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枪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苏南、浙北的枪船，至太平天国时期为鼎盛，史学界论述颇多。本文就枪船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谈些管见：一是史学界有人认为枪船起始可上溯至清初，产生于嘉兴桐乡。本文用翔实史料论证枪船起始于嘉庆年间，产生于苏州吴江北舍及震泽严墓等地。二是对1862年夏太平军镇压枪匪的评估。不少专家，学者把此次镇压枪匪的范围、效果、策略等夸大了。笔者用丰富的史料，实事求是地对此作了评估，提出自己的看法。三是论述苏南、浙北枪船最终消灭的过程。
关键词 枪船 枪匪 太平天国
苏南浙北，少山多水，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汊港纷歧，利于舟楫，自古称为水乡。明清时期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沿河环湖分布着不少繁荣城镇，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是其名城。四府交界处的乌镇、青镇、濮院、新塍、黎里、平望、盛泽、震泽、周庄等均是著名市镇。交通以水运为主，“千艘万舸，远近毕集”。有的以米粮贸易著称；有的以产丝绸闻名，誉为丝绸之乡；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
在封建经济母胎里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压迫剥削严重。清袭明制，征收重赋，尤其是苏南，地主以赋由租出，征收重租，多的亩租竟达一石八斗〔1〕。农民终岁勤劳，所余几何。且道光年间，连年水灾，江苏屡歉，邻省亦连被偏灾。使“权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2〕。鸦片战争烽火的扰及，战后上海等地开埠，农业、手工业深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咸丰初，改漕运为海运，又“使运河废，运丁失业散处城乡”〔3〕。因而苏南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及运丁水手等，构成一幅游民图。
在晚清苏南社会里，最早出现的枪船，演变为由游民驾驶枪船作恶的水上武装，船以帮分，势力渐盛，至太平天国东征苏常时期为鼎盛。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枪船，论者颇多，本文拟就史学界对枪船研讨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管见。
一、枪船起始于何时何地
枪船，据史料记载“与渔船、农船迥异”〔4〕，其船“长不盈丈，阔仅三尺，二橹一桨，体轻而行捷”〔5〕。或说：“首尾尖锐，形如蚱蜢，四桨双橹，旋转灵便，行水面若飞，不畏风浪，名蚱蜢船，又名枪船，因舵后有木枪作标帜也”〔6〕。也有的说：“枪船平底狭头，不甚阔大，船头架抬枪一座，艄上插大旗一面，或大书某姓，或另编一字为号不等”〔7〕。可见，枪船形制，头艄俱尖，不甚阔大，受水最浅，行驶便捷，又“有所改进”。船上配置武器有“抬枪、鸟枪”、“苗刀”、“火药”，“间有架小炮者”。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武器的输入，也有“备西洋诸多火器的”。“另有大枪船一种，名曰踏白，双橹加桨，炮械较备”〔8〕。枪船人数有“前一人持枪，后一人摇橹”，或“人三五，枪三四”，也有“容四五人者”。大枪船则“每船五六人，或七八人”〔9〕。他们的穿戴，一般“穿著花青绵绸短衫裤以及黄黑柿漆绸短衫裤。”有诗形容说：“枪船健儿好身手，白布束腰毡盖首，蓝呢背甲绣两裆，白眼横斜满街走”〔10〕。这般装束大概是为的便于水上活动。约于道光中期（或早些），枪船为游民用来组成水上土匪武装，船以帮分。各帮枪船“选勇健善泅者操船，号曰老大。行止进退，悉听指挥”。“小伙计之上有大伙计，而大伙计又各隶于头家。头家者，豪滑之最大，能得其伙计之死力而用之者也”〔11〕。
