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儒风与胶东半岛现代化——兼议鲁文化与齐文化之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胶东半岛论文,化与论文,世俗论文,差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化以前，地中海是开放之海，太平洋是封闭之洋。近代化以来，国有强弱，民有富贫。各国间或以强凌弱，是为军事战，往昔之遗响；或以富侵贫，是为经济战，当今之潮流。二者都伴随文化的变迁。过去有所谓殖民地文化，今日则有所谓“物质文化”，都对民族文化的发育有所影响。
胶东半岛无论从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及文化变迁诸方面对中国颇具代表性。“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山东看胶东”。变化着的胶东构成当代中国变化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区域。
胶东地区史称“东夷”，史载东夷人“天性柔顺，易以道御”，“故孔子欲居九夷”；而且，“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①“夷俗仁，故有君子不死之国。”②东夷文化重仁，周文化重礼，二者结合而成为层次较高的鲁文化③。中国自西汉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绵延直至近现代。可以这么说，经过数千年的风化流行，儒家思想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人民的心理结构，并影响至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及地区。
血浓于水。儒家学说的原初状态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流行不完全吻合，而是一种折射关系。这种学说从原初的“学术儒家”至西汉以来的儒学，再到流行于民间的“世俗儒风”，化作民众行为的忠诚、孝道、节操、义气、信用、仁爱、礼仪、勇武、智慧、苦乐观……等伦理道德风尚。这一伦理道德的本质，即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义务，观念上“无我”，践履上“克己”，在历史上形成颇有特色的“群”文化，与西方的“己”文化恰成鲜明对照。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对封建政权的稳固是有利的，但在基础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的、分散的，人与人之间在事业上极少合作，自然在合作精神上也比较淡薄。经济与文化二者之间的交织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表现，则是“形聚而实散”，即从表面上看社会成员间群聚簇居，比邻相望，实际上产业间并无有机联系。我把适应于这种社会结构的人的意识叫作“无机群体”意识。对比起来，有些国家或地区工业、科技不发达，又无较长的文化传统，像非洲，滋生“无机个体”意识；有的工业、科技很发达，又有西方文化传统，像欧美，滋生“有机个体”意识；再有像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既有较为发达的工业、科技，又有绵长的东方文化传统，是“有机群体”意识的滋生地。而且，以日本产业界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及儒家文化加现代化所产生的管理效果及经济效益，已使欧美国家相形见绌。这从近些年出版的名著《Z理论》、《日本企业管理艺术》、《公司文化》、《追求卓越》等书籍里，可见一斑。
世俗儒风在产品经济时代使社会维护在低效稳定的统一体中，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则同社会发展的种种要求相冲突。产品经济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精神导向或道德要求是“无私奉献”，这和儒家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是吻合的；而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商品的天然本性，与此对应的商品生产者的价值观或精神导向是“自我实现”，这种以“个己”为本位的文化观念又同儒家思想相矛盾的。法国的中国学最高权威范德梅尔契(Leon Van-dermeersch)教授认为：“儒教必须随旧社会一起消灭……只有儒教确实地死掉，其遗产才能与发展的种种要求不相矛盾，再投资于新的思维样式中。”④确实，儒家的东西同工业精神的好多方面是矛盾的：工业精神讲功利，儒家文化求伦理；工业精神突出竞争，儒家文化追求中庸；工业精神要求平等，儒家文化则要求贵贱等级原则；工业精神要求法治，儒家文化讲究人治；工业精神要求民主，儒家文化倡导宗法观念；工业精神解放“人”和个性，儒家文化维持“天”和共性；工业精神开放，儒家文化保守；工业精神尚革新，儒家文化重传统……在工业发展面前，儒家文化似乎确实需要“消灭”和“死掉”。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大致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在从“自然境界”向“功利境界”转变时期，旧道德信条最容易被瓦解。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处于“前工业社会”(Preindustrial society)阶段的胶东及山东目前正面临这一挑战。其实，在工业到来之前，并非没有对立统一的文化力量，鲁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摇篮，同鲁文化对应的，还有也发育在山东半岛的齐文化。从地域上看，鲁文化系内陆文化，齐文化系海洋文化；从产业上看，鲁文化系农耕文化，齐文化系商旅文化；从阶级来看，鲁文化代表了以农耕生产方式为经济特点的农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齐文化代表了以多种经营为经济特点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从文化特色来看，鲁文化以“仁”为本，“喻于义”，具有很强的伦理性，齐文化“矜功名”，不耻言利，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鲁文化安土重迁，“游必有方”，造就“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谦谦君子，齐文化豁达豪放，雍容大度，具有“稷下争鸣”的开放精神；鲁文化因循守成，重视传统，“不知时变”，墨守成规，齐文化“虚诈不情”，与时变，随势化，崇尚权变，开新进取。
齐文化的注重功利、对外开放以及应时权变的精神，同工业主义的进取精神是吻合的。然而，颇具多样性而又积极进取的齐文化终而没有能自然长入近代资本主义，一是因为作为经济基础的“工商之业”还只是农耕社会的手工业及农产品的简单商品交换；二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鲁学占了统治地位，与其相应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此举虽然强化了政治上的大统一，但同时也开始了封建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低效运转的缓慢过程，因为“独尊”削弱了文化传统这矛盾统一体内部之相反相成的力量。因此，齐文化之功利思想也只限于战功及“渔盐之利”、“工商之业”，而没有把手工业上升为机器劳动；齐文化的开放思想在低生产力基础上并没有把海域变为通道，从而实现同大洋彼岸之间的交流；齐文化的权变思想也不可能完成政治权威同经济运作之间的裂变，以实现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而只能化作为周旋于皇权卵翼之下的某种心计。“百家争鸣”的传统也只是作为划破封建长夜的流星，终于消逝在尚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
儒家传统的新生靠两大变化：一是，工业发展完成从初期至深度的跃迁，即从“摆脱农业社会”到“进入工业社会”，社会联系呈有机网络；二是，包容工业机制的社会管理形式——体制问题完成改革的质的跃迁，即从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这两个前提下，儒家精神才可能获得新生，从而“再投资于新的思维样式中”。
同样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日本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由于极大地发挥了企业文化的优势，获得了高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企业管理中，美国企业强调“硬”的方面，即注重用指标、定额、制度等明确的控制手段来实施科学、理性的管理，强调企业生产中设备、技术等“硬件”，强调管理行为中明确、直接、简截、量化的一面，而对人的作用并不放到重要的位置。日本企业则不但注重“硬”的方面，而且注重“软”的方面，尤其是人的作用，注重企业职工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及文化亲和力。对比起来，美国企业是个生产单位，而日本企业是个社会单位；美国企业是个“组织”，而日本企业更像个家庭；美国工人把企业看成是谋生的场所，而日本工人则把工厂看作是第二家庭。总之，儒家文化加现代化，在日本产生了正效益，进而加速了现代化。
胶东半岛东部靠近黄海的“渔捕文化”区，西部靠近渤海的“商旅文化”区和中部内陆的“农耕文化”区⑤都带有很深的农业经济的影子，儒家文化还在继续发挥维护旧的统一体的黏合剂作用。而对企业来说，由于政、企关系还理不顺，企业并没有实现企业本体。从这点来看，适应于农业时代的家庭管理准则和区域管理准则还在干预企业管理准则的形成和确立，儒家文化优越性的真正发挥，尚待改革的深入进行。
注释：
① 《后汉书·东夷列传》。
② 《说文解字》段注。
③ 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化》，《文史哲》，1992年第4期。
④ 〔日〕池田大作：《二十一世纪与东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⑤ 参见《文明的暮色》第5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