韵》云：“（剻）国在虞、芮之间”。虞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运城市、夏县一带，芮国在永济县、大荔县一带，两国在中条山南北一线或附近，而今绛县横水镇虽不在两国之间，但位于它们的北部，位置很相近。所以虞、芮之间的，很可能就是横水镇的倗国。
晋国有蒯姓大夫蒯得。《左传》文公八年：“先克多蒯得田于堇阴”。杜注：“七年，晋御秦师于堇阴，以军事夺其田也。”则“堇阴”是蒯得的属地。鲁文公八年于晋为灵公时期，蒯得因其田被夺，曾与当时失去提拔机会的晋卿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合谋发动叛乱，事败后被杀。蒯得于《传》文不见有被提拔的迹象，且在《左传》文公九年记载被杀的“五大夫”中位列最后，所以孔颖达正义云：“《传》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知剻氏在晋灵公时期政治地位并不显赫。
关于“堇阴”之地望，《左传》文公七年：“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杜注：“堇阴，晋地。”孔疏云：“此时未至令狐，令狐犹是晋地，知堇阴亦是晋地也。”杨伯峻先生认为：“堇音谨，一音靳。堇阴，晋地，当在今山西省临猗县东，与令狐相距不甚远。”⑦ 令狐在今临猗县嵋阳乡东北的令狐村一带⑧。则堇阴更在今临猗县东北。这个地理方位似乎和位于绛县横水的倗伯大墓可相联系，因为绛县横水正位于今临猗县的东北方位。倗国与峨嵋岭北的早期晋国一山之隔，至迟在晋献公灭虞、芮之前，倗国灭于晋国，倗氏成为了晋国的大夫，在文献中作“蒯”、“”等，晋拥有离早期倗国故地不远的“堇阴”之地就很容易理解了。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将铭文为“
”、“
”、“
”或“
”的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族徽径释为“倗”⑨。照此，商代带“倗”字族徽的青铜器有《集成》4·1838倗舟父丁鼎、《集成》6·3068辛倗簋、《集成》10·4842倗舟卣、《集成》11·6189倗舟觯、《集成》12·7037倗舟觚、《集成》12·7038倗舟觚、《集成》12·3039倗舟觚、《集成》13·7384倗爵、《集成》13·7385倗舟爵、《集成》13·7789亚倗爵、《集成》14·8840爵倗祖丁爵、《集成》15·9478亚倗壶、《集成》16·10039倗父乙盘、《集成》17·10838亚倗戈、《集成》18·11449倗舟矛等。商末周初带“倗”字徽号的铜器有《集成》4·1510倗祖丁鼎、《集成》11·5683倗兄丁尊、《集成》13·8165倗舟◇爵、《集成》14·8604倗父辛爵、《集成》15·9350倗父丁盉等。西周早期的“倗”字族徽铸铭有《集成》4·1592倗父丁鼎（负贝父丁鼎）、《集成》6·3214倗父癸簋、《集成》6·3138倗祖丁簋、《集成》10·5002·（1、2）同铭倗兄丁卣、《集成》10·5003倗兄丁卣等，《集成》18·12012倗史车銮铃是西周时期的。
郭沫若在考释甲骨文“朋”字时指出：“朋字骨文作
，若
、若
、
三或二之贝玉为一系，连二系成左右对称。金文亦如之。如《孝卣》之廿朋作
，《匽侯鼎》作
，《吕鼎》之卅朋作
，《剌鼎》作
是也。案此实即颈饰之象形。故骨文朋字更有连其下作环，如
（《前》六卷廿六页七片）若
（《前》五卷四页七片）者，宝字之或体亦从此作
。此更显而易见矣。事之尤显者，乃殷彝文中有以
朋为颈饰之图形文字。如：
《母鼎》，《殷文存》上卷第三页
《祖癸爵》，同下卷十一页
《父丁鼎》，同上卷三页
《父乙盘》，同下卷卅四页
案此即象人著颈饰之形，当为倗之初字。倗乃古国名。周金有《倗伯虒敦》、《倗仲敦》，当即其后。”⑩
如果郭沫若的考释不误，徽号铭文的“”、“”、“”、“”等与西周时期表示人名、族名、国名或姓氏的“倗”（金文字型）当有前后相沿的关系，都可隶定为“倗”，且与“剻”、“”、“蒯”等相通。准此，则说明“倗”族的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可以上推至商代晚期。就文献而言，似乎也不是一点踪迹都没有。
《穆天子传》卷一云：“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人，河宗之子孙栢絮，且逆天子于智之□……癸酉，天子舍于漆，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天子属六师之人于邦之南，渗泽之上。”(11) 郭璞注：“隥，阪也。疑谓北陵西隃西，己亥隃鴈门山也，音俞。，国名，音叵肯切。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从木。一宿为舍。属，犹会也。”
“人”即栢絮之国，为“河宗”的后代。《穆天子传》卷一“是惟河宗氏”下郭璞注云：“河，四渎之宗，主河者因以为氏。”《史记·赵世家》“奄有河宗”下正义云：“（河宗）盖在龙门，河之上流，岚、胜二州之地也。”唐代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对岸；岚州辖今山西兴县、苛岚、岚县、静乐诸县(12)。杨宽《西周史》第六章“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认为：“人之所在，既是周穆王自隃之关隥（雁门山）西行，首先到达之地，又是周穆王西征归来，最后结束之处，引导者河宗栢尧由此‘归于其邦’的。当时‘栢絮觞天子于澡泽之上（‘澡’当是‘渗’字之误），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这分明是北河由东而向南转弯的弯曲之处，当即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正当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向西攻取胡地而建立的云中郡的南部。”(13) 正是唐代胜州治所附近。