那么，枪船起始于何时、何地呢？史家论者极少。笔者考查史实结合今人论述，主要有二种意见。一是“向有”说。冯桂芬在《公启曾协揆》说：“枪船江浙向有之”。《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说：“江浙地方向有枪船匪徒”。《马端敏公奏议》卷六说：“向有匪徒驾驶枪船”。冯是苏州士绅，丁、马曾任江浙巡抚，他们都没有说枪船起始何时、何地，而说“向有”，即由来已久。近年史学界有的学者把“向有”引伸为“枪船肇端可上溯至清初”，还说：“据《桐乡县志》记载，早在顺治三年（1646），江浙地区即有大股土寇横行，以陈其德率‘百余艘船掠濮镇’发其端，此后‘船以百计，人以千计’的水匪，‘遍地纵横而起’”〔12〕。对“枪船肇端可上溯至清初”说，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其由是：第一，不能把土寇利用船只打家劫舍，就认为是枪船的“肇端”。前面我已绍介，枪船“与渔船、农船迥异”，有其特定的形制、武器配置和人数。单就作者所引资料“船以百计，人以千计”来看，每条船上的土寇至少在10人以上。然而我们所见有关枪船的记载，未见有如此之多的。可见所记并非指形制“迥异”轻快利捷的的枪船。第二，作者引用时把某些史实也搞错了。《桐乡县志》，卷二十，兵事是这样写的，“顺治三年，丙戌，大盗杨耀宇等焚劫濮镇，昼夜横行。”下录陈其德著《土寇横行纪略》一文。作者却把“大盗杨耀宇”错写成《土寇横行纪略》的著者“陈其德率百余艘船掠濮镇”，把史实搞错了。第三，枪船产生时，并非就是游民用来劫掠的工具。是滨湖地区“猎人所有”，主要用来打野鸭等水禽，并不为非作歹。《盛湖志补》说：“枪船者，始…以枪击鸟为生。”冯桂芬《公启曾协揆》也说：“枪船，其始弋凫鹜为业”。苏南的吴江、震泽，境内湖泊星罗棋布，除产稻芡菱藕蚕桑，鱼甲贝螺虾蟹外，还有大量野鸭等水禽。每年重阳以后，野鸭从极边陆续南来，入冬后，南来的野鸭群最多，大群中个体的数目常可致数千，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前后在湖泊中留居约四、五个月。〔13〕1856年（清咸丰六年），吴江黎里塾师黄熙龄在《日记》中记：“今年夏间甚旱，田禾已经打折，八月间又有蝗灾，十月间，又有野鸭飞过时，声若雷霆，稻为之食去者十股之三，于是米大贵”〔14〕。同年，吴江殷谱经侍郎在《自订年谱》里也记：“家乡始患旱、蝗，秋冬间，野鸭啄禾，收成仅半”〔15〕，可见野鸭之多。野鸭，其肉可供食用，是很美的野味；其羽毛，也有经济价值，可缝制羽绒衣被。所以滨湖猎人，造枪船捕猎水禽。也有的说“枪船…初为商贾运载货物”〔16〕，当是第二位的。但无论是“始弋凫鹜为业”，还是“初为商贾运载货物”，都是正当职业。故我们不能把起始的枪船与后来以枪船为巢穴的枪匪等同起来。如是把枪船的起始“上溯至清初”即顺治三年，那么枪船一产生就是枪匪劫掠的工具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第四，与枪船最早产生的地点也不符。《盛湖志补》说：“枪船者，始祗太湖滨（吴江）北舍港一带有之”。《枪船始末》说：“枪船之起，始于苏属之吴江、震泽两县，蔓延于嘉属之桐乡、石门”。《野烟录》说：“枪匪者，大抵吴江人居多”。以上史实说明枪船始产生于江苏苏州府吴江、震泽县。后蔓延于嘉兴府桐乡等县。如果把“大盗杨耀宇”说成是枪匪头目，把他“率百余艘船掠濮镇”说成是“枪船的肇端”。那么，枪船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就都与史实不相吻合了。
