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城镇化论文,进程论文,地位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快速城镇化，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不断转移，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人口红利”，也深刻的改变了农村面貌，特别是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因此，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变化也有着紧密和复杂的逻辑关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李实和魏众(1999)研究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一方面将打工收入汇回老家，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提高了农村其他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李实(1999)认为，在我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下，城镇化从理论上有助于流出地农民收入增长，虽然这一效应受到农村土地流动障碍的影响，但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作用。Lucas and Robert(1988)、郭剑雄(2005)认为城镇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在流动中的交流，从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实现的。陆铭和陈钊(2004)认为城镇化对于农村富裕阶层较为有利。现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城镇化对于农村收入增长具有正面效应，但是还没揭示对于农村中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同收入增长效应。由于在机会面前，农村居民(特别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其把握能力并不一样，使得农村居民相互之间的收入地位可能较易发生改变，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收入流动性①，孙文凯等(2007)、胡棋智和王朝明(2009)、权衡(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城市，也印证了这一点。权衡(2012)认为机会不公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实质缘由，从机会公平角度促进劳动与收入流动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与分配不公的主要途径，而研究收入流动性，不仅要算收入流动性的大小，还要判断收入流动的方向，不仅要对整体收入流动性分析，还要对收入位次跃迁的结构进行剖析。因此，文章探究城镇化给农村不同收入阶层带来的收入机会的差异性，就是既要从整体上判断城镇化对各收入阶层收入流动性影响效应，更重要的是从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方向判断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的影响效应，这是目前学术界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故文章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在方法上，采用反事实计量函数模拟法，将城镇化对农村收入的净效应分解出来，构建收入转换矩阵定量去研究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影响情况。 二、研究方法介绍 (一)以收入转换矩阵为分析工具 研究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收入流动性是一个很好和常用的指标。它最早是由Pairs(1955)年提出来的，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在基本性质、基本公理、测度方法、测度指标等方面达到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成果(Shorrock，1978；Hart，1976；Chakravarty et al.，1985；Atkinson et al.，1992；Fields and Ok，1996，1999)。收入流动性反映的个体收入随时间而发生的跨期变动(雷欣和陈继勇，2012)，在学界经常用收入转换矩阵和从矩阵中计算的相关指标来研究收入流动性情况。收入转换矩阵是一个双随机转换矩阵(doubly stochastic matrix)，可表示成图1，它的思想方法是：将观测个体按收入高低排序，再将观测个体平均分成m组，从1组到m组收入位次逐渐提高，连续观测两期，均以此分组，考察基期位于第i组的个体在末期有多大比例流动到其他组或者保持不变。故矩阵中p[,ij]表示基期中第i组个体到末期流动到第j组的概率，即为收入位次转移概率。
收入转换矩阵提供了不同收入组位次变动的概率情况，是分析收入流动性进而研究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很好的工具。从该矩阵可以计算反映整体和各阶层流动情况的指标，以五分位组的收入转换矩阵为例(如图2)，反映整体流动情况的指标主要有： 平均流动率(average quintile move ratio)：
，它是对不同等级的流动给予不同权重后求平均，值越大，流动性越强。 惯性率(quantile immobility ratio)：
，反映维持原状个体平均比例，该值越大，流动性越小。还有维持在原组与变动到相邻一组的概率之比称为亚惯性率。 同时，五分位组可以很好代表五个收入阶层：最低收入阶层、较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较高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
