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云南论文,政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11-0021-04
同治、光绪年间，农民起义频繁，清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因此，军费报销的事比较多。由于经办官员经常贪污中饱，以致许多账目无法合拢，在这种情况下，经办官员就花上一笔钱来疏通户部的经办司员，求得解决。光绪五年，清政府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后，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军费报销一事，派出督粮道、善后局总办、云南军务后路粮台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到京师打通关节。崔、潘首先找到他们的“世交相好”、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周瑞清为此又向户部堂官王文韶和景廉打了招呼[1](p236)。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进士。历任湖北安襄郧荆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军机大臣[2](p88)。景廉(1823～1885)，字秋坪、颜札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进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叶尔羌参赞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尚书[3]（第41册，p12393）。然而，户部经办司员、云南司主稿、派办处负责人孙家穆开价要十三万两，崔、潘认为太多，正当双方讨价还价之际，慈禧太后以工部右侍郎阎敬铭为户部尚书。阎敬铭(1817～ 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大荔）人，道光进士。历任湖北按察使、山东巡抚[2](p650)。以清廉正直、善于理财知名。户部司员、书吏慑于阎敬铭的清正声名，怕他到任后公事公办，不肯受贿，于是就在他行将到任的前夕，作出让步，最后以八万多两了结此项报销。
六月，御史陈启泰奏参太常寺卿周瑞清受贿，说明存银处所，语中连带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陈启泰，字伯平，庚辰分校，恂恂无意气，渊雅多闻，参劾极多[4]（第4册,p1794）。慈禧太后览奏后，立即派刑部尚书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回奏。麟书，字芝庵，爱新觉罗氏[4]（第4册，p1744）。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咸丰进士。历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2](p757)。
刑部传讯了周瑞清及北京天顺祥汇兑庄和乾盛亨汇局的掌柜，最后只查出了五万多两银子的用途，尚有三万多两不知存放何处，怀疑这三万多两同贿赂王、景有关。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又奏称云南报销案，户部索贿八万两，景廉、王文韶受贿巨万[5]。并指责景廉、王文韶久历军务，历任封圻，甘心受贿，有失重臣名节，请朝廷据奏，将两人立赐罢斥。同时，还连所有的军机大臣也一起加以攻击、讥评。为了给整个军机处避嫌，经恭亲王奕奏请，慈禧太后派惇亲王奕
和工部尚书翁同和饬传洪良品详询，务得实据，即行复奏。奕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奕的兄长。是道光帝健在诸子中年纪最长者。翁同和(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咸丰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光绪帝师傅[2](p579)。
