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兴与没落之间——从《申报》看科举与学堂之争(1901-190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之争论文,学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2-0042-04
1.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满于培养旧式人才的旧式教育制度，欲改科举。经甲午一战，新式人才成为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将“兴学育才”付诸实施。大势之下，人们已隐隐感到学堂终将取代科举。
作为一份反映社会动态、舆论的民间报刊《申报》十分关注学堂事务。1901年前，关于新式教育的报道尚属寥寥。1901年九月以后，大量的学堂新闻出现在《申报》上，一天多则四、五条，少则也有一、二条。一时间，各类中小学堂、蒙学堂，师范学堂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兴办学堂与所在省份的人文风气、官员乡绅的支持程度直接关系。直隶、山东、湖北因其政治地位、主事者关系位居前列。浙江、江苏这些人文荟萃之地，一向注重教育，一向学风气浓厚，学堂林立。办学浪潮还波及到一些偏远地区，蒙王兴学一度成为大家津津乐道之事。
学堂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旧式教育的穷途末路，但科举并非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愈来愈萧条冷落，相反倒呈一片热闹非凡之景象。
1903年，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场面蔚为壮观。“各省士子之赋槐黄而踏省门者多若过江之鲫，约计大省万余人，小省数千人，负笈担囊，不远万里，既抵省垣，觅寓所、购考具，憧憧往来于贡院，左右无一非应试之人。”[1]《申报》对这场考试浓墨重彩的描述丝毫不亚于学堂新闻的报道。
学堂初兴，科举将废，为何仍有如此众多之士乐此不疲，此乃科举应试情结所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当时仍根深蒂固，非一时之间所能破。欲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利禄，是广大士子多年寒窗苦读的动力与希望。他们寄个人前途与家族命运于此，无怨无悔地投入与付出，应试已成其安身立命之处。一项制度可以通过诏令轻易废除，但蕴积千年之久的士子应试情结却很难阻断。新式学堂虽也有相应的“功名”奖励，但较之传统的科举“进身之阶”来说，尚不成熟、可靠。而且，学堂与科举不同，除教学内容的根本差异外，学堂在入学年龄与资格上均有所限制。一般是年龄在14岁到20岁之间为佳，身家清白、资质聪颖者优先，入学考试录取比例也很严酷，如200人中取40名。这就将当一部分想读书而不符合条件的人拒之于门外。相比之下，科举考试在年龄上从无限制，耄耋老翁与弱冠少年均可赴考，应试不举还可再考。许多过了入学年龄之士，只能在科举路上求前程。科举制度下，士子们边耕边读，时间上很自由，读书费用也较少。而学堂进行的是系统教育，需要有专门的时间投入其中，要受学堂规范的限制，交纳学费的同时，还要上交膳食费，这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入学读书是一项不轻的负担。故有些学堂一开始常常招不满学生，为吸引学生，他们不仅免收学费，还有月课花工奖励，而且允许参加科举，甚至有送考章程。既不耽误功名前程，又无衣食之忧，何乐而不为？许多学生身在学堂，心在科举，于功课敷衍了事，一心只在圣贤书。
一方面新式学堂发展迅速，一方面旧式科举仍热闹非凡。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学堂、科举并存的独特现象。然而无论是科举还是学堂，都埋有隐患，危机四伏。
2.与没落之科举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学堂均显蓬勃之新气象，然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并非易事，各省府州县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经费难筹。建立校舍，礼聘教习，购买书籍，都需要资金，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只能从其有限的开支中拨出一部分用于办学，大部分资款得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学堂兴建的报导中，十有八九会述其经费筹集问题。不少学堂因“经费日绌”而不了了之。金陵省垣大学堂因“巨款难筹”，教习“薪水竟如画饼充饥”，不得不“暂行缓办”。[2]京师蒙养学堂开办不久，便因“经费短绌，无可支持，不得已暂时停止”。堂中诸生只得“在家温故知新，自求进益，候堂中筹款，再当谴人传知……”[3]各地学堂为筹集经费，可谓煞费苦心，而所筹之款远不能满足需要。在筹款过程中，各级官吏互相推诿，敷衍了事，“一言及筹款，则督抚委之州县，州县委之绅士，文移往返，言语纷扰，终无所成议。”[4]
其次，教习难延。新式学堂不同于旧时书院。书院培养应试人才，习时艺试贴，致力于训诂，专心于词章。而学堂则侧重实学，培养会通中西之实用人才。故需聘学贯中西之士。但真正能通达古今，讲求实学者，在中国则寥若晨星。一般的作法都是礼延东西洋教习主各学堂讲席。如顺天府工艺学堂原教习水平不高，“未能得入，各学生学业无甚进境”，便设法聘定英文双文教习。[5]洋教习一旦聘定，便须高薪支付，否则，难以持久。洋教习之外，最能胜任讲席者乃学堂肄业之优异学生。但学有所成的毕业生数量毕竟有限，在资历、声望上尚显稚嫩，往往为学生所不满。鄂省自强学堂选派两湖书院某生充当教习，“诸生以其资望太浅，而肆情侮慢，哗噪不堪。”[6]
