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道教信仰的共同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海峡两岸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雅文化和俗文化两部分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存在形态上考察，也有“显形”和“隐形”之分。所谓“显形”文化，就是指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史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文化或者说是雅文化；所谓“隐形”文化，就是流行于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属于常民文化或者说是俗文化。“显形”文化与“隐形”文化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两个部分，是既区别又联系的。前者与后者相比，显得更精密、系统，后者则更为丰富、活泼；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所以，“显形”文化与“隐形”文化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统一与变异的有机结合。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本来就是植根于民间土壤，从多源头、多渠道，在历史长河中逐渐靠拢形成起来的。它既起源于古代宗教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民间巫术，也起源于战国秦汉间人们追求超越现实生命的神仙崇拜和方士之术，同时还依托于先秦的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以及阻阳五行思想和古代医学、体育卫生知识。在其1800多年发展中，又广泛地吸取了儒、佛、医方、星相诸家思想，并且与各地区区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内容丰富、形态多姿、非常繁复的宗派。道教有自己统一的教旨：奉天行道，以道立教，以教化人；上承千代之统，下通万世之变，总以尊道贵德、和物济群为无上纲宗，以和同天人、与虚浑一为全真境界，以净化人生、圣化世界为究极目的①。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其具体存在的形态又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历史上看，既有主命、主性的南北二宗及其后来深化演化之太乙、真大、正一、全真四大教派，更有由北京白云观珍藏之《诸真宗派总簿》所录之“八十六别”。至于不同地区因其区域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不同影响而发生的差异和特点，那就更自不待说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研究活生生的道教信仰，就要不仅要重视“显形”的正统道教，而且更要重视“隐形”的民间道教，因为后者较之前者虽不免粗糙甚至于荒诞，但更加古朴、真率、生动、活泼，更能真实地表达出社会底层民众之所思所欲、所喜所惧，所依所持。
用上述的角度和方法考察海峡两岸福建和台湾的道教信仰，我们不难发现：闽台虽然隔海相望，但两岸道教信仰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具有共同的特点。
(1)在信仰观念上都比较务实，可以说是都趋于功利化。在信徒的观念里，神只是为人服务的，为神花钱是为了保佑人的平安，所以信奉神只注重神验效应而不在意于教理教义与教规修持。“见神就拜，见庙就磕头”，“有烧香就会有保佑”，这是闽台两地信民的心理与风尚。
(2)与信仰观念相联系的便是信仰上的宽容性、包容性和混合性。两岸信民一般地说，对于道别、道派的观念比较淡薄，“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三教不拒，先贤、佛陀、仙真均可并祀。比如主祀道教神妈祖的宫观，既可配祀天官、地官、水官三界公，也可配祀关公，吕洞宾、文昌帝、朱衣帝，大魁星五文昌和神农大帝，还可以配祀观音佛祖、十八罗汉。
(3)从“分类信仰”发展到“共同信仰”，普遍奉祀的中央神与区域重点神崇拜并存。按照《台湾寺庙大全》根据1989年3月底前资料登记的全台5673座寺庙主祀神的情况看，超50座主祀的神灵有20位：关圣帝君（366座），神农大帝（112座），开漳圣王（56座），李府千岁（69座），天上圣母（即妈祖，515座），延平郡王（即郑成功，74座），观音佛祖（595座），保生大帝（165座），清水祖师（100座），三山国王（135座），广泽尊王（52座），玉皇大帝（81座），三官大帝（79座），王母娘娘（55座），中境元帅（120座），城隍（55座），福德正神（421座），孚佑帝君（52座），真武大帝（即玄天上帝，413座），王爷（690座）。其中开漳圣王、李府千岁、延平郡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三山国王、广泽尊王、王爷等都是闽、粤、台诸省籍的地方神，而天上圣母则是从地方神升格的中央神，其他如关帝、神农、玉皇，观音……则都是道教普遍奉祀的神灵。
（4)道士的民间化与职业化。闽台两地由于道教的世俗化、功利化，在民间只剩符禄道士，分红头司公，乌头司公。前者执事度生——祈禳建醮、祈福消灾、驱邪押煞；后者执事度死——超亡做七，安灵做功德。这些道士大多父子传承，师徒转授以符咒为业；平时火居，食肉，娶妻，居家与一般人无异。有法事业务时才戴道冠，穿道服在道场上做科仪、诵经；或头缠红带在法场上行使法术。“道高伏龙虎，法大镇鬼神。”他们既修法教，又行法事，但并不在意宗教哲学层面的教理与教义以及教规修持，以适应信民的功利心理为目的，以法事业务为职业。
