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刘湘溶，易学尧
[摘 要]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社会道德水平
引 言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是民族伦理的内聚力与外张力的体现，其层面体现的是伦理规范的价值取向、对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1]（P29）。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无疑主要来自儒家。然而，儒家经过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演绎发展，与最初的孔孟儒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孔孟儒家伦理精神随着儒家理论的发展而变得斑驳不清。因此，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准确地辨析，就成为当代儒家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恰恰是孔孟儒家展开其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是理解孔孟儒家的内在逻辑的关键。因此，本文从厘清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着手，辨析并总结了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希冀通过这一逻辑理路而达到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准确理解与解释。
一、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及其伦理精神
在中国古代，普遍的观念是认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是趋于下降的。所以中文语言中有“人心不古”“大有古风”等等说法。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正因为存在“不仁不义”，所以才需要提倡“仁义”；从“大道通行”的理想状况往下堕落，才有“仁义”之说。而从“大同社会”到“家天下”，孔子无疑也认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是往下堕落的。佛教将佛法兴衰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代，从“正法”到“末法”也是往下堕落的。
不幸的是，缺乏量化指标来衡量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高低，当然也不存在相关的历史统计数据。因此，它是上升还是下降是说不清的，学术界也从未有过严肃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这涉及到学术发展的最终目的。与中国不同，古代西方并不存在社会堕落的普遍观念，也没有孔子的这种危机感。因此，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反，西方伦理哲学的发展重逻辑与思辨。虽然西方伦理哲学也涉及到道德实践，但总体来说，学者们专注于其理论体系构建，而普遍并不关心它如何影响大众。如果比较西方伦理学术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可以断言，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时间之久、程度之深与范围之广是任何一种西方伦理理论望尘莫及的。不能否认西方伦理学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是总体来说，其发展对于社会道德水平的影响有限是无可置疑的。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伦理学术发展对于民众的直接影响更是日趋式微。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伦理学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什么？科技发展可以用于指导生产实践，伦理学的发展是否应当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为最终目的？如果是，那么什么样的伦理精神才能够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如何实现提升？
第二，这涉及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准确理解，尤其是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伦理精神是伦理实体的内在逻辑及设计原理所体现出的价值导向与价值追求，因此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准确理解必须以对其理论内在逻辑的全面认知为基础。孔子说“仁”孟子说“义”，他们讲仁义正是希望挽救社会的堕落，希望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恢复到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却“罕言仁”，因为他更重视“身教”，认为道德是要践行的。光说不做是“巧言令色鲜矣仁”，是无法感化别人，从而实现前述理想的。这奠定了后世儒家学术发展重实践、轻逻辑与思辨的传统，包括后来的理学和心学，都重视知行合一的。但是这一传统也使得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孔孟儒家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缺乏全面认知，由此导致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误解与片面解读。
在西方伦理思想中，自由意志的基础是理性；与之类似的是，孔孟儒家极其强调内省。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后世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继承发扬了自我反省的精神，因之内省精神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鲜明特质。内省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西方伦理学中的“理性”，但较之“理性”更具积极意义。总结来说，孔孟儒家“为仁由己”的伦理精神包括个人道德的担当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由于“担当”必然要求“内省”，因此可以认为“为仁由己”的伦理精神已经涵盖了内省精神；故在此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总结中不再单独列出内省精神。
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涵养，则可节选邓立光《宋明理学的时代意义》中的这段材料：
根据孔孟儒家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的目标指向，可以将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总结为三点：“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对应的外在伦理规范是“仁”和“义”；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对应的伦理规范是“礼”；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包涵了孝道精神和造福子孙的价值导向。
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其理论建构围绕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这是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孔孟所追求的大同社会，其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达到至高的水平。在孔孟的设想中，“社会大同”的实现途径是：通过统治阶层的道德自律，以“德治”持续地教化民众以提升其道德水平，最终达到“大道通行”的境界。因此，儒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个人道德对他人的感化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重视个人道德追求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积极意义。具体到理论的建构则遵循了如下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很显然，这种内在逻辑结构正是为了确保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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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道据德”
