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价值意蕴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人学向度
□万秀丽 陈学琴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 “一带一路”作为源于中国的世界性倡议，在表征“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这一现实过程的同时贯穿了对“人”的主体性观照，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学向度的内在意蕴——以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为前提、推进人类历史的全球空间转向、动态反映了人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及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趋向。“一带一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人学向度的当代延继，包含实现人的幸福、加强人际合作、推进个人与整体间和谐共生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学意蕴，内具的理论、历史、实践、时代四维价值更指向对现实人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世界历史理论；现实的人；人学向度
海德格尔曾说，“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1]，这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就是指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马克思将人视为历史的“剧作者”与“剧中人”，基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看待人的本质及世界历史发展，建构了系统完整的人学链条。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世界性倡议，内在契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其基本理念与实践举措更彰显着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学向度推向更广境地的意蕴。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人学向度
世界历史的发展依赖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及交互作用，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这种一致性恰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与人发展的正相关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规定和逻辑机理都蕴含着对现实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从其基本规定看，世界历史是16世纪以来基于大工业与人们普遍交往基础上的人的实践发展史。就其时空发展层面而言，马克思立足历史、现实、未来三个阶段，揭示了人这一主体从民族、区域的人到抽象、异化的人并最终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实践进路。就其内在哲学意蕴而言，马克思阐发了人立足实践，越来越成为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的主人，并逐渐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形态也由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过渡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假共同体”，并发展为以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阐明了人通过合乎规律的实践活动，发展更加全面，生活更加完满，社会形态也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规定是关涉人生存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定，它以现实人现实生活为基本指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着眼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依托人的普遍交往与协调性实践活动，致力于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人学向度的彰显表现为：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实践性、本质性力量的发挥。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指向：现实人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将人之为人的生存问题看作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2]。无论是从他所指“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3]17“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23的基本前提看，抑或是从他强调的世界历史发展目标旨在构建真正共同体来看，均指向现实人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所指“现实人的现实生活”在表达对人肯定与观照意蕴的同时，揭示了现实的人、现实生活及实践活动等兼具的历史性、过程性、发展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图景更蕴含了深层的逻辑机理：它是“由具有民族局限性、地域局限性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人与万事万物通过协调性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内含“个体与共同体真正统一”的趋向，而串联它们的主线正是人这一主体。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11，且现实的人、人的交往与实践、物质生活条件是三位一体的。现实的人立足多元交往与多样实践，结合人的多方面需求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又以人与人的交往为前提，人们共同生产的物质资料，部分也将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且其类型也日益以人多样需求的满足为指向。世界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动态循环的发展过程。
（二）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维度：人的现实存在和普遍交往
“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与普遍交往交互作用下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进化史。人作为这一过程的实践主体，并非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产生于历史并现实地依寓于世界、融身于世界、活动于世界。
世界历史持续发展需要人与自身相协调。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同时是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过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摆脱异化状态，成为社会关系中多元、现实、具体的人，实现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其充要条件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双向协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恰恰是建构精神世界的基础。世界范围的扩大冲击着以往的地域封闭及民族局限，催生了人们多元化、高层次的物质需求；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及分工细化也使人们愈加追求精神层面的充实。
（三）世界历史持续发展的动力：“四重协调”的人的实践
