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五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世界经济体系问题的看法
“十二五”主线，也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应对当前变化世界的一个最重要措施。要认清当前变化的世界，必须从现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说起。
20世纪以来，也许更早一些时间，世界上形成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就是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从美国来说，因为战后时期，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消费主义、高福利社会，形成了一个内部的严重失衡，就是所谓低储蓄率、高消费率这么一种失衡。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到了零，甚至是负数，这样经济就很难长期维持。另一方面，在中国，是一种相反的状况，也就是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
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逐渐形成了两种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互补的关系。应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利用了西方国家这种内部的失衡，因为它们的储蓄不足，所以就能够容许东亚国家和地区用大量的出超，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自己出口的市场，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东亚国家和地区从日本开始，后来到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都是利用这种缺陷，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使得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时候，用净出口的需求拉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
这种互补的关系我们叫做镜像互补，像镜子一样，两个人正好是相反的，两方面各自都很难维持持续的增长，但是这种互补关系使得西方国家在很低储蓄率的情况之下能够维持高消费。而东亚国家，用这样一套出口导向的政策，促使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它的高速度增长。
斯蒂芬·罗奇是耶鲁大学教授和前摩根士丹利大中国区的CEO，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说“美国的这种状况，变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一个的高能燃料”。可是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从日本开始，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从长期来看先后都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种出口导向政策很成功地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但是在成功实施这种政策以后，就出现外汇存底大量增加，使得整个宏观经济政策，被动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这种被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进而造成资产泡沫，同时出现通货膨胀。
在西方国家，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也逐渐发生了问题，特别是美国，他们长期地用借债来维持高消费，就是利用美元作为一个主权货币、一种世界货币，它可以用发行钞票、发行证券等办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倒是把中国本来要爆发的通胀抑制住了。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一发生，出现了资产负债表危机，本来资产负债表里面杠杆率非常高，泡沫很多，但是一旦出现了危机，流动性泛滥突然就变成流动性不足。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们2008年将要爆发的、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造成的问题延迟了。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误判，许多人认为我们根本性的问题不是货币超发，而是流动性不足，于是2009年采取超强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反思
那么为什么出口导向政策不能调整呢？我想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应该说就是19世纪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必然会发生问题。马克思的分析是完全对的，因为靠投资拉动增长，资本对劳动的比重就越来越高，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最终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就导致危机；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在收入分配上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对劳动者的收入之比也会越来越高，劳动者收入占的比重是相对下降的，这样就会造成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太慢，甚至是负增长，就造成了所谓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关系的紧张。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一直采用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说过，马克思主义讲了五条生产原理，其中有一条叫做积累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增长就是靠投资。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前，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么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而没有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呢？有一条就是我们学习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办法，用出口导向政策，利用外部需求，也就是靠净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出口导向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似乎又出现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曾经出现过的状况：
一方面就是外汇存底大量增加，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之后，我们出口是大幅度地增长。到21世纪之初的时候，我们还想维持这种出口导向的政策。出口导向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保持一个低估的本国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使得普通劳动者很难来分享我们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它引起许多政治上的问题。但是因为要维持这样的一种增长模式，没有更多的出口这种模式很难维持下去。所以调整这种政策、体制很难。