兴学还面临教育无秩序，学堂章程不完善诸问题，学堂分大、中、小学级等第，正常的教学秩序应是“小学堂卒业升中学堂，中学堂卒业升大学堂，大学堂卒业然后造就选送京师大学堂”。但实际情况是“有应入小学堂、中学堂者辗转居然得入大学堂，有可入大学堂者无人授引反入小学堂、中学堂”。学级混乱且各级学堂间差别不明显，“其所以稍异者，则以年龄之长幼与文理之深浅耳。”教习所用的教科书也不尽相同，即使相同，讲述方法也有差异，故学科难以统一，给教学评定工作带来困难。
学堂兴办之路备感艰辛，“学堂难办”之声不绝于耳。而其中最大问题在于学生的滋事肇祸。
学生肇事有的完全因小事而促发。学生住宿于堂，于读书外，日常起居，无不受学堂总办提调的监督、管理。相处期间，往往易起事端。如浙省大学堂某学生因丢失马褂一件，让监察委员戴君访查，但戴君认为此事因他不小心所致，激怒该生，祸乱由此发起。[7]另外，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涉及到西方平等独立的思想。主张自由平权之说，喜谈革命流血之事者为数不少。学潮纷起，学堂肇事新闻为《申报》上一大热点，引起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
3.科举不废，学堂难办；学堂不举科举难废。时人皆意识到了学堂与科举的势难两立，究竟何者为佳，众说纷纭，细观《申报》，一般有以下四种意见。
科举当废。持此观点者对愚国愚民的科举深恶痛绝，他们认为科举弊大，积重难返，旧式教育已不能适应时代所需。《申报》上力陈科举之弊者比比皆是。“学者心性之空谈也，词章之未拔也，于学无实际，于世不能用。”对清廷改八股为策论之举，此派人物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只是权宜变通之计，科举考试的本质未变。[8]在他们看来，科举于人于国非但无益，还耗用了大批资金。“每开一科须耗银一百数十万，国家财力有限，何堪再耗此巨金？”[9]学堂办学同样急需筹措经费，把这笔资金用在科举之上，不如用在学堂之上。
此派人士多为学堂兴办的热衷倡导者。在他们看来，科举的最大“弊端”在于它阻碍了学堂的发展。“人民虽无不知学堂为美举，而尚有科举一途以谋进取，于是议及学堂，遂不无徘徊观望，士人一生观望之心，筹款遂难，筹款一难，无论其不能广设。”[10]学子不忍割舍登进之途，在学堂与科举之间犹豫未决。故只有废除科举才能令学堂充分发展起来。当得知直督袁世凯入京陛见奏请“学堂为培养人才之地，然必须永停科举，专意诵弦始有真才可得”时，此派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宫保之见，可谓高人一等，宫保之奏可谓紧人一着。”[11]《申报》上称之为“识时务者”，他们力主尽早废除科举，而钟情于新式教育之学堂，对于学堂培养之学生寄予无限希望。
科举不必废。他们认为学堂之效未善，而学堂之祸已滋。而学堂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的滋事肇祸。“某处与教习为难，某处与监督相仇，某处立会闹战乱，某处恃众哗散，汹汹之势，特有所闻，甚县今日闹战乱，明日毁妓馆，此方辱门子，彼又殴疱丁，风波叠起。”[12]在当政者眼中，这是聚众闹事，不服管教的具体表现。他们将科举与学堂两者作比较：“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13]“弱”于国家前途之可悲，而“乱”更于目前形势之可畏。相比之下，科举未尝为国家之大患也，不足废。
他们认为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为朝廷所用，反而惑乱民众，排满灭清，殃及朝廷。而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却仍不失为取材的一条道路。历史上因科举而得的人才也大有人在。“自唐宋以迄今，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林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安能谓科举中必无真才乎？”[14]这些人中很多先前便是通过应试这条途径跻身上层，作为受惠者，他们对科举有着深深的眷恋、感激之情，一旦新式教育与他们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回复到科举是很自然的事。朝廷温和、宽松的科举政策也鼓励着士民从容赴考。
“科举不能废”在民间不乏响应者。学堂在普通百姓眼中还是一个新事物，很难理解，但从切身利益考虑，他们仍偏向于旧科举。入堂读书不比耕读，对贫寒之家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从前贫苦之家，以十文购三字经、千字文即可，使持之入塾，今则置备书籍即各种蒙学课本，价目昂贵，费加十倍、百倍不止，且课本未能尽善，尚需随时变易，而谓贫者力其能逮乎？”[15]
科举不应骤废。他们并不否认科举种种弊端，对旧式教育的前景也不报甚希望。科举制度的废除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废除科举，不是一纸诏令就能顺利完成的，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之间需要一个过渡。
