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型和局部型思维风格的ERP 研究
王 梦1范为桥1 沈 英2
(1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2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湖州 313023)
摘 要 思维风格，作为一种典型的智力风格，在解释、预测人们的行为时有着显著的增量效度。研究分析了整体型和局部型两种思维风格在大学生组合字母识别任务中的ERP 成分。行为实验发现，整体型个体处理整体任务更有优势，局部型个体处理局部任务更有优势。ERP 结果显示，整体型风格者在F3，Fz，F4，FC3，FCz 和FC4 电极点的N270 的波峰显著高于和潜伏期显著长于局部型思维风格者。整体型个体倾向于更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相较于局部型个体，工作记忆的编码和存储可能占用更少的神经资源，对冲突信息的处理可能会进入更深程度的加工。研究为认识思维风格的内部加工机制提供了脑电活动的神经生理学证据。
关键词 思维风格，整体型，局部型，ERP，N270。
1 前言
自2 0 世纪3 0 年代“风格”这一概念被Allport（1937）用“生活风格（styles of life）”这一术语引入心理学以来，有关风格的研究大致经历了1950 ～ 1970 年和1980 ～ 2000 年两个高潮时期（Zhang, Sternberg, & Rayner, 2012）。风格概念被认为是介于人格与智力之间的一个界面（Interface）（Sternberg & Grigorenko, 1997），是心理学界对连接与统一“人格与知觉”（Witkin & Goodenough,1981）或者“心理过程与个性特征”（谢斯骏, 张厚粲, 1988）不懈努力的体现。
Zhang 和Sternberg（2005）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风格概念—智力风格（intellectual style），把它定义为人们在认知、情感、生理、心理和社会维度上偏好的信息加工和任务处理方式，用以涵盖以往相关文献中大多数的风格构念。经过近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智力风格这一整合思路已逐步为学界所接受（Hunt, 2013； Sofo, Colapinto,Sofo, & Ammirato, 2013； Xie, 2015； Yu & Zhu, 2011）。然而，在智力风格研究的历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智力风格的内部神经机制与外在的个体风格差异之间很难建立联系，相互印证。（Riding, Glass, Butler, & Pleydell-Pearce, 1997；Zhang, Caryl, & Deary, 1989）。
随着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进步，学界逐步利用认知神经技术，特别是脑成像技术如EEG、PET、fMRI 等，来解析智力风格的功能性或行为性特征，改进人们对其内部机制的认识和实践评估（Case & Globerson, 1974； Waber, 1989），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迄今为止，在眼动模式（Nitzan-Tamar, Kramarski, &Vakil, 2016）、生理激素（Isman & Gundogan,2009）、大脑区域分布以及神经系统功能（Riding et al., 1997； Waber, 1989； Vernon, 1984）等方面已经建立了某些智力风格与神经生理基础的关系。具体地，例如，整体型风格者在阅读材料时无论注视时间还是转换时间都比分析型风格者少（Nitzan-Tamar et al., 2016）；雄性荷尔蒙（如睾丸素）对个体场独立型风格的分化有着显著的贡献（Isman &Gundogan, 2009）；智力风格具有大脑半球单侧优势，左半球是分析-言语型的神经基础，右半球是整体-视觉型风格的神经基础（Banich, 1998； Waber,1989）；视觉型风格者的梭状回脑区在自我评价活动中被激活，言语型风格者在类似活动中被激活的脑区是缘上回（Kraemer, Rosenberg, & Thompson-Schill, 2009）；Hilbert 等（2015） 则发现言语型风格者的行为与额中回的激活显著相关。
这些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智力风格的神经生理机制，但由于风格模型的多样性，风格的神经生理机制仍需深入探讨。事件相关电位（ERP）作为一种反映和评价大脑认知功能（包括信息处理）时间敏感的电生理技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不同的智力风格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信息处理的（Federico, 1984； Meng et al., 2012；Robaey, Laget, & Creff, 1989）。但事实上我们对ERP 成分与智力风格的关系却知之甚少，仅有的几项研究也只局限于Witkin 的场独立/依存性风格研究（例如, Federico, 1984； Imanaka, Kakigi, &Nakata, 2017； Meng et al., 2012）。
本文借助自我报告问卷和认知神经技术（ERP），分析了整体型和局部型两种风格的个体在组合字母识别任务中的ERP 成分，探索了思维风格的内部加工机制的脑电活动证据。从而从多重证据的视角促进了我们对思维风格的认知。
1.1 整体型与局部型思维风格
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是一个根据内部目标来协调行动与当前情景关系的内部认知机制，它涉及非常广泛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范式。
N270 是王玉平等在各种比较作业中发现的与冲突加工有关的负波成分（Cui, Wang, Wang, Tian,& Kong, 2000； Wang, Wang, Cui, Tian, & Zhang,2002）。外界刺激进入脑内，经过分析处理后存储在记忆系统，当后续刺激的信息与存储在脑中的信息不同（发生冲突）时，就诱发出N270。它代表了大脑识别和处理信息冲突时皮层产生的电活动。本实验实时监测被试在字母辨识任务中产生的N270 成分。
1.2 冲突监测理论与N270