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部分发达国家面临高福利陷阱、经济下行等危机。如何更好地化解矛盾冲突、协调共同利益成为时代之问。习近平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指出人类已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词是兼具人类身份认同及发展问题等意蕴在内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就人类源起而言，其同源同祖的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将人类串联为命运共同体；就人的存在而言，其现实利益交织共存于国际社会，没有个体能远离国际社会存在；就人的发展而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内在规律，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为人类共同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共建“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趋向，其实践活动覆盖了政治、安全、生态、文明及经济五大领域，致力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7]254-256，实现世界的永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整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等思想的聚合体，是促进共同繁荣、推进公共治理、加强文明互鉴、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四维统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
“一带一路”践履着“大生命观”。它遵循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自然生命及人的生命的关注，不仅蕴含减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等环保理念，更贯穿为人发展、靠人发展、发展成果由人共享的基本精神，主张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体验，保障人们相互尊重、自由交流及人权精神等生命价值的内在力量，兼具促进自然可持续发展及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意味。“一带一路”倡议“既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张发挥人的能动价值，由对人类的当下关怀发展到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11]，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当代愈加契合的新自然主义、新人道主义、新时代主义的统一。
回顾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12，揭示了人的生活状态取决于人与自然、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和实践方式，并内在要求推动这些关系的相互协调。反观现实，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使世界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日益扩大，再加上西方大国提供公共产品意愿下滑，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阻碍世界协调发展。在此情形下，“一带一路”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倡导推进互联互通及民心相通，致力于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蕴含着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身相互协调、和谐共生的要义。
世界历史持续发展需要人与社会相协调。马克思揭示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描绘了机器生产、分工细化下,人遭受剥削压迫、逐渐异化及贫富分化的状态。他强调“应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5]84。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生存发展内在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并受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但人可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缓解矛盾，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推动与此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变革，促进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沿着兰江，孔老一和潘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游赶。天上不停炸着响雷，闪电过后，暴雨如注。两个男人在闪电里拖着长长的影子。
世界历史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相协调。人际协调是涉及交往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双重协调。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人的相互为用，“共同利益亦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中的”[3]28。个人从自己出发但彼此并非不需要发生联系，这促使人际交往成为必然。与此同时，生产发展与分工细化客观要求人的共同活动，但这种自发并非自愿基础上的共同活动被看作是异己的强制性力量，分工的非自愿性及分配活动中利益的差异性，造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分裂，旧式的交往形式逐渐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际交往的必然性与利益关系间的矛盾性生发了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必要性。
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产物。一方面，历史提供了人现实存在的基础。每一代人以自己所处历史现实为前提，充分“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3]33，以前代人的物质积累、生存经验等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生存发展是基于历史基点的生存发展，人的历史性体现在世世代代人共同活动的结果中。另一方面，特定历史条件塑造特定的人。原始社会产生自然属性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人，奴隶社会暴力统治下形成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封建社会阶级压迫下形成等级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发展下产生异化的人，等等。人所处现实环境，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条件、交往方式等均受到历史影响，人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发展。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辩证统一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历史性内在包含人的社会性维度。“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3]38。现实的人的生活正是建立在历代人实践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并以自己所处时代中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为前提。立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主体维度，揭示了人的存在是兼具现实人、历史人、自然人、劳动人及社会人的多维存在。
（四）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和单个人直观”之上的抽象共同体，或是约束于“特殊的‘普遍利益下’的虚假共同体”，都是异化了的共同体，人在此中呈现出的也是片面的局部发展状态和异化的普遍发展状态。因此，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及社会化的人类阐释世界历史，基于人的价值论论域，揭示了“人类的共同使命、共同关怀、共同命运的演进规律”[6]，切实指明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及其现实实现条件。
