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社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界困惑于“文学会不会死亡”之际，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还是在东南亚、欧美华人社会，微型小说的创作却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趋势。综观世界各地的华文创作，众多的报纸副刊成为孕育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主要园地，而正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所言：“华文的报纸副刊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在电子传媒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多数人患上文学的厌食病，而我们要继续文学的运作，就要靠华文报业的宝贝——副刊来担起这种任务”。①但这里揭示的恐怕还只是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繁荣的表层原因。如果考察一下华文报纸副刊的历史发展，剖析一下众多华文作家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觉选择，我们会发现，微型小说在各个华人社会形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时限各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华人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的时期。正是在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中，新与旧、现代和传统、保守和激进、学府和草莽、文学消费和消费文学等因素，都在一种适合华人现代社会的生活情调、节奏、层面的艺术探索中得到了较好的平衡。但在现今华人成为世界上分布得最为广泛的民族的情况下，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各个华人社区、华人社会、华人国家中，则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发展态势。本文着重以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微型小说创作为剖析重点，来探寻微型小说同华人现代社会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微型小说开始在海外华人社会有多种称呼，其中有一种称呼叫“迷你小说”，大致反映出微型小说力图激起读者阅读欲求的创作出发点。但到后来，当微型小说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后，作家也就愈来愈把着眼点放在小说文体自身的变革上。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黄孟文先生在其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所出《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作序时言：他“近年来改写微型小说”，“是立意要试验一种新兴文体，企图证明精短小说或许也能成大气候”；而马亚西亚著名的资深作家方北方在为女作家朵拉的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作序时，第一句话便是“我认为极短篇应是小说中的精品”。这里所述的作家创作心态是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社会大多已程度不同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专业作家数量日益减少。创作时间有限，自然转而努力于微型文体创作。而对于读者来说，传统农业社会“啜茶吟读”的悠闲生活已不复存在，高速度、快频率的 生活节奏要求着与此相适应的“快餐”文学，文学已无法完全跳出消费文学的圈子。对于作家而言，挑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速食文化往往拒绝从容的审美创造，其商业消费方式也往往同个体人的生动感觉、情调发生冲突，其文化蕴蓄中商品消费的因素不时局限着富于美感的心灵的拓展。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寻求到既适合不同阅读层次的文学消费，又蕴含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追求的文体，使文学既顾及到同华人现代社会都市文化氛围相协调的阅读趣味、阅读形式和阅读节奏，但又避免文学在商品社会气氛中丧失其自身存在价值的厄运，这正是黄孟文所言“成华文文学之大气候”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国度众多华文作家不约而同醉心于微型小说创作的共同心态。
微型小说难，难就难在它是智慧、思想的载体。篇幅百十字却要震聋发聩，引人深思，便要追求反映生活方式上的独异性，它往往是作家智、神、情、灵、兴迸发的结晶，它更凝紧着作者对于生活深遂的体察、崇高的追求。它不能容忍平庸、僵化、保守。因此，中国传统小说类似“大团圆”、脸谱化的艺术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正对应于闲适自足的自然经济、田园生活）是无法孕育出微型小说的完美形式。60年代以来，程度不同的资讯发达、开放自由，人口游移急剧的各个华人现代社会的形成，改变着华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扩大着华人的生活视野，求新、奇、深成为许多华文作家艺术地把握现实世界的重要侧面。多年前，当刘以鬯先生的微型小说名篇《打错了》等问世时，便是以一种读者从未见到的双重叙事结构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中荣辱沉浮乃至生死的不可捉摸和无法把握。