《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本文将“志于道”和“据于德”合称“志道据德”，用作对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概括。朱熹如此解释“志于道，据于德”：“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2]（P90）“志”是“一心向慕”，“据”指“坚守”，简言之，“志道据德”是指“坚守对道德的追求”，其实质就是“崇德尚贤”。
如果说“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那么“崇德”作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基本特征便是顺理成章的。“崇德”的伦理精神体现为孔孟儒家将“仁”本身视为最高目的，也即体现儒家道德的超越性——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孔孟言论中得到佐证，例如：孔子说过“求仁得仁又何怨”，“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等语。孟子服膺于孔子，但崇德思想却有其自身特点。第一，较之孔子更激进——表现为孟子对于汤武革命的态度。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统治者无德，则推翻其统治是正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更激烈的崇德精神。第二，孟子进一步将统治者的德与民生联系起来，从而发展出了民本思想。他明确地说“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统治者的德最终要体现为为民众谋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同样也有“尚贤”思想，例如，墨子提出“尚贤为政之本也”。但是墨家认为物质功利是人的根本属性，把“义”定义为“义、利也”，认为伦理的实质就是物质功利。“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3]与墨家不同的是，孔孟儒家的“志道据德”精神并非基于物质利益，而是超越利益的，如孔子所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与墨家类似，西方伦理学也是通过利益得失的合理性来判断公平与正义——这无形中就将利益当作了目的，使得西方伦理学堕落为一种利益分析的学术。基于利益的道德必然走向道德的反面。由于利益分析这一学术传统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不主张谦让，而是普遍信奉：“如果不捍卫自己的利益，别人一定会侵害它”。坚持自己的利益或许没错，问题是现实中很难把握这个“度”，社会矛盾由此而不断产生和积累。试想一下，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判断是非”成为普遍思维方式，社会各阶层之间、民众之间的利益争斗将日益激烈，社会道德水平无疑会日趋下降。而道德是制度的基础，社会道德水平越低，制度的执行成本就越高。当制度开始失效时，为了堵住原制度漏洞就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如此一来，社会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制度成本越来越高，最终结果是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反观孔孟儒家，其道德理论中很少涉及“公正”命题，它实际上是以谦让、以德服人代替了西方伦理学中的“公正”，从而避免了道德上的逻辑悖论。
“追远”是指追思祖先之德，孔孟儒家继承了周代“德”“得”相通的传统，认为祖先之德能荫庇后人。孔孟儒家由此认为，后人有德是先人的荣耀，是为“光宗耀祖”；而后人无德则是辱没了先人。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人的事业与美德后继无人是为“无后”，“无后”是对祖先的不孝。可见，“追远（追思祖先之德）”的伦理精神不仅仅体现为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祖先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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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仁智勇”称之为“三达德”，后来又将“仁义礼”并称。从“仁智勇”到“仁义礼”是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即前者理想人格的理论阐释，而后者是其实践规范。孔子对“义”的解释是：“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贤”是有德之人，“尊贤”即“崇德”精神表现为外在的伦理规范。这一点应从孔孟的政治伦理角度去理解。孔孟明确提出“举贤才”治天下的思想，孔子政治理想是从民众中推举出的贤能统治者（“选贤与能”），并且居上位者率先践行“仁”，以其德行感化民众。贤德之人被推举出来，正是由于社会崇德的伦理精神。因此，在民众中树立崇尚道德的风气至关重要，所以孔子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即崇尚道德。而“礼”则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三、“为仁由己”
“为仁由己”出自《论语》：“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孟儒家“为仁由己”的伦理精神即是个人的道德担当精神①。“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正因为“道德担当”是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的关键，孔孟儒家极为重视个人的“道德担当”，《论语》和《孟子》中的大部分均可视为对个人“道德担当”或与此有关的论述。例如《论语》中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而《孟子》中则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
道德修养（即所谓“修身”）最终主要体现为个人的道德担当，即“为仁由己”。《大学》中开宗明义地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把“修身”（或者说个人的道德担当）与社会治乱兴衰紧密联系起来，将“修身”视为天下之“本”。围绕“修身”的实践路径，孔孟儒家的“为仁由己”精神被继承发扬，在后世儒学中便发展出理学和心学两大支流。理学的格物致知和心学的“致良知”均是系统的“修身”（即个人道德修养）理论，是“为仁由己”的实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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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仁由己精神是孔孟儒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对应的伦理规范是“礼”。《论语·颜渊》中，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是个人的道德担当，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天下归仁”，而衔接这二者的正是“礼”。孔孟儒家的“礼”是由为仁由己精神转化而来的外在伦理规范。在孔孟看来，“政治”即是“礼治”，“礼”是对居上位者的约束，要求居上位者作出道德表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正因为“为仁由己”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仁由己”便不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关乎天下社稷。因此，孔孟儒家的为仁由己精神便很自然地扩展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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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为仁由己”本质上类同于西方伦理中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由于缺乏现实动力而在实践中沦为空洞的说教——这是西方伦理思想对现实社会影响有限的主要原因。与此不同的是，孔孟儒家的“为仁由己”以“世界大同”为目标，以“慎终追远”为动力，从而使儒家理论具备了极大的实践可行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也造就了二千年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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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慎终追远”
