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记论文,清代论文,之学论文,大学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是宋以后最重要的儒家文献之一，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价值观。《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后来朱熹分经、传，补格物致知章，将其纳入《四书》体系。元仁宗延佑科举后，朱熹《四书》说解悬为功令，家弦戶诵，习见无奇。至清乾嘉时期，尊经崇汉，主张回归原典的汉学与考据学已开始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四书学的研究出现经学化趋势，注重音韵训诂与名物度数的考证。这时的汉学家对朱子确认《大学》作者、改动《大学》文本，从《礼记》中将其抽出成为《四书》一部分的做法，不能没有微辞。然而，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势必要维护朱熹义理诠解的惟一性。若重汉学，恢复经典原貌，必将《大学》回归《礼记》研究，使之成为礼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以考证见长的经学家，通论《大学》义理的专著几付阙如。正如晚清郭嵩焘感叹的那样，“雍、乾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强力，实事求是，后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为《礼记》、《学记》之支言绪论。”①《大学》研究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开始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
在传统观念中，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是一个缺少思想活力的时代，考证为当时学术之全部。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乾嘉时期有着丰富的经世思想。同时，有不同于宋、明义理学话语系统的重实际、重实效的“新义理学”存在。②我们看到，清儒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以及“明明德”、“格物致知”等范畴另作新解的考证，也成为明清儒学思想转型的一大见证。本文试图考察形成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的历史过程，疏理以经学闻名的清代学者，在经学隆盛时期的十八世纪有关《大学》的态度与认识，以期了解汉学家所理解的《大学》思想“新义理”所在，昭示清代思想史的另一面。
一、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
清初的阎若璩(1636-1704)为后来乾嘉学者所认同，主要在于他长于考据。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确证了梅颐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四书释地》校正了不少古地名的附会和讹误。阎若璩与清初钱塘冯景(1681-1762)相交甚密。阎若璩力攻伪《古文尚书》，冯景与其桴鼓相应，互质疑难。不过，对经典真伪的考辨，最终会触及经典的合法性问题。在写给冯景的信中，阎若璩表达了他对《大学》文本的怀疑。朱熹分《大学》为经与传，认为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阎若璩认为没有根据。阎若璩统计了《礼记》中“曾子”出现的次数，认为“曾子”为记礼者的通称，朱子以“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认定《大学》为曾子所作，并无多少证据。冯景认为阎若璩的论述看似“既辨既博，亦经亦史”，却也是不可理喻，“愚以为即通十传，并无‘曾子曰’字，亦决其为曾子之传，匪异人任矣，称子诸证不必论也”，“吾决其为曾子传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统，犹恐后之为僭为伪者阑入于其中，奈何先生为无端之疑，而启天下后世不尊不信之渐哉？”③从维护道统的角度，冯景担心阎若璩会开后世不尊信经典的风气。
冯景的担心不为多余。明清鼎革之际，对理学末流的批判往往与《大学》相关联。较早的陈确(1604-1677)，就明言《大学》是伪书，④姚际恒(1647-1715)也有相近的论述，认为《大学》为禅学文献。⑤后来以辨伪闻名的崔述(1740-1816)，同样认为《大学》非曾子所作。⑥对经典的“不尊不信”，最终会造成对意识形态的冲击。这样的局面，是官方所不愿意看到的。清开国至康熙朝，提倡程朱理学。康熙本人尊崇宋学，启用理学名臣，纂修《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目的在培养士风，敦励名节。官方对程、朱之学的认同，使得清初对《大学》可以争论的多样化局面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学者对《大学》经典性的消解、对朱熹《大学》解释的批判，无疑成为官方《钦定礼记义疏》重新处理《大学》的存在方式以及汉学家不重《大学》理学思想阐释的知识与思想背景。雍、乾之际，朴学开始兴盛，认同考据学方法的经学家开始致力于《大学》作者、名物、改本的考证，但这只说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对《大学》的关注角度开始有了变化，并不代表他们对程朱理学地位的否定，反而却有足够的推崇。
江永(1681-1762)作为皖派朴学的开山者，生平致力于经学、音韵学，于理学服膺朱熹之学，深究力行。江永认为《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子门人，怀疑是子思所作。又考证《大学》传文中“盤”的功用，是作为盥洗之用，而不是沐浴之盤。不过，江永未将《大学》放入《礼记》中研究，仍将其单列论述，没有深究义理，表明了他对理学的态度，又不太注重以宋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⑦戴震(1723-1777)以考证闻名，后来对程、朱义理之学多有訾议，年少时就向私塾先生质疑朱熹断定《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可信性，⑧但是却认为朱子《大学》格物致知章该补，“自程子发明格物致知之说，始知《大学》有阙文，凡后儒谓格物致知不必补，皆不深究圣贤为学之要，而好为异端，其亦谬妄也矣。”⑨明代曾出现众多《大学》改本，对此戴震说：“夫古人之书，不必无残阙。知其有阙，而未言者，则书虽阙，而理可得而全。苟穿凿附会，强谓之全书，害于理转大。读古人书，费心通乎道。寻章摘句之儒，徒滋异说，以误后学，非吾所闻也。”⑩戴震对程、朱《大学》之说，是有不少辩护的。(11)
