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及其提升 ^*

王新刚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作为一种文化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思想观念之间相互吸引、相互靠近的状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研究，当前主要有“教育过程”“课程要素”“亲和力要素”三种视角。跳出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角度探讨亲和力的研究范式，探究“如何提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既要体现理论研究的现实观照性，又要提升教育活动的理论抽象性。既需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现实”等基本理论问题，又需要深入探讨“语言表达”“幽默感”“游戏化”等具体对策。这样才能够打造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想政治教育。

“亲和力”作为一个化学用语，原是指物质之间结合时的相互作用力。被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后，学者们就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问题进行探讨。早在200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就提出，“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注]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 这里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都是“亲和力”的具体表达。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注]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注]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 以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研究呈现出“井喷”状态。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什么”和“如何提升”这两大问题上。尽管它们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由于切入点不同，或众说纷纭，甚至截然相向。因此，迫切需要跳出经验的总结，从理论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及其提升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相互作用的文化力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什么”是理论探讨的基本前提，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对象所具有的亲近、吸引、融合的倾向或特征，以及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产生的和谐感、亲近感、趋同感。[注] 陈桂蓉、练庆伟：《反思与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价值和定位》，《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所具有的亲近、吸引的潜在功能，以及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的亲近感、趋同感。[注] 吴潜涛、王维国：《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2期。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让教育对象主动趋近、积极悦纳、高度认可的一种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注] 白显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把握的几重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4期。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的感染力、吸引力、渗透力，表现为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的亲近感、趋同感和接受度。[注] 庞桂甲：《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五是让教育对象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亲近感和悦纳感的力量。[注] 李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构成要素及形成机理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

这些观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大致都遵循了把“亲和力”作为一种“力”的范畴思路去探讨。“力”是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同质”的两个事物，一方为施力方，另一方为受力方；二是这两个事物须具有一定的关联，相互吸引或排斥，形成“相互作用”的状态。以此为思路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施力方”的分析。一是“教育活动”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体现出来的；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通过具体教学方式体现的；三是“教育者”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通过“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等人的因素体现出来的。其二，关于“受力方”的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教育者”，或者“教育对象”“大学生”等“人”的形式存在，另一类是“人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品德”“思想政治素质”等“观念”的形式。抛开各种观点的具体研究背景，从“亲和力”的本质看，它表达的是一种亲近和认同，形式上的“亲近”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容上“认同”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其三，亲和力“相互作用”的研究。认为既是施力方对受力方所施加“力”的过程，也是受力方在力的作用下向施力方的靠拢和亲近。但是，关于“力”的内容却存在差异。一方面，是从施力方对受力方产生的力的角度看，有研究认为，施力方是因为具有“功能”才产生了“力”的作用，如“亲近、吸引功能”。[注] 吴潜涛、王维国：《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2期。 有些研究直接表述为“力”，如“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注] 白显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把握的几重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4期。 、“感染力、吸引力、渗透力”[注] 庞桂甲：《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吸引”“亲近”；“感染”“感召”；“影响”“渗透”“融合”。另一方面，从受力方对施力方所形成“感”的方面看，主要表述为“和谐感、亲近感、趋同感”[注] 陈桂蓉、练庆伟：《反思与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价值和定位》，《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亲近感、趋同感”[注] 吴潜涛、王维国：《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2期。 、“主动趋近、积极悦纳、高度认可”[注] 白显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把握的几重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4期。 、“亲近感、趋同感和接受度”[注] 庞桂甲：《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亲近感、悦纳感”[注] 李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构成要素及形成机理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 。因此，要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本质，需要对“施力方”“受力方”和“作用方式”进行系统分析。

第一，亲和力中的“施力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具有“双重主体要素”，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亲其师”，即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吸引，教育对象对教育者的亲近；从内容上看，表现为“信其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教育对象思想观念的说服，教育对象从观念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前者是“亲和力”的外在形式，后者是“亲和力”的实质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真理”，自身具有真理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但是，理论的彻底，只是“说服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真理”自身具有权威性，而权威使人产生敬畏之心。但是，这种“敬畏”表达的是一种“距离的远”，感受到的是“冰冷”，“敬而远之”体现的则是“亲和力”的对立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强烈的政治性，与普通学生有一定的心理距离”，“很强的理论性，与学生的接受能力有一定距离。”[注] 刘建军：《怎样才能上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求是》2019年第8期。 因此，要把“敬畏”转化为“亲近”，则需要通过教育者来完成。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真理的力量往往附着在教育者身上。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者须系统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亲和力产生的基本前提。只有形成了“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注]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才能通过相应的教育技巧，把“严肃”的教育内容和“系统”的教材体系，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内容”，通过情境化的教学场景和教学设计，才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亲和力。

