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孙桂平1,2 ， 韩 东3 ， 贾梦琴4
(1.河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石家庄 050024；2.河北省环境演变与生态建设实验室，石家庄 050024；3.河北省保定三中实验学校，河北 保定 071000；4.北京市延庆区第四中学，北京 102100)
摘要：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不断发展完善，节点数量明显增多，核心节点由“双核并进”演化为“四核争辉”，但也存在节点等级结构不合理、次核心节点和地方节点对核心节点的支撑力不足等问题。② 从人口流动网络演化过程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由双核心集聚阶段发展为多中心网络化阶段，但区域差异明显。③ 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网络演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社会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
关 键 词：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0 引言
人口流动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也是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2015年末，全国人口流动总量达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1-2]。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强，人口流动量年均增速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已成为全国人口流动的核心聚集区之一。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3-5]、方法模型[6-7]、影响因素[8-10]等方面。一些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空间极化特征明显，人口流动不均衡[11-13]，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大影响[14]。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距离模型分析法、引力模型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研究还十分少见。本研究利用2000年、2010年、2015年人口流动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探究人口流动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京津冀城市群包括河北省所有的县市以及北京、天津，共涉及152个县市级单元，使用的数据包括京津冀三地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各地的统计年鉴，并将数据整合到2015年的行政区划体系中。由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口径与其他年份不同，故未使用2005年的数据。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籍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达半年以上的人口(不含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1.2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主要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剖析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属性特征。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法在地理学领域已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网络[15]、交通网络[16]、旅游文化网络[17-18]、城市网络[19]等，用于人口流动网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人口流动网络是基于城市网络，以城市为网络节点，通过人口流向和流量连线表示节点间相互关系的结构。
(1)网络密度。用来测量网络的数量指标，以反映各节点的紧密程度，数值越大，表明网络各节点之间的联系越多，人口流动性越强。计算公式如下：
D =L /n (n -1) 。
式中：L 为人口流动网络中的流动关系数；n 表示人口流动网络中的地区数目。
基于上述情况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两种方式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价分析.首先设计实验，研究厕纸入下水道对水体的污染情况.
式中：C 为关联度；CC 为聚类系数；V 为网络不可达的相应节点数量；N 为网络规模；CC i 为i 地区的个体网密度。
。
①根据微流控芯片信号特点,选择合适的小波基及分解层数,并对信号进行离散平稳小波变换,得到各分解尺度上的小波系数dj,k。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归为两类：一是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人均财政支出等3个指标；二是社会因素，包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公路密度、城市等级等4个指标。其中，城市等级通过赋值法划分为3个等级，县赋值为1，县级市赋值为2，市辖区赋值为3。流入地城市等级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越健全，对人口流动的引力越大。
式中：C D (n i )为节点的中心性；r ij 为从i 到j 的有向联系。
2 人口流动网络结构演化
2.1 网络结构发展完善，内部区域差异明显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量在5万人以上的县市级单元进行人口流动网络计算，形成网络节点，以人口流动量为弧，生成人口流动网络，观察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特征。
(2)关联度和聚类系数。从网络结构维度出发，测算人口流动网络节点间的可达性，关联度表示网络连通程度，各个节点的网络密度均值即为整体网络的聚类系数。根据节点之间的关联度，得出关联引力矩阵，生成引力线。计算公式如下：
2.1.1 网络节点快速增加，空间联系强弱不一。基于人口流动量及其对区域的影响，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节点划分为三级，即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和地方节点(表1)。核心节点是整个人口流动网络的关键节点，具有核心功能；次核心节点是人口流动网络的区域性中心；地方节点承担地方性中心功能。从表1看出，2000年网络节点数量共15个，节点数量稀少，发育程度低，核心节点只有北京、天津，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也分别只有7个和6个。2010年网络节点数量增加到32个，等级结构明显。其中核心节点增至4个，除了北京、天津外，石家庄、廊坊也上升为新的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均增至14个。2015年网络节点数量增至41个，等级结构逐渐完善。其中核心节点仍为4个，次核心节点增至18个，地方节点增至19个。但相对于核心节点的快速成长和较强的集聚能力，次核心节点和地方节点发育不足，特别是地方节点数量偏少，集聚能力有限。分区域来看，节点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一半以上的节点集中在中部区域，南部节点数量相对较多，北部的张承地区数量最少。从核心节点对区域的影响来看，北京、天津的中心地位不断增强，网络中心度由2000年的0.78，0.68增至2010年的0.81，0.76，再增至2015年的0.83，0.79，表明北京、天津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力、控制力日益增强；石家庄的中心地位在2010—2015年明显提升，廊坊对区域的影响力、控制力始终不足。
