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约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因素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前提，也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但解放思想这一社会进步的主导条件和无价之宝总是受着各种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以至于每一次思想的解放都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理论斗争，都要为此而付出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重大代价。
所谓思想解放是一个同思想僵化和思想停滞相对立的认识论范畴，它是指人们的思维活动不受人为束缚与禁忌而处于自由的创造状态，其认识的成果能不断地突破传统与既有的理论模式和不断地进行观念的自我扬弃与更新，从而使其思想认识水平达到相对于现实社会实践需要而言的适应性、效能性、拓展性和相对于当代科技、文化发展而言的开放性、正确性与先进性。由于认识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与环节组成的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着交换与互动关系的开放的动态系统，因而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状态与结果必然要受到来自社会外部条件和主体自身素质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就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制约人们思想解放的基本因素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之根。人的思想意识都是必然地受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决定的。如果社会的经济体制优越，经济发展高效，经济生活富裕，则能促使人们形成开放、求异型的思维方式，发达的智力和创造思维能力以及新颖、先进的观念形态。反之则将从客观上限制人们的视域、视角和知识水平，束缚人们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思维能力，从而会造成思想观念的陈旧、停滞和僵化。经济对思想的这种决定作用内在地蕴涵着它必然也是制约思想解放的根本因素。我国几千年自然农业经济社会积淀下来的小农意识影响，加上几十年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强力模塑作用极大地阻滞了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窒息了其开拓创新精神和思维创造能力。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条件下，凡是突破经典、挑战传统、否定旧制之类的重要改革举措都必定遭到强烈的反对，引发激烈的思想交锋。像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等等这些重大的革命性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思想论战与观念革新运动，可以说是势在必然、不可避免和完全在意料之中的。
其次是封建之害。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它的成熟、完备、典型程度和持续时间之长都名列世界之冠。它的最大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一统”，即单一的农业自然经济、单一的官僚政治、单一的意识形态、单一的文化教育。这种窒息自由精神、泯灭自由个性、抑制自由创新、反对自由超越的高度专制化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使一切生活在它的范畴下面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都被禁锢在细密的纲常名教网络和等级秩序樊篱之中，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典型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使得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长期处于高度凝固、僵化与陈腐状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正常解体和近代化的实现。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留有深刻的痕迹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官本位与权力崇拜意识、宗法与等级观念、守旧与依附心理、唯书与唯上习惯以及家长制和“一言堂”作风等等这些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目前仍很有市场，至今还在左右着不少人的思想行为，还在时常妨碍着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其名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由此看来，肃清封建遗毒、消除封建影响和防范封建干扰仍然是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是左倾之祸。左倾思想是在中共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在民主革命时期泛滥了十几年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肆虐了20年之久，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大肆宣扬“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和“凡是论”，使人们养成了背诵教条、盲从权威、随波逐流的陋习，误以为那些被阉割、扭曲了的语录条条真的就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永不变更的绝对真理；长期搞思想斗争、讨伐异端和无情打击使人们十分惧怕别人说自己思想不正统、立场不坚定，因而不敢自由地思想，也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思维品质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几乎被消蚀殆尽；闭关锁国和“文化大破坏”的结果更使人们知识贫乏、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虽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实践，各种左倾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和遏制，但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左”已成为“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它的“阴魂从未散去”，（注：李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6）。 ）因而“左”的思想和行为至今仍然大量存在并且仍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要根除左倾思想，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科教文化事业，建设现代民主法制政体，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与条件。
第四是主义之累。主义问题历来是人们思维活动的一个兴奋点，也是导致人们的思想陷入偏狭与僵化的一大误区。目前不少人的思想所以不够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主义问题存有偏见与困惑造成的，其具体形成机制与病灶一是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所谓主义不过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现代汉语词典》，1643页，商务印书馆，1998。），它在实质上是人为实现自己特定的价值目标而创设出来的一种精神形态的方案、模型和工具，也就是说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构想、选用的一种手段，它的优劣程度、存废理由只能以其对人需要的满足功效为根本尺度，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就是对这一道理的形象说明。但在现实中这种关系却发生了扭曲和逆转，某种先验、形上、抽象的主义这一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被当成了目的需求本身而加以绝对化、信仰化、神圣化，这样也就必然造成认识与实践相脱节、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二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错位。