清至乾隆皇帝，崇尚经术，讲求实用，视“穷究性理”为空疏。官方开始改变《大学》的存在形式。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礼记义疏》将《大学》回归《礼记》，用古本原文，并将朱熹《章句》与郑玄注、孔颖达疏并录，“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戶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12)此一分类的转变，正萌蘖着乾隆以降《大学》认识以及研究方法之转向。(13)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纪昀为总纂，四库馆顿时成为考证学的大本营。四库馆臣以为，向来解《大学》者，是朱熹《四书》理论体系之中的《大学》诠释，而不是《礼记》之中的《大学》，“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14)清儒将《大学》分为《四书》之《大学》和《礼记》之《大学》。朱子《四书》说解，依旧成为士人科举的必读书，也为尊程、朱的宋学家所推崇；而对重汉学的乾嘉学者而言，不少学者将《大学》放入《礼记》研究。
二、礼学下的《大学》诠解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年，考据学最为兴盛。同时，知识界谈礼思想蔚起，“以礼代理”思想流衍。不少学者开始转化理学家论道德偏重内在心性体悟之途，而是直接切入实际人伦日用之践履。(15)此时期，经学家对《大学》的认识，是将《大学》变成考证之学，关注《大学》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同时，在义理阐释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是对“格物致知”等概念作出新的阐释。这两种向度，多是在礼学视野下来认识《大学》，与宋明儒四书学下的《大学》诠解取向不同。
杭世骏(1696-1773)，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三礼义疏》。晚年，主讲扬州、粤东书院，以实学课士。在《续礼记集说》中，杭世骏录《大学》古本，有《大学》集说，总以郑玄、孔颖达之说为依据，又引宋王应麟、清姚际恒的说解，不言宋、明理学中解《大学》者。我们看到，王应麟的《大学》说解，黜虚崇实；姚际恒质疑《大学》的作者与性质，对理学末流的《大学》说十分不满。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将《大学》回归《礼记》，注疏以郑注、孔疏为主，兼采王、姚二人之说，用集说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6)徐养原(1758-1825)(17)与李惇(1734-1784)(18)均主张不废《大学》古本旧注。徐养原承认程、朱理学的地位，强调也要重视郑玄旧注，“程、朱为理学正宗，则《或问》所载二程之说一十六条，乃格物之正义，其余曲说，固可一扫而空之矣。惟郑氏旧注，立学校者已向千载，虽精研未若闽、洛，而诂训具有师承，或尚可以备一解乎？”(19)李惇(1734-1784)说道，数百年来遵从朱子《四书》之《大学》，未有异议，“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原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原文而不能家有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原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20)杭世骏、徐养原、李惇均是主张将《大学》回归《礼记》，用《大学》古本。
惠士奇(1671-1741)有专著阐明《大学》义理。后学周漪塘见到惠氏《大学说》，以为应将《大学说》附于惠士奇经学著述《礼说》后一并印行，这代表了乾嘉时期将对《大学》回归《礼记》的主流看法。段玉裁(1735-1815)从解经的角度认识到惠士奇《大学说》与理学家《大学》诠解的不同，认为此书可以单行付梓。段玉裁说：“愚窃观此说，论‘亲民’不读‘新民’，‘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不当别补格致章，确不可易”，以为其言“针砭末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不徒稽古数典已也”。(21)惠士奇的《大学说》，认为《大学》之本不在“明明德”，而在“新民”，宋儒破“亲”为“新”，使亲民之道不在。而《大学》之说，乃是成己成物之说，“格”之言度也，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不须偏格物理，而《大学》以格物始，以絜矩终，而格即絜，矩即物，格物就是推心之恕。段玉裁自己解“明明德”，遍引小学、经传之书的“明明”句，考证“明明”，即为“察”之义，明明德，即是《左传》、《论语》中所说的崇德。(22)这与程、朱义理上解明为虚的取向迥异。可以说，他们均是在礼学视野下审视《大学》的思想。惠栋(1697-1758)传承其家学，却也不再像其父惠士奇那样对《大学》有如此之兴趣专论《大学》。不过，在谈及《九经》古义《礼记》中《大学篇》，惠栋解“大学致知在格物”引“《文选注仓·颉篇》云格，量度之也”(23)，解格物为量度事物，与其父是为同解。只是惠栋已将《大学》变为礼学的一部分。