面对智力风格研究纷繁复杂的局面，Sternberg等（1997） 在总结智力风格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自我管理理论（Mental Self-Government Theory），强调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具有偏好的思维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方式代表了不同的思维风格。作为智力风格的一个下位概念（Zhang & Sternberg, 2005），Sternberg等（1997）认为思维风格并不完全是认知的功能，也不完全是人格的功能，而是个体以人格为背景且根据其偏好来运用各种能力的方式。具有相同能力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一个被认为具有较高能力的人，不一定是表现出了较高的能力，而往往是因为其风格与所处的环境相符合。Sternberg 等参照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的管理模式从五个维度定义了13 种思维风格：（1）管理的功能：立法型、执行型和司法型；（2）管理的形式：专制型、等级型、寡头型和无政府主义型；（3）管理的水平：局部型和整体型；（4）管理的范围：内倾型和外倾型；（5）管理的倾向：自由型和保守型。Sternberg 的研究团队还开发了相应的测评工具（Sternberg, Wagner, & Zhang, 2007），并在多种文化背景中（中国、美国、东南亚国家、欧洲国家等）的教育领域和非教育领域对不同人群的思维风格进行分析，获得了充分的信度与效度支持（Zhang et al., 2012）。
为了说明冲突加工过程中认知控制是如何被调用的，Botvnick 等提出了冲突监测理论（conflict monitoring theory）（Botvinick, Nystorm, Flssell,Carter, & Cohen, 1999； Carter et al., 1998）。该理论假设存在一个冲突监测模块, 负责发现并评估信息加工中的冲突水平。评估信息会被传递到负责认知控制功能的执行控制模块, 由后者解决冲突, 做出正确反应。该理论进一步推测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是负责冲突监测的脑区（Kerns et al., 2004； van Veen & Carter, 2002）。另一方面, 汇聚的证据显示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是执行性控制过程中的关键的区域（Alvarez & Emory, 2006； Badre & Wagner,2004； MacDonald, Cohen, Stenger, & Carter, 2000）。由此, 认知控制的过程可以做如下理解：由ACC 负责的冲突监测机制与由DLPFC 主导的执行控制机制共同完成了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过程, 这种中枢控制过程可以调控感知觉区域等初级脑区的信息加工过程。
小学科学，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是需要实验验证理论、探索理论的过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误差影响着实验的结果。对此，教师教学要重视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让学生学会从数据或者是实验现象中归纳、概括出实验结果，并且能够建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不回避误差，更会分析误差，从而帮助学生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素养。总之，整个实验过程中，数据分析是探索新知、获得科学规律前的最后一环，是需要学生综合应用新知、解决问题、验证猜想的重要过程，需要学生思维加工，需要学生的深入分析，才能真正让学生在科学学习过程中获得不断的提升和发展。
回顾以往研究，在对整体和局部关系的研究中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实验范式，如整体-部分效应（Tanaka & Farah, 1993）、合成面孔效应（Young, Hellawell, & Hay, 1987）、字母合成效应（Navon, 1977）等。本文选取字母合成效应范式，着重分析了整体型和局部型两种思维风格。整体型思维风格（Global）指的是喜欢面对全局、抽象的任务，同时更关注任务的总体情况，趋向于运用创造力和更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局部型（Local）思维风格指的是喜欢细节性、具体性的任务，显示了低水平的认知复杂性（Zhang &Sternberg, 2005）。Navon 的字母合成效应是一种可以形式化地描述整体和局部性质并且在实验上可操作的实验模式，对整体和局部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Navon 运用一种复合刺激图形，这种刺激图形是由小字母组成大字母，有字母组合一致（大小字母都是S）或者不一致（小字母是S，大字母是H）两种状态。组合图形中大字母的性质被视为图形的整体性质，小字母的性质被视为局部的性质。本实验采用该字母组合范式，同时监测在字母组合图形冲突条件下产生的ERP 成分N270。实验任务涉及工作记忆、冲突加工等心理过程。
根据以往研究（Meng et al., 2012； 王惠军, 王玉平, 崔莉莉, 田书娟, 王得泉, 2001）和数据分析的总波形图，选择F3，Fz，F4，FC3，FCz，FC4 等6 个电极点为分析电极，采用峰测量法，测量N270 的时间窗口为200-320 ms。对N270 的潜伏期和波幅进行2（思维风格: 整体型, 局部型）×2（刺激类型: 大小字母一致, 大小字母不一致）×6（电极点位值）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Greenhouse-Geisser 矫正p 值。
2 方法
2.1 被试
