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逻辑论文,体制论文,集体论文,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0)03-0104-0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是一些国家计划体制的形成以及后来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这一事件同样发生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从制度、发展、产权、信息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上述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更宽泛的学术领域，人们也思考了计划体制产生的历史和文化等原因。然而，以上两类研究还缺乏一个重要的衔接点，即一方面作为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一方面作为体制转型的被替代物，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或者说，它之所以曾经存在、至今还在个别国家仍然存在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一般认为，效率低下是计划体制的根本缺陷。对此，吴敬琏分析说：“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②
然而，计划体制并非总是效率低下的。二十世纪上半期，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绩效提供了计划体制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实例。连萨缪尔森也说：“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在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经济是这样组织的经济，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很好。”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在政府体制的主导下，取得了几次明显的治理效果。如建国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走出了在旧中国延续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怪圈，基本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方面的数据也足以说明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全国完成的投资总额为550亿元，其中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投资为493亿元，超过原计划427.4亿元的15.3％；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总产值为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在农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平均每年增长4.5％；在交通运输方面，1957年的铁路里程比1952年增加22％，公路里程比1952年增加1倍，内河航运比1952年增加51.6％；在商业方面，1957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74.2亿元，比1952年增长71.3％；在对外贸易方面，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加62％；在人民生活方面，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1957年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27.9％。此外，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9 454万平方米，支付职工劳动保险金、医药费和福利费共计103亿元，1957年在校学生数与1952年相比，高等学校增加了130.8％，中等专业学校增加了22.4％，普通中学增加了152.2％，小学增加了25.8％。④
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计划体制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率的？在什么情况下是效率低下的？弄清这一点，对深化理解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解读奥尔森理论
在本文的分析中，计划体制属于一种集体的经济行动。这也符合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集体、集团或组织的特征概括：首先，“集团中的个人采取的或为了集团中的个人而采取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行动都是通过组织实现的”；其次，“有一个目的是大多数组织所特有的，实际上所有侧重于经济的组织都以此为目的，那就是增进其成员的利益。这一点至少在经济学家眼里是很显然的”；第三，“不同类型的组织被期待增进的利益多数是公共利益”。⑤他还把国家作为一种组织的类型。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提出：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但这种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⑥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由具备理性的个人组成的集体，其行动不可能产生增进公共利益的效率。
在奥尔森看来，“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是组织的基本功能。一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为其成员——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其他类型的组织也类似地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⑦另一方面，“正如可以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体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⑧从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出发，集体组织中的“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了，由于公共或集体物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所以，“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⑨这是集体行动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
但奥尔森强调，在判断集体行动是否具有效率时，要区分不同规模的集体组织。他认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有效率的集体行动。因为，“个人能够分享一个集团的总收益，其份额取决于集团的人数以及与集团中的其他人相比他能够从那一物品获益多少。”⑩“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集团越大，任一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11)相反，“在一个很小的集团中，由于成员数目很小，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高。”(12)在另一部著作中，奥尔森断言：“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从集体物品中获益的个人或企业的数目越大，从实现集体利益的行动中所产生的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就越少，而这个集体利益是让个人或企业进行集体行动的诱因。这样，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集团行动的激励就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消失，因此大集团相对于小集团更不可能达成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13)
同样基于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可以发现小集团更有利于提供激励。奥尔森指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1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15)
