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报道的中国西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中国论文,时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各类报刊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以各种形式追踪报道关于西藏的重大政治事件，讨论国家治藏方略，及时传达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为我们了解、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以《时报》为个案，介绍晚清报纸是如何跟踪报道西藏的。
一 跟踪重大政治事件
由于报刊散存于各地图书馆或民间，报刊上的重要资料被众多的史学专著所忽略，一般的读者就更不了解当时的新闻界是如何关注和报道西藏的。其实，对列强的侵略行为和中国政府及人民对列强的斗争、国外舆论对西藏的关注，《时报》都及时地予以报道，为我们研究西藏，批驳国内外分裂西藏的舆论和企图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904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侵略军在布达拉宫周围设防，密布军队，并用大炮对准布达拉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代理摄政噶尔丹墀巴在侵略军准备好了的条约上，盖了达赖喇嘛之印，其余噶伦、三大寺代表及僧俗大众代表分别被迫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拉萨条约》（又名《英藏条约》）。《时报》于1904年10月3日发表一篇题为《英藏新约斠注》的文章，详细剖析了《拉萨条约》对中国的危害，指出该约：
第一、二、三、四之立界、通商、改约、议税各条，苟使除去英藏直接交涉之文，归中英协商办理，则关系主权之处尚可设法挽回。而第一条既有援照光绪十六年界址立石之文，则此次字例同前，且可为中国有权干预之明证。第五条之除去关卡及新开码头，由英藏派官办理交涉，此为失权之渐，万难允从。第六条之偿兵费尚属害取其轻。而第七条之驻守春丕，其结果亦将与割让无异。第八条，在藏地今日门户大开，无妨遵办。惟第九条情节大重，包括太广，不待主权尽失，并中国后此几希之望亦复无存，虽有智者，无从补救，当局者万无允许之理。
文中指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并为当政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908年7月16号要闻栏登载了“再记达赖喇嘛与列国”：“达赖喇嘛前因英军之深入，遂逃亡俄国，俄国甚优礼之。中国政府甚为忧虑，促其归藏。今喇嘛已上归藏之途，并使之来京入觐。现在淹留在山西之五台山，中国政府备款百万，修缮其通行之路，又派接待员以接待之，又特召还驻藏大臣张荫棠为欢迎喇嘛之整备。”此要闻报道了达赖的出逃情况及中央政府对达赖出逃的关注，并介绍了美国公使、德国人复尔和日本僧人拜见达赖喇嘛的情形。
1910年3月4号社论栏刊载“论治藏善后之策”：“王师入藏，达赖出走，朝野上下莫不蒿目西望，觊得最详最确之报告以释其忧虑。盖深恐兵连祸结，致起戒心。倘英、俄交起为第三国之干预，则收束益难。”接着分析达赖出走是因为“整饬藏地政治问题而起”，接着分析西藏失去控制的原因，并建议朝廷革除西藏地方政府的弊政，顺应民心，同时建议政府利用英、俄两国在西藏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以实现保护国家主权的目的。
二 报道王朝治国方略
关于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整顿，《时报》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1908年7月16号要闻栏登载了“再记达赖喇嘛与列国”：
政府夙知西藏之可危，颇思改良西藏之行政，因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又命赵尔巽为川都，以期兄弟联络彼此相应，整顿军事、教育、农业等易于得手也。惟又恐西藏人心或致外向，故于此次喇嘛来京极意笼络，以为收拾边隅之计。
从政府官员的安排到整顿的具体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王朝的改革愿望。在改革的过程中难免触动上层统治者的利益，再加上官吏在改革中措施的失当，必然造成民族矛盾的加深。1909年12月21号的北京专电就有这样的报道：“西藏番僧又电政府，力排边防大臣赵尔丰。政府覆电令僧众毋得误会滋事，并电赵尔丰诸事慎办不可操切。”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赵尔丰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藏族群众的支持，对于改革政府采取的也是审慎的态度。