从甲午日到第八天的辛丑日，穆王自“喻之关隥”至于今托克托一带的“人”，也就是“河宗之子孙伯絮”(14) 国。这个国和今绛县横水的倗国可能都是河宗的后裔，或属于不同的支系，或是地域上的前后变迁，而河宗或许是倗氏族共同的早期酋长或首领。由《万姓统谱·拯韵》：“，伯絮之后，国在虞、芮之间”的记载看，似乎说明今绛县横水的倗国乃是“伯絮”之国南迁的结果，抑或是随着穆王的回归而内迁的。如果是这样，横水倗国墓的年代也能印证这一点。
另外，关中西部似有倗族的踪迹。《史记·傅靳蒯成列传》“蒯成侯緤者”，索隐云：“案：《三苍》‘蒯乡在城父县，音裴’。《汉书》作‘’，从崩，从邑。今书本并作‘蒯’，音‘菅蒯’之‘蒯’，非也。……《楚汉春秋》作‘
成侯’，则裴声相近，此得其实也。”清洪颐煊在校《穆天子传》时，于卷一“天子西征，至于人”下云：“（《史记》）蒯即字之讹”(15)。所以蒯、相讹以互借。正义又曰：“《舆地志》云蒯成县故城陈仓县之故乡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晋武帝咸平四年，分陈仓立蒯成县，属始平郡也。”汉陈苍即今宝鸡一带。《路史·国名纪六》“剻”条下云：“剻，傰也，剻伯綮国。穆天子西征于剻。河宗之子孙剻伯綮逆天子郭。……《地记》陈仓有蒯城。云河宗之子孙，则宜在此。非沛之。”可见，罗泌是将“剻伯綮”之国置于今陕西西部的宝鸡一带。但这个地望无法解释《穆天子传》“天子饮于河水之阿”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有迹象表明，今宝鸡一带的倗氏似乎更为古老。1958年，在宝鸡地区的清姜河桑园堡发现过一件带有“”族徽的西周早期青铜簋(16)，同年在武功县
村也出土了带“”族铭的晚商青铜簋(17)，这说明倗族人曾在今宝鸡一带活动过是可以确定的。但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它与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的倗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单从时间尺度上看，关中西部的倗族要早于托克托一带的倗族。
至于《说文·邑部》“”条下“沛城父有乡”，则可能是被汉高祖封为“蒯成侯”的周緤为沛人，乡人为追念其功烈而改称他的出生地为“乡”，地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七十里城父村(18)。
又《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尹辛）攻蒯，蒯溃。”杜注：“河南县西南蒯乡是也。”清梁履绳《左传补释》：“蒯在河南府洛阳县西南。”即今洛阳市区西南。此地的蒯氏，很有可能是晋国的大夫蒯得在鲁文公九年（前618）被杀后，蒯氏之一部分自晋西南南徙到伊洛地区的。而至王子朝之乱，蒯氏被攻破的鲁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周畿内的蒯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一个世纪。
另外，在河南淅川出土过春秋晚期的带“
”字的青铜器，如《集成》9·4471倗之簠、《集成》16·9988倗缶等。据此可否推测这些器物就是周畿内的蒯氏被尹辛攻破后，其一部分继续南迁，经过熊耳、伏牛、外方诸山的山间通道，至今南阳地区的淅川一带。从地理方位看，是很可能的，而且所出青铜器的时代为春秋晚期，也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可见，晋西南的倗族，是“伯綮”之后，由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曾有过渐次南迁的过程。而今宝鸡一带的倗氏，至汉代又有族人渐次东移。《汉书·王尊传》：“会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为吏民还。”“南山”是终南山，即今秦岭山脉。“傰宗”当是自关中西部东来的倗族的后人。
二、由横水倗国墓地看晋都邑曲沃之地望
古曲沃是晋国重要都邑之一，关于它的地望，历史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峨嵋岭南今山西省闻喜县县城一带；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峨嵋岭北今曲沃县境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做过一些讨论，提出了早期古曲沃在峨嵋岭北今曲沃县境内，大约至曲沃武公时期，其政治中心（即曲沃）南移至峨嵋岭南今闻喜县一带的观点(19)。这次在峨嵋岭南的绛县横水发现了约西周中期穆王时期倗国大墓，为笔者提出的上述观点增添了一个旁证。
文献上所记载的古曲沃，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晋成侯（唐叔虞之曾孙）迁都一事。据《诗经·唐谱》所记，“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至春秋初期的晋昭侯时期（前745—前740），由于晋国宗族内部的矛盾，昭侯封其叔桓叔于曲沃。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将西周穆王在位的年数推定在约公元前976—前922年(20)。《史记·晋世家》云：“（晋）靖侯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又云：“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晋靖侯十七年是共和元年，即前841年，那么，前857年就是靖侯元年。