其后许多华文作家的创新锐意也一直表现在如何寻找到丰富提供现代都市社会富足、欢乐、光明、善良和贫困、罪恶、黑暗、痛苦相杂的生活原生态的智慧形式。新加坡的张挥是位创新意识颇强的作家，他的校园小小说能将恬静的校园生活写得耐人寻味，不落窠臼，恐怕就在于他是从急骤变动的都市生活角度来审视、剖析着宁静有序的校园生活的。他的著名小说《45、45会议机密》在一种“沉默”的会议气氛中写出了一场“冤狱”的酿成，其中的心理轩然大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新加坡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小说的成功在于其“数字技巧”的独特运用。室内“人造”气温的升降渲染出忐忑不安的心理氛围；9次点出的“13颗心七上六下”，“13张嘴六合七开”，“13只左耳和13只右耳都竖得尖尖的”等描写中的“13”这一凶兆数字（作者将“七上八下”写成“七上六下”，似乎也意在暗示“13”的不吉之兆），加浓着诚惶城恐的会场气氛。上任30天的女校长以一种非逻辑性推理方法，有如法官宣判地断定全校英文会考及格率的降低，罪责在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的数理科教员（仅五人）属于“由华文源流‘转变’为英文源流”的“变流”教员，尽管他们所教的数理科会考及格率很高，但他们的“华文源流”却使学生的英语“受到污染”。小说用戏而不谑的笔触，极力渲染了“45、45”的荒谬性及其对13位出席会议的英文教员所产生的魔力般的效果，从中渗透出明快、犀利的讥刺力量。而小说戛然而止于校长所宣布的“设法令这45、45巴仙的‘变流教员’主动申请转校。今后他们的工作量将会增加200巴仙”的会议“高度机密”，在一种常见的会议气氛中透出了“母语教育危机”的巨大悲凉。这篇800余字的小说中，作者使用了58个数字，毫无数字枯燥之味，反起着“奇兵四伏”的作用，它们或串连情节，或渲染气氛，或映衬心理，或暗寓讽刺，但又同时从不同角度表现、深化着小说主题，如女校长例举84至88年英文会格及格率的变化情况，暗里对应于新加坡84至88年“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母语降为第二语文”的教育语言制度的巨大变化，这一年代数字所涵盖的社会时空性会引起读者对小说所描写的“45、45”的命运悲剧更多的思索，“沉默”的“45、45”会议由于联系着急骤变动的新加坡社会而显得波澜起伏了。这种构思上“视千古于一瞬，缩万尺于径寸”的妙处，也得力于作者在理解和表现生活上不循规蹈距，而另辟蹊径，不拘一格。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微型小说起源于美国，而美国作家哈特在《“小小说”的出现》一文中这样回顾了美国微型小说的产生：“美国文学经历了从对欧洲（主要是英国）文学的模仿，到创作自己的独立的文学”，“当美国文学的想象力还处于英国传统的影响之下的时候，一种意想不到的降低它的影响的奇迹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幽默——它既是个人的、独创的，又是在国家与文明的基础上出现的……不论它在哪里出现，都具有如此毫不做作的独创和新颖，那样有个性、有特点……它是准确的、紧凑的，却因此而发人深思。它迷人地滑稽可笑，或者显得有分寸的神奇……它是一切冗文的劲敌，不承认风格上的典雅和装腔作势。它直指事物的本质。……它总是做出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的结论。它已经成为——并继续是——报纸文章的主要特点。它是美国‘小小说’的始祖。”②这里论及的幽默同微型小说的关系，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微型小说在华人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幽默，在海外华人社会一直得到着顽强的保存。在历史久远的封建政治威摄下形成的汉民族讽世玩世的幽默才能，百年来迁居异域他乡的华裔久经艰辛而求解脱的集体心态，实际上成为着滋养华文微型小说的营养。而不同于西方幽默的种种东方文化的因素，如嘲讽社会、调侃自我时的理性评价，洞明世事后的温和，承受生活沉默时在自娱娱人中的达观等，更使得华文微型小说自成一格。现代都市社会瞬息万变的现代人际关系，实际上为华人幽默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新加坡黄孟文、希尔尼、张挥、田流、怀鹰等，马来西亚陈政欣、孟沙、小黑、朵拉、洪泉等，澳大利亚的张至璋、俞力功，菲律宾的庄子明等的微型小说，都充溢着身处海外华人社会针砭世相人情时的东方幽默，或在平凡细微处开掘生活和人生中的喜剧意味，或在柔和、温熙的人物心理中蕴有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智慧，或在犀利明快的喜剧性行文间仍不乏暖意。这些幽默风格各异，但都并非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相反倒有着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而其深层的确是华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和气质。读希尼尔的微型小说，常会惊异于这位年轻作家也如此深谙于东方式的幽默，《舅公呀呸》似乎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小说叙述舅公特地给“我”买了本《华人传统》画册，英文辅导课上，“我” 完作业，闲着无事，便独个翻看画册，不料惹怒了英文教师“金毛狮王”和“奥洛斯汀陈主任”，罪名是“上课时间阅读不良刊物”，没收画册还要见家长。而当舅公得知这一切后，只是轻呷一口咖啡润润喉说：“没关系的，你只不过丢失了一本书罢了，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轻轻一句话，却有着居高临下的精神优势，这种精神优势正产生于对母语文化的自信，表现出自处文化困境中的强韧闲静。希尼尔的小说正是在幽默这点上表现出浓郁的新加坡乡土特色。《三十里路中国餐》中“我”在被“宰”付了一笔昂贵的车费后所表现的善解人意，《关于鼠族聚居吊桥小贩中心的几点澄清》借鼠族声明而对人性进行的调侃，《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通过三头野象听天由命的慨叹在幽默轻松的笔调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沉重感，都让人感觉到源于中华民族乐天达观而又入世的气质、胸怀。