经过2009年的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实增长率回升了，可是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这个看你怎么说，从短期的增长来说，不但是我们，西方发达国家也已经稳定下来，恢复了增长。但从长远来说，前面讲到的最基本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只要这个格局不变化，恐怕危机就没有完全过去，它随时会出现新的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美国经过调整，家庭储蓄率回升，但是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改变消费主义的这种高福利和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趋势，看起来很难做到。对中国来说，也很难继续依赖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人民币在2011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贸易逆差。这是一种趋势还是一种波动呢？要认识到有可能有趋势性因素，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出超了。因为这取决于美国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如果没有缺口，中国就没有多大的出超可能性。当然，只要美国有这个缺口，就需要借别的国家的储蓄来弥补。如果这个缺口很大，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又足够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一些需求。但如果这个缺口在缩小(从危机爆发到现在确实是在缩小)，我们竞争力再高，也很难实现高增长。
所以，中国不能寄希望于还是用旧的模式来维持今后的增长。不仅如此，用这个模式来维持增长，还会使得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劳动者，包括白领、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他们收入得不到提高。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是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需要的，政府应该做，但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光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解决不了的。特别是政府花钱并不创造财富，于是就出现了税收大跃进，其结果是打击了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蛋糕”会缩小，所以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出路。
三、展望“十二五”：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总而言之，根本性的出路还是在于“转变”。十七大以前，我们的提法是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以后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十二五”最重要的规定是两项：一是“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个领域，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二是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1.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增长的质量很差，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问题。妨碍我们今后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增长的质量。为什么增长质量差呢？原因就在于从“一五”开始，我们从苏联引进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事实上，苏联经济学家和苏联党政领导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认识到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并达成共识，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他们也想改，但一直没有改掉。我们一直受这种粗放增长模式之苦，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到了90年代以后，“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国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讨论。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制定前，大概在2003-2005年之间，有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增长方式的大讨论。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中国进入了所谓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就是重化工业化，要用大量的投资去建设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项目。于是大概从2003年开始，各地都制定了这样的规划，上了大量项目；另外一种意见是把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演变作为参照系，全面回顾中国增长方式的演变，指出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内部和外部失衡以及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宏观经济问题都是由于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大致在200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大致上形成了共识：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的主线，就是要实现从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的增长方式。可见，“十一五”这些问题就做了讨论，“十二五”其实是延续了“十一五”的思路。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增长。产业结构方面来说，就是要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需求结构方面，就是要从靠外需弥补内需不足转向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主。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十一五”到“十二五”，转变增长模式的主要途径基本是一样的。
第一是要加快城市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化。
第二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制造业的服务化在我们这里通常就用一个形象化的表述，在1980年代末期，新台币放开了，放开以后台湾加工制造业碰到了危机，宏基的施振荣就提出一个口号叫作“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他说，制造业产业链是不断向两端延伸的微笑曲线，这个微笑曲线的前端就是研发、设计这样一些环节，后端就是品牌销售、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等。这个前端和后端都是高附加值、高盈利率的，这些原来在传统意义上叫做服务业，可是现代制造业的特点是这两端延伸得越来越长，所以也可以叫作制造业的服务化。也有人把这叫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体化。
第三是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是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一五”主要讲的是信息产业，叫做两化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在“十二五”我们把要发展的新兴产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务院提出了七个新兴产业领域。
三、四两项其实是有联系的。目前中国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大国，但是主要是低端的，我们加工业要向服务业两端延伸。随着分工的深化，有一些具有服务业性质的行业就会独立出来，变成独立的服务业。比如说信息产业本身主要就是一个服务业。