表1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节点层级结构
Tab.1 Hierarchy system of network nod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uman mobility
各级节点间水平联系和连通度增加，网络日益成熟，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图1)。人口流动网络的密度由2000年的0.679增至2010年的0.708和2015年的0.758，表明节点间联络更加紧密，网络结构日益成熟。节点间可达性提高，引力线数量由2000年的33条增至2010年的80条、2015年的115条。分区域看，中部、南部地区节点间迁移引力线愈发密集，网络结构逐渐成熟，形成了两大人口流动集聚区。中部的“北京-廊坊-天津-唐山”集聚区节点等级发育趋向完善，三大核心节点与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相互作用，内部连绵化趋势明显，引力作用强度与范围不断提升，集中了城市群71.97%的人口流动量；南部的“石家庄-邢台-邯郸”集聚区以石家庄为核心节点，引力线数量逐渐增加，集中了城市群11.45%的人口流动量。北部地区节点、引力线数量一直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的网络结构。
2.1.2 网络空间迁引体系发展快速，不均衡性明显。根据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节点之间的空间联系，按照最大引力原则确定不同等级节点的从属关系，划分人口流动网络迁引体系的3个等级：以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和地方节点及其引力范围分别构成Ⅰ级、Ⅱ级、Ⅲ级迁引体系。在确定各迁引体系的区域边界时，以县市行政边界为参考，得到2000年、2010年、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空间迁引体系(图2)。
图1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
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uman mobility
2000年人口流动网络空间迁引体系较为简单，Ⅰ级迁引体系只有北京和天津，且集中分布在中部。其中北京Ⅰ级迁引体系控制范围涵盖整个城市群的大部分区域，包括1个核心节点、8个次核心节点、9个地方节点，已形成等级结构较为完善的人口流动网络体系；天津Ⅰ级迁引体系整体发育不足，结构不完善，缺乏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的支撑。
2010年，随着次核心节点集聚能力的增强，人口流动迁引体系进一步演化。南部的石家庄Ⅰ级迁引体系迅速成长，包括1个核心节点、4个次核心节点和8个地方节点，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中部的北京、天津、廊坊等Ⅰ级迁引体系覆盖范围呈现连绵化趋势，但发育程度不一。北京Ⅰ级迁引体系的结构进一步完善，次核心节点增至9个，地方节点增至12个。伴随着石家庄由Ⅱ级迁引体系跃升为Ⅰ级，北京Ⅰ级迁引体系的影响范围相对缩小，影响范围以中部地区为中心，向北部、东北部略有扩展，在南部明显缩减；廊坊Ⅰ级迁引体系尚未形成合理的网络结构，节点数量以及节点间关联引力线少，无法实现与次级节点的联动发展；天津Ⅰ级迁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次核心节点数量增加，节点间的联系增强，但影响范围仅限于天津、沧州地区。北部张承地区人口流动网络发展滞后，仅形成2个Ⅱ级迁引体系和3个Ⅲ级迁引体系。
2015年，人口流动迁引体系空间分布更趋合理，呈现相对均衡发展的态势。南部的石家庄Ⅰ级迁引体系继续扩大，包括1个核心节点、5个次核心节点和14个地方节点，网络体系基本成型。中部的北京、天津、廊坊等Ⅰ级迁引体系覆盖范围连绵化特征凸显，北京Ⅰ级迁引体系的结构更加均衡，次核心节点增至12个，地方节点增至13个，影响范围以中部地区为中心，覆盖北部、东北部地区；廊坊Ⅰ级迁引体系处于京津之间，始终未形成合理的网络结构；天津Ⅰ级迁引体系对区域的影响有所增强，但影响范围始终限于天津、沧州两地，网络体系不完善。北部地区人口流动网络仍未形成，仅存在3个Ⅱ级迁引体系和2个Ⅲ级迁引体系，人口流动性有所提升。
图2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迁引体系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migration attraction system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uman mobility
2.2 由双核心集聚阶段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阶段
高校的大型仪器设备应用广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做好基本管理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学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高校之间的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机制。国内已有部分高校推行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试点，在满足本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也对校外开放，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了“以机养机”的效果。
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经历了由双核心集聚阶段向多中心网络化阶段演进的过程。(1)双核心集聚阶段(2000年)：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独特的“双核结构”，人口流动网络的发展初期并未出现单核心集聚的结构特征，而呈现出京津双核并进的态势，其中以北京核心节点为中心形成的Ⅰ级迁引体系等级结构较为完善，影响范围巨大。但从整体来看，此阶段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单一，网络密度、节点关联度低，人口流动网络主要覆盖中部、南部地区。(2)多中心网络化阶段(2010年、2015年)：节点数量持续增加，网络密度、节点关联度明显提高，网络结构日趋完善，出现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4个核心节点吸引的Ⅰ级迁引体系和众多的Ⅱ级迁引体系、Ⅲ级迁引体系，呈现出多中心网络结构。同2010年相比，2015年区域节点数量更多，节点之间的关联度更强，网络结构更加均衡。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人口流动网络发育水平高，形成了以强核心节点为中心的多个迁引体系重叠的复杂网络结构，呈现出向链式网络结构演化的趋势；南部地区发展阶段和整体城市群一致，处于多中心网络化阶段；北部地区仍处于单核心集聚阶段，以次核心节点、地方核心结点培育为主。
在幼儿园的体育活动与户外游戏当中，应该做到以游戏为幼儿的基本活动，并把教育融入到游戏当中，这是在进行幼儿教育时，应该明确的基本原则。在进行实际考察时发现，成都市幼儿园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会以游戏为主要的活动内容，进行游戏活动时没有明确练习身体的动作与身体素质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些民办幼儿园中由于自身的认识比较狭隘，导致教师没有把握好幼儿在不同时期应该进行不同体育教育方面的认识，进而达不到体育教育的主要目标。
