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183;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西周论文,世家论文,武王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0)04-0017-07
一、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讨途径
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是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尤其是武王克商年代，是殷周历史的分界线。它的确立，不仅关系到周史，而且也关系到殷史。正因为如此，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一直为史学家们所关注。
我国自汉代刘歆以后，就不断有学者对武王克商年代进行推算。学者们采用的，大多是历史学方法，先推算西周积年，然后再得出武王克商年代。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史载不详，各家对西周积年的推算互不相同，因而对武王克商年代的推断就相距甚远，其中最早者与最晚者，相差竟达百余年。此中存在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除继续历史学的方法外，开始另辟蹊径。其一，是从金文历谱角度研究西周各王在位年数与西周积年，最后推断武王克商年代。这种方法实际是历史学方法的扩展。其二，是用天文学方法，即根据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和历日记载，推断武王克商年代。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方法也都是可行的，但实际上仍存在诸多问题。从金文历谱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利用西周金文中的纪年铜器铭文。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辞语解释各不相同，有的甚至互相对立，至今难以达到共识，这严重影响了对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况且，金文历谱资料也很难齐全，以达满意之结果。因此，真正完整的西周金文历谱的建立，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从天文角度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但它的前提条件是：①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和历日记载必须准确可靠；②研究方法必须科学。而实际情况是，史籍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载并非都是当时的真实记载，其中有些是后人掺加的。这里就存在对史籍中天象材料进行筛选和鉴别，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目前中外学者对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看法不尽相同，推算的武王克商年代也互有歧异（班大为推断为公元前1046年，见《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Early China,20期，1995年；江晓原等推断为公元前1044年，见《武王伐纣时之天象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4期。）他们的结论正确与否，也须要用历史学方法进行检验。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进入最后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打算采用历史学方法，从研究西周积年入手，对武王克商之年再行探讨，并请专家指正。
二、西周积年与鲁公在位年数
古本《竹书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竹书成于魏襄王时，有信史之誉。但该书对西周积年之记述，迄今未得学界认可。记载之误，已是学界公认的了。
《史记》关于西周历史年代的记述可以分为两大段：武王克商至厉王奔彘为第一段；共和元年至幽王十一年为第二段。第二段各王年数是清楚的：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合共71年。第一段各王年数记录甚少，只记武王2年，周公行政7年，穆王55年，厉王37年，其余各王均无记载。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史记》得出西周积年之总数。后来的一些著述，例如《今本竹书纪年》、《三统历》、《皇极经世》、《帝王世纪》等，分别给出了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推算出西周积年分别为280年、352年、346年。上述之推算均无可靠材料为依据，因而不可置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共和以前的西周各王年数虽缺载，但他在《史记·鲁世家》中，对除伯禽以外的各位鲁公在位年数均有详细记录。他们是：考公4年，炀公6年，幽公14年，魏公50年，厉公37年，献公32年，真公30年……。