虽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都要发展服务业，可是我们统计的是独立的服务业，我们为了统计的口径往往要求制造业中的服务业独立起来，这样统计数字比较好看，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服务业的附加价值高，服务业就业量也多。所以发展服务业能够提高我们的增长质量。我们一定要在“十二五”期间，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1.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关键问题在于体制障碍。对照“十二五”规划文本和“十一五”规划文本，“十二五”有改进，但其基本内容在“十一五”都有。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一五”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但实现的程度不高，甚至有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基本上没有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九五”规划中就提出来了，然后经历了“九五”、“十五”、“十一五”。保育钧先生甚至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更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提了。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里，贯穿的一条就是“要从数量型的增长转到提高效率为基础的增长”。所以小平同志提出到20世纪末翻两番，那句话完整的说法是“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我们到20世纪末的时候，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效益提高这个前提并没有接受检验。所以这个问题提出已经30多年了。即使说是从“九五”开始算也已经15年了。
实现结果不如人意，或者不尽如人意。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体制。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我们在2004年、2005年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就归纳过，为什么我们1980年代就提出这个问题，“九五”又提出来，但是都没有能够解决？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
一是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支配能力，归根到底是政府手里有太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又两度加深、激化。1990年代初期，曾经有以海南房地产泡沫为代表的经济热，政府手里增加了一项很重要的资源(即土地资源)的配置权力。之后在21世纪初的一轮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又利用了可以很廉价地把农民集体土地拿到自己手中来处置的特权。除了土地资源外还有一些传统的资源，比如说信贷资源，虽然我们银行已经改制了，但是政府的行政影响还是非常强的。
二是政府有公认的政绩标志，即GDP增长。
三是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财税体制。这是一个客观的驱动因素，GDP崇拜有体制上面的原因，这不是哪一个地方政府能改变的，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事权在财政学里叫做支出责任，支出责任过度地下移，而转移支付还没有制度化，于是就迫使各级政府都拼命搞GDP，不然日子过不下去。
四是市场的力量很微弱。资源价格市场化程度很低，行政力量造成一种浪费资源的刺激。
“十一五”期间，我们在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如果说过去我们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很差，但是经过20来年改革以后，应该说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是像开始的时候那么落后，在世界范围来说也不是那么落后。在很多技术领域，中国自主发明已经接近前沿水平，甚至有个别的超过了现有的世界先进水平。但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产品化、产业化非常的困难。这种故事可以讲几十个、几百个。一些很好的技术，它就是产业化不了，或者就死在摇篮里面了。现在技术发展得非常快，一个技术变成了一种产品，可是这个产业发展不起来，几个月、一年、两年以后，人家就赶超了。这是“十一五”期间我们觉得非常苦恼的事情，也就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这个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
发展服务业。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很长于服务业的发展，可是我们制度环境确实比较差。引用陈志武教授的话说，大家都知道服务业附加价值高、就业多，但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可是我们在制度环境方面就是改善得不够。比如涉及税收体制的问题，好像在“十一五”前就已经讨论了，结论就是现行营业税抑制了我们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我知道财政系统很多人认为应该改，应该把它纳入增值税改革一起改。
2.以旧体制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会适得其反。2010年以来，中共中央非常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一个使我很忧虑的状况，就是用旧体制、旧机制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设。
比如，根据台湾产业界人士透露，台积电的战略转型就是赌LED，赌半导体发光产业。但是大陆很多城市都把LED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如果都建成了，市场在哪里？其实别的事情也是这样，如风电、电动汽车等。中央早就明确过，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是很多地方都不是采取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导向的方式。好像很多地方都是由党政联席会议，甚至由一把手来确定搞什么产业，然后大量地组织资源，给土地、组织贷款、给投资，造成巨大的浪费。说得极端一点，弄不好这个规模会不亚于大跃进，造成的浪费还会比那时候更加严重。
3.坚持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推进改革，建立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体制问题是根本，是关键，如果不能用改革推进我们体制环境建设的话，这个转型就很难。中央的“十二五”建议和“十二五”规划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动力的说明是非常对的：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所以能不能够把改革向前推进是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
“十二五”建议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要有顶层设计”，其实每一层都有一个顶层设计，最顶层当然就是我们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比如说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等等的讨论，其实是一个最顶层的讨论。所以中央要责成有关部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最顶层一层一层设计下来。但是因为改革的核心还牵涉到政府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一定会有障碍和阻力。这就需要有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
当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现在政府换届工作正在进行，不可能要求开局之年一下就把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要特别注意的是，领导经济转型的党政部门，要非常注意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总的来说，当然是要以改革的态度来推进，具体地说，不要用旧的方法、旧的体制，不要去指定技术路线，不要政府直接投资、组织资源，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发挥企业的力量。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扶持新兴产业也好，帮助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好，都要非常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不至于抑制了竞争，这样才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