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从大情报观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使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开始兴起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预示着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总体格局，也将使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情报工作。广大情报工作者能否把握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情报工作新模式和新理论，至关重要，而转变情报观念，树立现代情报观念，更是首当其冲。
1 大情报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大情报观源于“大科学”的概念。“大科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史教授D·普赖斯于1962年首次提出，而后由德国科学社会学者G·贝希曼予以发展的。“大科学”是在当代科学整体化、交叉和谐同发展的趋势下，有关科学发展的一种观念，是解决“大问题”的科学。这些“大问题”是任何个人或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多种学科的分工合作和国家的大量投资。这势必要求从科研组织、方式乃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而与科研工作密切相关的科学情报工作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这就是大情报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上，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社会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和综合性的特点，不仅需要科技情报，而且还需要政治、经济、管理等各种情报。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情报工作及其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情报工作新体制。为此，情报机构需要进行改革，促使其面向市场，面向经济，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而大情报观正好顺应了情报工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情报工作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说，大情报观首先是情报界作为情报工作的一种新观念而提出来的。
2 大情报观的内涵及其影响
情报界对大情报观的理解存在分歧。文献[1]指出， 大情报观是“从科技情报延伸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文献[2 ]认为“大情报观所认识的情报是一个内容庞杂、范围广泛、界限不清的混合体”。所主张的是“任何一个情报部门都向‘综合情报’方向发展，不单要否定各种不同情报部门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与职能，而且要从组织上进行变革”。文献[3 ]认为“大情报观实质上是指无所不包的信息领域”，而“情报工作实践漫无边际地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而文献[4 ]则认为坚持大情报观，就是“坚持科技情报系统的开放性，坚持科技情报与社会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文化信息相结合”。文献[5 ]指出大情报观的核心是“要求情报服务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信息密切结合，面向经济、面向市场、改善服务方式和管理，增强服务功能，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情报需求”。情报学研究“既要研究科技情报，也要研究社会其他领域的情报。就是说，情报学不是某个部门的情报学，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全方位地研究作为一种特有社会现象的情报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文献[6 ]在论述情报科学体系时，认为应该建立大情报科学体系，把科技情报、社科情报、经济情报等子系统都纳入这一体系。文献[7]则提出， 从哲学意义上探索情报概念，“具有最广泛的概括性和适用性，也能最全面、最深刻地阐述情报的本质和特征”。
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学者对大情报观的认识，可将其归纳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前3种认识过分强调了科学情报工作外延的扩大， 把大情报观理解为科学情报工作范围任意地延伸到各类社会信息工作。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物极则必反。如果以这种大情报观指导情报工作，当然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这也正是文献[2]和[3]反对大情报观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大情报观基本上是后面4 种对大情报观的阐述。我们认为后面4 种对大情报观的理解符合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客观实际，也符合情报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国的信息服务业和情报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除文献[3]所列举的5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之外，大情报观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还主要表现在：
1）增强了各类信息系统协调发展的观念。从大情报观的角度， 不论是科技情报系统，还是社科情报系统、经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系统等，各系统有着共同的原理。相似的开发手段和处理方法，其目的也都是为了满足用户的情报信息需求，所以有着广泛的共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从国家的高度对各方面情报系统进行规划和协调。
2）拓宽了学科范围。科技、社会、 经济等情报的汇合构成了情报的有机复合体。情报学不再是某一部门的情报学，而是研究作为一种特有社会现象的情报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时，根据学科发展变化，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将目录中的“科技情报”改为“情报学”。
3）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构建普通情报学的热情。 社会各类信息服务的交叉和融合，提出了按大学科发展模式建立情报学科理论体系，试图构建能揭示情报及其一般规律，并能指导各方面情报工作的情报学。
4）推进情报专业教育改革。 情报专业教育突破了培养目标单一的模式，根据社会对各类情报人才的强烈需求，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努力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合格的各类情报人才。
3 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
王崇德教授在文献[8]中指出：“社会成员对情报的看法， 即为情报观。历来情报观都极富时代感。”可见，情报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是一定时代特征的反映。面向21世纪，知识化、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们认为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情报观应该是一组观念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念。
3.1 坚持大情报观
鉴于对大情报观的认识存在分歧，有必要对大情报观作多角度的分析，以求对大情报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我们认为，在不背离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可将大情报观视作一种“大服务观”、“大过程观”和“大方法观”。具体而论，有以下几点：
1）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情报，而情报是处于运动状态的知识， 它既不能与信息划等号，也不可混同于静态的知识，这一点是情报学赖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本。知识的激活、组织和吸收是情报学的基本目标。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待大情报观，无论情报观被放大多少倍，都不能脱离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目标，否则，必定会导致情报学的变异和消亡。