二是枪船“起（始）于嘉庆”说。王步青在《见闻录》里说：“枪船起于嘉庆时，初为商贾运载货物，取其便捷轻利也”〔17〕。这是关于枪船起始有比较明确时间概念的一条记载，但还未为史家所关注。笔者认为此说是可信的，因为它基本上与《盛湖志补》、《寇难琐记》、《枪船始末》等记载是相符合的。由此我们可得出下列几点结论：⑴枪船起始于清嘉庆年间。⑵枪船最早产生地是苏南太湖滨吴江北舍港一带和震泽等地。⑶枪船在清嘉庆至道光初，从事正当作业，并不为非作歹。对此，不妨再举一件史实作为反衬。清嘉庆十一年，青浦县知县颁布《禁演花鼓戏告示》：“照得青邑地方滨海，商贾如云，…本县莅任以来，访有各路流娼，四方游手，借雍门之名色，作曲巷之生涯。缠头献媚，争为半面之妆，执板临风，惯击细腰之鼓。甚且按户敛钱，登台演曲，招妓船以共泊，轰赌局以争开。观者如狂，趋之若鹜，岂特倾家之路，实为酿祸之阶。…”〔18〕。《告示》发于清嘉庆十一年，与《见闻录》说“枪船起于嘉庆时”是同时，后“松属之青浦等县，向为枪船盘踞”，而《告示》历诉演花鼓戏，开赌局，招妓船为“倾家之路”与“酿祸之阶”，却没有诉及枪船。我们知道枪船被游民利用演变为枪匪后，“枪匪以枪船为巢穴，聚泊村镇演唱花鼓戏，招集游手开赌场”，“招妓船以共泊”，四者几成一体。所以笔者认为由于嘉庆时枪船从事正当作业，并不为恶，因而不必禁。所以《禁演花鼓戏告示》枪船也就不在禁之例了。以后枪船蔓延的过程，也就是由滨湖猎人等演变为游民用枪船为巢穴进行劫掠的过程，约于道光中期（或早些）开始的。
二、关于1862年夏太平军镇压枪船的评估
史学界在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枪船时，大多根据沈梓《避寇日记》的记载，把1862年7月太平军对枪船镇压的评估夸大了，如：
“忠王李秀成是一个专讲策略的人物。他于庚申十年夏克复苏南和浙江嘉兴，见太湖枪船匪帮地利熟、船快人多，怕帮助清军为敌，就对他们采取封官拜爵的政策，对所干害民的勾当佯作不闻不问。到壬戌十二年五月，就以闪电的行动对苏、松、嘉、湖广大地区的枪船匪帮同日消灭掉”〔19〕。
“1862年，太平军对太湖四周的反动枪船匪徒进行了一次联合大清剿，基本上消灭了这帮劫掠商铺民财的恶势力，使商贾贸易晏然往返”〔20〕。
“1862年，鉴于枪匪祸害在江浙地区的普遍泛滥，忠王李秀成会同浙江的听王陈炳文决定根除枪匪，在沿太湖的苏南、浙西一带严厉剿捕枪船，约于6月13日‘同日举事’。这是一次全面的联合行动，无锡枪匪属于重点消灭对象。金部枪匪遭此重击，元气大伤”〔21〕。以上诸位专家、学者对此次太平军联合大清剿的评估，笔者认为无论在范围与效果方面都是夸大了，至于是否是李秀成的策略行为，也值得商榷。
先说这次联合清剿的范围吧，上引诸家论述，概括起来有三种提法：一是“苏、松、嘉、湖广大地区”，二是“太湖四周”，三是“沿太湖的苏南、浙西一带”。后两种提法基本相同，可合二为一。范围果真有这么广吗？笔者以为是夸大了。
记述这次兜剿枪船的资料，主要有沈梓《避寇日记》、万流《枪船始末》、佚名《寇难琐记》、冯氏《花溪日记》、《柳兆薰日记》，还有光绪桐乡、嘉善县志等。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引录有关资料来分析。
《避寇日记》主要有：“（六月）十三日（7月9日），遂有捉枪船之警，自陡门而吾镇、桐乡、屠甸市、庙牌卡等处无不会齐拿获，庙牌杀14人，吾镇杀3人，陡门杀20人，凡街上见著花青绵绸短衫裤以及黄黑柿漆绸短衫裤无不拿获，…至十四、十五犹有长毛至各处乡间查拿小船者”。
“六月十三日午中，双林起潮头，人皆立圹桥高处东望。…午后有探子从琏市来，言清晨至琏市，见贼入市放火掳人，掳船无数。…传是德清长毛之说。是晚有人从乌镇来，言贼以捉船为名，至乌镇四乡大掳，…传是桐乡长毛”
“十四日，有人从严墓逃来，言长毛在严墓亦声言捉枪船”。
“是夜（乌镇吴）桐村并款予，言十四日突有捉枪船之惊，…次日，复来搜拿遗剩枪船。”
“十五日，秀水武举人冯宝山以枪船过陡门，为贼所杀。冯有勇力，有胆量，累率其私属截击贼船而歼之”。“长毛到，捉小船十五，杀冯宝山”。
“闻…在南汇镇，其地向有枪船赌魁王夭光者，六月中，以禁小船为长毛所杀”。
“廿三日，双林捉枪船，系驻双林伪文军政刘姓所捉”〔22〕。
《避寇日记》告诉我们：（1）这次捉枪船涉及市镇主要有嘉兴郡秀水县陡门、濮院、新塍。桐乡县屠甸、庙牌等。嘉善县南汇镇。湖州郡归安县琏市、双林。乌程县乌镇及苏州郡震泽县严墓等镇。（2）去湖州归安县琏市捉枪船的，“传是德清”县的太平军。此话也颇重要。
光绪《桐乡县志》、《嘉善县志》，也有此次捉拿枪船的记载，补充了《避寇日记》的不足，说太平军在县境青镇、天宁庄、油车港、陶庄、斜圹等地兜剿枪船〔23〕。
《寇难琐记》记：“六月十四日，各头目四路会齐，逢船便捉，自服紫短衫黑裤者，尽行拘絷。顷刻间，豨奔豕突，就戮者数十百人，