代表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基期到末期阶层地位不变的概率，可作为考察这两个阶层经济地位变化情况的指标。其他阶层的考察，可以用阶层向上/向下流动的概率比，也就是构建收入流动质量指标，来反映该阶层主要是向更高收入层流动还是向更低收入层流动。在这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测度：一是五个收入阶层向上与向下流动概率之比，二是中等收入阶层向上与向下概率流动之比，三是较低收入阶层向上与向下概率流动之比，四是较高收入阶层向上与向下概率流动之比，分别用
来表示。由于较低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只有一阶，向上流动有三阶，较高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只有一阶，而向下流动有三阶，为了比值的阶数匹配，我们计算
均是向上一阶与向下一阶概率比。再将
与1比较，若大于1，说明反映的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大，该阶层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的人数较多；反之，结论亦反之。流动质量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二)反事实函数模拟 在定量研究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各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情况时，文章采用的是反事实函数模拟法，其主要思路是： 首先，要估计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函数：设为
，其中urban是城镇化，X是其他对收入产生影响的因素，下标i表示第i个个体(家庭)、t表示t年。 其次，用该函数去模拟真实家庭人均收入值，再用函数模拟值y来计算收入转换矩阵。只要收入函数估计正确，模拟值计算的收入转换矩阵与真实值的转换矩阵是十分逼近的。 最后，采用反事实计量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离出城镇化因子从基期到末期对收入转换矩阵的影响，进而研究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影响。具体操作上，先将收入函数右边变量的基期观测值代入函数可得到基期y[,ig]函数模拟值，即
这样，(6)-(5)的结果表示基期收入值到末期收入值的变化，则就完全是由城镇化的变动引起的。那么由
计算的收入转换矩阵也就是城镇化效应的结果，据此可以考察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动影响。 三、数据来源、样本有效性检验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说明 文章使用大型微观数据库——“中国家庭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来筛选、计算和匹配本文研究所需相关变量。文章选用了已发布的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共8年的数据，经过处理，最后获得农村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容量共计21613，具体分布为：1989年2522个，1991年2427个，1993年2371个，1997年2562个，2000年2885个，2004年2920个，2006年2948个，2009年2978个。 在进行收入函数估计，以及反事实函数模拟时，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计算收入转换矩阵从而估算收入流动性的时候，则是将非平衡面板数据处理为平衡面板数据。以前学者利用CHNS数据库，计算收入转换矩阵时，习惯每次对基期和末期样本进行匹配，从整个时期来看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而本文以家户为单位，最后得到平衡面板数据，每年样本观测个数为1390个。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样本数，将更多个体信息包括进来；但缺点是每次计算的收入转换矩阵其样本数量不仅不同，而且观测个体也会发生较大变化，不能保证计算收入转换矩阵样本个体口径一致，不利于进行指标纵向比较。而平衡面板数据优势在于控制了样本个体由于在各年增减突变等对计算结果带来的冲击，能够对计算结果进行可靠的比较，有利于研究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过程；但不足之处是减少了样本数，如果在样本量不够情况下，可能不能很好反应总体情况。虽然本文的1390个样本算是大样本，但坚持谨慎原则，下面先对计算收入转换矩阵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进行有效性检验。
(二)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有效性检验 鉴于采用平衡面板数据造成样本损失较大的后果，可能导致本文每年匹配的1390个样本不具有全国代表性，为了检验平衡面板数据的有效性，我们将匹配后的平衡面板数据每年的收入分布核密度估计图，与CHNS数据库中没有损失的农村各年的收入分布核密度估计图进行比较，同时计算二者的基尼系数并比较，考察收入分布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见图3)。 从图3可以直观看出，本文所选的每年1390个样本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图与CHNS总样本各年的家庭人均收入分布图非常接近，且通过计算样本的基尼系数(见上图括号数字)，发现无显著差异，说明我们所选的平衡面板数据是有效的。 (三)变量处理说明 本文在后面计算收入转换矩阵及估计家庭收入函数时涉及了如下变量： 家庭人均收入。为了有效度量家庭人均收入，我们区别了家庭中成年人和未成年，并分别予以不同权重来计算，也就是用等价人均收入来代替家庭人均收入，然后再以1989年为基期，按照各省城乡消费者价格指数换算成实际收入。计算公式如下：