2）大情报观象征着一种“大服务观”。 “大情报观”这一概念是从“大科学”概念引伸而来的，它意味着产生了与“小科学”存在血肉联系的“小情报观”相区别的情报工作社会化。也就是说，以科研工作者个体从事科研活动所包含的自我情报服务不适应由于科学发展所引起的文献激增，需要改革自我情报服务方式，将原来属于传统科研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情报活动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建制或专业化的组织，即贝尔纳所说的成立一种“服务体系”[2]。
3）大情报观蕴涵着一种“大过程观”。秦季章认为， “大过程”是一种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把握情报学实践的观念，情报工作只是情报实践的一个过程，情报工作范围之外的情报产生、交流与利用活动也应该纳入情报学的考察范围[5]。我们认为， 这一表述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因为“情报工作”并不是情报实践的一个具体过程（或环节），恰恰相反，它是情报生产、组织、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利用等诸多环节组成的一个整体过程。我们赞成将情报的生产、交流与利用等活动纳入情报学的考察范围，这正是“大过程观”的应有之义。
4）大情报观意味着一种“大方法观”。 随着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传统的封闭式的个体研究方式的功能日益弱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要考虑相关学科出现的新方法、新观点，否则就不能单独解决本学科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情报学也不例外。
方法移植是情报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情报学中移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二是情报学中特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向其他学科的移出。方法移植的实质是知识移植，也是情报移植。显然，情报的这种双向移植运动昭示着情报学研究中的“大方法观”。这种“大方法观”理应成为“大情报观”的深层内涵。
新时期坚持大情报观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情报工作方面，坚持网络条件下科技情报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信息相结合，面向我国整个信息服务业，实行有效的信息资源配置和开发管理，努力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情报信息需求。在情报系统建设方面，着眼于各领域、各行业、各系统情报资源、情报人才、情报技术等方面的协调。根据我国的国情，把科技情报系统、社科情报系统、经济信息系统等纳入整个社会情报大系统之中，而各子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补充。在情报学科建设方面，在客观层次上，努力探索超越于各专门情报学之上的普通情报学，按大学科模式组织情报学理论研究，以解决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的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例如，信息经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网络、信息检索、信息服务与用户等将是情报学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几个重点领域[9]。
3.2 情报学研究的认知观
情报学研究范式经历了如下演变：机构范式→交流通信范式→系统范式→认知范式。M.DeMey 指出情报学认知观的核心思想在于：任何情报的处理，无论是知觉的，还是符号的，都是由构成了情报处理器（如人）的世界模型的一整套范畴或概念来传达或协调的[9]。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知识（而不是文献载体），布鲁克斯强调主观与客观的认知结构与过程，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方程。其后，N.Belkin提出的“知识非常状态”（Abnormal State of Knowledge，ASK）理论和B.Dervin 的意义建构论（Sense-Making Theory ）使得情报学的认知观进一步深化和体系化。
从情报系统范式转向认知范式，意味着情报学研究重点从情报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转变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情报行为、情报心理、人－机交互等方面。认知观的实质是把人作为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强调要加强对于情报传输中人的研究，要深入研究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交互过程，例如在情报检索系统设计方面，从用户的认知世界而不是从系统本身来进行。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情报科学认知观在指导和推动学科理论与实践进步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9]。 这反映出知识经济时代情报学深化内涵的发展态势。
3.3 强化情报产业化观念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而情报工作就是从事知识和信息的采集、加工、交流和管理。按照钱学森同志给情报下的定义：情报是激活了的，能解决问题的知识。情报工作则是激活知识的工作，情报系统是激活知识、转换知识、产出情报、使知识增值的情报系统。可见，情报工作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情报是商品，情报是生产力的观念已得到公认。因此，要大力开发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各种电子信息产品，以充分地开发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目前，因特网上的信息资源大部分是英文信息，中文信息极其有限，不及英文信息总量的1%， 这不仅影响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和我国人民利用网络资源的积极性，而且也与12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在起，数据库建设应打破部门分割的局面，努力以市场为导向，按照专业分工、规模生产、增值服务等一系列产业化原则，下大力气抓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信息资源。
另外，要加快发展信息咨询业。近年来，我国的信息咨询服务业发展很快，已形成跨学科的综合性的高智能产业，业务范围涉及经济、科技、工程、管理、法律等。但与国际咨询业相比，差距甚远。特别是专业的科技情报机构，还没有面向市场，针对国家、部门或地区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中的难点、热点，发挥出咨询服务业主力军的作用。今后应使咨询服务逐步向社会化、规范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真正使信息咨询业成为情报工作的新的增长点。
3.4 网络化观念
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给传统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网络上，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提供者；用户传递信息可以是交互式的，一点对多点或多点对多点式的，这导致了信息的社会化组织和传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原始信息可以不必通过中间转化而直接为用户所用。例如，各种经济数据可以经一定的管理程序进行有序化的远距离传输，直接提供给业务管理人员利用。另外，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了方便的信息服务的同时，由于其高度的开放性，任何个人与组织都可以自由地发布信息，使得网络信息量激增，伪劣信息、无用信息、淫秽信息比重增大，导致人们难以在网上找到所需的信息。因此，对网络信息的组织、管理和开发变得日益重要。过去的卡片目录、文摘刊物等已经显得无能为力，探索先进的网络信息组织、管理和检索技术与方法已成为当前情报界的一个热点。
另一方面，情报机构应在过去传统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网络情报服务，既可以通过网络接入，开展电子邮件、文件传送协议、万维网、新闻组等基本服务，也可以开展联机检索服务，还有网络信息搜集代理、信息递送等增值服务。这样，网络信息服务就可以逐步成为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面对网络化为信息服务业提供的良好发展机遇，情报机构决不可错失良机。
总之，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必将对我国的情报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