在上海某大学用思维风格量表（TSI-R2）（Sternberg, Wagner, & Zhang, 2003）施测，发放问卷4 0 0 份，回收有效问卷3 3 2 份。其中男生97 人，女生235 人。计算被试在TSI 自我管理水平维度（整体型-局部型）的得分。根据被试在整体型和局部型的平均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以10%为界分为高分组，其中整体型高分组33 人（M=5.49, SD=0.44），局部型高分组33 人（M=5.76,SD=0.34）。从筛选的两组中联系被试参加ERP 实验，共联系到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26 人，其中整体型13 人，局部型13 人。剔除部分行为数据正确率过低或脑电数据伪迹干扰过大的被试，最终20 人的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纳入统计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的车辆密度大，运输量较高，在工程设计上，主要以行车间隔缩短为主。在该种方式的作用下，可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旅客的候车时间以及工程总体投资数额。但在信号ATP系统的作用下，该项操作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如“车、地”通信速率、轨道区段长度等因素，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不能将行车距离无限缩短，而且最小行车间隔对整个系统方案设计影响较大。信号ATP系统的出现，主要是利用各种控制参数来确定行车间隔。站在实际工程角度来说，应该以实际施工方案内容内容、线路、距离等综合因素为主，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投资计划，最终满足车辆信号系统的设计要求。
在有效被试中，整体型10 人，局部型10 人。所有被试年龄均在18 岁以上；均为右利手；无精神疾病或大脑创伤，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整体型组的女生5 人，男生5 人；局部型组的女生5 人，男生5 人。参与实验的被试均签署了被试知情同意书，实验完成后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
以N270 的波幅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思维风格（整体型/局部型）×刺激类型（大小字母一致/大小字母不一致）×电极点（6 个电极点）。结果见图3 和图4。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自变量有思维风格（整体型/局部型）、刺激类型（大小字母一致/大小字母不一致）、任务类型（辨识大字母/辨识小字母）。其中思维风格为被试间变量，刺激类型和任务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反应时、正确率，以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N270 的波幅与潜伏期。
2.3 实验材料及程序
实验材料通过画图软件制成，由小字母组成大字母，材料示例见图1。借鉴Sergent （1983）使用的材料类型，大小字母组合有四种情况：小S 组成的大S，小S 组成的大H，小H 组成的大H，以及小H 组成的大S。其中大字母材料的最长直径42 mm，小字母是大字母的1/6。注视点“+”和所有的刺激都呈现在屏幕中央。
图 1 刺激材料
采用E-prime1.0（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Inc., US）进行编程，记录行为反应数据。刺激在21 寸电脑显示器上呈现。具体实验程序如图2 所示。实验开始后，在每个试次，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注视点，持续500 ms；随后是一个400 ms的空白屏幕；紧接着是随机呈现的刺激图片（两种刺激类型, 大小字母一致和大小字母不一致），呈现时间为200 ms；之后呈现指导语和两个答案选项，让被试识别复合字母中的大字母或者小字母，如答案呈现在左边的按“1”键，呈现在右边的按“0”。被试要尽快作出判断，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实验包括2（刺激类型: 大小字母一致, 大小字母不一致）×2（任务类型: 辨识大字母,辨识小字母）四种处理，每种处理48 个试次，共192 试次。实验分为四组，每组共48 个试次，不同处理试次随机呈现。正式实验开始前进行练习，共8 个试次。实验中间会提示被试休息。
(1) 通过FT-IR、1H-NMR和元素分析测试表明，PAPP的特征基团均出现在谱图中，同时理论元素含量与实验测试的元素含量是相互吻合的，表明PAPP的理论结构与实际结构是一致的；
2.4 数据采集及分析
采用64 导ERP 记录仪（NeuroScan, Inc., US）采集和分析脑电，记录点固定于64 导电极帽，电极位置采用1 0-2 0 扩展系统。左侧乳突参考，AC 采集1000 Hz，高通0.01 Hz，低通100 Hz。所有电极的头皮电阻均小于5 KΩ。EEG 离线处理：先转换为双侧乳突参考，自动校正VEOG 和HEOG，经30 Hz 低通滤波（24dB），波幅大于±100 uV 的脑电记录被视为伪迹自动清除。分段为刺激前200 ms到刺激后1000 ms。按照选择任务的类型（辨识大字母和辨识小字母）进行数据叠加平均。
图 2 实验流程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ERP 成分与思维风格的关系的研究较少，所使用的认知神经技术时间分辨率较低，难以分析具体的内部加工进程。本研究借助于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的时间敏感性，通过实时监测个体在字母识别任务中的N270 成分，探究了整体型和局部型思维风格个体进行冲突信息加工的内部机制。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整体型思维风格个体在完成整体型任务时（辨识大字母）比局部型个体的正确率高，反应时比局部型思维风格快；在完成局部型任务时（辨识小字母）的正确率低，反应时比局部型的慢；（2）整体型和局部型对整体（辨识大字母）和局部（辨识小字母）加工时的 N270（ERP 成分）的潜伏期和波幅存在显著差异。
对按键的准确率和反应时进行2（思维风格:整体型, 局部型）×2（任务类型: 辨识大字母, 辨识小字母）的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Greenhouse-Geisser 矫正p 值。
3 结果
3.1 行为反应结果
据地形图，发现组合字母识别任务中，N270主要分布于头皮前部和中后部，主要激活脑区有额叶、顶叶和枕叶。
表 1 正确率和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M±SD）