从叔虞封唐至晋靖侯十七年（前841），《晋世家》所记晋侯凡6位（唐叔虞、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和晋靖侯），而叔虞是于成王初立时被封于唐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组把周成王在位年数定为前1042—前1022年。那么从前1042至前841年的202年中，宗周王室经历了从成王到厉王的9位天子，但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见于记载的晋侯仅有上述的6位。如果除去晋靖侯在位的17年时间，则前面5位晋侯在位共185年，平均每位有37年，似略显多了些。所以，学者多以为《晋世家》所记靖侯之前的晋国世系，或许有缺漏(21)。但是连续5位晋侯，平均每人在位37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晋世家》所记晋靖侯以上世系是可信的(22)。如此来，上述5位晋侯可以大体上反映靖侯之前的晋国世系。照此推算，西周穆王时期当为晋武侯时期和晋成侯的初期。可见，至晋成侯时期，峨嵋岭南边的倗国仍然存在。
晋成侯曾南徙居曲沃，西周早、中期，在峨嵋岭之南绛县、闻喜一带，目前已知的国族不唯独倗国，还有位于倗国西南、今闻喜县城东北一带的董国(23)，则晋成侯先翻越山岭，再穿过这两国族南徙居曲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成侯所徙之古曲沃，当在峨嵋岭北较为符合常理。而这个曲沃和后来晋昭侯封桓叔的曲沃当是同一地点。且《唐风·扬之水》序云：“昭公（即昭侯，引者）分国以封沃”，而昭侯时期，晋国可能还未将今闻喜一带兼并为直接统辖的区域，“分国以封”的曲沃也就不可能在这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桓叔所封的曲沃也是在峨嵋岭北。
只是在后来曲沃旁支渐渐强大，向南拓展，并相继攻灭了董、倗等国族，占有了今峨嵋岭以南的绛县、闻喜等涑水上游地区(24)，才把其政治中心从岭北迁到了岭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闻喜”条下班固注云：“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晋国世系中称“武公”者，唯曲沃武公。班固所谓自“晋阳徙此（位于今闻喜一带的曲沃）”者，当是曲沃武公在灭了大宗晋国后，将晋国的都城由绛（绛在晋水之阳，故称晋阳）改为曲沃。这时是他在曲沃即位的第三十七年，到第二年，也就是他的三十八年，又才都于大宗晋国的都城——绛都。《晋世家》云：“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为曲沃，通年三十八年。”那么从曲沃武公在位的第三十七年大宗晋国被灭到第三十八年还都于绛之间，武公是以曲沃为都的，故班固云“晋武公自晋阳徙此”。但实际上曲沃旁支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已经将政治中心南移到岭南了。《左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如果曲沃还在岭北，那么岭南的董、倗等国可由王使，何以烦劳更为偏南的虢国。这也暗示董、倗两国已经被旁支曲沃攻灭，而于虢国更相近了。
三、由倗国墓地看晋国早期的地域范围及民族关系
绛县横水倗国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以来，有关晋始封地范围大小的问题，前人已经作过不少讨论。
《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一文指出：“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始封之地。”(25) 这是对晋国初封时期地域的一个探讨，后来，邹衡先生在《晋始封地考略》一文中重申了这个看法，并进一步指出：“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虽基本属实，但并不精确，范围尚为过广。今知西周初期的晋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翼城、曲沃二县境内，又比较集中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广约15公里的长形地带，在此范围之内大概也就是晋始封地的中心所在。”(26) 则更为准确了。
吴振禄先生曾经谈到过晋初封的疆界问题，他说“（姬虞初封）时势力范围大致以现今翼城县西曲村为中心，北到乔山（塔儿山），南抵紫金山（即峨嵋岭，引者），在侯马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西缘最早到西周中期才发展到汾河东岸地区，面积约200余平方公里左右，这与古文献记载大致相符。”(27) 吴先生和邹衡先生的意见基本一致。
目前，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晋初封时其周围有不少的国族，北有贾(28)、杨(29)、先(30) 诸国，南有倗、董，西有荀(31)、耿(32)、梁(33) 等国，东面是太岳山、乌岭山，所以分封给晋国的古唐国地域，只能是由上述诸国围限的所谓“方百里”了。
关于晋初封时期的民族关系。《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周围如此多的戎狄，所以早在成王初封叔虞时，就有《左传》定公四年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晋国似乎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局面，《国语·晋语二》云：“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但今绛县横水倗国大墓的发现，说明实际上并非四围皆“戎狄”，其南部有倗、董等国，倗伯还铸造有与周文化属于一个系统的青铜器，所以说至少晋国南部非戎狄。