这些年数为共和以前的西周积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共和元年是鲁公何年，是问题讨论的关键。《鲁世家》载：“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这一记载极为重要：它指明共和元年乃真公十四年。《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内记：“真公十五年，一曰十四年。”此中前一句是错的，后一句是对的。对此，张汝舟曾作过精辟分析，指出《年表》此处之失（张汝舟《西周考年》，《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又见《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第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共和元年乃公元前841年，这就在西周年代与鲁国年代的关系中建立了一个等位的标尺。
鲁国是周公封地，伯禽乃周公长子。伯禽何时即位，《史记》没有交待。《竹书纪年》称：“武王十三年，遂大封诸侯”。武王克商是在武王十二年二月甲子，故鲁国受封应在武王克商后的第二年、即武王十三年。关于伯禽即位时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鲁国受封之时，《史记·鲁世家》称：“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既然周公未就封，自然是由长子伯禽即位，至少是实际上由他去行使鲁公职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二是成王即位之时，《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徐广引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就封。”这两种可能性实际上很接近，因为武王克商后在位时间不长（后面将论述）。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伯禽即位时间很可能早于成王元年，至少不会晚于成王元年。这又在西周年代与鲁国年代的关系中建立了另一个等位的标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伯禽在位年数加上考公元年至真公十四年年数，当等于武王大封之年至共和元年年数，或等于成王元年至共和元年年数。如果我们能够求证出伯禽在位年数、成王即位时间、武王在位年数，那西周积年自然是唾手可得了。
三、伯禽在位年数
伯禽在位年数，《鲁世家》没有明确记载。《汉书·律历志》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史记·鲁世家·集解》引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就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上述推算是否可靠？我们试作如下分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子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极、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中的禽父就是伯禽，说明伯禽于康王世还活着，并在朝中效力，可见他在位时间不短。《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纪年》云：“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又告诉我们，成王、康王合共在位至少在四十年以上。因此，伯禽在位46年基本可信，至少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来推翻它。但是否就是成王元年就封和康王十六年去世，则需要研究考证，不可轻易盲从。
如此，自鲁公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年数当为203年(46+4+6+14+50+37+32+14)，此含真公十四年。真公十四年乃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则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现在的问题是，公元前1043年究竟是武王大封之年？还是成王元年？为此，就必须对成王元年时间进行认真的考证。
四、《召诰》、《洛诰》制作年代与成王元年考证
伯禽在位年数的确定，为成王元年的考证带来了希望。因为，前文已经指出，伯禽即位时间无非是两种可能：早于成王元年，或就是成王元年。两者相距甚近，距公元前1043年当不远。但史籍中成王元年没有特殊的历日标志，尽管离公元前1043年很近，我们仍然无法确指。故成王元年时间，我们必须通过另外的途径去求得解决。
成王时代的《召诰》、《洛诰》制作于成王七年，这有充分的史实根据。《洛诰》云：“予帷乙卯朝至于洛师……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七年”就是成王七年。此年十二月卅日，新邑落成，周公旦在此举行大祭，并反政于成王。《召诰》的历日是：“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对于《召诰》年代，过去郑康成从《尚书大传》说，以《召诰》制作于成王五年，《洛诰》制作于成王七年。这是不对的。《召诰》、《洛诰》本述同事，文体相连，应为同年之作。《史记·鲁世家》明载：“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鲁世家》所载同《召诰》所载，在时间、人物、事情情节上基本相同，这是《召诰》制作於成王七年最有力的证据。