二十六日，奕、翁同和传询洪良品，洪良品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说帖，交翁，翁看了，认为未免太空。洪说御史风闻其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翁说：大臣受贿，必有过付之人，交纳之地。洪说：此等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闻之理？翁说：外间物议，究竟何人所传能指证数人否？洪说：万口同声，无从指为谁所说。翁与奕谅问：此外还有确据否？洪说：无。翁即写奏折，连洪递说贴进呈。二十七日，奕先到，已将折递上。有旨一道，称惇亲王，翁同和据实复奏，并呈该御史说帖，内称周瑞清向景廉、王文韶关说，现在崔尊彝、潘英章尚未到案，著再饬催，并严拿户部在逃书吏归案严讯，仍着麟书、潘祖荫详细推鞠，以期水落石出[4]（第3册，p1682）。
九月初一日，御史邓承修因云南报销案再参劾军机大臣未解枢柄。王文韶请罢其官职，清廷有旨慰留，并命惇亲王、翁同和俟崔尊彝、潘英章到后，会同麟书、潘祖荫查办。次日，麟书等封奏，崔尊彝与周瑞清请解任候质[4]（第3册，p1684）。
十二日，御史梁俊奏请免各省军需报销，清廷有旨：自八年八月以前皆免造报[4]（第3册，p1686）。
二十二日，潘祖荫、麟书奏请户、工二部将云南报销再加查核，奉旨，饬该堂选择廉干司员查办。二十四日，翁同和派工部司官八人查云南报销事。他们是曾
、朱仪训、成桂、陈钦铭、迈拉逊、程鼎芬、文光、夏玉瑚。[4]（第3册，p1688）
十月二十二日，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王文韶请开缺养亲，奉旨以其母尚健且迎养在京，毋庸开缺，假满仍入值。王公前日甫请病假十日，忽为此奏，甚可骇。闻张佩纶劾其众望不孚，当引梁诗正之故事，准其归养也。”二十四日，又写道：“王文韶再乞终养，旨以军机处、总理衙门需人，仍慰留之。”二十七日，又写道：“是日，张佩纶封奏二件，军机处（添叫），张佩纶一起。……张佩纶见三刻足，微闻所指仍系王文韶事。前日王公被弹，因请终养，再请不准，昨陈谢折矣，而今日忽有前席之对，事未艾也。”二十九日，又写道：“卫荣光报崔尊彝于丹徒报病故，事经一月始报，甚可疑云云。旨饬严查，并催潘英章押解来京。”十一月初一日，又写道：“惇王特传递牌，今日在南书房看折，盖张劾王文韶折也。昨日见起，命王文韶毋入。今日想如之。”初五日，清廷优旨准王文韶告养。以翁同和继任军机大臣。次日，又以潘祖荫为军机大臣。初七日，刑部将周瑞清革任，孙家穆解任传质[4]（第3册，p1694）。
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潘祖荫之父病故。潘应去职，以张之万继任刑尚。二月二十五日，已革永昌知府潘英章被押解到京。二十七日，麟书等奏潘英章到京，请惇亲王、翁同和会审。二十八日，潘英章仅认公费五万余两，余皆私款。然较原帐短九万也。三月初一日，云南报销案添派阎敬铭会办[4]（第4册，p1728）。初三日，翁在日记中写道：“得朴庵书，知蜚语藉藉，指为销弥，一笑而已。”十一日，潘英章报病停审。十三日，又写道：“迈、程二君来，稍有头绪，据云刑部查出票根未取者尚有五万也。”十八日，又写道：“迈、程二君来，比昨更有就绪，大约尽在票存上想出方法也。废票。”二十三日，写道：“迈、程二君来，犹未算清。今日遇惇邸，意亦无他，谓崔六万皆虚帐而已。”二十四日，“是日审工部书吏张兆鸿，认得银二千，愿交出。其二千五百，推周仁溥，仁溥已病故矣。馀五百供作纸笔费用去。”二十五日，“迈、程来，未见，云废票已对明有根者一万有零，馀俟后日再问。”
四月初一日，“日甫入，惇邸来，招晤于廷中，大略以交际一款与正案是否相涉，并崔之六万尚无清帐，恐不实不尽，属致丹初云云，故有出城之事。迈、程二君来。”初二日，“薛云阶来，邀芝庵来，良久，阎丹初来，商办审件，略有端倪，晚散。迈、程二君来，未晤。”初四日，“早间寻惇邸于殿廊，伊意总在案外炭敬一节，虽百方开譬，终执不可移。噫，晓事之难也！”[4]（第4册，p1729）
在晚清时期，京官被派充外省主考官，那一届所录取的举人，就成了这位主考官的门生，与他有师生之谊。从此以后，这些门生送钱送物，此人均可收受，不算贪污。此外，京外官员进京，向京官送土产，送食品，送书籍、字画、京官也可以收受，不算贪污。另外，京外官员向京官送钱，送取暖费的叫“炭敬”，离京告别送钱，叫“别敬”，过节庆送钱，叫“节敬”。这些钱，京官也可收受，不算贪污。有些数目惊人，也可收受。例如淮军名将卫汝贵 (1835～1859)，字达三，安徽合肥人。历任河州镇总兵、大同镇总兵、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他曾多次送大量粮食给翁同和[6](p290)。光绪十六年十一日，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带盛字营提督卫汝贵，号达三，送米十六石半，平生未识也，函却之。”[4]（第5册，p2406）第一次，被翁谢绝了。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他写道：“卫达三寄米二十石，汝贵。”