清政府一方面革除现存流弊，一方面筹划未来的建设。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所处位置对国家的安全十分重要，但由于经济落后，道路交通与其所处的重要地位相差甚远，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和加强边疆的经济建设，清政府开始筹划修建铁路。
1908年8月30号登载了北京专电：“政府决议整顿西藏，兴学务、筑铁路、添电线、开矿产，各要政实力举行。”1910年3月21号，北京专电：各国闻政府倡议筑造川藏铁路，纷纷运动入借款及包料包工，至有不惜巨资为运动费者。1910年9月6号，要闻栏登载了“设立川藏铁路大臣”：邮传部以川藏铁路关系重要曾有仿照津浦铁路办法设督办大臣专司其事，商诸枢俯朗贝勒。以津浦办理既未得法，川汉粤汉亦如此结同，不如仍派川督赵次帅就近办理。于经费既可节省，且于地方情形不致隔膜。徐协揆亦以为是。刻下邮部已将设川藏督办铁路大臣之议取消。1910年9月23号登载了“温都统宗尧咨请川督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摺”，并登载北京专电：邮部电谕川藏大臣，速筹巨款开筑春丕至拉萨铁路以发中藏交通利益。1910年10月9号专电：邮部拟借外款，修建川藏铁路。1910年12月11号刊载要闻“川藏铁路将来之交涉”：现在有人办川藏铁路，闻内中有某国洋款在内，出名者系某京官，表面仍用商办招股名义，恐又酿成将来之交涉，执路政者不可不慎其始也。
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发现清政府十分重视边疆铁路的修建，已开始涉及机构的设置、经费的筹集、线路的设计等诸多问题。
除了构想铁路的修建外，报道中还提到了架设电线的问题。1908年7月1号，在译闻栏中登载了“整顿西藏近闻”：《字林西报》北京访函云：政府以达赖喇嘛入觐之期已近，特命藏约大臣张荫棠来京，以便与外务部达赖会商整顿西藏之策。邮传部亦欲自拉萨藏京架设电线直达成都，以期消息灵通。1908年12月1号，北京专电：驻藏边务大臣赵尔丰电邮传部，略谓川藏未有电线，交通不便，办事甚为棘手，务宜从速兴修。监国摄政王醇邸谕理蕃部尚书寿耆，西藏事宜须要全行议妥，始可令达赖喇嘛回藏。1908年7月14号，北京专电：资政院决议添设蒙古、西藏议员各十名。政府为联络四川、西藏、新疆、阿尔泰山四处为一气，决设川藏新阿电线。
无论是修建铁路的计划还是架设电线的构想，对当时的清王朝来说都是处在准备阶段，因为当时的国力还无法顾及边疆建设。
清末的官员们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因此驻藏官员除了筹划经济开发外同时还注意文化建设。1907年7月17日奏折栏刊登的《驻藏大臣联奏拟在藏中开设白话报馆及藏文汉文传习所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改革思路和措施。
1907年的内地，各类报刊的出版发行已相当繁荣，但当时的西藏还没有现代报刊的出版发行，驻藏官员自己捐钱创办《西藏白话报》，力图启发民智，对西藏的文化建设是有意义的。除了重视报刊的作用外还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除了文化建设外驻藏官员还关心西藏的医疗事业和农业发展：
又因民间疾病甚多，而不解医药殊觉可悯。现拟设立施医院一所，以济疾苦。藏河两岸膏腴之地亦甚多，而不知耕种更为可惜。现已派人速购秧苗并办农器使之试种，如果收获有利，则明年之栽种者必多，田畴日闢可立而待。最后向朝廷禀陈了改革的艰难：
藏中各处矿产亦已派人会同番官分道前往采探，凡此数端俱拟赶紧设法开办。此数月以来，藏中之情形也。藏民均称安静，其客民之寄居于此者，以夷律苟虐，心多属汉。惟番官疲玩，因循不知振作。奴才智识庸愚，加以人财两绌，一切举办为难，焦虑苦思，迄今尚无良策，惟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者，逐件作去，以期无负我朝廷抚绥藩服之至意。除将白话报馆简章咨送学部、民政部外，所有开设白话报馆及汉文藏文传习二所各缘由理合附片先行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西藏的改革能否成功除了政策符合实际外，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西藏地方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清朝政府更是入不敷出，不能给西藏以强有力的经济支援，所以联豫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清末新政为何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此不赘谈。
除了报道政府筹建西藏外，还报道民间对西藏的关注。1909年2月9号，登载了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陈赞鹏的投稿《治藏条陈上驻藏大臣》，这是一篇连载几天的长文，此文可反映出不但政府关心西藏建设，民间百姓也同样关注西藏。该文分十一个问题。其一曰收主权；其二曰筹武备；其三曰重人才；其四曰划区域；其五曰定管制；其六曰理财政；其七曰兴实业；其八曰兴教育；其九曰讲交通；其十曰设调查；其十一曰重外交。作为留学生以他宽广的视野审视西藏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有建设意义的。