对于社会中的个人而言，其自觉“道德担当”（即“为仁由己”）的意义和动力何在？孔孟儒家要实现“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的这一理论目标，就必须解决个人“为仁由己”的内在动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孔孟儒家很自然地选择了“慎终追远”作为这一问题答案。因之，“慎终追远”与“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一起构成了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体系。
“慎终追远”出自《论语》所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安国注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4]。朱熹《论语集注》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2]以孔安国与朱熹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把“慎终”和“追远”理解为“治丧”和“祭祀”某种态度——这是“慎终追远”的字面意义。而据周远斌考证,“慎终”应指“孝、悌”等德行善举,自始至终,一而贯之，不但有始,而且还要能终;而“追远”应指行仁之道,“死而后已”[5]。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文字记录与流传的成本极高，因而古人论述问题时只能言简意赅，往往在字面之下隐藏了更深远的意义。周的解释可以看作从慎终追远的字面意义的引申，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本文认为，这一解释仍不够准确，“慎终追远”的引申意义必须在理解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的基础上进行诠释。
儒家“安贫乐道”主张正是源于“志道据德”精神。《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安贫乐道”反映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成圣成贤”，即成就自身道德。儒家对人生的成败也是以道德境界为评判。典型的如颜渊，终其一生社会地位不高，贫困潦倒，而且没有什么惊人的事迹。若以世俗功利眼光评价，颜子的人生无疑是非常失败的；然而孔子却对其大加赞扬，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后世儒家更是将颜渊列为亚圣。
“追远”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本人对鬼神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也曾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语，然而他对祭祀一事却非常重视。孔孟儒家为何强调祭祀的重要性，甚至将其置于军国大事之上？学术界将儒家对祭祀的重视简单地归因于中国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这至少是不准确的。这一问题与孔孟儒家的社会理想的建构逻辑有关。“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孔孟儒家极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但是现实中可以作为“道德楷模”的人物很少而且不完美——可以说，这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一现实困难迫使儒家另辟蹊径，将祖先视为道德楷模。而事实上，以祖先为道德楷模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将祖先神圣化、道德楷模化符合人类的普遍心理；其次，相对于在世的人物，已逝的人不会再犯错误，因而其作为道德楷模的风险较小。在儒家看来，祭祀的意义在于“慎终追远”，“追远”即追思祖先之德。可见，儒家重视祭祀的根本原因并非祖先崇拜，而是出于道德教化的需要。
而将“慎终”解释为“慎重办理死者的丧事”是不对的。“民德归厚”即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这正是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所在。很显然，“妥善处理丧事”是无法承载如此宏大的主题的，这种解释在逻辑上说不通。“慎终”与“追远”对应。如上文所述，“追远”是指追思祖先之德；那么“慎终”则是指“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言行失德也会祸及子孙”。西方历史上有句话：“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慎终”的意思恰恰与之相反，大致可以理解为“造福子孙”或“为子孙谋”。但孔孟儒家的“慎终”精神却不能仅仅理解为“为子孙谋”，而是已经升华为“为万世开太平”。举例来说，有权势的父母利用自己的特权为子女开后门，这对别人是不公正的——这不是真正地为子孙谋，更不是“慎终”——因为你并不能保证你的子孙世代都有这种特权，终有一天，他们也会受到类似的不公正的对待。因此，真正的“为子孙谋”应当是（从自身做起）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努力创造一个公正、友善和谐的社会环境。惟其如此，子孙才能世世代代受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的这句话说的正是“慎终”。
如果缺乏内在动力，“为仁由己”在实践中就会沦为空谈。慎终追远精神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家族、民族乃至国家的传承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为个人的道德追求提供了内在动力。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为什么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孔孟儒家看来，这既是感恩祖先的荫庇，又是造福后世子孙；而作恶不仅辱没了祖先，且对子孙后世起了一个坏的示范作用。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本文理解，“不忘初心”是“追远”，“牢记使命”则是“慎终”——这正是孔孟儒家“慎终追远”伦理精神的体现。社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后世子孙的福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重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那么如何实现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指明的途径即“志道据德”（即“崇德尚贤”）和“为仁由己”；而“慎终追远”则为“志道据德”和“为仁由己”提供了内在动力。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言必称制度而普遍忽视社会道德的基础作用；而道德是制度执行的基础，当整体社会道德水平低下时，绝大多数制度都会失效。不可否认，重视制度的西方伦理思想有其普世意义，但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而孔孟儒家恰恰是补救这种弊端的良药。可以说，恢复和重建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注 释]
①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伦理精神的“道德担当”是指个人的“道德担当”，与“社会道德担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道德担当”是指“社会道德”产生作用的机制。其内容包括：第一，社会道德价值、原则、规范来自于何方即由谁提供、制定的;第二,社会道德内容的合法性是由谁、通过什么方式来论证的;第三,社会道德教化是由谁来主导的;第四，谁、及其如何在对社会道德进行这些作业,从而使某一社会的道德呈现为如此的状貌，哪些力量应对社会道德负怎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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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湘溶，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学尧，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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