拿获船只以千计，或毁之，或焚之”〔24〕。《花溪日记》也说：“贼于六月十三日，各处猝拿捉，杀伤无算，降贼亦无计，余匪躲避无迹，聚赌亦始无”〔25〕。
《枪船始末》记载：“三人约会，同日剿灭，卜小二在新市一带者被杀几四五百人，市河为之不流。各地全行溃散”〔26〕。
万流记了沈梓未记的“三人约会”痛剿湖州德清县新市卜小二龙记枪船的情况。
《柳兆薰日记》记载：“（六月）十四日，晴。……闻嘉善长毛又出来，分湖以南村落又被劫掠，并有欲至金泽之信，昨夜闻炮声甚近”。“十五日，晴。为禾颖（指嘉兴太平军，下同——引者）以捉枪船为名，实则在……严墓一带大打先锋。……昨夜梨川（即黎里——引者）亦有惊吓，今日不知如何？”“十六日，晴。……舟自白毛墩还，知昨晚为禾颖欲捉卜氏枪船，（黎里）又有虚惊。”“十八日，晴朗，未热。……闻梨川为捉枪船，颇甚惊惶，恐时局从此又一变”。“廿五日，晴，不甚热。上午，闻颖氏……云自黎里来，至莘塔，专与枪船为难，居民无恙”。“廿六日，晴，大风。知北舍居民无恙，毛已回梨，来时专捉小船，然均远逃”〔27〕。
柳氏《日记》告诉我们：（1）在初夏天晴未热的日子里，太平军在嘉兴联合清剿枪船的同时，派兵到与嘉兴毗邻的苏州吴江县黎里、莘塔、北舍及震泽严墓等地拿捉卜小二枪船，即“禾颖欲捉卜氏枪船”是也。（2）它使我们明白进入严墓捉枪船的也是嘉兴太平军。（3）太平军纪律严明，“专与枪船为难，居民无恙”。（4）柳氏《日记》与其他资料可见，这次“同日举事”的联合清剿，从六月十三日（7月9日）开始，至十四、十五三天为高潮。尔后，仍在继续，延续相当时日。
据以上史实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太平军这次“联合大清剿”的范围，是以嘉兴郡为中心，西至与嘉兴相邻的湖州郡乌程、归安、德清三县，北达毗邻的苏州郡吴江黎里、莘塔、北舍及震泽严墓等地。至于湖州郡西南诸县如长兴等县如长兴等县，并无太平军参加兜剿枪船的记载。严墓、黎里等地以外的广大苏州地区，也无太平军参加此次联合剿枪事。至于松江郡，更未见有捉拿枪船的记载，仅《柳兆薰日记》说：嘉善太平军“有欲至金泽之信”。金泽，松江郡青浦县西乡古镇，西接苏州郡吴江县，南连嘉兴郡嘉善县。太平军倒底去了没有？以后柳氏《日记》未见记载。很可能没有去，因若去了，柳兆薰不会漏记。但即使去了，也不能称松江太平军参与了此次联合大清剿。事实上，1862年5月，太平军与中外反动派在青浦、嘉定等地进行拉锯战，很难投入兵力参与联合行动。
笔者认为这个分析，也是符合太平军实际的。当时听王陈炳文驻嘉兴，“嘉兴一郡，咸遵……陈炳文教令”〔28〕。信天义何信义驻湖州乌程县乌镇及德清县新市。符天燕钟良相部自1861年春进驻桐乡县，“招邑之无赖者充乡官”。还在乌镇一带“把卡”，概缘乌镇与桐乡青镇隔河东西相望。所以《枪船始末》说“三人约会，同日剿灭”，就是指陈炳文、何信义、钟良相三人密议，同日发动对嘉兴及其相邻少数地区的联合清剿活动。事后十天左右，慕王在常熟张贴《禁枪船告示》称：“倘逾限不能如令”，派兵“剿洗一乡，如嘉兴近事”〔29〕。这里清楚表明：慕王用嘉兴剿枪的近例来告诫苏州的枪匪。但也说明“三人约会”的兜剿枪船是嘉兴地区最近的军事行动，没有承认是苏松嘉湖广大地区的“联合大清剿”。
所以把此次清剿范围说成是“对苏松嘉湖广大地区”，不符合史实，是夸大了。或说“对太湖四周”枪船的镇压，范围就更夸大了。因滨太湖地区除苏松嘉湖外，还有常州郡。常州也无参与联合清剿的史实。至于有人称：“这次全面的联合行动，无锡枪匪属于重点消灭对象”。这是信口而言，无史实依据，不足为信。
再说清剿的效果吧，前引诸家论述也有三种提法：一是“对苏松嘉湖广大地区的枪船匪帮同日消灭掉”，二是“在沿太湖苏南浙西一带”“根除枪匪”，三是“对太湖四周的反动枪船匪徒进行了一次联合大清剿，基本上消灭了这帮劫掠商铺民财的恶势力”。一、二类同，也可合二为一。一说“同日消灭掉”。我们知道苏松嘉湖地处两省，是广阔的水网地区，枪船又发展至鼎盛时期，要太平军“同日消灭掉”，恐非易事，是夸大了。二说“基本上消灭了”，也是夸大的。首先这次剿枪的范围如前所论述的，没有那么广，湖州西南诸县没有记载，长兴县南阳墩枪头潘天顺就未受打击。苏州元和县周庄枪头费金缓、长洲县东永昌团首兼枪头徐少蘧也未受打击。就在此次剿枪后一月左右，即1862 年8月，苏州吴县古镇角直，还发生枪匪劫掠事件。据《野烟录》记载：“突有枪船数百自东来，……大肆抢掠。