正如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诸位先生按照杨宽先生的意见(34) 所指出的，西周成康之际，公爵制度已经确立，按照这一制度，若畿内诸侯位入卿列，则称“伯”。那么倗“伯”大墓所在的地区当应属于王畿的范围。所以“远于王室，王灵不及”似乎言之过于夸张。晋初封时期及其早期在今峨嵋岭北的侯马、曲沃、翼城一带，其南面就是王畿地区，怎么能说是“戎狄之民实环之”呢？至少在其南部疆界，是和周文化相统一的。
注释：
① 田建文、宋建忠、吉琨璋：《横水墓地的发现与晋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第7版。
② 李学勤：《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倗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7版。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8期。
④ 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2006年8期。
⑤ 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等先生认为，倗季鸟尊很可能是于2004年秋以前盗于横水墓地。见《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
⑥ 马承源：《新获西周青铜器研究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马承源先生释“倗”为“蒲”，谓：“蒲，即西周晋北疆的蒲……从地望看，蒲在晋的西北疆，若玁狁东侵，则首当要冲，此当是晋侯命击伐来犯之敌，追之于蒲地，赶出晋疆。”今在绛县横水发现了倗国大墓，此地北去晋都不远，则鼎铭文“倗”当即今横水镇一带较为妥当。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560页。见《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
⑧ 《左传》文公七年：“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杜注：“令狐在河东，当于刳首相接。”《路史》卷二十八《国名纪五》有“令狐”，其下云：“魏颗邑，晋惠公济河，围令狐，今猗氏西十五里有故令狐城。”宋猗氏县治乃今山西省临猗县城，其西有嵋阳乡，该乡东北有令狐自然村，东去临猗县城不足十五里。
⑨ 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261至262页。
⑩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之“释朋”，《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7至109页。
(11) （晋）郭璞注、（清）洪颐煊校：《穆天子传》卷一，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至3页。
(1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0—41“京畿道关内道”、第46—47“河东道”。
(13)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2页。
(14) 宋罗泌以为“《姓纂》作伯綮，《穆传》今作伯絮，讹。”见《路史》卷二十九《国名纪六》古国。
(15) （晋）郭璞注、（清）洪颐煊校：《穆天子传》卷一，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6) 程学华：《宝鸡扶风发现西周铜器》，《文物》1959年11期。
(17) 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3期。
(18) 《说文·邑部》“”条下段注。
(19) 马保春：《晋曲沃考》，《晋阳学刊》2005年2期。
(20)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8页。
(21) 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朱凤翰：《关于北赵晋侯诸墓年代与墓主人的探讨》，《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克甫：《北赵晋侯墓地性质问题管见》，《古今论衡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刘克甫：《“北赵晋侯墓地即晋侯墓”一说质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2)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李伯谦：《晋侯苏钟的年代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9日；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11期；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李伯谦：《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与晋侯墓地若干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23)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太师蔡墨）对曰：‘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杜注：“飂，古国也，叔安其君名。豢龙，官名，官有世功则以官氏。鬷水上夷皆董姓。”