人口流动是区域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人口流动网络存在着以不同等级城市为依托、从简单的人口集聚雏形演化为复杂网络的过程，大体经历4个阶段[20-23]：(1)均质离散阶段。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交通的制约，人口流动量小，没有形成明显的人口流动集聚核心。(2)单核心集聚阶段。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不断集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逐渐流向高能量城市，形成人口流动集聚的核心。这是人口流动网络化的初期。(3)多中心网络化阶段。随着城市规模和等级的演化，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出现多个不同层次的人口集聚核心，形成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三级迁引体系嵌套的结构。(4)链式网络阶段。随着多核心网络结构进一步发展，诸多网络次核心节点发育为核心节点，原引力范围被分裂，形成多个迁引体系叠加的复杂网络结构。
秦安县的灌木有天然和人工栽培的两种。截至2001年，灌木种类有紫荆、刺玫、枸杞、五加、西河柳、连翅、女贞、扶桑、黄柏、杠柳、牛皮梢、金丝桃、杞柳、狼牙刺、紫穗槐、锦鸡儿、金雀花、胡颓子、剪子刺、沙棘、拴翘卫茅、小叶鼠李、野山楂、木瓜、水枸子、扁拉木、文冠果（龙瓜）、荚莲、修枝荚莲、忍冬等。
2.3 社会因素的影响更显著
(3)中心性。中心性是在网络分析中体现节点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指标,节点的中心性越高，在人口流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计算公式如下：
东半壁店小流域总面积11.42km2，土地利用以耕地为主，耕地面积671.02 hm2，占小流域总面积的59%；其次为工业用地，面积为205.80 hm2，约占小流域总面积的18%；公路用地、沟渠、水面、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住宅用地分别占小流域总面 积 的 3%、1%、2%、0.4%、10%、8%。东半壁店小流域包括东半壁店、张各庄、倪家村、辛庄营4个村，总人口3 410人。土壤以黏底轻壤质潮土、夹黏轻壤质潮土为主。东半壁店小流域内植被属典型的针阔混交林类型，主要分布有乔木类、灌木类、草类植物。根据水利普查成果，小流域侵蚀面积为2.14km2，全部为轻度侵蚀，占总面积的比例为18.77%。
通过SPSS测算发现，经济与社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演化的影响都较为显著，整体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社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的影响最为明显，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市等级、公路密度对人口流动网络的影响尤为突出，回归系数均大于5。这些指标表征流入地能为流动人口提供较高的薪资，同时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能够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经济与社会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北部地区社会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城市等级、公路密度对人口流动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部与南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对均衡。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节点数量不断增加，层级结构逐步呈现，核心节点由“双核并进”演化为“四核争辉”，但从节点等级结构来看，次核心节点、地方节点数量偏少，对核心节点的支撑力不足。
(2)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密度、节点关联度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网络体系日趋完善。南部以石家庄为核心节点的人口流动迁引体系迅速崛起，使过度集中于中部的网络结构失衡状况有所改善，北部人口流动迁引体系发育程度低的状况并未改观。
(3)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经历了由双核集聚阶段向多核心网络阶段演化的过程，形成了不同尺度空间嵌套的格局。但区域发展仍呈现出非均衡性：中部地区人口流动网络发育水平高，形成了以强核心节点为中心的多个迁引体系连绵的复杂网络结构，并表现出向链式网络阶段演化的趋势；南部地区处于多中心网络化阶段；北部地区发展滞后，仍处于单核心集聚阶段。
信息化管理是市政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的重要实现途径，而且我国政府也比较重视信息化，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信息化管理的实施和信息化工程的建设。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工程造价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普及，而其中则存在两方面的原因：①信息化工程造价居高不下；②缺乏完善、系统的工程信息化的配套政策；有很多市政施工单位的经营理念、施工方法技术、管理模式都比较传统，也比较落后，这也导致其管理机制比较僵化，很难适应当下社会；很多施工单位都没有进行信息化管理，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水平，缺乏信息化管理系统等，这些都是信息化管理问题出现的原因。
(4)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演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社会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两类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
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等其他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演化过程大体相似，但又呈现出独有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双核的极化效应十分突出，引领着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的发展和演化。流动人口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和不同等级城市的选择偏好持续强化了京津的规模优势，带动了石家庄、廊坊等中心城市的发育，加快了经济实力较强地区和环京津区域部分县市的发展，对城市体系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3.2 讨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人口流动研究可操作性强，以人口流动量为弧，建立人口流动网络，增强了研究的立体化、直观性，便于探讨城市群人口流动的复杂网络关系，这为城市群人口流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以人口流动量为主要指标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尚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群各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动态特征，也没有考虑行政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1-10.