对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思维风格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1.34，p＞0.05；任务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4.28，p＞0.05。思维风格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8）=7.64，p＜0.05, η2=0.30。在辨识大字母时，整体型个体的正确率显著地高于局部型个体，F（1, 18）=4.68， p＜0.05，η2=0.21；在辨识小字母时，局部型个体的正确率显著地高于整体型个体，F（1, 18）=4.54，p＜0.05，η2=0.20。
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思维风格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0.60，p＞0.05；任务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0.001，p＞0.05；思维风格类型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8）=17.32，p＜0.05， η2=0.49。对整体型被试而言，辨识大字母显著快于辨识小字母，F（1, 18）=8.81，p＜0.01，η2=0.33；对局部型被试而言，辨识小字母显著快于辨识大字母，F（1,18）=8.52，p＜0.01，η2=0.32。
3.2 ERP 结果
基于现实调查的数据分析，我们对中小学师生的创新现状进行调查，准确把握实验起点。1998年9月，选取重庆42中、53中、沙坪坝区实验一小起始年级班进行实验前测。2001年，对重庆、新疆、广东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实验学校进行大样本调查，收到有效问卷47 548份，分析数据近1 000万条，写出了报告，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图 3 组合字母识别任务中ERP 波形图
图 4 组合字母识别任务中的地形图
思维风格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8）=4.97，p＜0.05，η2=0.22，整体型思维风格的N270 波峰显著高于局部型思维风格；字母组合刺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8）=6.73，p＜0.05，η2=0.27，大小字母不一致时引发的N270 波峰显著大于大小字母一致的情况；电极点的主效应显著，F（5, 90）=5.55，p＜0.01，η2=0.24。此外，三重交互及双重交互均不显著（ps＞0.05）。
以N270 的潜伏期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思维风格（整体型/局部型）×刺激类型（大小字母一致/大小字母不一致）×电极点（6 个电极点）。结果表明：思维风格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8）=6.00，p＜0.05，η2=0.26，整体型思维风格的N270 潜伏期显著长于局部型思维风格；刺激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8）=0.30，p＞0.05；电极点的主效应显著，F（5, 90）=4.01，p＜0.05，η2=0.19。
此外，思维风格类型和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8）=1.93，p＞0.05；思维风格类型和电极点的交互作用显著，F（5, 90）=3.62，p＜0.05，η2=0.18；刺激类型和电极点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5, 90）=0.98，p＞0.05；思维风格类型、刺激类型和电极点三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5,90）=0.65，p＞0.05。
经常使用抗生素、有机砷制剂、瘦肉精、有机铬、喹乙醇等饲料添加剂都是为了提高动物养殖业的产出和经济效益，以减少动物疾病，加快动物生长，缩短饲养周期，降低料肉比。但是许多广泛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对人和环境都有害。例如，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使得动物免疫力下降，正常菌群失调，导致养殖场生物性疫病繁多，复杂难治，动物大批死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时，培育出了强烈抗药病原细菌（或称超级细菌）。超级细菌一旦在动物或人体内繁殖传播，很难找到有效的治疗药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
对按键的准确率和反应时分别进行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思维风格（整体型/局部型）×任务类型（辨识大字母/辨识小字母）。描述性统计见表1。
每个省份调查至少覆盖40%地级市，每个地级市至少覆盖1个城区和1个县，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近日，三部委组织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摸底掌握各地近视率基数。此前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在核实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础上，从2019年起将近视防控纳入政府考核。这正是：
4 讨论
对行为数据的分析表明，整体型思维风格被试在进行整体任务（辨识大字母）时，正确率显著高于局部型被试，反应时显著快于局部型被试；局部型思维风格被试进行局部任务（辨识小字母）时，正确率显著高于整体型被试，反应时显著快于整体型被试。这就验证了假设1，说明整体型个体处理整体任务更有优势，局部型个体处理局部任务更有优势。这也进一步支持了思维风格自我报告评估的结果（Fan, 2012）。