(5)道教文化与民间习俗交混，宗教活动同民间祈神、游艺、竞技和商业活动溶为一体。闽台两地，每当神诞香期，各地庙观村落，纷纷举行进香、出巡、刈火、过炉活动和仪式，善男信女少则数十数百，多者几千上万，形成群众性参与的节庆活动。在这种大形的活动中，宗教文化与民间习俗相混，祈神、游艺、竞技、商业混为一体，庙观的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宗教信仰是一种社会现象，闽台两地共同的道教信仰及其特点，是由海峡两岸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根源产生的。所以，要深刻理解闽台两地相同的道教信仰及其特点，也只有深入剖析闽台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变迁及其特点才有可能。
首先，从历史渊源看，闽台两地具有共同的文化源头。据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台湾目前发现最早的“左镇人”顶骨化石和石器晚期遗址“长滨文化”同大陆有密切关系，尤其同大陆南方地区有密切关系。以台湾北八里乡坌坑遗址命名的“大坌坑文化”和以高雄林圆乡凤鼻头遗址命名的“凤鼻头文化”受到大陆沿海地区马家滨——良渚文化，尤其是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的影响和浸润都很明显。这表明：闽台古文化都属闽越族先民文化的一部分，是闽越先民文化的一个整体。《周礼·职方氏》提到的“七闽”，《山海经》提到的“闽在海中”，都应包括台湾先民在内。《临海水土志》载：“台湾的‘山夷’呼‘民人’为弥麟，弥麟缓读（或者说切音）即是‘闽’轻唇音。《正韵》云：‘闽弥麟切’，其音和‘弥麟’相同。可知，台湾的山夷自称为‘闽’”②。古闽越族人尚鬼崇巫，行鸡卜，信仙葬。这与中原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阴阳五行，方术谶纬等习俗融合，为道教符禄的传播并形成闽台道教地方特色，提供了社会条件。
其次，从社会变迁的情况看，闽台两地今日居民的主体都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演变过程。福建和台湾的原住民都是古闽越族，现代的主体居民汉族都是外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汉人入闽早在先秦之时，秦汉时中原汉人又陆续迁入，三国时东吴人又继续从会稽经溥城到闽北开发。中原汉人真正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据《三山志》记载：“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在《闽林开族千年谱》由宋元佑年间林英撰写的《林氏族谱序》中也记载：“林氏出自子姓……传至孙晋安郡王禄（按：生于西晋太康十年，卒于东晋永和十二年），为闽始祖。时中州板荡，衣冠卿相从闽居之有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据《三山志》资料，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分置晋江郡时，才有3800余户，18000多人；永嘉之乱后，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使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汉族人成了居民的主体。中原汉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是在唐武后年间。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唐王朝派遣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后来定居下来开发了漳州。唐末藩镇割据，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知兄弟乘乱起兵，带了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据了福建全境，王审知立为“闽王”，其子称帝建为“闽国”。此外，唐末黄巢起义时，曾居于河南、安徽南部和江西中部的客家人，为避免战火举行二次南迁，一部分到达闽西的宁化、汀州、上杭、永定一带，其人数之多大大超过早期迁入闽西的汉人，成为闽西地区的主要居民。到了宋代末年，中原局势又复动荡，北方汉人又有避乱或随皇室迁入闽者。大量汉人迁徙入闽，并与原住民古闽越族人融合，成为今日福建居民的主体。这表明福建社会是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变迁的。
台湾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福建社会变迁的翻版。台湾原住民也是古闽越族的一支。据文献记载，最早到达台湾的汉人是三国时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所带领的“甲士万人”，一般认为《三国志》所提到的“夷州”即是台湾。隋朝又有朱宽，陈棱等人先后到过台湾。到了宋代，台湾以西的澎湖列岛已有不少福建泉州的移民，而且“编户甚繁”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元代至元年间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明末又有不少汉人移居澎湖。至于台湾本岛，宋元时就有汉人到那里进行贸易，明嘉靖年间开始有大陆商船、渔船到北港、淡水、鸡笼一带活动。那时被称为“海盗”的曾一本、林凤、袁进、李忠等人先后在魍港等地活动，稍后的颜思齐、郑芝龙等人也占据了台湾。特别是郑芝龙，他还在台湾设立官职，召引一批大陆居民迁入台湾。因此，在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在台湾定居并主要经营商业。荷占时期（1624-1662年），大陆移民有所增加，现在从台湾族谱中仍可查到在这一时期中，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等20多姓迁入台湾。