“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且这种联系部分地表现在经济前提中，部分地表现在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中，最后表现在以当时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3]122。这实际包含着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三个要求。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物质生产力的极大丰富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但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终将成为束缚人类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消灭私有制下的剥削压迫，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环节。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真正共同体的构建。真正共同体以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为基础，以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为价值取向，囊括了从单个人到全人类的多元主体，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部门与发展领域，为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所必要的团结一致提供了客观环境。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的多样活动方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任何个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3]30，它以人的多样实践活动为依托，内在包含了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及人成为多样、个性的人的双重意蕴。
总之，无人机测绘技术目前已运用到多个领域中，国家大力支持此技术的研究，鼓励在民用领域中运用，以发挥更大作用。在工程项目测量过程中，为了综合了解整个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完善工程规划，使用无人机进行测绘时，监测到的范围和尺度也较大，具有极高的监测效率，高空作业效果显著，同时可与多项技术设备结合使用，大幅提高工程测量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工程测量过程中，在复杂的环境下合理设置无人机基本参数，定向分析采集数据信息，及时反馈高清图像，确保工程测量中无人机测绘作业的安全性，可提高工程测量的效率。
二、“一带一路”是世界历史理论人学向度的当代延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学向度的内在意蕴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一带一路”就其实践内容来说，同样高度体现了对“人”的关注，延续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人学向度关切。共建“一带一路”立足于此，以满足人的多元需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出发点，积极推进人际交往合作，致力于促进人与世界和谐共生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使人现实性、历史性、社会性、实践性、本质性等多元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的当代实践。
（一）人的幸福：“一带一路”的出发点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7]509，“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7]522。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正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它立足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以满足世界最大多数人的多元现实需要、实现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与共同幸福为价值追求。
学界对京剧历史的研究一直颇为关注，著作与论文的精品佳作层出不穷。学者们对事物的历史发展描述细致，但对理论的整合似乎总是有些欠缺，导致观点总是在理论之前出现。
多元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基础。马克思之于人的现实性维度阐述了人的需要的三重属性：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及精神需要，揭示出现实人立足物质生产劳动的衣食住等基本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及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人的根本性需要，昭示了人需要的递进与上扬趋势。共建“一带一路”首先聚焦人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述，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31。消除贫穷是保证人基本生存、实现人的幸福的绝对必需的前提。当前非洲4亿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262，世界11亿人还未用上电[8]33，甚至卡拉奇每年因缺电热死约1000人……[8]211。“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人的生存需求，关注沿线交通通信、资源能源、食物饮水、医疗安全等基本问题，不仅主张打造集“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和清洁能源”[8]264三位一体的电力丝绸之路，而且设立丝路基金推进沿线地区自主建设，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贫项目支持等，着力改善人民生存条件，推动欠发达地区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此外，“一带一路”重视人的多元需求及价值力量，为推动人的需要由最基本自然需要向社会归属、尊重及更高层次需要过渡提供了理念支撑，搭建了现实平台。它倡导“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不同地区人民提供了情感归属。它以互尊互重为基本原则，尊重不同国家的道路选择，尊重他国利益、多元文化以及人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人们获得备受尊重的积极情感体验及对个体自身能力价值的肯定。它为沿线提供就业岗位、兴建学校，增设留学名额等，通过实践激活人的潜能，为其自由自觉劳动提供可能性的同时，满足了人多元化的生活发展需求，有利于增进沿线国家、地区人民的幸福。
（二）与人合作：“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推进人类公平正义。马克思道出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矛盾下社会的不公正行为，揭示了世界大市场形成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非正义行为及异化状态下人生存发展的不公平问题，阐发了公平正义之于世界历史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还未被摒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实现人类公平正义亟待新方案与新思维。共建“一带一路”为人类提供了包含互联互通网络及资金技术等在内的物质性公共产品，诸如“五通三同”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差异性自主发展模式等制度性公共产品，以及丝路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性公共产品。其内含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精神，为满足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缩减贫富差距提供了物质支撑与制度借鉴。与此同时，它倡导的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等理念为驳斥国强必霸逻辑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提供了新思路，为人类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与道义观念支撑。