……合计之，不止腰缠十万也”。又说：“自冬徂春，或则枪匪打贼卡，或则发贼捉枪船，不能备记其月日，互有胜负”〔30〕。可见苏州地区的枪匪仍很猖獗。常州郡无锡金玉山、金匮荡口华瑞芳等枪匪，也未受太平军铁拳打击。1863 年6月初，还发生金玉山枪船匪帮在五里湖偷袭太平军水师事。五里湖位于无锡南效，是太湖北部的一个湖湾。湖西北有独山门，直通太湖。湖南经长广溪至吴圹门，也直通太湖。金玉山枪船匪帮就活动于吴圹门至独山门的沿太湖地区。1863年6月初，溧阳侍王李世贤部水师，从宜兴去湖州，不期于太湖中遇大风，因浪高流急，船从独山门避入五里湖停泊，金玉山率枪船竟乘雾夜袭，据《如梦录》说：“悍贼二千，无一漏网”〔31〕可见枪匪金玉山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其残忍。
其次，以嘉兴地区而论，也说不上枪匪已“同日消灭掉”或“基本上消灭了”。海盐县沈荡镇，由陈世德兄弟为首的枪船匪帮所盘踞。据《花溪日记》1862年7月记载：“闻赌首郑（陈）四（世）德等尽集枪船五六千于苏之樱墩河（疑为苏州吴江莺脰湖之误——引者），欲会同官兵帮打苏州城”〔32〕。所集枪船之多，气焰之盛，也很少见。1863年秋，《咸丰同治海盐兵事始末纪略》还称“枪船密布”〔33〕呢。此外桐乡有施尚松，即施麻子，平湖有王英美，即王四相，石门有周上林，即周三等〔34〕枪匪。再如盛泽，历史上属江苏苏州吴江县，太平天国时期划归浙江嘉兴秀水县。盘踞镇上的枪匪头目孙少襄，据《枪船始末》记：“各地（枪船）全行溃散，……惟盛泽双（四）喜官（即孙少襄——引者）得免”〔35〕。可见盛泽枪船匪帮也未受太平军打击。所以，嘉兴地区也不能一概而论，大致是小股枪匪头目被镇压，如秀水冯宝山、南汇镇王天光等；或是受到沉重打击后投降清军去了，所谓“时各处赌枪匪尽投官军”，其中包括一等枪头卜小二及王四毛等，“卜尤人众”，“皆自备资脯”，不足，则“以劫掠为事”。也有的枪伙则根本未触动，或打击不大，如盛泽孙少襄、沈荡镇陈世德等。所以经过这次联合大清剿后，嘉兴地区枪匪势力还仍然不小。所以，1863年4月中旬，嘉兴荣王廖传谕各乡官听令，责以三事，其中之一仍是捉拿枪船〔36〕。
总之，笔者认为太平军1862年夏对枪船匪帮的联合清剿，行动是坚决的，打击也是严厉的，嘉兴及其附近地区的枪匪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也不能评估过高，如说对“苏松嘉湖地区的枪船匪帮同日消灭掉”了，或者说把“太湖四同”的枪匪势力“基本上消灭了”，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再说是否是忠王李秀成的策略行为，即由1860年“封官拜爵的政策”，转变为1862年7 月“以闪电的行动对苏松嘉湖广大地区的枪船匪帮同日消灭掉”。对此，笔者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其由有三：
（1）不具备转变条件。沈梓在《避寇日记》里说：“迨至杭城破，湖城溃，贼无敌国之患，而所势不两立者独有枪船，而贼遂有图枪船之志矣。……于是发令于六月十三日分兵各路擒获，凡苏松嘉湖无不克期会同，而枪船竟为所止”〔37〕。其实太平天国并未如沈梓所说，已到了“无敌国之患”，而“势不两立者独有枪船”的局面。我们知道1861年9月，太平天国失去了天京上游最后一道屏障安庆。曾国藩坐镇于斯， 派其弟曾国荃率湘军沿江东取天京，又派左宗棠率部入浙。1862年4月，派李鸿章率淮军数千抵沪，勾结外国侵略者，以上海为基地加紧进攻太平天国苏福省。5月底，曾国荃部湘军已抵雨花台，进逼天京。6月上旬，天王洪秀全已严诏李秀成救援天京。太平天国开始天京保卫战，形势已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了。
（2）从此次联合清剿枪船的发动来看。据《寇难琐记》与《枪船始末》所记，“壬戌五月”，桐乡枪匪周三与海盐沈荡镇陈世德因赌起衅，“会集众枪匪数千艘”欲决胜负于桐乡南门外，以及“卜小二既屡卜毛皮”等，鉴于枪船匪帮势力猖獗，所干种种不法行为，严重扰乱太平天国安民地区秩序与安定，符天燕钟良相乃“言之于信天义（指何信义—引者）。时信天义驻新市，……乃告之于嘉兴听王陈炳文。三人约会，同日剿灭”〔38〕。“遂申请于苏州忠王，许所在擒拿”〔39〕。可见这次联合清剿是由听王陈炳文等提出申请，经忠王李秀成同意，“许所在擒拿”，即在嘉兴地区为中心，三人联合清剿枪船匪帮。