据记载，此时在台湾赤嵌附近就形成了一个约25,000名壮丁的移民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进入“郑氏时期”(1661-1683)，汉族移民增加了6万人左右，达到10-12万人，从族谱资料可以查到，此时闽南地区有3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到了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后期的一个世纪之间，汉族移民开发台湾进入了高潮，台湾人口增加了七八十万人，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台湾人口达到912,920人，其中主要是由闽粤各地移入。到了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台湾人口达到1,901,833人，台湾经济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分别形成了所谓“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三个中心。据统计：现在台湾省籍人士有1694个姓氏，他们最早落籍台湾的开基始祖，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大陆。世居台湾的先民及迄今为止的台湾省籍人士，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即“福佬人”（从福建迁去的先人及后裔）、“客家人”（主要从广东迁去的先人及后裔）和高山族人（台湾土著包括古闽越人的后裔）。其中80%是“福佬人”，主要来之于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兴化（今莆田市）四府。台湾大约是在1886年前后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居民的主体则以大陆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体。闽台两地从移民到定居社会的社会变迁，正是闽台道教信仰普遍信奉中央神与地方重点神并重，从“分类信仰”到“共同信仰”发展的社会根源。
第三，海外贸易较早，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民众观念转变较快。福建依山面海，山多地少而海域宽广；台湾乃是一个海岛。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福建与海外交通甚早。《后汉书》：“旧交址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主。”说明汉代今之福州与越南即交通往来。唐、五代闽人远航经商者更众，闽南泉州、闽江下游福州都已经开港。《唐会要》记载：“天佑（唐昭宗年号）元年（公元904年）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使者蒲诃栗至福建。”宋元时期，泉州已经成了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国际贸易大港。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述，当时泉州与亚洲各国发生贸易关系的有58个国家和地区，侨居泉州的外商及家属数以万计。所以元人吴澄称泉州“号为天下最”，“香货远物异宝奇物之渊薮，殊方别城富商巨贾之所窟。”可见海外商业之盛。到了明清时代，福建商业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正如明人张瀚所言：“（闽中）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梃桔柚，海物惟错，民多机利。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商品经济大发展促使了闽人观念转变：自我意识觉醒，钱财观念加重，宗教信仰趋于功利化，寺庙经济渐由豪强的侵蚀而趋于没落。台湾大规模的移民与开发是在明清以后，移民的主体又是福建人民。早期移民多是由经商开始，荷据时期殖民者占领台湾又把台湾作为中国——日本——南洋三角贸易的中转站。因此，台湾的开发是与商品经济发展同步的。闽台两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形成信仰观念功利化，信仰的兼容性、混合性，以及道士民间化、职业化，宗教活动与民间习俗交混等闽台地区道教信仰特色的主要原因。
总之，闽台隔海相望，两岸道教信仰因其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亲缘、地缘、神缘的联系，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既传承又变异是文化传播的规律，因而在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也必然存在各自的特点，尤其是在人为分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为了进一步研究道教文化，两岸道教界、学术界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以便取长补短，使之进一步升华，在人们日益沉溺于物质享受，人际关系更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能够“鼓励向善以清净人心，规劝守法以清净行为，端正习俗以清净风气”③，真正劝导世人勤修天道，重视品性修养，提高道德自觉，推进社会和谐和进步！同时，两岸共同的道教信仰形成的坚韧的神缘文化纽带，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注释：
①《全国佛刹道观总览·诸论》，（台）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②辛土成：《台湾海峡两岸的古闽越族》，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0-95页。
③（台）三清慈善会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