第二，亲和力中的“受力方”。受力方是教育对象及其自身的思想水平。教育对象自身的精神需要，是他们能够主动向真理靠近的内在动因。正如身体的成长需要营养，所以美味的食物会对他们产生亲和力。同样，思想的成长也需要营养。只是身体的饥饿感是生理的直接反应，而精神的“饥饿感”则需要教育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注]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因此，需要探究学生在思想、政治、道德和文化这四个方面发展的需要，才能使其主动靠近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亲和力中“力”的作用方式。“亲”和“和”都需要通过“力”来完成，这个力不是物理化学状态的“自然力”，而是一种“文化力”，通过人文的力量，把不同的人群聚拢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实践活动，拉近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心灵距离，使其情感达到交融状态。一方面，是施力方对受力方的吸引、感染和融合。“吸引”是通过“吸”的方式得以空间靠近；“感染”是以情感的方式得以心灵熏陶；“融合”是交织的方式得以思想影响。因此，“吸引”是前提，“感染”是过程，“融合”是目的，这三个力正相关而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是受力方对施力方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施力方对受力方作用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施力方对受力方的“吸引”，引起空间距离的缩短，使受力方对施力方产生的“亲近”的感觉。这里的“亲”是一种情感，“近”是空间距离。用距离的“近”来表达情感的“亲”。施力方对受力方的“感染”，使受力方对施力方在情感方面能够更好地“悦纳”。施力方对受力方的“融合”，必然引起受力方对施力方产生的“认同”。因此，“悦纳”和“认同”体现的“和”，是情感交融而达到的共鸣状态。

根据前面对几种常见射频前端接收机结构的分析考虑,最终采用超外差式两级混频结构作为接收机射频前端解决方案。接收链路采用分频段的思想对500 MHz～3 000 MHz频段范围内的射频信号进行分割,即将其中的500 MHz～1 800 MHz称为低频段,1 800 MHz～3 000 MHz称为高频段。接收链路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为了能够详细地对接收链路进行描述,将图1中通路1定义为低通通路即低频段通路,通路2定义为高通通路即高频段通路。

这些提升的对策和路径研究，都有其固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则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其一，对“教育要素”亲和力研究范式的批判。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能不能讲“这些要素分别具有亲和力”，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亲和力”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而产生的“合力”，各个教育要素都只是产生“合力”的内在因子，它们的作用只是存在内部相互之间的，而不是直接外在指向它事物的。如同一个拳头的力量，固然离不开各个肌肉群的相互作用，但不能单独衡量每一块肌肉对外力量的大小。因此，教育要素只有作用方向性质相同、运行结构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吸引、感染和融合的共同作用“合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学术视角及其反思

其三，亲和力提升研究的实证性问题。当前的研究缺乏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策或路径的现实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对策”或“路径”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是过河的“船”和“桥”，是必须要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的。有些对策的研究，是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对现实的观照。有些对策的研究，是从“经历”出发，从经历到经历，多讲述的教学活动自身，缺乏必要的提炼和总结。当然，“经历”不等于“经验”。“经历”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只有对这个实践过程进行“反思”，并佐之于相应的理论，才能够形成“经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研究，必须把“实践”“经历”“经验”“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你不要怪程敏之啊，是我问她的，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说着，戴主任顿了很久，他看到易非没有异样的表情，就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易非的肩膀。

第二，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构成要素的角度，探讨其亲和力的提升。有学者认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要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全方位入手；[注] 温静：《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16日。 要聚焦教材、教学、评价。[注] 吴潜涛、王维国：《增强亲和力、针对性，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2期。 要从教学内容(前提)、教学针对性(关键)、教学话语(基础)、教师言行(保障)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升其理论魅力、实践魅力、话语魅力和人格魅力。[注] 白显良：《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亲和力的逻辑生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4期。 教学目标要有“高度”、教学内容要有“深度”、教学过程要有“温度”、教学方法要有“效度”；理论讲授要有“底气”、教学话语要接“地气”、教学形式要有“生气”、考核方式要有“灵气”。[注] 郑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与针对性的路径》，《高校辅导员》2017年第5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具体化。当前，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提升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进行的，比如，“教学内容”亲和力的研究主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亲和力依据的是“教育方法”等。

第三，从亲和力构成要素的角度，探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路径。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包括感性亲和力和理性亲和力，两者是由浅入深的转化关系。[注] 余辉映、赵哲华：《谈师生亲和力的建立》，《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2005年第23期。 从层次上看，把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分为内在亲和力和外在亲和力；从要素结构的角度，分为静态与动态。静态亲和力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和“物”的要素(内容、方法与手段、情境)，动态亲和力是这些要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注] 陈桂蓉、练庆伟：《反思与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价值和定位》，《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这种从“力”的层次和结构对“亲和力”的研究，是试图对“过程要素”研究思路进行超越的一个全新尝试。但是，不管是理性亲和力和感性亲和力，还是静态亲和力和动态亲和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