他们认为“科举应废”，非“有激之论，乃切中肯綮之语”，骤废科举并不合适。学堂培养一个人才“据核计其时至速非十年不可”。即使“年龄稍长不必循序渐进，可一试而即入大学堂者”也要“历三数年始能通中西之学”。“一旦科举骤废，试问此数年中不将无所取材乎？”[16]再者，废科举即停士子登进之路，“于学稼、学贾两非所长”的士人将何去何从，似与“宽厚待人之政”相违背，也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此外，学堂初兴，或经费难筹，或教习难延，或学生闹事，要建立如泰西、日本较为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与调整。在学堂尚未完善之前，科举可暂时保留。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他们认为不能骤废科举，主张采取渐进方式推进教育改革。涉及学务的官员相对来说都较赞成此观点，因身涉具体学务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与困难。“科举不可不废，而又不可骤废。”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会奏递减中额折，此折一经《申报》刊布，民众便有热烈反响，此派人士认为该折“以渐变为去之策，不失之激，亦不失之随，俾之渐改古来科举取士之颓风，冀收泰西各国学堂植才之实效。”
他们一方面将科举相应作些改革，尽量减少科举之弊，一方面加紧学堂兴办工作：广筹经费、修订章程、延请教习，尽量为科举到学堂的过渡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措施，令改革少几分动荡，多几分平衡，从制度操作层面上说，这种观点比较实用。
科举学堂合而为一论。此派观点与前者较为相似，且更加具体，欲走一条折合新旧之路，将学堂、科举并为一途。在他们看来“识时务者”、“墨守陈规者”都有道理，但有所偏颇。科举、学堂各有得失，可以互为补充，取长补短。
他们认为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来逐步改善。而学堂之患主要在于学生的“浮躁凌嚣之风”，他们认为造成此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学成而无进身之阶，是以甘冒不韪之名，恣行犯上作乱耳”。[17]“平等独立”、“自由平权”不过是挂在他们嘴上的“口头禅”。[18]故他们主张“由学堂而得科举”。如此一来，学生“日当理头励志，一朝发绩，即不难出其所学，为国所用，初何趾高气扬？”
为达到“科举、学堂合而为一”目的，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法：严禁民间私设学塾，因为这些学堂无视正规学堂章程，往往以革命流血，排满灭清诸逆诏其子弟；课程厘为定本，不准教习自行编篡，因为学堂初兴，教育秩序尚不完善，教习良莠不齐，怕误人子弟，课本杂乱不统，怕宣传谬误。而科举改革则主要从应考科目入手，逐步将考试内容引向学堂中所习实用之学。朝廷已施行“增设特科”，作用影响虽有限，仍不失为开风气之举。上呈奏折中甚至还有“开女科议”，当然这一过程需逐步进行。
此派人物权衡利弊，欲以一条不新不旧之路来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从改革的进程来看，他们的具体措施较其他派的观点更具规范作用。但科举、学堂本身就是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而发展起来的，各自有一套相应的程序。科举制只保留“进身之阶”功能，也就失去了其教育功能的意义，成为选官制度。而学堂现代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必定会受新思想的影响，会从根本上反对推行专制制度的清政府。移花接木非但不能简单地解决问题，相反会使教育改革更加显得模糊不清。
4.细观《申报》，可发现大多文章主要集中于对时局的忧虑，对学堂兴办过程的关注，真正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者鲜有。权衡利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天下父兄非不欲子弟之上进，绅士非不欲设学以育才”，但摆在人们面前的首先是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受科举影响深，年岁已大者，与新学无缘；有志于新学但家境贫寒者，入学着实不易；既入新学，接受新思想，又不为乡人所理解。在堂读书者，又目睹学堂种种弊端，慨叹时艰，忧虑重重。这些现实的、理想的、自身的、国家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令执笔人欲言又止，甚至自相矛盾。学务大臣的改革措施也多是观望具体成效而酌情删改。时局的复杂多变令《申报》呈纷繁之象。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时人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学堂是否应该兴办，而是科举制度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无论是科举必废，还是科举不必骤废，学堂代替科举趋势是毋庸质疑的，只是时间快慢问题。对于学堂科举合而为一论者，新式人才只能得之于学堂，科举仅仅剩下“进身之阶”的选官层面意义。即使是科举不必废论者，他们只是出于对学生过激行为的忧虑而裹足不前，试图退回到改革后的科举。由此可见，当时民众已意识到科举制已日暮西山，垂垂老矣，为不让多年因科举而付出的心血白流，出现了前文所述的众人齐赶“末班车”现象。
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使政教相连的传统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精英选拔落在实处。而新式学堂制度只是承载其教育意义上的功能。科举的废除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时人对废科举，兴学堂的不同意见与诸多顾虑正是对此的反映。《申报》上一面是大版块的乡试题名录，一面是大条幅的学堂记事新闻。作为新旧教育转换之间的士人，处境尴尬，他们或抛弃旧学，转向学堂，或争取最后的科场一搏，或慨叹生不逢时，或指点新旧，或激昂，或颓废，新与旧的反复权衡，理想与现实的多重交错，令20世纪初的几年尤为纷乱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