[4]（第5册，p2480）这一次，他收下了。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写道：“卫达三寄米二十石。”[4]（第5册，p2557）他又收下了。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他写道：“卫达三、汝贵送米二十石，即函复之。”[4]（第5册，p2684）他又收下了。再例如长庚(1843～1915)，字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历任巴彦岱领队大臣、伊犁副都统。他也曾送翁同和不少贵重物品。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翁在日记中写道：“伊犁长少白将军委员通判周克昌……来见……少白送倭刀、马袿、白玉翎管、西毯、绿葡萄干，万里远来不能却。”[4]（第5册，p2688）他收下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写道：“长少白将军送黑马一匹，绒毯一条，回六金。”[4]（第5册，p2849）他又收下了。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他写道：“长少白将军送大鹿茸一架、白马一匹。云甚快。”[4]（第5册p2948）他又收下了。这些都是官场惯例，都不算贪污。承审云南报销案人员，调集天顺祥、百川通等钱庄、票号的帐簿，清查崔、潘的收支，发现他们进京总计用去八万七千多两，经过核实，有着落的是五万三千多两，下余三万四千多两，仍在天顺祥钱庄。而已有着落的五万三千多两，不少是列为“别敬”、“赠敬”、“炭敬”、“节敬”之类的账目，涉及的官员很多。奕主张对此进行严追，翁同和认为外宦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如果按奕的意思去做，那就牵连无穷，案子根本无法了结。两人意见不合。[1](p240)
四月十八日，潘祖荫离京回籍守制。
在此期间，潘英章供认他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过付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王文韶、景廉巨万之款”。孙家穆也供认：“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银情事。”[1](p241)
二十五日，翁的日记中写道：“迈、程二君来，以折底见示，此稿尚在阎处斟酌，系薛所定，业已经营二十日矣，以余观之，仍有支离处，夹片尤甚。”所谓“薛”，即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他浮沉刑曹十多年，翻破古今律书会典，精通刑名之学。[1](p240)
五月初三日，阎敬铭将折稿发给迈、程。迈、程又将折稿送给翁同和，请翁再斟酌。初五日，翁闭门看云南案奏折底稿，提出了十几条意见。再访阎敬铭长谈，商量奏稿，阎同意翁的意见，惟完赃减二等一条，以为掣动全案，不能同意。然后，又将奏稿送给麟书，请他再斟酌。初七日，翁再访麟书，商量奏稿。[4]（第4册，p1742）
初九日，在翁同和家中，召开了奉派查办云南报销案的五大臣会议，麟书、阎敬铭、张之万、薛允升均出席，一致同意按律治罪的原则。为了应付奕，防止他认为罪名判得太轻，会议又将定罪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不必法外原情；一种是根据情节，酌量加重。拟好罪名后，请奕再去决定。果然不出所料，惇亲王看了罪名单后，认为有关人员判得太轻。他还执意认定在天顺祥庄的三万多两银子是留着送给王文韶、景廉的，王文韶、景廉银子虽未到手，亦应严办。[1](p241)
十九日，翁同和、阎敬铭、麟书、张之万、薛允升至刑部，会同惇王提讯云南报销全案人犯，画供过堂。惇王忽欲将奏折之夹片撤下，另为一奏折，将石峻所送之人全数开列。翁同和等不同意。翁说：撤片固妙，若另奏，将拟罪耶？抑弗问耶？惇王说：亦弗论耳。翁说：若然，如何拟旨？不如我等面奏其事，终不令王爷一人陈奏，过于虚诬也。经翁等再三劝解，始议定。
二十日，王文韶将离京，将黑骡一匹，帐房六架送给翁同和，帐房算是借用，仍然放在总理衙门。次日，翁在日记中写道：“送王夔石。夔石毕竟聪明，于天下饷源了了也，伊名为送太夫人至通，其实，偕至天津听信，案结无事便长行矣。以五十金付夔石，作为骡价。”
二十三日，翁又写道：“军机起，惇王似亦请起，见三刻。……因将云南报销事一一上陈，高阳 （案：指李鸿藻）亦直认炭敬，语多不记也。惇邸两次请见，不知命意所在，大抵罗织指摘而已，殊无谓也。……程、迈两君送折来阅。”次日，又写道：“出城寻阎丹初长谈，明日惇邸请起，令余等递牌也。归已日落，仍访芝庵，芝庵屡屡着人来问，惫饿迫促，形容可笑。”