卧倒门为实腹式双主梁对称结构。闸门运行转速相对较低(卧倒门启闭时间为90 s)，可将它近似为一刚体平面运动系统[7]，根据M动力=M阻力，该系统平衡方程为：

2)通过仿真得到了X、Y、Z方向的切削力，通过铣削加工试验，获取铣削力数值并与仿真铣削力进行对比，验证了试验模型的准确性。为后续试验研究(加工效果，加工质量等)做好准备。

其二，“何以必要”即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具体条件性”，这是思维的逻辑中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要能够超越单纯的经验总结，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角度进行探讨。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不同学科的分析工具，实现更加具体量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是研究亲和力的基石，教育对象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特定活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提升亲和力就是要提升具体人的思想观念，这就需要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文理工艺”等不同学科大学生，思维差别需要从其学科背景中去寻找。还需要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等对于“提升亲和力”的具体方法，如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 Mhrebian)的《无声的信息》就提出了“亲和力原则”，认为“亲和力”是通过“接近”或者“躲避”体现出来的，还分析了语言、称呼、应答等对于亲和力的影响等。[注] Albert Mehrabian,Silent Messages ,Wadsworth Pulishing Company,1971.

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研究层面看，只有对其内在要素及其结构方式进行分析，才能研究其功能的发挥。而功能的发挥过程，也就是亲和力从“可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这个实现过程，则离不开具体的条件。因此，当前学术视角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体现了提升亲和力研究的思维深度，可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观照现实。缺少基本理论的支撑，研究就会流于经验的总结。因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要讲明白作为文化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现实”三个基本问题。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要处理好其“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提升亲和力”本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来，又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去。但是，它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去研究，就需要超越教育教学现象自身，不能只是对教学活动的简单总结，须经过思维加工，上升到学术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因此，作为一个学术探讨的“亲和力提升”研究，是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现实”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系统的具有创造意义的理论形态。“现实”寄予“现象”之中，但它不是“现象”。“现实”不是“现存”，而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所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有些研究只描述思想政治教育事实，而不生产理论，其本质就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同一。如果只是对现象的阐释，而把握不住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本质，这也只是一个从现象到现象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对策的研究，需要用理论来观照现实，即思维的“真理性”“思维的此岸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体现的是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动物学家发现，在自然界中，很多动物都非常重情谊，会对死亡的同类进行悼念，其“葬礼”五花八门，有些“葬礼”还非常隆重呢！

三、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实现路径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大路径对其进行探讨。理论维度的研究，可以更加抽象的方式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现实维度的探讨，是一种定量的从具体可操作性的角度进行研究。

基于立法方面来分析，当前各个国家的食品安全体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形式：（1）分散立法体制。该体系的代表为美国，基于食品部门，为其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分散法的形式达到职能的有效划分。（2）统一的立法体制。该体制的代表为欧盟、日本等，为食品安全制定统一的基本法，将其作为依据，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为其制定统一的立法体制。

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环节的角度，研究其如何提升亲和力。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教师人格、教育话语、教育目标、教学形式等方面的亲和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就是要提升教育目标亲和性、教育主体亲和性、教育介体亲和性、教育对象亲和性、教育环节亲和性，[注] 庞桂甲：《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通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载体、教育情境、教育者等要素来完成。[注] 唐兴：《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几个关键点》，《广西日报》2017年4月6日。 还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不是单个要素能够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整体的方式才能完成，要处理好教育要素与整体、过程与结果、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等多重关系。[注] 白显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把握的几重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4期。 这种亲和力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环节角度进行的。尽管具体的表述有所差异，但是，大致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和环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主体”被表述为“教育者”“教师”“教师人格”等，“客体”的表述为“教育对象”“受教育者”“学生”等，“介体”表现为“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载体”“教育目标”等，“环境”表现为“情境”等。

其一，“何以可能”即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现实可能性”，这是思维的逻辑起点。它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用系统论的方法，探究亲和力的“要素—结构”“结构—功能”模式，跳出单一逐个要素探究的误区，从整体上研究其功能的发挥。还需要研究亲和力的“矢量”，既要关注亲和力的方向，更要研究亲和力的大小。“方向”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即使表现为“亲和状态”，也是无效的。比如，有些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的“娱乐化”倾向，通过迎合学生低层次的需要取悦学生，这种“亲和”的方向是相反的。“大小”是定量的分析，同样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会产生不同的亲和力；同样的教学课程，不同的教师授课，也会产生不同的亲和力。因此，需要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亲和力的矢量变化。

其二，“提升亲和力”研究的理论前提性思考。当前的诸多研究，其思路和方法相似或雷同，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观点争鸣”或“理论批判”，出现了“自说自话”的“研究窘境”。“争鸣”和“批判”是一个理论走向深入的必要过程。批判就是要“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明确“亲和力”研究的边界，在自己划定的边界内，依据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其逻辑结构。当前，不管是“三条对策”还是“四条路径”，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使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只有边界确定，才可能有“照着讲”的继承发展，或者“反着讲”的批判争鸣。

