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民族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发展的重大关系，是我们思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的基本着眼点。从这一视角思考西部大开发，我们获得这样一些认识。
一、西部大开发的区域社会环境特点
西部大开发是21世纪从全国整体性发展大局着眼，考虑西部的民族因素、边疆因素、差距因素并力图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思路和大战略。之所以强调西部开发与民族发展这一视角，是基于西部区域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从西部所包含的西北和西南来看，我国西部区域社会环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是它的多民族区域性，具有特定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构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国家地域空间位置上的边缘性。从我国的版图上看，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在我国的边疆地区， 21000 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 其中19000公里是少数民族聚住区。
其二，民族群体构成与分布的多样性。包括两方面：一是各民族群体的族际分布，二是各民族群体成员的行业分布。无论是西南还是西北，多民族聚居区域中的各个民族成员的行业分布和职业构成是不同的。譬如在西北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区和城镇，汉族与其相同，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人口的多数集中在牧区，从事畜牧业，回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而且从商者居多。
其三，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具有特殊性。我国为调适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而创设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便是一种针对特殊性的政治设置。各民族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经济类型的多样性和地区间、民族群体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多语言、多宗教信仰、不同的习俗等即是这一特殊性的具体体现。
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民族区域性特点，是制约和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西部开发战略的重点选择，开发战略的时间性，开发模式的区域性，开发目标的多样性和开发步骤的阶段性。
二、经济体制转变时期西部开发与民族发展的几个突出问题
西部开发已有长久的历史，仅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西部就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西部开发的继续。而新的社会背景条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次西部开发正处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具有双重影响的社会变革，它必然会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不同民族进入现代化的过程，都附带有本民族的自然资源、历史经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以及农业人口比例等特征，这一切都会在体制转变过程中反映出来。经济体制转变时期西部民族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有可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成为影响西部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突出问题。
民族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东西部地区性差距已多有研究，从民族发展角度分析，民族间差距表现为两个层次。
其一，历史形成的民族间差距的现实。一是原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在外力的推动下，以跳跃的形式跨越一个至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原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类型以及生产力水平没有发生大的飞跃。从行业分布来看，少数民族在产业分布和职业构成方面，进入现代化的程度仍然较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虽增加较快，但新型产业少，科技含量少，整体发展水平低。目前在企业管理者、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中，少数民族成员占的比重尚偏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也日趋明显。
其二，体制转变中民族间差距的拉大趋势。地处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族群体间的差异性，对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输血型保护方式，有着极强的依赖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民族地区实行的带有保护性的优惠政策，许多已经失效，民族地区得到的一些利益也因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出台而难以保留。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尤其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有继续拉大的趋势。此外，由于各民族对体制转变的适应性不同，因而各民族间在经济上的差距也在拉大。如何缩小差距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一大难题。
资源开发与利益共享问题。资源开发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内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一条振兴经济之路，便是依赖资源开发带动和促进整个区域以及各民族的发展。体制转变过渡阶段，一方面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迫切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资金、生产力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合理配置，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国内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自给自足与封闭状态，形成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集中以及各个民族在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技术、熟练劳动力和开发项目的主持者基本上集中居住于国内发达地区，或者集中在政府手中，而相当一部分资源甚至主要资源则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样就有可能在开发者与开发地区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在资源开发中，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资源开发地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很可能被彻底改变，沿袭千百年的谋生手段很可能变得无用武之地，文化传统会被冲击而发生适应性变迁，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会遭到很大破坏，而他们获得的补偿和收益却不对等，甚至补偿和收益本身反而会加剧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
因此，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和开发地区的生态保护以及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问题，将是西部大开发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突出问题。