（3）前已论述，1862 年夏太平军对枪船的镇压，无论在范围与效果方面，既未做到“对苏松嘉湖广大地区的枪船匪帮同日消灭掉”，也未达到“对太湖四周的反动枪船匪徒……基本上消灭了。”只是在忠王李秀成同意的“许所在擒拿”的范围内给枪匪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据上分析，笔者认为把这次联合清剿说成是李秀成的策略行为，所以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江浙枪船的消灭
枪船是怎样消灭的呢？《劫余杂识》说：“后粤匪至，托名安民，亦恶枪匪为患，各处剿杀。承平后，江浙大吏复实力捕治，而枪船之名始灭”〔40〕。笔者认为除去文中污蔑之词，尚合乎事实。
早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建立时，忠王李秀成对枪匪助清为恶，一度取镇压态度，如对统带枪船，“朝夕督巡”于苏城东南葑门一带、后逃归周庄的费秀元，李秀成出示说：“倘敢如周庄之抗拒，天兵到日，剿洗无赦。”继又悬赏“有得周庄费某头者，赏千金”〔41〕。太平军南取嘉兴，在平望击毙助清军抗拒的枪匪头目吴沙哥等。后李秀成鉴于苏南浙北系水网地区，枪船地利熟，船快人多，采取封官拜爵政策。枪头卜小二“首受伪职”，接着费秀元、徐少蘧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孙少襄也与太平军约“两不相犯”。他们明与太平军周旋，暗与清军联络，或继续为非作歹。太平军对安民地区枪匪为患，曾各处兜剿，在无锡华庄、金匮荡口镇压了小股枪伙宋小庆、周景高等。1862年，慕王谭绍光于克复湖州后，“令乡官偏搜枪船及其军器”〔42〕。同年夏听王陈炳文等在嘉兴郡及其相邻地区，对枪船展开联合清剿，镇压了一批，严厉打击了卜小二枪匪势力。
1863年1月初，团首、枪头徐少蘧受李鸿章布置，联络常昭守将钱桂仁，又至苏城策划谋叛，被慕王谭绍光发觉逮捕。不久，骆国忠等叛变于常昭，谭绍光发兵平叛，苏州保卫战开始。未几，陈炳文率军二万多人由浙至苏，一举荡平徐少蘧在东永昌的巢穴，拔除了这个反革命据点。其弟徐佩瓀率残余“炮、枪各船数十号”，逃奔沪上，被李鸿章收编为巡湖营水师。11月，于苏州陷落前，慕王谭绍光将徐少蘧提出监狱，“亲自施放三洋枪”，惩处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
无锡枪匪金玉山，横行锡南太湖北岸，屡“剥毛皮”，劫税卡，残害太平军将士，血债累累。1863年6月，无锡守将黄和锦与溧阳李世贤联合发动，于端午节黎明，突然在锡南太湖之滨联合清剿，一举击溃金玉山枪船匪帮。金玉山鼠窜脱逃，后投奔清军，“充水师向导”〔43〕。
周庄费金绶，淮军抵沪后不久，李鸿章命黄翼升部水师游奕于淀山湖，防堵湖西暨西南太平军，也含有监视周庄枪匪之意。1862年6月上旬，黄率炮船东来，周庄“枪匪出敌，官兵上岸，焚其庐舍”〔44〕。柳兆薰在《日记》中写道：“闻周庄为官兵所冲，小贝公（指费金绶——引者）家大遭焚掠。”又记：“知小贝公家大伤元气，均被朱大卤莽败事”〔45〕。1863年4月，费金绶见太平军四出剿杀枪匪，令同伙朱大在沪“投官兵，授武职，领炮船至周庄，约费姓反正举事，民间三日尽剃发”〔46〕。费金绶公开投向清政府怀抱。李鸿章派淮扬水师右营总兵陈东友驻周庄。周庄枪匪被改编为抚标水师新后营。后助淮军攻苏州、嘉兴等城。所以嘉兴官绅吹捧费金绶有“再造之恩”。
盛泽枪头孙少襄，尽管躲过了太平军的联合清剿，仍暗与拜把兄弟费金绶勾结，效命清军的野心不死。1863年4月，当费金绶公开投向清政府后，嘉兴荣王廖发寿召孙少襄听令：一办漕粮，二拿枪船，后荣王指斥孙少襄“通妖”，要孙“以家眷入禾城（指嘉兴——引者）为质”。孙“力辩其无据”，百般抵赖。荣王乃命孙捉拿已投清军的“王四毛小船自赎”。孙却胡言“百姓劫数未尽，天数应尔”，不肯实力效命，荣王见孙无悔改之意，乃派太平军捉拿孙少襄在西圹一带的枪船，予以警告性的惩诫。8月初，时已降清的卜小二枪船匪帮在新塍劫掠太平军船只和乡官家财。荣王复移文孙少襄“殄灭卜氏”，孙与卜声气相通，纵卜使遁。荣王“以令旗火速调孙进城”〔47〕。孙见事败难容，乃散盛泽保卫局，携眷及炮船4号、枪船184号、枪勇240名逃奔周庄。后受清总兵陈东友改编，组成“魁字副营，屯同里”〔48〕。为垂死的清王朝效犬马之力。