《召诰》、《洛诰》均有明确的历日标志。《召诰》是“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惟三月丙午胐”；《洛诰》是“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即戊辰必为年终岁末）。这样的历日标志，为我们考证成王七年提供了依据。我们现以公元前1043年为基点，向后推六年，即公元前1037年，此年当距成王七年不远。为慎重起见，又以此年为准，向前推一年，向后推三年，即公元前1038、1037、1036、1035、1034，看在此五年中，哪一年符合《召诰》、《洛诰》之历日。为此，本文根据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将此五年中的相关历日，对照《召诰》、《洛诰》相关记载，列表分述如下：
《召诰》、《洛诰》历日检验表
史籍 召诰 洛诰
历日二月既望、粤
戊辰、王 成王
历法、月朔 六日乙未、惟
历法、月朔
在新邑
元年
年代三月丙午胐 祭岁
BC1038 周正、二月丙戌朔
二月初十乙未
周正、十三
闰十三月
三月丙辰朔
三月无丙午月辛亥朔
十八日戊辰
1037
周正、二月庚戌朔
二月无乙未周正、十二
十二月廿
三月庚辰朔
三月廿八丙午
乙巳朔四戊辰
1036
殷正、二月甲戌朔
二月廿二乙未
周正、十二
十二月卅
BC1042
三月甲辰朔
三月初三丙午
月己亥朔
日戊辰
1035
周正、二月戊辰朔
二月廿八乙未
周正、十二
十二月初
三月戊戌朔
三月初九丙午
月癸亥朔
六戊辰
1034
殷正、二月壬辰朔
二月初四乙未
周正、十二
十二月十
三月壬戌朔
三月无丙午月丁巳朔
二日戊辰
根据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五年中，只有公元前1036年符合《召诰》、《浩诰》之历日条件：前1036年殷正二月甲戌朔，十七日庚申为既望，过六天达廿二日恰为乙未；三月甲辰朔，三月初三为丙午，正是“胐”日。该年周正十二月己亥朔，卅日是戊辰，恰逢年终岁末，正是举行大祭的日子，与“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密合。而其余的四年则均不合。由此可以判断：《召诰》、《洛诰》乃制作于公元前1036年，此年当是成王七年。如此，成王元年必是前1042年。前文已经指出，伯禽即位在前1043年。由此可知，伯禽即位早于成王即位一年。这说明，伯禽即位确在武王大封诸侯之时，因其父留周辅佐武王，未去鲁就封，而由他去鲁行政了。《鲁世家》所载：“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是真实可信的。
五、《毕命》制作年代与康王元年考证
《汉书·律历志》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是可信的，但是否是康王十六年去世，则需要检验。
同成王元年一样，康王元年文献中亦无特殊历日标志，我们无法直接确指。但是，《毕命》作于康王十二年，已有定论。《书·序》谓：“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毕命》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越三日壬申。”《汉书·律历志》亦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丰刑〉曰：“惟十（月）[有]二年六月庚午胐，王命作策〈丰刑〉。”《毕命》中的特殊历日标志就是“六月庚午胐”，“胐”是月初生光之日，亦即“哉生霸”。《说文》云：“月使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这在学术界已无异议。因此，“六月庚午胐就成为考定康王十二年的主要历日依据。
鲁考公元年至真公十四年年数为157年。真公十四年乃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则伯禽去世必在公元前998年。先假定此年是康王十六年，则康王十二年当为公元前1002年。为了探讨与研究，我们现以公元前1002年为基点，向后顺延四年，即延至前998年，看在此五年中，哪一年符合《毕命》之历日。今据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将此五年中六月之历日列表如下
《毕命》历日检验表
内容
年代
月、日、正朔 庚午日期 康王元年
BC1002
5、10日、周正六月甲寅朔 庚午为六月十七
1001 5、8日、周正六月己酉朔 庚午为六月二十二
1000 4、28日、周正六月甲辰朔 庚午为六月二十七
999 5、17日、周正六月戊辰朔 庚午为六月初三 BC1010
998
5、6日、周正六月壬戌朔 庚午为六月初九
根据上表可以看到：在此五年中，只有前999年周正六月符合《毕命》之历日条件：庚午为六月初三，正是“胐”日。由此可断：前999年是《毕命》制作之年，亦即康王十二年；其余四年皆非。由此上推，康王元年当为公元前1010年。伯禽去世之年（前998）当为康王十三年。
上述推断是否可靠？我们可再根据《顾命》历日进行检验。《顾命》作于成王去世之年。《顾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音会，洗面）水，相被冕服，……越翼日乙丑，王崩。……丁卯……越七日癸酉……”《汉书·律历志》引《顾命》云：“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可见，成王去世之年的四月必有甲子、乙丑、丁卯、癸酉，且都在“哉生霸”之后。这是《顾命》所提供的历日依据。
