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组织化驱动”与国家建设
陈周旺
(复旦大学 政治学系， 上海 200240)
毋庸置疑，由于历史、社会各种原因，中国与早期西欧国家建设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早期西欧国家建设，主要是资本与王权相互勾结的产物，美其名曰强制集中加资本集中(1)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其实是王权为了实现资本利益去开动战争机器，在战争中形成了早期国家模式。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形成的“战争驱动模式”(2)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因为发动战争，就要动员和集中资源，进一步还要加强后勤管理，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系和财税体系，国家体系就蔚为大观了。这些战争本来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领主之间争名夺利的延续，因战争规模扩大，引发结构性的体制变化：常备军取代了雇佣军；小政治体不断被兼并，最后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强国的割据；土地贵族这些地方性的政治力量也不断被摧毁，使统治权逐渐集中于王权手中，形成中央与地方之分；政治体内拥有了统一的货币、度量衡、司法裁判体系、文书行政制度等，早期国家应运而生。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则是另一种路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类似于现代官僚制度的文官行政系统，也拥有久远的常备军传统。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封建皇权遭到致命打击而渐趋衰弱，现代资产阶级尚处于襁褓之中，事实上无法承担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过渡的历史使命。经过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官僚、农民、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转型均功败垂成。由此可见，近代中国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社会力量去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目标。
在历史的转折点产生了现代政党组织，并在革命和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政党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某种社会阶级力量，但它作为社会阶级力量的代表，足以承担本来应由某个新兴阶级力量承担的历史转型使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用它强大的组织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持了国家建设进程。基于中国国家建设的这种组织化特征，我们将其归结为“组织化驱动模式”。
乍一看，单从术语运用的角度，“战争驱动模式”与“组织化驱动模式”似乎不是一组对称的概念。其实不然。“战争驱动”也好，“组织化驱动”也罢，都聚焦于国家建设的机制性问题，即如何通过资源的全面动员来构建国家体系。战争当然诉诸某种组织化，否则无从在战争中获胜；组织化往往也是在特定条件下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斗争。不过，这两种模式之所以是可比较、互斥的一组概念，是基于另一个层面的讨论。“战争驱动模式”的特点，按照查尔斯·蒂利的理解，可以归结为“暴力的组织化”(3)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29页。 。侧重点在于国家机器的强制集中化进程；而我们说的“组织化驱动模式”，侧重点在于社会力量的组织化进程。暴力组织化的结果，就是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力量兴起，它将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代价是社会放弃暴力走向和平化、文明化，成为“文明社会”(4)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8-269页。 ，以市场交易方式解决利益纠纷。组织化驱动的结果，就是政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由政党去引领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进程，形成权力的制约、资源的动员和体系的整合。一言以蔽之，两种模式的显著区别，就在于政党是否介入到国家建设进程之中。
湖北省是我国水生蔬菜的主要产区，洪湖市是重要力量来源之一，而洪湖水产是洪湖市主要的农业支柱产业，以水产品为主，其种养历史及种养经验丰富，在水生蔬菜的品牌发展上也已卓有成效，通过了多项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建立了如“洪湖莲藕”“洪湖藕带”等多个著有洪湖标签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提高了洪湖水生蔬菜产品的附加值。洪湖市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水生蔬菜加工企业，且已发展了多家龙头企业，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企业带动能力强，为农民增收做出了较大贡献，逐渐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水生蔬菜加工规模居全国前列，出口水生蔬菜制品条件良好。
当然，并非所有社会组织，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积极作用的组织性力量，才能构成国家建设的组织资源。如米格达尔所举的那些传统社会组织力量，其作用只是掣肘、弱化国家建设，导致“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5) 乔·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就很难被认为是对国家建设有正面意义的组织资源。
反观“组织化驱动模式”下的政党，由于其创设本身就是肩负国家建设之使命，他们会自觉将国家与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推动现代化进程，更注重社会的整合、民众的团结、政策执行的集约化。由于政党本身的使命特征，它不会将自己简单定位为选举党，而认为自己在国家建设中应该扮演更加积极、能动的角色，更是将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系于国家建设的成败。这种历史担当是一般的选举党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组织化驱动模式”下承担国家建设使命的政党通常被称为“使命型政党”，它具有以下的一些特征：第一，着眼于社会长远的发展来制定政策目标，不会屈从于短期选举需要而随意变更意识形态论述；第二，更重视社会整体利益，从整体出发去制定政策，确保政策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基于选举需要去强化社会区隔，加深社会分化；第三，敢于承担治理责任，通过组织嵌入到社会网络中去发挥作用，不担心因政策争议而失去选票的风险。
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学者对以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力量一向心存疑虑，以各种方式来抵制、消解社会组织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二战前后，随着战争动员规模的扩大，以及新工业革命的发展，组织力量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特别是工会的崛起，使一些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组织的作用。因为工会既缺乏武力又不是富甲四方，完全是凭借其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去影响政府政策。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促进了战后的劳资集体谈判，促使西方国家劳动制度的转型(6) 凯瑟琳·西伦：《发达民主国家劳动政策的多样性》，彼得·霍尔等主编：《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1-62页。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开始介入到国家建设进程之中了。不过，这种成就的取得，始终还是通过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来达成的。