太平天国时期苏南浙北的枪船匪帮，是游民组成极为复杂的水上武装，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太平天国早年开疆拓土，进军苏南浙北时，枪船有的助清抗拒，受到镇压。有的归顺太平天国，助打先锋，攻城略地，但劣性不改。有的接受太平天国封号，混进天国内部。他们明与太平天国联系，暗与清政府勾结。对此，农民领袖也无法给以有效改造。为了维护安民地区秩序，稳定后方，太平天国派兵“各处剿杀”，先后捣毁了卜小二、金玉山、孙少襄、徐少蘧窠臼，给苏南浙北枪船匪帮以致命的打击。1863年12月，苏州失陷。明年3月，杭州失陷。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清政府对枪船，时而镇压，时而利用，交替使用两手政策，根本目的是要消灭之。太平军东征苏常，清政府利用枪匪妄图阻挡太平军胜利前进。失败后又利用枪匪来恢复其反动统治。清政府也并未忘记秋后算帐，1862年6月，清廷寄谕曾国藩、李鸿章，“枪船凶横反侧，亦必豫为之所。著曾国藩、李鸿章按照各条并节次寄谕，其应逮问及拿办者，即惩治一二巨憝”〔49〕。1863年5月，清总兵陈东友以“朱大凶狠反复，恐其变，正法于市及其党十余人，抄出金银数千两”〔50〕。卜小二降清后，“人众，每多不德”，被百姓呈诉躲在青浦的吴江令沈某。沈移文淮军水师黄提督，黄欲取以正法。卜等获息逸去。无锡金玉山降清后，“扰民不减于前”而被遣散。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重建江浙地方政权。江浙大吏遵循清政府的旨意，定下“严禁拿办”枪船，“以期尽绝根株，而杜后患”〔51〕的方针。浙抚马新贻到任后，即饬地方文武实力查拿，并饬藩司杨昌浚督饬所部水陆将士，“先后访获著名枪匪吴朝俸、杨和尚等40余名，讯明正法”。其时一等枪伙卜小二、卜小三、卜长生及盛毛等，“装贩私盐”，“出没无定，耳目尤多，迄未就获”〔52〕。海盐陈世德兄弟则“逃匿近海方陈埭一带，濮院沈大林、新塍姚盛期、当中阿二逃匿近地乡间”〔53〕。而卜小二等仍敢纠结党伙，潜滋暗结，一隙偶疏，辄思蠢动。江苏巡抚郭柏荫公同浙抚及江南提督李朝斌，定下“两省兜剿之计”。“设线购奇，将卜小二、卜长生等获案究办”。不久，浙省将“著名党匪盛毛等悉数弋获”。卜小三“势孤力穷，窜伏海滨”，还有著名枪匪金幅等，均被清政府擒获，并“将悍党数十名并拿获惩办，其余胁从，概行解散”〔54〕。经江浙大吏“敛戢解散”，枪船“计已十去其九”了。
1868年1月，丁日昌继任江苏巡抚，鉴于吴江、震泽、长洲、吴县等，多有以枪船充盐捕、盐巡，平望驿雇枪船代马，“托名官船，张立旗号，每借缉私名目滋事，窝私贩私，无所不为”，“而依附者，又不知若干船”。且民间枪船器械，“未交之处尚多，或沉水中，或藏僻处，亦有公然放在家者”。盛泽乡间，“尚有持械争斗之事”〔55〕。为了“永除枪船之患”，丁日昌复订《严禁枪船章程六条》，规定严禁枪船必先收器械，收交器械立限给值，每收一村完峻，即取切结。旧有枪船，立限改造，逾限不改，船只锯截，如有再造，按私造军器论处。官用枪船，宜先禁绝，否则知法犯法，即照枪匪治罪，今后无论官、民不得雇用。船械改、收之后，水陆编查保甲，十家为一甲，渔民则十船为一甲，“一家为匪，九家连坐”。在查禁枪船、收交器械时，江浙两省同时进行等〔56〕。
经太平天国给枪船以致命打击后，又经江浙两省地方官吏联合严拿枪船首要，解散余党，严禁枪船，收交器械，编查保甲等措施后，“枪船之名始灭”。
注释：
〔1〕拙文介绍《塞山周氏重买祭田碑记》，见《中学历史教学》（江苏），1979年创利号。
〔2〕《林则徐集》，奏稿，第151页。
〔3〕光绪《石门县志》，卷十一。
〔4〕〔8〕〔51〕〔53〕〔56〕《严禁枪船章程》，《江苏省例》，同治七年下，第20—24页。
〔5〕《湘城小志》，卷五。
〔6〕〔9〕《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57页。
〔7〕《海角续编》，《漏网喁鱼集》第130页。
〔10〕《南浔志》，卷四十五。