既然康王元年为公元前1010年，则成王必在公元前1011年去世。查公元前1011年周正四月历日：该年四月戊申朔（前1011年3月1日），初三庚戌哉生霸：甲子为四月十七，乙丑为四月十八，丁卯为四月廿，癸酉为四月廿六。成王从发病（庚戌）到去世（乙丑）共16天。《顾命》所载历日与公元前1011年周正四月历日完全吻合。
至此，我们可以对《汉书·律历志》和皇甫谧所云作如下结论：伯禽在位四十六年是可信的；而伯禽成王元年即位和康王十六年去世则是不可信的，但相距不算太远。
六、武王在位年数
武王克商后在位年数，过去异说纷纭，有“七年说”、“六年说”、“四年说”、“三年说”和“二年说”。在以上诸说中，当以“二年说”为是，这有充分的史籍根据，现引征如下：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臣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瘳，后而崩。”
《史记·鲁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明日，武王有瘳。”
《书·金滕》：“既克殷二年，王有疾，不豫。”
上述记载，异本同辞：武王克殷后只在位二年。可是，过去有学者将“武王克殷后二年”一辞，理解为武王克殷后在位三年。这是不对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计日、计年法，“××后几年”是包括“××”年在内的。这在文献中有很多的证据。例如：《召诰》云：“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此“三日戊辰”是从“丙午”日算起的；又如《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越三日壬申”，此“越三日壬申”也是从“庚午”日算起的。此例甚多，不一一备举。因此，“克殷后二年”是从克殷之年算起的，是包括克殷之年在内的。这一点，张汝舟先生在评新城新藏的“三年说”时，曾作过详细论证，今不赘述（同上，第162页）。为说明问题，现将武王克商中自发兵至去世的主要活动按年简述如下：
1.周正十二年一月（殷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渡盟津（孟津）。
《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
《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
《竹书纪年》：“武王十一年伐殷。”
2.周正十二年二月甲子克商。
《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效牧野，乃誓。”
《吕氏春秋·首时》：“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3.十三年封诸侯、访箕子、崩镐。
《书·序》：“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
《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箕子。”可证访箕子乃武王十三年事。”
《周书·大匡》：“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立政》亦有同样记载。可证“立三监”也是在武王十三年。
《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乃岁十二月”当指武王十三年十二月。
《竹书纪年》称，武王十三年，“遂大封诸侯”。
从以上武王的活动中可以看到，武王克殷是在十二年二月甲子，去世是在十三年十二月镐京。武王伐纣时，本来年事已高，又如此频繁活动，实在过度劳累，终于在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武王克殷后只在位二年，与史籍中记载完全吻合。
武王在位三年说，见《淮南子·要略训》：“武王……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位，……武王立三年而崩。”此书所云“三年”并未列事实根据。而后来的一些学者，例如日人新城新藏所云“三年”，则是对史籍中“武王克殷后二年”的一种误解：是将起年（武王十二年）排除在“二年”之外，因而得出“武王在位三年”的结论。可见，武王在位“三年说”，包括《淮南子·要略训》中的“三年说”，是在“二年说”的基础上误导出来的，因而是不准确的。
武王在位四年说。此说不见于先秦文献。它的依据均是后来的，且只有两条：①清人梁玉绳所撰《史记志疑》，在《诗·豳风谱》疏中谓：郑玄认为“武王疾瘳后二年崩。”；②日人高山寺《周本纪》古钞本中记为“武王有瘳，后二年而崩。”这两条依据均记入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由于武王病是“克殷后二年”，加上“疾瘳后二年崩”，所以就得出了武王在位四年的结论。
武王在位四年说是不能成立的：①此说无任何先秦文献依据；②按中国传统之计年法，“武王瘳，后二年崩”是包括武王发病之年在内的，那武王在位应是三年，而非四年；③日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虽然列举了武王在位四年说，但他本人对四年说并不相信，且云“余谓当依周书为近。”所谓《周书》当指《书·金滕》，此中明言武王在位二年；④四年说明显超出了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所作的武王在位年数考证，对此下面将要论及。