首先，“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理念，倡导理念兼容。“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零和博弈的思维范式，超越了“以创新圈钱从而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传统创新合作悖论，克服了“美式节省劳动力型创新及欧式节省资源型创新”的传统创新合作陷阱[8]170。它坚持包容性合作理念，主张在合作过程中处理好利益平衡问题、协调竞争与合作不对称状况，充分利用地区及资源差异推进优势互补及相关战略项目对接，实现互利共赢。其次，“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架构兼容。它拒斥强国附加条件援助、动辄制裁的合作方式，主张以对话为基础，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合作。它以自身发展带动他国发展，以南北发展合作带动南南发展合作，是建立于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合作架构；它谋求共同发展与联动发展，建立了经济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区域安全共同体等合作组织，构建了横跨太平洋两岸、惠及各方的地区合作框架，致力于形成动态平衡的发展合作链条，培育普惠各方的大市场。最后，“一带一路”强化人际合作，推进民心相通。它以古丝绸之路人文积淀为精神标识，以“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7]65-66为基本态度与举措，以多元活动为人际合作搭建交往平台，利于协调人际关系，使世界人民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
（三）和谐共生：“一带一路”的实践理念
同一名称翻译不统一也是英文公示语中常见的错误。例如镇江博物馆里服务台有两种翻译，Information Center和Information Desk，开放时间也有两种翻译，SERVING HOURS和Open time。无论是从整体性还是和谐性来说，一个景点的同一地名译名应当统一。另外，“服务台”的翻译也存在问题，根据《规范》应译为Service Desk。“开放时间”也译错了，《规范》中的译文应为Opening Hours。
第一，“一带一路”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它以服务“五通”为核心构建生态安全体系，以全面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为目标，推动世界人民形成绿色发展价值观认同感，从真正意义上转变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第二，“一带一路”推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增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救援、传统医药领域等方面的互利合作”[7]350；加强参与国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弥补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监督管理以打造廉洁优质高效的合作环境；强化对中国与世界多领域研究，加强智库建设以降低合作过程中的非必要冲突。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是集和平、健康、繁荣、廉洁、智力等于一体的多元之路，利于营造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第三，“一带一路”以加强人际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为重要内容。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7]434。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以中非为例，中国与非洲开展了“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推动实行了文化中心、“万村通”等多元人文合作计划“一带一路”建设从推进万物互联到增进民心相通，从距离的缩短到人心的靠近，搭建了人与人相处的现实桥梁。第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多维领域的合作共建，并设立了153个孔子学院[9]27，签署了46个科技合作协定[9]41，更与各方达成了283 项务实成果[10]。而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3]34。共建“一带一路”在增强人民多元交流与多样实践的过程中，丰富了其现实交往关系，利于人自身实践能力与精神文化水平的双重提升。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向
马克思之于人生活的现实性、社会性阐释世界历史，表征了人的整体性及发展性。他揭示的“世界市场”范式内含利益追求下剥削压迫的资本增值逻辑，是建立在利益追求上的经济性和资本扩张性的虚假共同体的实然状态。基于此，他构想了“真正共同体”的应然状态。“真正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促进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其内含的“同质取代”特性在今天尚不具备实现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当今世界，不同于“真正共同体”的“同质取代”特性，它遵循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推进各参与主体间的差异互补合作与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主张以“异质共生”超越“同质取代”，是对“真正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延继与理念超越。
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发展与人们普遍交往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彰显人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综合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实的人、自然环境、生产力、社会状况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3]27，协调好彼此关系是世界历史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从世界历史理论的人学向度透析“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
立足世界历史理论的人学向度透析“一带一路”，可发现它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学向度的延续，更是对其理论的超越和创新性的实践。“一带一路”是关涉理论、历史、实践、时代四重维度的创新性实践。从人理性生存的形而上角度而言，它继承了世界历史理论对“现实人”的人道关注，内含“人之向善”的价值导向；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角度而言，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传承了人类“历史之真”积淀的精神文明；从人实践活动的辩证角度而言，它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四重协调的动力机制，是推动人与世界和谐共生的现实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角度而言，它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发展目标，蕴含的时代精神日益成为涵养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源泉。
伴随着离缝的产生，道床底部出现吊(脱)空现象。吊空后的道床在列车动载反复碾压下于薄弱处(如变形缝附近)发生横向断裂，裂缝内可能有泥水被压出，进而构成冒泥翻浆现象。横向裂缝产生的另一因素是道床变形缝两侧沉降存在较大差异，当沉降差超过其允许值时将产生横向裂缝。
科学数据的价值及数据管理与共享开放的意义更加明晰，政策导向更加清晰。数据管理与数据开放的理念逐步落地，新兴技术提供持续助力，推动更好发展。数据权益和数据安全依然是多方关注的焦点，合作与共赢是不变的发展之道。不论科研领域，不论利益群体，不论地区机构，未来更大的发展需要多方为了共同的目标，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理论之维：内含国际道义制高点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状态，不仅加剧了人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间的矛盾，更否定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意义。他主张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实现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内含深层的人道主义关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立足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以人的幸福为出发点，内具理念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契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6)状态6(t4～t5)：在t4时刻，iLr减小为零，此时关断辅助开关Sa3，可实现零电流关断.然后负载电流I0通过S4和D2续流，电路处于稳态.