城镇化：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表示，本文采用的是CHNS调查数据来计算该指标，CHNS调查中，城镇人口不是以户籍为原则而是采用属地原则进行统计，以此来计算城镇化率，是反应的实际城镇化率，这样克服了以户籍为原则计算的城镇化率不能反映人口跨省流动对城镇化带来的影响。 教育水平：CHNS对家庭成员接受正规教育年限进行了调查，分别对上过小学、初中、高中、中等技术学校、大学、硕士及以上实际年限进行了记录。我们以家庭户主接受实际正规教育年限为准，来代表家庭接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在理论界已得到公认。 年龄：指户主年龄，根据调查当年实际统计的户主年龄所得。年龄的变化与个体体力、工作经验、劳动技能、身体状况等有关，从而对收入产生影响。 家庭财富存量：CHNS统计了家庭每一年的家庭资产总流量，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存量。家庭财富存量多少对家庭在投资决策方面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收入。 劳动力占比：根据家庭总人口和成年劳动力人口计算。一个家庭成年劳动力越多、劳动力占比越高，给家庭带来收入可能性就越高。 男性劳动力占比：农村男性劳动力一般比女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贡献大，其在家庭中的比例，对家庭人均收入也会产生影响。 户主是男性还是女性：一个家庭成员的工作计划一般受户主影响较大，而女性和男性由于对家庭成员做出的工作计划安排不一样，对整个家庭收入会有影响。 家庭人口规模：按家庭人口数计算。家庭人口规模，特别是非劳动力人口规模，对家庭人均收入会产生影响。 三、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 需特别注意的是，在比较以转换矩阵为基础计算的收入流动性指标时，Shorrocks(1978)提出了几个公理，其中一个就是时期不变性(Period Invanriance)，其含义是指不同时间间隔计算出来的收入流动性指标不具有可比性。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在利用CHNS数据计算收入流动性时，往往疏忽于此而展开相关分析，故得出的结论有失可信度。本文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解决了该问题。由于CHNS数据调查年限间隔有2年、3年、4年，在综合考虑数据转换精度、时间间隔适中、与已有研究存在可比性情况下，我们统一将数据换成时间间隔4年，如1989-1991年间隔2年转换为间隔4年，我们是假设在1989-1991之后再以这2年的收入流动性特征流动2年，即为1989-1993年间的收入流动性，换算为时间间隔4年了；如时间间隔为3年的，我们可以先计算出时间间隔1年的收入转换矩阵，再按此流动性流动1年后，即为2年期间隔的收入流动性，再换算为时间间隔4年。 在研究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动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从收入的原始数据②对农村居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动情况进行考察。表1列出了我们考察期没经过时间转换和经过时间转换两种情况下收入转换矩阵。
从表1左半部分未经时间间隔转换的收入转换矩阵可知，维持在最低收入阶层比例人口，在第一时期段为37.86％，在第二时期段下降为33.64％，之后开始上升，第三时期段和第四时期段保持相同比例为33.93％，第五时期段和第六时期段分别为34.64％和36.79％，说明最低收入阶层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几率在1991-1993年时期段，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上升，之后开始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反映农村底层人员向上流动日渐趋难。再看维持最高收入阶层比例人口，在第一时期段为46.76％，第二时期段上升为47.12％，但第三时期段下降为43.53％，之后呈上升态势，第四、五、六期分别为45.68％，47.48％，46.04％，这种“升—降—升”的曲折上升，总的反映了农村高收入阶层维持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和能力还是较强。 但正如上面所言，这种时间间隔不同的收入流动矩阵，相互之间比较有失可信度，因此本文再对比分析表1右半部分时间间隔相同的收入转换矩阵。从表1可知，时间间隔相同的收入转矩阵中某些阶层的转移概率与时间间隔不同的相应阶层的转移概率发生了明显变化，如1991-1993年时期，最底层和最高层收入阶层保持收入地位不变的概率为0.3364和0.4712，经过转换为相同时间间隔后，相应的概率变为0.2463和0.2082，这和孙文凯等(2007)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1991-1995年计算出的农村收入转换矩阵中相应的值0.25和0.22非常接近，和其矩阵中其他元素值也相差不大③，这说明，如果两个矩阵中元素与真实情况相一致，那么本文经过时间间隔转换后的收入矩阵计算出的收入流动性指标也应该与事实接近。从维持最低收入阶层地位的比例人口看，时间间隔相同情况下，农村低收入阶层维持原地位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第一时期段为25.17％，第二时期段下降为24.63％，第五时期段为24.46％，第六时期段为24.80％，流动程度十分接近；再结合第三时期段和第四时期段33.93％最低收入阶层人口保持比例，说明农村最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并不是向低走，除了在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有走低外，一开始到后来流动程度均十分稳定，这与上面不保持时间间隔一致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同样，最高收入阶层向下的流动性比未经时间转换时的流动性增强，从各时期段比较看，向下流动性经历了一个由“强—弱—强”的过程，说明农村高收入阶层维持收入地位能力不是一成不变。 