武王在位“六年说”出自《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明堂解》和皇甫谧《帝王世纪》。《逸周书》之出处，自来学者颇滋聚讼，内中有一些可信材料，但也有一些后人羼乱之词，固不可全信。至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明显有误。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已经指出：原属于成王祀谱（即从十五到十七年纪事）的这四十字，被误置在武王祀谱里。这样武王的卒年被推迟了三年，由原来的在位十四年变成为《今年竹书纪年》的在位十七年了。”见夏含夷：《〈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年代》，文物三十八辑，又见《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第445页，北京师大出版社，1997年11月。（按：“十四”与“十七”等应指自文王受命之年）。夏含夷先生的考证十分重要，指出了《今本竹书纪年》的错误。但是，他也将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多算了一年，因为武王去世是在十三年，而非十四年。所以，《今本竹书纪年》“六年说”是比武王实际在位年数多出了四年。由此可见，武王在位“六年说”是由于误置材料的结果，当然就不可信了。
武王在位“七年说”出于《管子·小问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汉书·律历志·世经》亦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年而崩。”这些记载均偏晚，且没有史实作依据，同样不可置信。
总之，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应为二年，即武王十二年和武王十三年。克殷之年在武王十二年，比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早二年，比伯禽就位鲁公（公元前1043年）早一年。故武王十二年必是公元前1044年，此年就是武王克商之年。
七、《尚书·武成》历日与武王克商年代
《尚书·武成》是现存武王克商中最重要的文献。武王克商必在公元前1044年。这一结论是否与《尚武·武成》所载历日相吻合呢？现在让我们进行检验。
《周书·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之伐纣历日是：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应为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武成》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历日标志：一是“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是“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此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既死霸”如何理解，因为“旁死霸”是“旁既死霸”的省称，是紧接“既死霸”后一天的。“既死霸”的问题解决了，“旁死霸”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关于“既死霸”的含义，刘歆云：“死霸，朔也。”此大致不误，严格说来，应该是“既死霸，朔也。”因为“死霸”是月失去光亮，而“既”是表示“已经”和“尽”的意思。“既死霸”是月之光亮已经失尽，是无月之日，自然是“朔”。这是不言而喻的。近人王国维首创“四分月相说”，定“既死霸”为一月中“廿三日以后至于晦”，[1]曾独领风骚近一个世纪。但现在却使学术界在此问题上陷入困境，举步为艰。其实，此处“既死霸”为朔，有充分的证据，今列举如下：
第一，《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所载武王伐纣历日是互相补充的。根据此二书，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伐纣历日表。
一月之历日有：既死霸（辛卯）、壬辰旁死霸、翌日癸巳，丙午旁生霸，翌日丁未，戊午师毕渡盟津。
二月之历日有：既死霸（庚申）、癸亥陈于商郊，粤五日甲子，丁卯太公望至，壬申荒新至，甲申誓命伐卫。
从上面二个月的历日安排中可以看到：从一月既死霸辛卯至一月戊午师渡盟津共28天；二月从既死霸庚申至甲申誓命伐卫共25天。在这样的历日安排中，只有将“既死霸”视为“朔”才是合理的，也才是可能的。如果将“既死霸”视为每月“廿三日以后至于晦”，则整个伐纣历日乱了套，有一多半历日无法在一月和二月中容纳。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王国维“四分月相说”最大的缺陷；他只考虑《武成》，却忘记了《世俘》；只顾了“头”，却丢掉了“尾”。
第二，陈梦家先生曾举《令簋》、《召尊》铭文，力证“既死霸”为朔。此二器铭文如下：
《令簋》：隹王于伐楚伯才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
《召尊》：隹九月才炎师，甲午白懋父赐白马。
陈先生指出：“两器记同时同地之事，丁丑至甲午共十八天，设既死霸为九月初一，则甲午为九月十八日。既死霸不可能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因如此则九月无甲子。”[2]