尤其是那篇《变迁——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用一户华人家庭中三代人的死亡讣告用华文书写到英文书写的变化来浓缩起海外华人社会文化处境、人际关系、生活价值等的巨大复杂变化，形式的冷静，甚至冷酷中所包含的对民族命运的炽热关怀，再次震聋发聩地呈现出悲“喜”剧因素交织的幽默特质。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要求作家以幽默感出奇制胜，以简洁的形式道破生活本质，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下较多的生活智慧。此时，华族在久运历史中形成的种种处世之术，如在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中的悲天悯人、大智若愚，在反击无端攻讦时藏锋芒于调笑之中等，实际上都为微型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随着现代商品社会所带来的人事关系的纷繁复杂，某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剧，海外华人社会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课题，便更需要华文微型小说强化幽默意识，帮助读者在纷至沓来的人生困惑中，得到心灵的慰籍。
希尼尔在谈到新加坡社会对其微型小说创作的影响时说：“在取材上已潜意识地从处理某个特定时空的事物到触及一组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至于手法则从平稳落实转为尖锐荒谬，并带有很大程度的实验色彩。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培育我的乡土上那个特殊的社会。现实中的故事仅仅是一系列未完成的情节在等待延续、群众是创造事件的原创者；在物换星移的过程中，‘现实’已转换成‘历史’，为了防止过度的时空健忘及心灵上的无限麻木，微型小说往往是记录这些片段的最佳工具。”③这种促使希尼尔小说从取材到手法发生变化的新加坡社会的“特殊”性，无疑包含着海外华人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和冲突。叶维廉先生所言“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里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转位放逐之痛。”③成为几代海外华人深刻的心理体验，也成为影响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因素。张挥、希尼尔的微型小说都深刻地表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的忧患意识。陈政欣的极短篇从自我时空的幻思冥想，转向社会现实的刻画，转向上述两种形态的混合，也反映出了两种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囚》中的老两口用篱笆、树丛、铁栅、石墙、恶犬，隔开了自家同外界的一切联系，直到孤寂把他们堵压死，静静地埋掉，暗示出作者对囿于传统，在封闭中导致生命力萎缩的忧虑。《亲情友情》在“我”同好友亡灵的对话中，展现了友情、亲情、爱情都可以如商品一样支付的现代社会心态，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失落的深切忧虑。这两种忧虑，构成陈政欣审视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视野，拓展着其微型小说的表现领域。而他早期微型小说的许多篇章，都是用超现实的概念和手法开掘着现实色彩极浓郁的题材。可以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海外华人社会所处的中西文化背景，无论就其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就会使华文微型小说孕育新的生机。
同其他体裁的小说相异，微型小说往往不是靠情节推动高潮，而是靠思想推动情节。微型小说极为重视主观性，观念胜于描述，它侧重表现的是思想的世界，而非外部世界。象希尼尔《退刀记》写一老妇要退回一把牌子和款式都很流行的刀，原因是“这把刀太阴冷，用了令人厌恶心寒”，当她留下小刀怅然离开，“我”才辨认出刀锋上有一排小小横行的字样：“日本制造”。通篇正是通过一种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恐惧感及其由此引发的思考来推动情节的。近代以来，华人散居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经历过中西方文化的种种撞击，实际上引发着具有极其深厚的传统的华族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发展、变革，也促成着作家创作视角的变化，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语调这样一种小说叙事形式中，他们开始更多地选择能将现实世界转化为主体的经验世界的小说，而微型小说恰恰适合着这样一种选择。事实上，这不过是将传统叙事模式久被忽视的层面重新开掘了出来。远古神话传说可算是微型小说的雏型，它使是注重内心的想象而并不追求对外部世界的描摹；先秦的某些寓言已可谓微型小说，它便是以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来富有某种生活哲理。海外华文微型小说正是在社会转型、思维模式变迁的背景上，把这两个侧面发挥到了极致。其中较多的是以一种虚拟或荒诞的形式，通过变形来升华思想，或引入一种寓言式的象征世界，在夸张中达到艺术的真实，黄孟文的“毛果山传奇系列”，希尼尔的《金鸡王朝的最后一个奏摺》，朵拉的《寻路启事》、《钟摆》，孟沙的《黑潮》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海外华文作家构成的学者化程度明显高于从事其他小说文体创作的作家，这大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微型小说更多地靠深思巧虑来激发其艺术魅力的文体特征。