上述这种对比分析，不仅反映了农村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收入流动性的变化情况，还说明了相同时间间隔的收入转换矩阵，其各时期段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与不同时间间隔收入转换矩阵各时期段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迥异，故我们在做这种分析时必须保证是在时间间隔相同的口径下进行。 下面我们进一步通过收入转换矩阵计算反映整体收入流动性的指标，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阶层变动特征，为了与上面保持一致，我们仍然计算了时间间隔不同和相同两种情况下的指标，但在分析时，我们只分析时间间隔转换为相同情况下的指标。 表2给出了平均流动率、惯性率和亚惯性率三种指标。从平均流动率看，只有在第二时期段1991-1995年为1.8265，其余各期均稳定保持在2左右，反映出整个农村社会收入流动性较高的特点，同时第二时期段该值比孙文凯(2007)计算的1991-1995年期间段相应值1.52要高，这可能是缘于我们采用的样本数据不一样，加之我们数据匹配上采用的平衡面板数据，相同样本贯穿始终，而他们采用的是每期匹配方法。再看惯性率和亚惯性率均远远小于1，同样反映出农村收入流动性较强的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在这些阶段表现出较强特征，与农村这一时期的经济现实状况密不可分。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放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限制性条件，农村家庭大部分青壮年人口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并且在相关行业实现了就业。这种就业的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多数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的流入，也大大地改善了农村家庭收入状况。随着一些家庭中青年劳动力不断成熟，并陆续外出务工，其所带回的务工收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也会改变其在农村中的收入地位，这样使得这一时期农村收入流动性表现出较高的特征。
但是整个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较强，并不能反映各个收入阶层的流动状况，也就是不能体现出各收入阶层是向更高的收入阶层流动性强、还是向更低的收入阶层流动性强，这需要进一步打开这个“黑匣子”，研究各收入阶层的流动状况。 前面我们已经对最底层和最高层流动情况做了分析，在此我们只重点关注三个收入阶层：一是中间阶层，这能很好代表中等收入阶层；二是次低层，它的流动状况直接关系到这一阶层是滑向贫困还是迈向中等收入阶层，也关系到最低收入阶层规模是否有壮大的可能；三是次高层，它的收入流动状况关系到高收入阶层规模的变动趋势。首先我们将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核密度估计图直观判断农村居民收入分布情况。从图3总样本和本文匹配样本两种样本下的收入分布变化趋势看，在1989-1993年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基本上保有正态分布的主要特征，只是后面拖了一个扁平的尾巴，说明此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两边收入群体占少数；但是从后续时段变化趋势看，收入分布曲线中间凸起部分开始塌陷，逐渐演变成“M”型的分布状态，说明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减少，而两边的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规模增加。因此，从收入分布的核密度函数估计曲线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存在着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减少、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规模增加的极化效应。 通过时间间隔相同的收入转换矩阵，我们计算出了如下指标(见表3)。由于
和
的值属于两组均值之比的结果，只有当其与参照值1④存在显著差异，才能以此判断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概率大，采用T检验法进行检验，具体方法为：检验各指标计算公式的分子和分母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原假设为分子均值等于分母均值，备择假设为分子均值不等于分母均值。检验计算的各指标t值列在各指标右侧一列。而对于
和
，其值属于两个转移概率之比的结果，可以直接根据比值结果判断，无需做显著性检验。 从表3中知，
值在第二时期段(转换时间为1991-1995年间)、第三时期段(1993-1997年间)、第四时期段(2000-2004年间)大于1，其余各时期段均小于1，由t值看出，
值除了第四时期段与1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各阶段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总体说明我国各阶层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间，向上流动几率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其中，在90年代初到2004年这一时期段，向上流动几率都大于向下流动几率。这一时期段，也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速度加快时期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给家庭带回可观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地位向上流动机会。但是在2004年之后向下流动几率超过了向上流动几率，这可能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转移速度放缓有关⑤；加之这一时期段，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升级换代，对低素质劳动力有了进入门槛，影响了一部分务工人员的收入，使得农村所有阶层向上流动有所减弱。 对于