正义曰：“《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后八姓，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是也。”《仓颉篇》卷上云：“三嵏山在闻喜”，孙星衍注云：“《文选》注云郭璞注”。鬷、嵏相通。又《左传》宣公十二年：“厨房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杜注：“蒲，杨柳可以为箭。董泽，泽名，河东闻喜县东北有董池陂。”西晋闻喜乃今山西闻喜县，其东北近绛县。又《山西通志》卷二十八“山川”闻喜县下云：“三嵕山，《上林赋》：‘凌三嵕之危。’郭璞《三苍》注：三嵕山，在闻喜，今县东五十里有焦山、高埒、汤寨，疑即三嵕。”可见封于“鬷川”的董国当在今闻喜县东北、涑水以东地区。又《水经·涑水注》：“涑水西迳董泽，陂南即古池，《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即斯池也。”《元和郡县志》闻喜夏下云“董泽，一名董泽陂，在县东北十四里”。谢鸿喜先生指出：“唐元和十年以前，闻喜县治东镇，东镇东北十四里正今湖村以南。”（见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24) 《左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鲁桓公九年为前703年，此时为曲沃武公时期，伐曲沃的队伍中不见董、倗两国，且虢、芮在今中条山以南或附近，据杨伯峻先生的意见，梁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二十二里”之“少梁城”，荀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之“临汾故城”，贾“在山西省襄汾县东”。从上述伐曲沃诸国的地理位置看，都在董、倗两国所在的今绛县、闻喜以外，这一现象很可能暗示，至迟在此时董、倗两国已被曲沃旁支所灭。
(25)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安阳、新乡地区文化局、湖北省孝感地区博物馆：《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7期。
(26)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尽心集——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7) 吴振禄：《晋文化几个问题研究》，《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28) 《左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杜注：“荀、贾皆国名。”正义曰：“《世本》荀、贾皆姬姓，僖十九年秦人灭梁，荀、贾不知谁灭之，晋大夫有荀氏、贾氏，盖晋灭之，以赐大夫。”虽然文献中“贾”初见于翼与曲沃对峙时期，但是既然它可以和周围小国联合共讨曲沃，说明其势力较强，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存在。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李学勤：《晋侯邦父与杨姑》，《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第3版；王光尧：《从新出土之杨姞壶看杨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2期；王人聪：《杨姑壶铭释读与北赵63号墓主问题》，《文物》1996年5期；李伯谦：《也谈杨姑壶铭文的释读》，《文物》1998年2期；董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4期。
(30) 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的二十一期，2004年；田建文：《“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考古学考察》，《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31) 荀灭于晋后，其地为晋大夫邑，晋有荀氏。《水经·汾水注》：“（古水）又西南迳魏正平郡北，又西迳荀城东，古荀国也，《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也。”据此，晋武公所灭的古荀国，其地望在今天山西新绛西不远处。此地后为晋荀氏所有，其与峨嵋岭南近盐池之郇地当不同，景公迁都，言“郇、瑕氏之地”，而不言“荀氏之邑”，说明郇、荀非一，区别甚明。
(32) 《左传》闵公元年：“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杨伯峻先生以为“耿”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东南之耿乡城（《春秋左传注》闵公元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58页）。《路史·国名纪》“少昊后李姓国”称：“耿，伯爵，河中龙门县十二（里）故耿城……”罗泌注云：“闵二年《都城记》，耿，赢氏国。《辨误》以为皮氏县东南耿国。”如此看来，则耿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一带。
(33) 杨伯峻《左传》桓公九年注以为梁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二十二里”之“少梁城”。
(34)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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