“一带一路”追求人类和平发展。“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8]25。共建“一带一路”将和平思想融入了发展的全过程。它秉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解决恐怖主义、健康卫生、贫困受灾等问题提供人道支持，有利于维护人的普遍安全。而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等也逐渐成为使人失去人本然意义的时代底色。基于此，“一带一路”创新发展举措，主张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以缓解市场饱和危机，以合作为基点推动欠发达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利于解决以资本为导向的全球化下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问题。
从时间维度看，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前一代人物质资料的积累及相关生产实践的合作；从空间维度看，它是各个时代人与人相互交流、共生共存的过程。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的现实存在依赖于人的交往与合作。当今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7]368-369，而且“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深化务实合作。它以人的现实存在和普遍交往为基础，提出新的合作理念，造就新的合作方式，强化人际合作，巩固了人在世界中现实存在的基础。
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动因和集聚效应存在差异，在探讨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本文采用分行业分析的实证策略：（1）分别检验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2）引入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分析其交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 （1）～（4），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世界历史持续发展需要人与自然相协调。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5]56，人以自然界为其生存前提，且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现实的、活动的对象。人按照自身需要作用于自然，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动的交流，遵循美的规律，推进物质生产与实践活动。自然的先在性、客观性加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彼此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双向构建，利于实现使“自然合于人”及“人合于自然”的双向协调境地。
（二）历史之维：激活古代丝绸之路精神
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是纵向延续前进与横向联系扩展的过程，而纵向发展过程首先仰赖于世代人现实活动的积淀。“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的世界性实践，承继了古丝绸之路交互合作的果实与人类精神财富，再现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景象，激活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8]6。
丝绸之路是推动“一带一路”继往开来、打通中国与世界人民精神情感的历史密码。沿线人民共同保护丝绸之路的事迹和丝绸之路战时衰、和时兴的史实，揭示了和平合作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与各大文明共存共荣的经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持久感召力，凸显了开放包容的历史精神；古人法显、玄奘等以虚心求教的心态，兼容并包的胸怀了解传播各地文明，彰显了互学互鉴的重要价值；郑和下西洋以和平方式带去中国先进技术、器物和医药，满足沿线人民的需求，促进沿线地区物质贸易及科技水平的提升，践行了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这为当前地缘矛盾、贸易壁垒、文化冲突、利益摩擦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鉴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教导我们要以史为鉴，马克思也强调，人是怎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12。这实际表明，人更好的生存发展需要从历史活动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践行正确的实践理念来协调自身活动。“一带一路”虽生发于新的时代环境，但它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类利益性与类存在性，立足经济这一人类发展的根基性领域，坚持基础设施——民生先行的发展导向，倡导保有各自主体性的文明互学互鉴，推动国家间、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国家整体优化及利益的协调提升，在激活古丝路精神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人类及世界整体的美的发展。
（三）实践之维：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本质上是马克思刻画的资本主义视阈下的全球化，这是一种以资本为导向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作用正使得国际社会面临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而“一带一路”立足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及自身间的共生共在性，推动以资本为导向的全球化向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转变，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首先，以生态共治缓解环境压力。“人类社会无序无度发展与自然资源有效性二者间的矛盾”[12]是全球发展赤字的重要表现之一。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积聚了环境问题但治理意愿日趋下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加剧环境问题但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由此造成环境负外部性的生产供给过度及环境正外部性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公共、跨区域及不可逆等属性使得环境共治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客观必然选择。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国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与100 多个来自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9]42-43，倡导各参与国共同加强对人民绿色福利的供给。这些举措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化解因人与自然矛盾而引发的发展赤字问题，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其次，以包容共享缓解矛盾冲突。当前国际社会面临霸权强权干涉、局部地区冲突等和平赤字问题，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不充分、不公正等治理赤字问题以及地区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发展赤字问题，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发展。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各参与国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找准利益汇合点并约定规则以缓解矛盾，确保各参与方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加强基建建设及互联互通等，有效供应催生新市场需求，缓解饱和市场压力。它坚持以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以规则约定协调利益关系、以共创共享缩减贫富差距，为破解和平、治理、发展“三大赤字”，协调人与国际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照。
从相关的教学论文来看，小学数学教师普遍意识到“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这一定义是一种形式定义。同时，教师也明确了方程的本质是一种问题的解决过程，它不同于算术之处，在于方程对未知量与已知量一视同仁。
第三，精心挑选制度笼子的设计、施工人员。编织限制领导干部权力之制度笼子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除了设计科学合理、用料质优外，还必须有责任意识强、编织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在人员选择上，应当把所有承担了领导职务的人员通通排除在外，而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无职无权的平头百姓、专家学者和其他社会精英，放手让他们来承担制度笼子的规划、计设与施工。为此，应当以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握住人员入选关，以防止心术不正者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混入设计、施工队伍，偷工减料而制造伪冒假劣产品。