，表3能直观看出该指标除了在第四时期段(2000-2004年间)大于1，其余时期段均小于1，而且各时期段的
值与1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了中等收入阶层保持中等收入地位或者向更高的收入阶层流动能力较弱，且无改善迹象。 对于
，本文计算出来的
值全部小于1，且都低于0.95，说明较低收入阶层经济地位脆弱，走向最低收入阶层和贫困的可能性较大。从表3可以看出，
值一开始就有下降趋势，在第三时期段(1993-1997年间)下降明显，之后开始缓缓增加，但增加趋势不明显，始终小于1，说明较低收入阶层改善经济地位前景不明朗。 对于
，从计算的结果看，该值除在第三时期段(1993-1997年间)和第四时期段小于1为0.9829，其余各期均大于1，
值在中间时期段略微下降后又平缓上升，反映出较高收入阶层向最高收入阶层迈进的能力由弱到强，且渐趋稳定。 总结阶层流动状况：中等收入阶层向较低收入阶层流动性大，处于中等收入阶层两边的两阶层——较低收入阶层向最低收入阶层流动性大，而较高收入阶层向最高收入阶层流动性较大，而由前述知最底层流动程度十分稳定，最高层流动波动程度较小。这些阶层联动的结果必然是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处于两端的最低和最高收入阶层分布人口增加，说明农村家庭收入分布状况确实存在收入极化现象。
四、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动态演化效应 (一)收入函数估计 前面已经说明，在研究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动态演化效应时，先要估计一个收入函数，然后才能分解出城镇化对收入的净效应，来考察对收入流动性影响进而对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影响。农村的收入函数通过如下模型估计：
lny为等价收入的对数；urban为城镇化，是关注变量；控制变量X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年龄平方、家庭财富存量、劳动力占比、男性占比、家庭规模；
为误差项。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参数，并且经过增减控制变量多次回归发现(见表4)，模型(一)中关注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稳健，符号符合经济理论，因此可以用来模拟收入值。
(二)城镇化效应下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 在利用前述的方法，计算出了城镇化净效应下的农村收入转换矩阵，鉴于篇幅有限，只列出了经过时间转换为相同时间间隔下的收入转换矩阵(见表5)。 1.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整体效应分析 通过表5，可以看出，与农村整体收入流动性相比，城镇化效应下的农村流动性较低，收入维持在原来地位比例非常高，阶层经济地位流动主要是在相邻阶层之间发生。 通过收入转换矩阵计算反映流动性强弱的统计指标，比收入转换矩阵更能直观反映流动性情况，表6计算了三个指标。从表6知，平均流动率、惯性率、亚惯性率三个指标都具有相似的指示结果：城镇化效应带来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很低，这说明引起农村收入流动的因素很多，城镇化毕竟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作用有限；前面三个时期段流动性最低，后面四个时期段流动性有所提高且很接近，说明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流动性效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在增强，并在后续期趋于稳定，这与后续时期段，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增强具有一致性。 2.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的阶层分析 进一步，考察城镇化对农村收入阶层收入流动性影响情况。文章计算了时间间隔相同下反映阶层收入流动质量的4个指标，同时对
和
与1的显著性差异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只有
值在最后两个时期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各时期段
和
值与1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为了能比较直观地看出各指标大小及变化趋势，我们将4个指标绘制成曲线(见图4)⑥，从所有阶层流动质量情况看，城镇化造成的农村居民收入流动质量并不是很好，
只有在第三时期段大于1，其余时期段均小于1或与1无显著差异，反映了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整体影响长期是向上流动概率不如向下流动概率高。
接着，再具体关注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各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影响情况。 首先从表5矩阵看最底层和最高层流动情况。最底层和最高层除了在中间两个时期段流动程度有所增强外，其余时期段流动程度均不高，且也较为接近，说明城镇化效应对这两阶层经济地位的改变难度大，其经济地位具有固化特点。究其原因，一是最低收入阶层由于自身收入极低，在人口流动交流中，难以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达到增强收入的能力，面对城镇化带来的收入机会，还可能由于缺乏物资资本的投入和社会资本的支持而难以抓住；二是最高收入阶层本身具有较高经济优势地位，在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可较易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收入机会，保持自己最高收入阶层地位。 然后关注中等收入阶层受城镇化影响情况。见图4，