另外，金榜(1735-1801)、孔广森(1753-1786)一为考证大学制度，一为考证大学古义，“周立三代之学，夏氏之东序，在东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学之教。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24)，金榜所关注的已不在《大学》义理。孔广森引《礼记》之《哀公问篇》解“格物”，落实到五常、五伦之上，而将格物致知之学变成道德范畴，“《大学》致知在格物，即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画地所立处也。《哀公问篇》曰：‘孝子不过乎物，仁人不过乎物’，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则。如射之有物，不可以过。至乎物，则不过矣。不过乎物，则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先’，此变言在‘明’，非于致知之外，别有格物之功也，朱子格致补传前人已有疑之者。”(25)汪中(1744-1794)以为《大学》和《礼记》中其他篇章价值相同，并无特殊之处。“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通过分析先秦古书写作形式的通例，汪中驳斥朱熹分经、传，补格物致知之传，肯定《大学》作者的做法不可靠。孔子平日教人，经常结合具体的人，作出具体的教导，而宋儒“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26)汪中解《大学》回归原儒，完全消解了《大学》的经典性，连有“理学干城”之称的方东树(1772-1815)也不得不承认汪中“拔本塞源，直倾巢穴之师也。较诸儒之争古本补传者，更为猛矣。”(27)凌廷堪(1757-1809)更是以习礼、明礼意、复性于礼，重解《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28)凌廷堪引《礼器》之语，说明礼的性质与重要性，“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礼，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而《大学》格物即为礼，“此即《大学》格物之正义也。格物亦指礼而言。‘礼也者，物之致也’，《记》文亦明言之。然则《大学》之格物，皆礼之器数仪节可知也。后儒置《礼器》不问，而侈言格物，则与禅家之参悟木石何异？”(29)凌廷堪以“礼”代“理”解《大学》，完全将其变成礼学的一部分。
三、《大学》诠解中的新义理
惠士奇、汪中、凌廷堪等对《大学》的有关认识，已不同于宋、明学者。惠士奇对《大学》重新诠解，昭示着《大学》说已不再囿于理学，不论形上本体，而是在经验界中考察人性、物性、理性，重人伦是用，集中在道德修为的践履上彰显“絜矩”之道。其解格物，扣紧人情之上，又为后来的焦循、阮元所继承，形成了正视人之情欲的新义理传统。以人事解格物，在程瑶田、钱大昕、焦循等经史大家身上，亦有充分体现。
程瑶田(1725-1814)曾师事江永，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钱大昕、阮元、金榜、段玉裁等均有交谊，颇受推重。程瑶田以为“诚意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于格物”，何为“格物”，“物者，身心家国天下也。丽于身者有五事，接于身者有五伦，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举其物而欲贯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贯通乎物之理矣”(30)，诚意，就是要不违乎物之理，而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不外乎顺物之情，尽物之性。明明德之事，即崇德，崇德一大端，是问学之事。不可离物慎独。
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力倡治史的钱大昕(1728-1804)同样信奉《大学》古本，“盖《大学》一篇无可补亦无可移，先儒之说与经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经之愈也。余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笃信朱学，非余姚比而于此篇亦不能强同，尊经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钱大昕对《大学》的认识也比较平实，“然予读《大学》书，与忠恕一以贯之旨，何其若合符节。”“身正而天下归之，古人治天下国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由身推之而至于家，由家推之而至于国，由国推之而至于天下，言道一以贯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31)“新民之本在于明明德，而明德之极即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已备矣”。(32)程瑶田与钱大昕此论，已不论心、性、理、知等概念，均以孔、孟之语证之絜矩、忠恕之道，强调自身修养与道德习行的重要性，不再仅是追求内在修养，而是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实现《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这就跳出了理学讲心性的范畴，实现了向原儒义理的回归与超越。
焦循(1763-1820)为清扬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论《大学》有云：“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来也，物者，对乎己之称也……絜矩者，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足以格人之所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足以格人之所好。为民父母，不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33)“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于己之有夫妇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妇，于己之有饮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饮食。”“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34)“‘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舍欲则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为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35)焦循同样以“絜矩”之道立论，承认“欲”存在的必要性，只要能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格人之所好恶，推己之欲。治人者以此用于家、国，则天下平而治。