再次，以“共同身份”化解交往分歧。马克思基于人与人关系相异化的实然状态，提出了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应然原则，这内在要求每个个体要具有共同身份的意识。当前世界面临“信任赤字”，人们囿于血缘、民族、国家范围划定的狭隘性一定程度造成了人们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对立，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人民间充斥着疑虑与猜忌。告别对立，着眼人类共同处境和追求，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方能利于塑造未来。“一带一路”基于人们共生共存的客观事实，秉持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共处环境、共同利益将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不同地域人的“重叠共识”向全球范围延伸，通过“地球人”“共同体中的人”的身份，加深人们对于他人之于自身意义的认知与了解，利于化解地域差异下人在价值观及现实交往中的分歧，缓解“信任赤字”这一全球性问题。
最后，以多样实践提升自身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强调必然性、标准化与封闭性的自由，但这种异化状态下的自由实际使人失去了全面发展自身的可能。人的实践归根结底是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首先要求提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无限可能。共建“一带一路”已为沿线国家创造了逾27 万个就业岗位，搭建了基建建设、金融贸易、数字科技、文化旅游等多元实践平台，为丰富其物质生产、文化交流活动及现实交往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对改善人的生活、提升自身价值、促进世界范围内各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时代之维：彰显开放包容发展的时代精神
世界历史多向度发展特性与人的历史性决定了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产生什么样的人。新时代的历史条件，开放合作是大潮流、包容互鉴是主基调、发展共赢是主旋律，这一时代特性赋予马克思终生所眷注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应然状态以新的时代内涵。“一带一路”建设也正是立足新时代的这一历史方位。
首先，开放合作的时代特性呼吁人的自由交流。“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底，以文博会、旅游等多元活动为载体，营造了充满互助自由精神的交往环境，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及民心相通，内含促进世界开放及人自由交流的时代理念。其次，包容互鉴的时代品格有利于人的包容性发展。亨廷顿认为，“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13]。而“一带一路”倡议着眼文明间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特质，坚持“避免原则”与“共同性原则”，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有利于人们从多元文明中汲取营养，塑造其尊重差异、平等对待不同事物的包容品质，促进自身不断提升。最后，发展共赢的时代使命期盼人的全面发展。“一带一路”是发展之路，内含推动世界各国均衡普惠发展及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双重担当。世界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在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包含着对人类生存与生活、物质与精神双向提升的期盼。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彰显的时代精神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纵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它是以现实人的现实生活为主线而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进行确证，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它蕴含的丰富的人学思想。“一带一路”建设，从首次提出、回应质疑、实践推进到增进认同，同样始终坚持对“人”的关注，贯穿了立足人、依靠人、为了人、造福人的价值意蕴。绘制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不仅需要在实践层面探讨其如何推进，也需要在理论层面厘清它的主要内容和内在价值，向世界各国说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这样才能回应那些已经加入和计划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深层关切。笔者基于此，探讨了“一带一路”的价值意蕴。就共建“一带一路”内容而言，它延续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人学向度关切，从追求人的幸福、加强人的合作、促进人与世界协调发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体现了对人的现实关切。而且，它还立足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倡导新理念、践行新思想，于理论、历史、实践、时代四重维度彰显了其内在价值，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相关理念的创新和超越。“一带一路”作为当今的世界性倡议，尤为真实地践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人学思想，内含了中国一如既往为人类和平发展、文明交往做贡献的情怀，兼具构建以人为主体、人与世界协调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伴随它的深入推进，其人学意蕴必将在世界历史时空发展中得到更为真实、更为深刻、更为立体的展现。
参考文献：
[1]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384.
[2]徐艳如，郑召利.论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3.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6.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田鹏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J].中国高等教育,2018(9):12.
[7]习近平.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8]王义桅.王义桅讲“一带一路”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
[10]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N].人民日报,2019-04-28(05).
[11]兰希秀.马克思人学存在论及其美学价值[J].东岳论丛,2017(11):63.
[12]魏南枝.促进共商共建共享化解发展赤字[J].红旗文稿,2017(20):34.
[1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a Humanolog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AN Xiu-li,CHEN Xue-qin
Abstract As a worldwide initiative originated from China,“One Belt and One Road”not only represents the realistic process of“history turning to world history”,but also reflects the subjectivity of“human”,which shows the inherent connotation of the humanology in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that is,on the premise of the real life of real people to promote the global space turn of human history and reflect human’s concrete practice of changing the world and their subjectivity tendency of achieving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dynamically.“One Belt and One Road”is the contemporary extension of the humanology in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cluding several humanological connotations such as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s happiness, the reinforce of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the promo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who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the theoretical,historical,practical,and times value embedded in“One Belt and One Road”more point to a deep concern for the real life of real people.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real people;a humanological 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6-0078-08
收稿日期: 2019-03-0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7LZUJBWZY062）
作者简介： 万秀丽（1973-），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陈学琴（1994-），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魏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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