二十五日，惇王、阎敬铭、张之万、麟书、翁同和、薛允升等入见慈禧太后于东暖阁，慈禧太后在帘内问道：报销案如何？阎对：案内不敢一字遗，案外不敢一字牵涉。慈禧说：案外事原不必牵连，此案罪名如何？阎略对。慈禧说：国家多故，天子幼冲，而骫法之人敢于舞弊至此，尔等所办，得勿轻纵耶？惇亲王，你有话尽管说。惇王说：潘祖荫先已定完赃减罪之见，临行密示，故诸臣辄即从之。翁说：潘祖荫已去位，即不去位，亦非一人所能主持。惇王说：潘大人有三条旧案，翁同和所引即内一条。翁是时方引景熠案，惇王才这么说。翁说：“臣于《刑案汇览》查得，非潘祖荫所能教也，且彼二条安在？”惇王不能回答，只是说：“今日须遵旨严办。”翁说：“现未降严旨，即有旨，亦当依律例，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成法，国家宪章，且闻旧例只减一等，嘉庆中始减二等，仰维圣意，岂肯宽此舞弊之人乎？特不枉法，终可宥耳。慈禧命翁将枉法不枉法详细说明。翁即指应报销不应报销详细说明，慈禧表示明白了。惇王又说：太后垂帘办事，若轻纵，将来皇上亲政时，必有议论。翁说：惇亲王失言，太后帘听以来，事事秉公持正，即此案亦斟酌详审，何议论之可滋耶？慈禧说：我意亦非从重，但须按律例。翁等回答说：无一字非律例。翁又说：臣意本拟照减二等例，今已从重，若再加，岂非欲杀此二人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将何以处之？臣等在书房所日日讲明者，仁字、义字，岂欲导君于刻乎？翁还对惇王说：意见不同须先讨论，数日来惇亲王与臣见面，从未议及罪名，怎么能说意见不同？慈禧也对惇亲王说：你正宜看律例，讲解明白，与诸臣熟商。惇王说：总宜在上前议定，否则一人焉能敌五人哉？因叩头，翁认为其举动可笑。最后惇王说：可否将律本所引一一签出，请上阅定，再具折入？慈禧同意，翁等也同意，宣告散会。
二十六日，惇王在内务府朝房阅折，并阅律例粘签，表示同意，在一折三片上签字。翁同和、阎敬铭也都签了字。二十七日，将云南报销案奏结。二十九日，慈禧接见翁同和等，表示于云南报销案无意加重，翁将律例讲述一遍。慈禧说：前日惇亲王屡次陈奏，其言不甚清，故于二十三日特召问之，伊总偏执，以为潘祖荫授意汝等轻办，故于二十五日申谕汝等，汝等既执奏按律例，惇亲王语，汝既闻之矣。翁答称：惇亲王办事详审，惟不谙律例耳。臣等办事，断不敢有所欺饰，彼盖误听耳。[4]（第4册，p1746）
六月二十二日，吏部奏上云南报销案议处。慈禧说：此案别人无可惜，惟景廉当差无误，然同罪异罚，亦甚不足示公。翁同和等将道光、咸丰两案奏明，并陈咸丰十年京察一等刑部堂官议处，虽经加恩，然奉朱笔改字，云以后有似此者，定行实降云云。慈禧乃决定，照吏部意见处理[4]（第4册，p1755）。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赔赃、流三千里；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革职、流放。王文韶、景廉等失察属员，列保受贿主事孙家穆为京察一等，员外郎福祉受赃等事均无察觉，亦难辞咎，王文韶、景廉、奎润、董恂均降二级调用；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均降三级调用。另有两名工部属员受贿，作为工部堂官的翁同和照例也罚俸九个月，但由于他并未受赃，且办案有功，准其抵销。景廉因无受贿实据，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总理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1](p244)
在云南报销案期间，御史曾弹劾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受贿巨万，王文韶因此离开了军机处。军机大臣李鸿藻自己承认接受过变相的贿赂“炭敬”。惇亲王主张严查“炭敬”、“节敬”、“别敬”、“赠敬”之类的变相贿赂，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与工部尚书翁同和，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麟书、张之万、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等辩论多次，使晚清政局产生不小的震动。最后，慈禧太后还是采纳了翁同和等人的意见，“炭敬”之类的贿赂不予追究，因为这一类的贿赂由来已久，官场习以为常，清政府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牵涉的人太多，已经查不胜查了。
【收稿日期】2005-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