三 及时报道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
《时报》除了自己报道西藏外，还及时报道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
1906年4月13号，译丛栏登载的《论俄皇致电达赖喇嘛事》译自《文汇西报》：“而今日俄皇复有电致达赖喇嘛，寻绎此电非有他意，不过欲在西藏及印度两处植其势力而已。前终不知达赖喇嘛之行踪果在何处，今观此电则知其曾至蒙古，其到该处也，在英兵未经攻克西藏以前，当时曾得诸传闻谓达赖喇嘛现居俄国境内。先时华官确有意欲令达赖喇嘛回藏，但事卒不成，故其踪迹不能再显于拉萨。因此之故，知前所称该喇嘛寄居俄境之说或可确信亦未可知，果尔则俄国殆欲恃为利器，以煽动西藏作乱也。”《文汇西报》的报道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对西藏的企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其维护英国利益的倾向。
1907年7月25日译丛栏登载《西报论中国整顿西藏问题》：“《字林报》论云：‘中国近所注意者欲使属地渐进于文明，在他人视之似甚可异，而实则确有此意见。如在西藏实行之政策，已决意为之整顿。盖西藏之属于中国也已历二百年矣。’”。《字林报》也必须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接下来的论述就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对英国插手西藏的事没做任何批评，而且认为英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江孜通商地方亦派有英国商务代表，即入西藏内地之道路向甚艰险，近已大加修治，且有电车二辆可以直达。”武力在先，谈判在后，在别人的土地上修治道路，却还冠冕堂皇的说只是商务活动，这就是强者的“理论”。
1908年6月27号，译闻栏登载“西报述西藏现状”，《太晤士报》转载纽约《太阳报》云：“西藏锁闭情形，今已大非夕比。近三十年来探险家十余人均承欧洲各国许可，私人藏查勘一切。然继往者，非惟西藏政府不准入境，即英国亦常令退归，不准前往矣。”“西藏本有长阔通路二条，一路系由西北境以通中央内地各湖，其他一路则由西南境直达江达路。当英军向拉萨进发时，固全未知此有二路，目下即由劳林与西亭两英人探勘明白，人皆知之，此即今昔西藏舆地学上情形不同之处也。”这两则报道可以看出清王朝软弱无能，根本不能阻止西方人以各种名目为掩护的侵略行径。
1908年7月16号登载《藏印通商章程》全文，前有说明：“西藏印度通商章程已由本报译登大要，兹据《字林西报》载有全文十四条，特亟译录，以告关心西陲者研究。”编者的目的已阐述的十分清楚，译录《藏印通商章程》全文可为关心西藏问题的人提供参考。
1908年8月5号，译丛栏刊载了作者季译自《朝日新闻》的“中国经营西藏谈”，该文首先讨论了“统治之历史”：“西藏全境统治于中国其由来已久，先是当前明之际取怀柔政策，封达赖为西天佛子大宝法王等称号，用以安靖西陲，迨及本朝仍其遗策。”并介绍了崇德、顺治、康熙几朝治理西藏的情况，其次介绍了“王权与法权”：“自西藏王达赖一世名敦根株巴者皈依佛教，从黄教喇嘛之始祖名宗喀巴者而出家，改名为罗伦嘉木错，从此以后西藏之政体来一变。宗教与政治相合，集于同一主权之下，藏王兼为法王，王总揽大权而各设执行机关，以为统治。”接着从“王权之执行机关”和“法权之执行机关”两个方面论述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最后分析了“英俄之侵迫”：“西藏之隶属中国已二百有余年，中国政府等闲视之，不能代为计图开发。虽康熙、雍正、乾隆之朝稍稍用力，然克仅保持其统属上之关系，非真能开化其国土及人民。至近年态度俄然一变，认为开发西藏为政略上之急务，于四川境界示活泼之举动，则皆因受英国之刺激而致。”在论述西藏问题时基本上以史为据的，是有参考价值的。
1908年11月23号译丛栏登载了《英藏交涉沿革小史》，开头有译者识：“西藏为中国西部之藩属，英俄竞争之焦点，爱国之士所为心焉忧之者也。近者，英俄协约将成，闻该约中亦有关于西藏之条件。虽其内容如何未可预知，要其为无利于我固不待龟蓍也。呜呼！唇亡齿寒，西藏失则我国西南大局岂得晏然。极而言之，即谓其关系之巨影响于中国之存亡未为过也。是篇为日本成田安辉氏所著，氏曾亲游西藏，于藏地情形知之甚悉，今欲研究英藏交涉沿革，舍此几无善本，爰为略加增削译而出之，以供留心国事者参考之一助云。”该小史谈了五个问题：（一）哲孟雄隶英始末及英国与布坦廓尔喀之关系；（二）哈斯丁与后藏大喇嘛之关系及麦卡莱之使节；（三）英藏战争；（四）喝尔喝达平和会议；（五）亚东税关。该文较详细地论述了英国侵略西藏的全过程，确实如同译者所言：“今欲研究英藏交涉沿革，舍此几无善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时报》在报道西藏问题时，从国家利益出发，维护国家的主权，客观、真实地报道关于西藏的重大事件。同时关注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铁的事实——国外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不顾历史事实，鼓吹西藏独立，是依靠强权干涉我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