N270 是反应冲突监测系统活动过程的电学指标，该系统的活动是自动启动的（王惠军等, 2001）。实验中，我们发现不同思维风格的个体会引发不同的N270，整体型思维风格引发的N270 波幅显著大于局部型。这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解释：首先，据欧阳取平和王玉平（2009）提出的工作记忆和冲突信息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工作记忆的负荷增大会影响冲突监测处理过程，它们很可能利用共同的神经资源。工作记忆用于存储和加工信息的神经资源是有限的，当用于存储信息的神经资源增多时，那么用于加工信息的神经资源的数量就会相应减少。而神经资源是处理电生理活动的基础，因此可能导致代表冲突处理活动的脑电指标N270 的波幅降低。整体型个体相较于局部型个体认知水平更高，在字母识别任务中，其工作记忆的编码和存储可能占用更少的神经资源，因此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多的神经资源用于处理冲突信息，在脑电活动上就会表现出N270 波幅更大。
实验结果表明整体型个体的N270 潜伏期显著长于局部型个体，这里所测潜伏期是峰值潜伏。已往研究表明冲突监测过程是自动启动的，不会因为受到注意而提前启动（王惠军等, 2001），也不受包含的冲突信息量多少影响，在包含不同冲突信息量的状态中起始点几乎相同（董艳娟, 王玉平, 王荫华, 毛薇, 2006）。所以整体型个体与局部型个体在字母识别任务中，冲突监测过程的起始时间应该相同。相较于局部型个体，整体型个体倾向于更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Zhang & Sternberg,2005），对冲突信息的处理可能不止于表浅的感觉分析，会进入到更深程度的加工（例如整体型个体可能加工了语音水平的冲突，而局部型个体只监测了结构水平的冲突），因而达到N270 峰值的时间更长，峰值潜伏期更大。
2.5.4 肺部沉积率的测定 分别称取20 mg白藜芦醇DPPC脂质粉雾剂装入3号羟丙甲纤维素胶囊中，然后取上述胶囊10粒，逐粒置于药粉吸入器内，连续吸入10粒，每次10 s，停泵后打开测定仪，用20 mL纯化水清洗每个接收盘（装置、喉部、1～8级共10个接收盘），连续2次，合并后转入50 mL量瓶，将量瓶中的液体用无水乙醇定容。参考“2.1.2”项色谱方法测定每个接收盘中白藜芦醇含量，按公式计算药物肺部沉积率（FPF）。
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不重视，使自主锻炼的习惯难以形成，就业和考研的压力使大学生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各种学习和测试中，过少的运动量难以促进血液在内脏器官中的循环流动，致使脑细胞供血供氧不足，从而导致头晕头痛、反应迟钝、胸闷气短、学习效率低下、精神不振等一系列亚健康表现。
以往对思维风格的研究多从自我评估报告的角度出发，本研究则借助于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为进一步探究思维风格提供了神经电生理的证据。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改进与进一步探究的地方。首先，关于整体型个体相较于局部型个体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因此在工作记忆的编码和存储阶段消耗更少的神经资源的推论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论证。其次，整体型个体和局部型个体对冲突信息的具体加工深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比较和探索，例如到底是一个在语音水平和字形水平的差异呢？还是语义和语音水平的差异呢？此外，以往研究表明冲突处理过程中额叶-扣带回是相互作用的，在时间进程上的先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Badgaiyan & Posner, 1998； Carter & Barch, 2000；Carter et al., 1998； Kerns et al., 2004； Paus, Castro-Alamancos, & Petrides, 2001）。N270 是冲突信息处理过程的电活动指标，因此整体型个体与局部型个体在字母识别任务上的差异究竟是监测模块还是控制模块的差异，还有待结合ERP 和fMRI 等技术手段综合研究。在未来的思维风格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更换实验研究的材料，采用更符合生活实际的任务材料来探究不同思维风格之间的差异，使得研究材料（场景）和研究对象（不同的思维风格）与日常活动更加契合。
综上所述，上述心脏超声检测技术在临床评价中都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二尖瓣血流频谱（MVF）是临床上评价高血压患者早期左室舒张功能不全的重要技术手段；肺静脉血流频谱（PVF）能够特异性地反映左室的舒张性充盈；组织多普勒成像（TDI）可以有效地评价患者左室舒张功能的变化；声学定量技术（AQ）对因高血压疾病所导致的左室舒张功能减低的患者，可以提供早期诊断；彩色室壁运动（CK）可以对左室局部和整体收缩功能进行定量评价。因评价受操作者影响较小，操作可重复等优势使得声学定量技术（AQ）、彩色室壁运动（CK）得到更多医务工作者的认可，成为对左室舒张功能评价的多数选择。
5 结论
本研究为深入认识思维风格的内部加工机制提供了脑电活动的神经生理学证据。整体型个体处理整体任务更有优势，局部型个体处理局部任务更有优势，进一步支持了思维风格自我报告评估的结果。相较于局部型个体，整体型个体倾向于更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其工作记忆的编码和存储可能占用更少的神经资源，对冲突信息的处理可能会进入更深程度的加工。
参 考 文 献
董艳娟, 王玉平, 王荫华, 毛薇. (2006). 大脑对早期、晚期冲突信息处理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临床神经电生理学杂志, 15(3), 136-141, doi:10.3969/j.issn.1674-8972.2006.03.002.
欧阳取平, 王玉平. (2009). 记忆对冲突性负波N270 及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2), 188-190.
王惠军, 王玉平, 崔莉莉, 田书娟, 王得泉. (2001). 注意对冲突监测事件相关电位N270 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9(1), 1-4, doi: 10.3969/j.issn.1005-3611.2001.01.001.