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的阮元(1764-1849)，并未公开表露反对程、朱理学的意见，但于朱熹的“格物”说也有不满。他说：“《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空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阮元注重的是在实践与经世层面阐发理学，“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即止于五伦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谓也。凡家国天下五伦之事，无不当以身亲至其处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与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义，非有二解也。必变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诸事，圣贤之道，无非实践。”(36)为阮元称道的洪震煊(1770-1815)，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大学》第一义在先学习，招致所知以待物来而知其至耳”，“学习当居致知之先，格物实在致知之后，善恶之来，惟致知者能知之也”，“格物为身外之事，非有关于学问也，惟物之未来，我则学习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既来，我则知其善恶成败所至，而有以处之”(37)阮元、洪震煊以实学解《大学》，强调认知上要博学，价值取向上要践履五伦，这无疑是想将宋、明儒形而上学的思辨转变到普通百姓的日常体验上来。
乾嘉时期的汉学界，将《大学》回归《礼记》，并倾向于越过宋学对《大学》的诠解，实现了《大学》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的转变。回归《礼记》，即要重视《大学》古本，将《大学》视为礼学的一部分。认为格致传不用补，朱子改经之法不宜行，势必会在义理上，与程、朱理学的说解有所不同。一方面，汉学家强调汉、唐《大学》注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普遍重视“絜矩”之道，强调经验世界的伦理秩序，在《大学》的“三纲领”中，解“明明德”为崇德。在“八条目”中，不论心、意，将格物与修身相连。修身，在于五伦、五常的道德范畴的实践，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实现家、国、天下同治，这与宋、明理学的《大学》说明显不同，见证了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型。
值得说明的是，时人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藏琳、毛奇龄、李塨、戴震、阮元等汉学家的有关《大学》诠解，追根溯源，一一辩驳，坚守程、朱理学的立场，“此之宗旨，盖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学，变《大学》之教为考证之学，非复唐、虞、周、孔以礼垂教，经世之本，并非郑、贾抱守遗经之意”，“以注疏名物制度破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此论出之最后，最巧，最近实，几于最后转法华”(38)。方东树强烈的门户之见，影响了他对学术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不过，从理学家的角度而言，宋学说汉学“变《大学》为考证之学”，虽失之偏颇，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毕竟，经典的意义在于阐释。乾嘉学者众多对《大学》文字的考证，的确解决了不少训诂上的问题，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是缺少对《四书》义理的整体把握。到后来的陈澧(1810-1882)(39)、朱一新(1846-1894)(40)调和汉宋之说，在承认朱熹义理的同时，也庚续了乾嘉诸儒的《大学》诠释思想，对待《大学》已是汉宋兼采。
注释：
①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自序》，《郭嵩焘诗文集》卷三，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4页。
②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等著述，对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有所说明。参见周积明、雷平在《清代经世思潮研究述评》中的论述，《汉学研究通迅》(台湾)，2006年第25卷第1期。乾嘉新义理学，指乾嘉时期主流社会文化思潮。其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的社会功用，摒弃“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性理之学。由于如上范畴皆与宋、明“义理”学对立，故称为“新义理学”，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内含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思想范型。参见林庆彰、张寿安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版。
③冯景：《解舂集·大学问答》，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卷206(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6页。
④陈确认为《大学》首章非圣经，其传十章非贤传，“言知不言行”，是禅学无疑，“弗如黜之”，参见氏著：《大学辨》，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⑤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今多亡佚，有关《大学》部分，幸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所引。
⑥崔述：《〈大学〉非曾子所作》，《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374页。
⑦江永：《群经补义·大学篇》，《清经解》卷259(第二册)，第270页。