正因为此，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中的心理氛围总是浓郁的，而这种心理氛围总联系着各个华人社会的生活情调、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微型小说因为常从日常琐事中取材，为避免平淡无味，故比一般小说更注重节奏，诸如通过落差、突发、陡转等手法增强小说的节奏感。而现代微型小说更是将叙事节奏和心理节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而言，现代华人社会的变化幅度更大一些，各个华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更明显一些，由此带来的心理变化幅度、类型也更多一些，这就使得华文微型小说的心理氛围浓淡多姿，让人强烈感觉到处于现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华人社会的现实文化蕴函，例如从总体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微型小说相比较，前者的都市魔幻色彩和商业动荡感更为浓郁，而后者则交织着都市风味浓郁、草根性强烈的心理氛围。
对于海外华人社会来说，其都市因素的比重显然在增加，而在反映都市生活题材上，我们文体的传统本来就薄弱，正如鲁迅说过的：“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④因此，华文微型小说实际上正承担起以新的语言结构、节奏、词汇、象征寓意来表现城市生活和华人的当代意识。同大陆作家有所不同，海外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都是或经营，或执教，或从政，或做工，沉浮在都市各阶层。因此，他们亲身体验着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他们成功地进行微型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在这点上，希尼尔的努力仍是最成功的。他的小说题目就在雅俗、文白，长短交错中似乎对应着城市令人眼花瞭乱的生活色彩，且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民意测验”“调查分析”、“讣告”、“札记”、“广告”、“新闻消息”等各种现代传播文体，叙述上又采用夸张、富有弹性而又使人感觉真切的语言，加以犀利、幽默的语调，表现出一种诡奇、急智、富有知识容量的叙述风格，集道德、人情的批判于一炉，极有现代书卷气。黄孟文、南子、孟沙的微型小说则显得较为老练，对都市人情世态有着入骨三分的体察，在一种聪睿、流动的语言中一下子凝固起都市生活，尤其是海外华人生活的某个讽喻性场景，在热辣的喜剧场景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可以预言，经过更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努力，一种更适合表现海外华人社会都会生活的微型小说文体是可以形成的。
微型小说在华人现代社会中显得游刃有余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种语言文体的自觉追求。当代小说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读”物，它要求读者读，而非听；它也要求作家真正“写”，而非“讲”。微型小说强调篇幅的控制，力求缩龙成寸，那么在语言上要求一以当十，含蓄隽永，也势在必行。而在这样一种文体语言的追求上，汉语负载信息量大，能更大程度上激发读者想象力等特点，本来便具有优势，而海外华文作家又较多地接触英语等表现精密等语言环境，更有利于在融汇贯通中发挥汉语的优势。小黑在1971年就发表了一篇63个字的微型小说《（猫）和小鸟和蚂蚁和人》，笔墨短小而又从容、舒展，其中便有着对汉语句式，甚至标点的独到处理。一些华人社会较多地强调传统，作家的微型小说语言追求也更多地注目于古典，如从古典笔记中借鉴笔墨，或尝试“绝句”式的微型小说。这些努力尚不成熟，但开始成为一种自觉追求，是有着无限生命力的。
世界各地华人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给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挑战的焦点似乎仍是中外文化的交汇。许多华人社会虽身处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但由于种种“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两种文化似乎并未协调、融合，姘居式的共存中必然潜伏危机。而如何认同中华文化而又胸襟开阔地接受宗主国文化的长处，也存在着种种困惑。华文作家们在这上面的努力，也许将成为关系到微型小说否继续兴盛发展的关键。一些海外华文作家一方面继续发挥微型小说适合现代都市社会生活方式的长处，一方面正视“华洋杂处”的社会现实，深入开掘有可能具体沟通雅俗、中西、城乡、传统现代的文化方式、人物，力图使微型小说所表现的华人社会的文化层次、文化色调更参差多样些，这种努力会给微型小说的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也有的国家的华人作家以“落地生根”的心态去寻求精神层次上的认同，既不忘中华文化的“根”，又同居住国文化相熟相知。如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洪泉所写“极短篇系列”，以马来西亚社会圈内人的心境来识其貌、知其味，绘其形，富有马来西亚风味。这种努力也显示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种历史进步，相信也会给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带来勃勃生机。
注释：
①《美国作家论文学》P104，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②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后记》
③《被迫承受文化的错位》，载台湾《创世纪》100期
④鲁迅《集外集拾遗·（七十二个）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