其三，“何以现实”即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感性实践性”，它要解决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如何提升”的问题，这是思维的逻辑终点。提升亲和力要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事而化”的“事”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矛盾，“化”即用理论去解释或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深刻理论”化为“具体案例”，通过对教育对象关心的重大时事政治问题的引导和疏解，化解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因时而进”的“时”是事物存在的条件性，“进”即跟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宣传讲授也要依据不同的条件，进行跟进和发展，做到与时俱进。“因势而新”的“势”是事物发展的大的方向和趋势，宣传教育要根据社会的未来走向和教育对象的发展规律，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发展大势，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需要通过教学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的措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注]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 因此，要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赢得课堂、赢得学生。比如，语言行为、幽默感、游戏化设计等都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具体措施。

其一，教学语言的亲和力表达。“教学语言”是完成教育活动最为主要的载体之一，教育者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教育，直接影响到教育对象对于教育者及其教育活动的亲切感和情感态度。教育过程中具有亲和力的知识交流，应该具有“去权威性”“语境化”“多维动态”“教学主体的积极情感参与”等特征。[注] 闻人行、庞继贤：《知识亲和力的教学话语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的教育内容，真理的严肃性自身就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但在教育活动中也以权威的方式进行，则学生会敬而远之。语境化就是去权威的最好方式，把抽象的理论与社会语境或学生相关语境关联起来，这样的教学就可以完成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多维动态”互动，这种解码编码的教学语言就营造了一种由学生参与的教学语境，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是喜闻乐见的。

其二，“幽默感”的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或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受到学生的欢迎，除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之外，教学过程中的“幽默感”也是重要的影响要素。很多人认为“幽默”会瓦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谨性。其实，“幽默”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娱乐节目可以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可以用。“幽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语言”或者“行为”的方式，让学生产生意外感、优越感和宣泄感。“幽默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致表现集中两大方面，一是运用在“教学内容”教授之外，比如，导课、过渡、结语等，主要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二是运用在“教学内容”的讲解过程之中，不同课程之间使用的幽默技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当然，“幽默”作为一种诙谐的表达方式，也要防止演变成为对“真理的嘲讽”和对“伟人的调侃”。

3.绿色低碳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深圳的空气质量已经是国内1000万级人口城市的最优水平，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在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不断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从1996年的不到20亿元增加到如今的298.65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保持在2.8%左右，位于全国前列，体现了深圳对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产业的重视。深圳正处在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时期，绿色低碳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

其三，教育的“游戏化”设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知识的传递和堆砌，而且对人自身的培育。“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注] 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当然，这里的“游戏”不是“娱乐”，“游戏化”就是采用游戏机制、运用游戏思维吸引和鼓励教育对象参与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在“游戏化”设计的过程中，要根据教育内容设计游戏目标、游戏规则和游戏关系。游戏目标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比如，知识型教育内容的竞猜积分、应用型教育内容的现场模拟等，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掌握教学内容。游戏规则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游戏化的基本元素，学生只有按照规则参与竞争或合作，并得到公正的效果评判，才能保证游戏化教学的顺利开展。这两个要素决定了游戏关系的选择，或“竞争”、或“冲突”、抑或“合作”，都需要根据具体教育内容进行选择。思想政治教育游戏化，可以使教育对象在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中完成教育。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的片面游戏化或过度游戏化。游戏只是服务于教学的一种运行方式，不能为游戏而游戏。

当然，这只是几种比较典型的方式方法，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还需要发挥教育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 打造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想政治教育。

总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既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针对现实问题。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什么，是其提升的“前提和条件”。只有澄清理论前提，划定理论边界，才能避免经验总结的尴尬处境。从现实角度研究可操作性的具体问题，这是“目的”和“归宿”。只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才能避免理论抽象的“学院困境”。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兼顾理论与现实，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On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Wang Xingang

(Marxist College,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ffinity

[Abstract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kind of cultural power is the state of mutual attraction and closeness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and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educational objects. For the study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process”, “course element” and “affinity factor”. Jumping out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affi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cess theory, and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how to improve”, we must not only reflect the realistic view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 need to study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impossible”, “why should it be necessary” and “why is it realistic” in the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we need to delve into th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language expression”, “humor sense” and “gamific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reate a high degree, temperature and dep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作者简介] 王新刚，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八桂青年学者岗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员(河南 焦作 454000)。

*本文系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问题教学体系’设计及其应用研究”(项目号：2017 SJGLX037)的阶段性成果，受到“广西八桂青年学者”“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号：2018- CXTD-05)专项经费资助。

[责任编辑 李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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