贫困问题的民族性特点。贫困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严重问题。在我国，尤其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贫困问题还十分严重。现在从全国来看，贫困程度已大幅度降低，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大大减少，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很严重；全国的贫困面已大大缩小，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少数民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8%多一点， 而少数民族的贫困人口却占中国贫困人口的50%，因此说中国的贫困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具有民族性特点。如何真正地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问题。重点工程项目的布局调整和投入选择，一直都是国家实施西部开发，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手段。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若干重大经济投入项目工程，短期内并没有较高的经济投入回报率，明显地表现出是一种政治选择，它体现着国家的一种长远的政治期待。然而这些重点项目工程建成后，由于自我积累能力差，资金缺口大，缺乏技术、管理人才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一些工程项目运行的经济效益低下，不能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差就不可能维持这些工程项目的有效运转，也就会影响它的政治功能的发挥，难以实现国家的政治期待，如果国家继续不断地输血式投入，这些项目就可能成为一种历史包袱。如何实现并有效发挥重点工程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将是西部大开发中重点工程项目确定和投入选择必须重视的突出问题。
三、西部开发战略中政策选择的基本着眼点
从西部开发与民族发展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分析，西部民族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经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这三方面要求的一致和相互作用。因此，这三方面的制度化调节也就成为了西部开发战略中政策选择的基本着眼点。
其一，国家政治一体与民族区域自治反映出国家整体发展与区域民族发展的两种要求，包含着一致与矛盾的两个方面。政治一体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基础和政治保障。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离不开统一国家的经济支援和思想文化上的支持。第一，体制转变中出现的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发展中日益拉大的差距，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设置来适度平衡，要求在宏观上制定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局上化解新矛盾、新问题。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日益呈多样化趋势，外部力量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家边疆的民族地区，要求统一确立整体利益，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第三，作为统一国家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若没有体现政治一体的核心价值观，便会失去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也就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其功能。
为推进整体化发展，国家政治体系势必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推广科技和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整合。这就会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分享的差异，发生利益碰撞。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处于的社会位置，必然会强调各自民族有别于他民族的特性，强调少数民族在国家整体发展中民族群体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权利平等和利益共享。因此，政策选择必须着眼两者的一致性，调节两者的矛盾性。比如资源开发制度化调节的政策选择，就需要在资源开发程序、开发资源带动当地发展、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此外，在资源补偿、税收等方面应有法律上的具体规定，给予合理的利益照顾。
其二，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发展是既有相互关联又有各自内容的两个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不一致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从民族平等原则上讲，每一个民族群体都有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并要求国家公正、公平地在所有的民族群体之间分配公共权利、国家资源和发展的机会。但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两个根本条件：一是政治制度保障，二是民族发展进步。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提供了这种保障，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一系列国家及地方专门法规、条例为具体内容的民族法律体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法律体系将更加趋向完备和具体。然而，由于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因而在实际中权利分享的水平是不尽相同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原则不但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差异，也导致了同一地区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差异。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相对较低，在竞争中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利地位也是有差别的，而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与利益分享水平相一致的。它不但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民族的个体之间。因此，促进民族发展进步是政策选择的重要内容。
其三，主导性整体文化与多元性民族文化不同发展要求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文化适应滞后，即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不适应整体文化的现代性。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实质是知识差距、技术差距和教育差距，同时也是西部开发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教育水平标志着一个民族群体的劳动力素质和竞争能力。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来看，迫切需要通过政策选择解决知识发展与人力资本开发问题。这也是实现长期、稳态的教育培养与短期、动态的人才引进有机结合的问题。长期、稳态的教育培养，是知识发展与人力资本开发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
人才开发与使用制度政策的选择，其目标是通过确立适合民族地方实际情况的规划、机制，努力为民族地区培养和引进更多的高级人才，并使他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西部大开发的迫切需要和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环境着眼，在人才政策和人才引进上，必须转变观念，改变过去那种长期落户的引进人才做法，根据开发项目的实际需要，进行短期、动态的人才引进。政策调整必须能够创造出优于其他地区的环境和机会，才能真正地引进更多的适用人才，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在一个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的高水平上进行。
总之，从西部开发与民族发展的关系着眼，政策选择必须坚持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协调各民族的利益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通过西部大开发，引导各个民族进入国家整体发展，通过项目建设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招工招干政策，吸纳少数民族的剩余劳动力，改善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业分布，促使各民族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