⑧参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5“戴震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查文献目录，戴震有《大学补注》，可惜未传，现可见者为《中庸补注》一书。
⑨《经考》附录卷四《二程子更定〈大学〉》条，《安徽丛书》(册六)《戴震全集》丛书编印处，1932年刻本。
⑩《经考》附录卷四《变乱〈大学〉》条，同上。
(11)戴震《经考》、《经考附录》，博引众说，间加按语，经余英时先生考证，二书为戴震早年著述，是入都前的作品，下限大约在丁丑(1757年)，上限在至少己巳、庚午(1709-1750年)已成卷帙。大抵戴震学术，有几变，在后期，对程、朱义理批判较多。参见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8页。
(1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页。
(13)雍正间治礼记学者姜兆锡(1666-1745)，认为《中庸》之性命道教、《大学》之纲领条目，皆源于三礼。换言之，《大学》必须回归到《礼记》一书，和三礼并论，这和宋明《四书》概念已完全相反。与乾嘉以后学术思想之走向并观，姜氏此语，暗指着康雍间的学风变化，确是有迹可寻。参见张寿安《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14)《四库全书总目》，第176页。
(1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6)参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大学篇》的论述，今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7)徐养原，字新田，又字饴庵，浙江德清人。初，阮元抚浙，筑精舍西湖上，选高材生数十人讲肄其中，养原及弟养灏与焉。又集诸儒校勘《十三经注疏》，养原任《尚书》、《仪礼》。著有《明堂说褅郊辨》、《井田议》、《饮食考》、《周官五礼表》、《五官表》、《考工杂记》、《尚书考》等。
(18)李惇，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深于经传，曾与王念孙、贾田祖同力于学。又与任大椿、刘台拱、汪中、程瑶田等有交谊。晚好历算，得宣城梅氏丛书，尽通其术。著有《群经释小》、《古文尚书说》、《左氏通释》等。
(19)徐养原：《格物说》，《清经解》(第七册)卷1388严杰补编《经义丛钞》，第849页。
(20)李惇：《群经识小·大学中庸》，《清经解》(第四册)卷722，第866页。
(21)惠士奇：《大学说附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00页。
(22)段玉裁：《经韵楼集·在明明德说》，《清经解》(第四册)卷662，第529页。
(23)惠栋：《九经古义·礼记下》，《清经解》(第二册)卷370，第772页。
(24)金榜：《礼笺·大学》，《清经解》(第三册)卷556，第838页。
(25)孔广森：《礼学厄言》卷五《致知在格物》，《清经解》(第四册)卷696，第783页。《礼记·哀公问篇》原文为“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
(26)汪中著，王清信、叶纯芳点校：《大学平义》，《汪中集》卷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2000年版，第66—67页。
(27)方东树：《汉学商兑》，钱钟书、朱维铮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28)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以及对乾嘉学者的影响，参见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此处所引，见该书第182页。
(29)凌廷堪：《慎独格物说》，《校礼堂文集》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19页。
(30)程瑶田：《论学小记上·诚意义述》，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42页。
(3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大学论》上，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64页。
(3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读大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00页。
(33)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92页。
(34)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二》，第193页。
(35)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三》，第193页。
(36)阮元：《大学格物说》，《古揅经室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页。
(37)洪震煊：《格物说》，《清经解》(第四册)卷1388严杰补编《经义丛钞》，第849页。
(38)方东树：《汉学商兑》，第294—295页。
(39)陈澧以格物，是亲历其事，兼读书言之，“《大学》后世所谓理学，古人则入礼记”，“格物致知，犹言实事求是”。“朱子之补《大学》，不必补也，然所被之说，则无可议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第174页、第176页。
(40)朱一新批评解《大学》者，先入为主，以己意得解，又批评汉学家解《大学》看似用注经解字之法，实也是阐明自己之观点，他说：“穷理之功，在明善以复其初，而吾心自以为明，未必合于人心之同然，不得谓之明也。故当博文以求圣贤之旨趣，随事随物，义理见焉。若析义未精，而先立一定见，则往往误于意见而不自知矣”，“格物本无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释经。然其言则极纯无弊”。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6—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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