指标在1997年之前所有时期段均小于1，之后开始超过1，
曲线变化趋势为一开始就处于上扬趋势，在第三个时期段时突破1，之后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在后面两时期段一直维持3点几以上，说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显著稳固和提升的作用，其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一直在增加。城镇化之所以给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带来有利机会，可能与农村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素质、家庭财富存量等有关。在城镇化对农村的辐射影响下，农村中等收入阶层能够利用自身条件，抓住城镇化带来的增收机会，并且能够胜任城镇化带来的工作岗位。如城镇化给城市带来的一些较高收入的农民工岗位，中等收入阶层能够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很快搜索匹配到合适工作，也能承担起向城市迁移的成本，且凭借自己接受过的一定程度教育水平，在工作中很快上手并成为比较熟练的工人，为自己带来较高的收入。同时他们在“干中学”过程中，还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以适应技术性更强的工作岗位，使得自己不会经常性失业。他们还能凭借自己有一定的家庭财富积蓄，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特点，在城镇或乡村自主投资创业，不断增加收入。因此城镇化对中等收入阶层来说，是有利的，结合前面中等收入阶层保持中等收入地位或者向更高的收入阶层流动能力较弱的特点可知，若没有城镇化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这一向上流动影响，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向下流动的概率会更大。 其次，观察城镇化对农村较低层收入流动性影响。
只有在前两期大于1，后面各期均小于1，且
曲线一直处于下滑趋势，特别是在后期时段达到约0.3的水平，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城镇化对较低收入阶层有利，但之后这一阶层逐渐丧失有利机会，向底层流动概率逐渐增大。这反映我国的城镇化对农村较低收入阶层获取收入机会的变动趋势是由有利转为不利，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镇化，从收入视角来看，可能是以牺牲这部分较低收入阶层利益为代价的。较低收入阶层之所以不能在后期的城镇化中脱颖而出，向上流动，与其家庭财富存量、个人劳动技能、承受风险能力、社会关系网络不无关联。这部分群体中一些人常常是农村中在贫困线上下波动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差，经济基础十分脆弱；交际网络不宽，社会资本一般比较缺乏，获取信息能力相对不足；家庭财富积累较少，收入受暂时性冲击明显。因此城镇化所带来的较好的收入机会，相比之下，他们往往很难抓住，导致了他们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机会较少。 最后，分析城镇化对农村较高层收入流动性影响。和较低层收入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城镇化对农村较高层在前两个时期段获取收入机会不利，但很快这一处境得到扭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指标均大于1，从图4中
曲线图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后，曲线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十分明显，反映出较高收入阶层能够很好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收入机会，使得自己经济地位不断提升。这与较高收入阶层中的个体特性明显与较低收入阶层中的个体特性存在较大差异不无关系，他们往往持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能够在城镇化进程中从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利用城镇化带来的诸多机会，在城乡自主创业，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地位，使得自己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
图4 转换时间后城镇化效应下农村收入流动性质量指标图 注：横轴上序号代表前后相继的几个考察时期段，分别为1989-1993年、1991-1995年、1993-1997年、1997-2001年、2000-2004年、2004-2008年、2006-2010年。 总结城镇化效应对农村上述收入阶层影响有：城镇化对最底层和最高层经济地位改变作用不大；在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内，城镇化早期阶段，城镇化对较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利，对较高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向上流动不利，因此可以说早期城镇化具有“亲贫效应”；但后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情况悄然发生变化，收入阶层越高，如中等收入阶层、较高收入阶层，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较之较低收入阶层，更容易抓住机会，向上流动，而较低收入阶层，可能缘于个体特性不具优势，使得其不能进一步增加自身向上流动机会，最终有可能使自己滑向更低收入阶层甚至贫困深渊。 