迪彦钦阿木钼矿为燕山期斑岩型大型钼矿床，矿体多分布于斑岩体外围的围岩中，围岩岩性为凝灰岩和安山岩，矿区内发现与钼矿体异体共生的铅锌银矿体。辉钼矿多呈浸染状、细脉状分布于安山岩中，可见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硅化和萤石矿化。
由于政党负责任的介入，与“战争驱动模式”相比，在“组织化驱动模式”下，平添了一种独特的国家建设资源，我们称之为组织资源。国家建设是以资源动员为基础的，但是对于诸多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军事资源、财政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显得捉襟见肘，严重制约国家建设进程。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能否成功进行国家建设，取决于是否能提供一种替代性资源，来弥补上述资源的不足，比如组织资源。一旦形成了强大的组织资源，就能够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以集中动员利用，使之达到高度的集约化。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早期西欧国家，国家建设先于政党创设；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某些在反殖运动中形成的新兴国家，大多为政党创设先于国家建设。这一时间先后次序是十分关键的，决定了国家建设截然不同的路向。在早期西欧国家，先是通过战争驱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体系，包括议会制度、官僚和财税体系，后来随着政治代理人斗争的加剧、议会派别的分化，才产生出政党，作为议会斗争的工具。按照法国学者迪韦尔热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内生型路径”。内生型政党为了寻求社会支持，开始自内而外进行动员，一定程度扩大了政府政策的社会面，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联系。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革命和建设来推动国家建设进程，从一开始就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联结在一起，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使整个国家建设进程，都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条件下有序推进。
不仅如此，这一先后次序也决定了政党本身的区别。内生于国家体系的政党，在性质上都是保守的，并且高度精英化，刻意保持与社会民众的距离；这种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完全是基于选票，为了选举之需要进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动员，因而被称为“选举党”，即政党的功能就是为了选举以及在选举之后开展议会斗争。哪怕是后来外在于议会而产生的“后发”政党，也跟随当初的内生党，陷入选举党的窠臼。近年来西方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政党”，其实也同样是基于选举之逻辑。这样一来，政党反而客观地造成了治理的区隔化，即区隔为一个个选区。这个选区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多是类属群体意义上的，这种类属群体，可以基于血缘、种族、宗教、文化、地域、职业等不同范畴。只要是我的票仓，我就在治理上多关切、多投入；如果是对手的，就进行打压、排挤。总体而言，在这种政治社会条件下，政党对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介入，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一些后发国家的政党，去蹈选举党的覆辙，不仅不能促进国家建设，反而不断加剧社会的对立与分化，导致治理失效，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党为主的组织资源，对于一个起步晚、资源匮乏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建设资源。中国在踏入近代化门槛之际，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极低，直到现代政党产生，才改变了这一局面。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角。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出于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需要，政党无疑是所有社会组织中组织化、制度化程度最高，且最具战斗力的。中国共产党尤其如此。其次，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整合性组织，而不是区隔性组织。如前所述，社会组织通常都以不同类属为基础来组建，形成各自区隔内部的自我认同来强化组织性；政党的认同是超越地域、行业、文化的，是政治性的认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建立在超越地方性的交往基础之上。(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更多从社会整体出发来行动，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再次，中国共产党不是将自身置于社会之上或之外，而是以各种方式嵌入到社会之中，在各领域、各行业中发挥引领作用，并且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将这些生产和治理功能联成一体，这种能力是一般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
在“组织化驱动模式”下，中国国家建设与政党建设成为一个互动的进程。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体制上的相互借鉴。由于中国国家建设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制度设计、体制运作上都要进行探索。党在革命和建设斗争中形成的一些成功经验，经过检验是有效的，就可以移植到国家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包括民主集中制、干部制度、监督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等。第二，治理功能上的相辅相成。党组织的有效运作，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和自下而上的动员化，在政府治理功能还处于不成熟发展的条件下，党组织的动员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行政的不足，从而达成政策目标。第三，能力建设上的相互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包括法治能力、制度能力、再分配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建设都有助于政党的政治领导走向合法化和合理化；政党能力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组织化水平，可以更有效地引领和支持国家能力建设。
本组收治的产后出血者共30例,年龄在23~40岁之间,平均年龄(31.62±3.45)岁,其中初产妇20例,经产妇10例;产后2 h内出血者24例,约占80.00%;产后2 h后出血者6例,约占20.00%。其中妊娠高血压综合症9例,早产7例,贫血4例,双胎儿3例,臀位3例,过期妊娠3例,巨大儿1例。
以上，我们从小组合作学习之于初中数学教学活动的意义入手，对初中数学课堂上如何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进行了思考与探究。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初中数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但是要想真正取得效果，实现初中数学教学的有效性，还需要教师更多地根据学生学情以及学生发展规律来制订教学计划，完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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