[2] 段成荣,杨舸.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变动趋势研究[J].人口研究,2009,3(6):1-12.
[3] CLARK G L,GERTLER M.Migration and Capital[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3,73(1):18-34.
[4] RICKETTS E.US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from the Caribbean[J].Social Problems,1987,34(4):374-387.
[5] BLUESTONE B,HARRISON B.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M].New York:Basic Books,1982:10-50.
[6] 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7] ZIPF G K.The P1 P2/D Hypothesis:On the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6,11(6):677-686.
[8] LIANG Z,WHITE M J.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1950—1988[J].Demography,1996,33(3):375-380.
[9] LEE E S.A Theory of Migration[J].Demography,1966,3(1):47-57.
[10] CLARK G L,BALLAND K P.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Labor and Interstate Relative Wage:An Empirical Analysis[J].Economic Geography,1981,57(2):95-112.
[11] 张耀军.京津冀城市圈人口有序流动及合理分布[J].人口与发展,2015,21(2):34-36.
[12] 俞路,张善余.基于空间统计的人口迁移流分析——以我国三大都市圈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7(5):25-31.
[13] 邓丽君,张平宇,李平.中国十大城市群人口与经济发展平衡性分析[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27(2):158-159.
[14] 王振坡.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J].西北人口,2016,37(5):31-39.
[15] 杨伟肖,孙桂平,马秀杰,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2):1-5.
[16] 杨丽华,孙桂平.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网络综合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30(2):77-81.
[17] 胡晓辉,杜德斌,龚利.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空间特征[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6):22-27.
[18] 任瑞萍,吴晋峰,王奕祺,等.旅华美国旅游流地理分布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5):144-150.
[19] 陈晨,修春亮.流空间视角的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82-89.
[20] 杨传开,宁越敏.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J].地理研究,2015,34(8):1492-1506.
[21] 王珏,陈雯,袁丰.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及演化[J].地理研究,2014,33(2):385-400.
[22] 董上,蒲英霞,马劲松.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复杂网络研究[J].南方人口,2014,29(2):54-61.
[23] 陈锐,王宁宁,赵宇,等.基于改进重力模型的省际流动人口的复杂网络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0):104-113.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 Mobility Network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SUN Guiping1,2 , HAN Dong3 , JIA Mengqin4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 2.Hebei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 3.Hebei Baoding No .3Middle School Experimental Branch ,Baoding 071000,China ; 4.Beijing Yanqing No .4Middle School ,Beijing 102100,China )
Abstract ： The paper us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analyze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regional network structure. Results show: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uman mobility network structure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the number of nodes increases obviously. In addition to Beijing and Tianjin, Shijiazhuang and Langfang grow into a new core node, but the level structure is irrational,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is lack of the sub core nodes and local nodes. The human mobility network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the dual core to the multi core, however, the internal difference is obvious. 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network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actors on the overall network structure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human mobility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2363( 2019) 04- 0166- 04
doi: 10.3969/ j.issn.1003- 2363.2019.04.028
收稿日期： 2018-06-03；修回日期： 2019-07-14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7RK003)
作者简介： 孙桂平(1966-)，女，河北盐山县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区域开发与城市规划研究，(E-mail)sunguiping66@163.com。
标签：京津冀城市群论文; 人口流动网络论文; 社会网络分析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论文; 河北省环境演变与生态建设实验室论文; 河北省保定三中实验学校论文; 北京市延庆区第四中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