从前文(第三部分)知农村家庭收入分布存在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和极化效应现象，而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目前城镇化使得较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多机会向上流动，较低收入阶层更多向下流动机会，从而加剧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二是，目前城镇化使得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在内部结构上有阻止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流动作用，有利于从整体上缓解中等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趋势，从稳定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这个阶层来说，城镇化具有积极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各阶层收入流动性动态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各阶层收入流动性特点不一样。最底层和最高层流动程度不大，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下滑和规模变小的趋势，较低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十分脆弱，滑向低收入阶层甚至贫困的可能性在增加，而较高收入阶层则具有更多向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机会，这些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也存在着中等收入规模变小并向两极转移的极化问题。 将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城镇化效应分解出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1)城镇化作用引起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整个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相比并不高，它主要是引起相邻阶层之间经济地位的转换；(2)城镇化引起相邻阶层之间流动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对较低收入阶层下滑和较高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明显，从而会加剧农村两极分化；(3)目前城镇化效应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具有更多向上流动机会，也就反映了城镇化在农村中具有缓解中等收入群体下滑趋势的作用，抑制其滑向较低收入群体从而延缓了较低收入阶层规模增加的速度；(4)从城镇化效应对各阶层经济地位作用的综合判断看，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比较有利，他们能在城镇化过程抓住增收机会，巩固和提升自己经济地位；而对于较低收入以下阶层，则作用恰好相反。 这启示我们，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让城镇化的机会更多向他们倾斜，帮助他们实现收入的增加，这样才能让城镇化的机会较为公平的惠及农村各个家庭。还要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稳定农村中等收入阶层的积极作用，缓解农村收入极化现象。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点发挥好人口流动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同时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后的土地合理流转，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和收入分配改善。 作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在收入分配领域，收入流动性反应的是居于不同收入阶层的主体，经过一定时期后向其他收入阶层转换的可能程度，收入流动性越低，表明整个社会收入阶层固化特征越明显。 ②采用的是经过处理的等价收入数据，相对于后面的模拟数据称为原始数据。 ③详细情况见孙文凯、路江涌和白重恩，2007，《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分析》，《经济研究》第8期43-57页。 ④当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概率相同时，M取值为1，故以1作为参照来检验与各M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⑤现在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且从2004年后开始出现“民工荒”，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已经放缓。 ⑥由于篇幅有限，未用表列出各指标的具体值和检验的t值，而直接用折线图(图4)直观将各指标展现出来。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农村论文; 阶层固化论文; 经济论文; 样本容量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时间计算论文; 经济学论文; 流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