谢斯骏, 张厚粲. (1988). 认知方式——一个人格维度的实验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llport, G. W.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England: Holt.
Alvarez, J. A., & Emory, E. (2006).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frontal lob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Neuropsychology Review, 16(1), 17-42,doi: 10.1007/s11065-006-9002-x.
Badgaiyan, R. D., & Posner, M. I. (1998). Mapping the cingulate cortex in response selection and monitoring. NeuroImage, 7(3), 255-260, doi:10.1006/nimg.1998.0326.
Badre, D., & Wagner, A. D. (2004). Selection,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monitoring: Assessing the nature and generality of prefrontal cognitive control mechanisms. Neuron, 41(3), 473-487, doi: 10.1016/S0896-6273(03)00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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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ent-Related-Potential (ERP) Study of Global and Local Thinking Styles
WANG Meng 1, FAN Weiqiao 1, SHEN Ying 2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2 Huzhou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School, Huzhou 313023)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lobal/local thinking styles and ERPs by using the compound letter tasks (Large letters were constructed from smaller letters； e.g., a large H made up of small Ss) recognition. The participants with typical global style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uracy in the large letter identification task, whereas the participants with typical local style showed higher accuracy in the small letter identification task. The global style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react time in the large letter identification task than in the small letter task, whereas the loc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shorter react time in the small letter identification task than in the large letter task. Furthermore, the global style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arger amplitude and longer latency of N270 in F3, Fz, F4, FC3, FCz, and FC4 than did the local style grou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ividuals with typical global style do better in processing the global tasks, whereas individuals with typical local style do better in processing the concrete details. Global individual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cognitive complexity may occupy less neural resources and have deep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evels than the local individuals do in the coding and storage of working memory.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neu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thinking style.
Key words thinking style, global, local, ERP, N270.
分类号 B842.1
收稿日期： 2018-1-27
通讯作者： 范为桥，E-mail: fanweiqiao@shnu.edu.cn。
标签：思维风格论文; 整体型论文; 局部型论文; erp论文; N270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