也许会有学者对上举二器铭文另持异议，认为此年可能有“闰九月”。[3]但这是不可能的：西周都是年终置闰，迄今尚未发现年中置闰的例子。对此，我在《周原甲骨“重三月”不是“闰三月”》一文中已作过详细论证，今不赘述。[4]
根据以上事实，可作如下结论：此处既死霸是朔日（初一）；旁死霸是紧挨既死霸后一天，是朔与胐之间无月之日（初二）。确定了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根据《尚书·武成》中这两个历日标志，对武王克商之年进行检验。为慎重起见，笔者将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4连续三年的相关历日，对照《武成》检验列表如下：
《尚书·武成》历日检验表
历日 一月二月
年代
月日 正朔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月日正朔
粤若来二月既死 判断
霸，粤五日甲子
建子，一月癸卯朔 一月无壬辰二月壬申朔 二月无甲子
不合
BC1046 建亥，一月癸酉朔 壬辰为一月廿
二月癸卯朔 甲子为二月廿二 不合
建丑，一月壬申朔 壬辰为一月廿一
二月壬寅朔 甲子为二月廿三 不合
建子，一月丁酉朔 一月无壬辰二月丁卯朔 二月无甲子
不合
BC1045 建丑，一月丁卯朔 壬辰为一月廿六
二月丙申朔 甲子为二月廿九 不合
BC1044 建子，一月辛卯朔 壬辰为一月初二
二月庚申朔 甲子为二月初五※ 合
※：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二月为辛酉朔，今据《武成》日历，实应为庚申朔。《汉书·律历志》亦云：“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从上表可以看到，公元前1046年不合《武成》，因为：若周正建子，则一月无壬辰，二月无甲子；若周正建亥，则壬辰为一月廿日，甲子为二月廿二，与“旁死霸”之义不合；若殷正建丑，则壬辰为一月廿一，甲子为二月廿三，与“旁死霸”、“既死霸”之义不合。公元前1045年也非武王伐纣之年，因为：按周正，一月无壬辰，二月无甲子；按殷正，壬辰为一月廿六，甲子为二月廿九，与“既死霸”、“旁死霸”之义不合。而公元前1044年恰恰符合条件：周正一月辛卯朔，壬辰为一月初二，正是“旁死霸”；二月庚申朔（既死霸），甲子是二月初五，与“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密合。由此可证，上述三年中，只有公元前1044年符合《尚书·武成》之历日条件，是武王伐纣之年，而公元前1046、1045均应由此而统统被否定。
八、结语
讨论至此，我们可就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作一总结。为说明问题，先将西周王年与鲁国年代对应表例示如下：（见下表）
根据下表，可作如下几点结论：
1.从武王克商至共和元年之总数为204年（含共和元年）；从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总数为203年（含真公十四年）。二者年代互相吻合，证明《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是真实可信的。
2.从共和二年至幽王十一年(BC771)共70年，故西周积年之总数为274年(204+70)，此含武王克商之年。
西周王年与鲁国年代对应表（共和以前）
事件 西周年代
鲁国年代
年代王年大事
在位年数
鲁公大事在位年数
BC1044 武王十二年克商
1043
武王十三年大封
2周公未就封，
诸侯，十二月崩镐
伯禽即位
1042成王元年
1036
成王七年制32
召诰，洛诰
1010
康王元年
999
康王十二年制《毕命》
998康王十三年 伯禽去世
997
考公即位
4
993
炀公即位
6
987
幽公即位
14
973
魏公即位
50
923
厉公即位
37
886
献公即位
32
854
真公即位
BC841 共和元年、
真公十四年、14
厉王奔彘
共和行政
总计204
203
3.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4年，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为公元前1010年。故武王在位2年，成王在位32年。其余各王在位年数非本文所论，探讨俟待将来。
4.公元前1044年武王克商说，是五十多年前李丕基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先是推断西周各王在位年数，然后得出西周总积年，最后推断武王克商年代[5]。他的西周积年总数是对的，但对西周各王具体在位年数的推算则有待商榷。“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开始以后，江晓原先生首先从天文学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并在1998年12月20日断代工程会议上公开这一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四十八期《武王伐纣问题讨论会纪要》）。我在经过初步检验后，在21号上午发言，表示赞同（同上）。如今，我以《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为依据，推算出西周积年总数为274年，再次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以上事实证明：公元前1044年确是武王克商之年。我深信这一结论，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收稿日期]200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