需要说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不止以上这些(16)，分析方法也具有理论经济学注重数学证明的特点(17)。但即使是如此简洁浓缩的概述，也已显示出有力的解释性。计划体制之所以低效，企业等小集团之所以有效率，关键在于个体理性对不同规模的集体的行为选择。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奥尔森揭示的这一定律非常重要：在不具备“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个体积极性和集体规模成反比。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a=b/c。其中b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体在集体行动中付出的努力，c是指该个体所在的集体规模(人数)，a是指该个体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的实际报酬。如果b为1，则c越大，a就越小。在以上公式中，由于c总是大于1，所以a将必然小于1，因此，奥尔森断言：“即使在最小的集团里，集体物品的提供一般也不会达到最优水平。”(18)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各种集团和组织，集体行动为什么还会发生，奥尔森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正是在奥尔森揭示的a=b/c定律中，笔者产生了揭开计划体制有效性的灵感。
三、特殊压力和个体理性
不难发现，在a=b/c公式中，起关键作用的变量是c。要达到个人行动在集体中获得最优水平的报酬，即a=1，c必须不大于1。然而，这在一个研究集体的模型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的人数总是多于单个人。从另一个角度看，c=1，就是个体行动了。
如前所述，奥尔森注意到“选择性”的激励可以驱使个人在集团中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结合a=b/c公式，“选择性”的激励被认为具有拉近c和b之间差距的作用。c和b之间的差距越小，a越接近于1。但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是有成本的，而且存在着集团组织越大，提供“选择性”激励的成本越大的情况，在有些经济部门(如分散作业和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业生产)，集体提供“选择性”的激励甚至非常困难。
那么，是否存在另外的改变c的因素呢？
在常态条件下分析计划体制的缺陷，这是大多数研究文献共有的特点。但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表明，计划体制的产生和有效往往有着特殊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情况是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需要考察的是，在特殊的压力(约束条件)下，c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常态条件下，理性的个体之所以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是因为a小于1，即个体行动在集体中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a=b)。由于c＞1，就必然导致a＜1。而这里的c＞1，在具有理性的个人看来，意味着自己的努力(b)被别人(c中超过1的部分)来分享。但在特殊的压力下，集体中的个体将认为自己的努力会获得应有的报酬，即不再担心别人将分享自己的付出。这时，就出现了c=1的情况。
例如，在军事行动中，每一个成员的努力既事关战役的成败，也事关个人的生死。尽管存在个别临阵逃离的懦夫，投入战斗的军事人员实际上是把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集体的最大利益视为一体的，根本无瑕考虑是否有别人分享自己的努力。因为有理性的个人知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任何有损于取得胜利的动机和行动，都将危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生存)。这时，没有c，也就没有b，因此，c=b。
再如，在遇到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等)时，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有效性。通常，集体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必要配合会增加个体逃生获救的几率。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往往会提高，因为增进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等于直接增加了自己生存获救的可能性。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个体的理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特殊条件的约束下，它对集体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在这里，个体努力直接关系到集体状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边际上重合，c=1，而不是c＞1，由于c=b，而b=1，所以a=1。由于理性的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一个集团做什么取决于集团中的个人做什么，而个人做什么又取决于他们采取其他行动的相对好处”(19)，所以，这时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而且，其总效率与集体规模成正比。
虽然有些计划体制所面临的特殊压力不至于像以上两例那样极端——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其严重程度仍足以深刻影响到个体成员的生存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体制尚未形成，但政府采取的经济举措已经具有集体行动的性质。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社会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首先，受动乱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冲击和掠夺性经济制度的压榨，全国各行业的生产长期萎缩，一蹶不振；其次，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第三，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给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到1948年8月，票面额100万元、500万元的法币大钞纷纷出笼，发行总额达6 636 946亿元，为1937年6月的47万倍以上，上海物价上涨到抗战前的近500万倍。(20)8月19日，统治者在“币制改革”的旗号下发行金圆券，到次年6月共发出1 303 046亿元。1949年5月上海批发物价比1937年1～6月上涨了63 060亿倍。“有人估计，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给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如按当时物价水平折成银元计算，达150亿银元以上。”(21)紊乱的金融秩序加上敌对势力的故意捣乱，造成建国初期的物价急剧波动，例如，“从上海解放到1949年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上海的金、银和商品价格直线上升，物价总指数上涨2.7倍以上，其中黄金上涨2.1倍，银元上涨2倍，米上涨2.2倍，纱上涨1.5倍”。(22)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实施了四项举措：1、抛售物资；2、控制支出；3、加强市场管理；4、大米配售。最终使投机势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搞乱经济的图谋宣告破产。这一集体行动的有效除了依赖必要的行政强制，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之所以配合政府的举措，是由于意识到这种果断的治理对自己有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是在特殊压力下取得成效的(23)：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亟需改变，建立现代工业化体系迫在眉睫。所有这些，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真诚地认为，只有国家的迅速强大，才有个人生活的切实改善。如火如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于是，计划体制自然就有效了。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6版)中认为：“苏联模式已经证明，指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在巨大的人类牺牲和政治压制的气氛之下完成的。”(24)确实，强制是集体行动有效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奥尔森也已经注意到了。问题在于，如果强制一直存在，而集体行动的效率却发生变化，那就要从其他的方面寻找原因了。本文的研究表明，导致集体行动的效率差异，常态条件和特殊压力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四、结论及其含义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具有效率的。