〔11〕、〔36〕、〔37〕《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130、244、176页。
〔12〕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论文：《江浙太湖地区的“枪船”集团与太平天国》，第3页。
〔13〕参见《太湖地区的野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56年4期。
〔14〕《黄熙龄日记》，稿本，存苏州大学图书馆。
〔15〕、〔49〕《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第29、43页。
〔16〕、〔17〕王步青《见闻录》，上海、苏州市文管会合编， 1962年。
〔18〕上海史料丛编：《盘龙镇志》，第138页。
〔19〕《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历史研究》，1984年1期。
〔20〕《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21〕《太平天国时期的无锡枪匪》，《无锡史志》，总17期，第278页。
〔22〕《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174、168、170、173、176、203、170页。
〔23〕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兵事和光绪《嘉善县志》，卷十三，兵防。
〔24〕、〔28〕、〔39〕《寇难琐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97、154、197页。
〔25〕、〔32〕《花溪日记》，卷下，丛刊《太平天国》，（六），第706页。
〔26〕、〔35〕、〔38〕《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5、128页。
〔27〕、〔45〕《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64—266页。
〔29〕《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451页。
〔30〕《野烟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 178页。
〔31〕《如梦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 618页。
〔33〕光绪《海盐县志》，卷末，杂记。
〔34〕《难中记》，丛刊《太平天国》，（六），第642页。
〔40〕《劫余杂识》，丛刊《太平天国》，（五），第311页。
〔41〕陶熙《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第4页。
〔42〕《湖防纪略》，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六。
〔43〕《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65页。
〔44〕、〔46〕、〔50〕《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05、107页。
〔47〕《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第244、261、262页。
〔48〕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下，列传七。
〔52〕《马端敏公（新贻）奏稿》，卷六。
〔54〕、〔55〕《丁中丞（日昌）政书》，抚吴奏稿，三。
标签：浙江嘉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日记论文; 李秀成论文; 吴江论文; 太平军论文; 桐乡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