本文的结论有着多方面的含义。
常态条件是长期的，特殊压力是短期的，因此前者的效率通常指的是经济发展，后者的效率主要是指应对困难。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秦以来统一了，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统一，也有好处，发展了，但要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25)刘少奇认为：“集体只能克服困难，不能发展。”(26)邓小平在那篇启动改革开放的著名讲话中强调：“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7)这些论述实际上都隐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悟。
在历史上，集体行动的产生早于市场体制中的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之一，它是对无序的个体行动的进步，在强大和不确定的特殊压力下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李冰主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一例。市场体制中的个体行动是对集体行动以前人类无序的个体行动的否定之否定，是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文明成果。依据a=b/c定律，在长期的常态条件下，c=1是最有效的行动方式。这也是市场体制中分散决策具有效率的逻辑依据。但由于人类今后还会遇到不确定的特殊压力，而特殊压力将会使一般集体行动中的c＞1转变为c=1，所以，不能排除未来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特殊压力消失以后，有必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体制中个体行动的效率。特殊压力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可以被其他方法加以强化，所以，要防止人为地制造特殊压力以维持集体行动体制的情况。
特殊压力可以使集体中的个体具有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但在常态条件下，根据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集体中的普通个体不再具有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他们往往会选择“搭便车”，但集体中的特殊个体却具有为维持集团存在下去而努力的激励。相对于“搭便车”的集体中的普通个体来说，集体行动是那些集体中的特殊个体采取的，决策是他们作出的，成本是他们投入的，风险是他们承担的，因此，特殊个体获取比普通个体更多的报酬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一定范围内，这种报酬差别体现了“选择性”的激励，但在大规模的集团里，由于监督成本和其他原因，“选择性”的激励往往形成一种特权和对集团利益的侵夺，而特权和侵夺反过来进一步使集体中的普通个体减少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
对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而言，集体行动隐含着若干缺陷。例如，在常态条件下，它会助长人类自身的弱点(搭便车)，在哈耶克看来，正是这种表面上符合“经济人”本性的行为使人们丧失某些美德，如“独立和自力更生，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28)再如，集体行动可能损害个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如果不存在特殊压力，计划体制就意味着个别决策者“计划别人的行为，即是不许别人为自己计划，即是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性，也即奴役他们”。(29)
厘清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逻辑，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改革的深刻意义。坚持在特殊压力恢复为常态条件时经济体制转换的正确路径，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为关键。因为即使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计划体制的回潮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社会不能提供保护个人经济权利和公平竞争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个人的收益就会受到侵害，这时，名义上的个人行动就会变成事实上的集体行动，即在a=b/c中，c=1已经重新沦为c
1。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无法确保c=1的社会经济，实际上还没有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注释：
①本文初稿得到程念祺、刘社建、叶世昌、赵德馨、韦森、李炜光诸位教授的指教，也和陈家骏、谢华育等进行过讨论。他们的看法有的已被吸收进这篇修订稿，有的将在以后的扩展研究中加以讨论。特此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③[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6页。转引自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④参见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8页。
⑤[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⑥同上书，第2页。
⑦同上书，第13页。
⑧同上书，第7页。
⑨同上书，第13-14页。
⑩同上书，第20页。
(11)同上书，第40页。
(12)同上书，第28页。
(13)[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4)[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2页。
(15)同上书，第42页。
(16)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除了第1章集体和组织理论和第2章集体规模和集团行动外，还有第3章工会和经济自由、第4章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第5章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和第6章“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
(17)例如《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第1章第1、2节。
(18)同上书，第29页。
(19)同上书，第20页。
(20)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162页。
(21)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92页。
(22)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23)赵德馨教授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还存在原有的市场经济因素，可以说是一种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我同意这个判断。本文所讲的成效，主要是指当时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而言。
(2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页。
(25)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8页。
(26)转引自苏星：《积之四十年》，《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28)[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29)[奥]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1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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