本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和决定力量，政治是从属、服务于经济的，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更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但长期以来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所谓“政治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冲击一切”的唯心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其影响至今不绝。三是价值判断的绝对化。长期以来不少人机械、教条和主观臆断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垂死、腐朽”性，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总是执意把它假想为十恶不赦的“人间地狱”，以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对着干。而对社会主义则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认识，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长期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却往往把只处于并不完善、“尚不定型”的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臆想成未来社会中最先进、最优越的理想模式。四是主义定性的普遍化。不少人已形成了一个经常化的习惯，这就是遇事总是喜欢先问姓“资”还是姓“社”，做学问也总习惯于以“主义”这根“红线”对世间事物定成分、划界限，提出了大量的诸如“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货币”之类的唯心主义概念。五是恐资病症严重。有的人由于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把资本主义又假想为“人间地狱”，因此一听到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认为是要搞资本主义，是大逆不道，故而不理智地对之采取抵触和排斥的态度。
第五是认识之误。人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历史与实践的产物，但同时又与人的思想路线、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制约人们思想解放的因素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首先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我国建国以来所发生的种种认识失误、左倾思潮都同其认识路线的唯心主义性质有着直接关系，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本本、教条和外来模式出发的客观唯心主义；另一种是任意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同实事求是原则背道而驰的，由于它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往复，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因而是造成思想无序和僵化的重要原因。其次是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我国封建社会和单一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封闭、单向、趋同性的思维方式仍在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人的头脑。如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单向、直线型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大一统”思维方式。这些脱胎于自然与计划经济社会的陈旧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思维活动的狭窄、单调、低效和思想观念的停滞与僵化。
第六是教育之失。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改造人的社会活动，对于人们的智能水平、思维方式、品德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端就是忽视乃至抑制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健全人格和创造能力的发展。如在教育理论上，我国目前仍没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凯洛夫思想模式，迄今尚未形成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符合当代认识规律从而能够全面、有效地发展人的个性与创造能力的完善的教育理论体系；在教育目标上，只注重传授知识、训练应试技巧和培养狭窄的专业技能，严重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教材老化、课程过多、过难和要求学生唯书、唯师的现象；在教学形式上呆板、单调，长期只以“三中心”（课堂、课本、教师）为主，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更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学习效能；在教学方法上，仍普遍采取满堂灌、注入式和抱着走的办法，不注意诱导、启发学生自己积极独立地探求新知；等等。教育上的这些弊端不仅制约了在校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发展，而且也是造成其成人以后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自由性、创新性品质不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七是宣传之偏。宣传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十分广泛、深刻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的国度里，它对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的重大导向、规范、控制和同化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回顾建国以来我们所以能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观念进步方面取得重大成绩，无疑是同社会宣传工作的积极作用分不开的，但所发生的思想方面的失误、停滞和僵化现象同样也与宣传工作的片面性与消极影响有直接关系。例如，在宣传内容上过去曾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左倾理论和各种唯心主义思想，这些东西的影响相当深远；宣传主体的一元性和单向性往往将授传者单纯当成被改造对象，而民众的不同观点和声音却常常得不到及时全面的传播与表达；宣传方式上的封闭、呆板、媚俗性容易助长人们的思维惰性、从众心理和平庸取向；宣传效果上片面追求舆论一致、思想统一，这无形中对人们思维的求异品质和创新能力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宣传媒介在历史上所发起的一次次思想批判运动更是有力地震慑了人们的灵魂，使不少人至今仍心有余悸，等等。
第八是理论之弊。社会成员的思想僵化同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有内在联系。长期以来，我国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以求真为本、为专业献身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独立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能力，不少研究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职业角色混同于党政官员或政工宣传干部，其思维的重心和兴奋点不是进行扎实的专业研究和通过自己的真知灼见来指导领导决策、影响社会实践，却热衷于注释经典、图解政策、紧跟风向、迎合长官意志，搞“六经注我、述而不作”。这种现象严重削弱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窒息了社科理论的生机与活力。其主要问题和表现一是知识产权模糊、不尊重发明与发现的优先权。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界可以说是编书成风、抄袭畅行，纵观那数十部、上百部的社科类教材、通俗读物、词典、丛书在内容上相互重复、几乎完全雷同，对此大家几乎是多见不怪、鲜有人追究。二是违背科学的普遍真理性规范，借口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对外搞主观定性、惟我独尊，因而无法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和沟通；对内则往往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政治定性代替学术结论，妨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三是不尊重科学的平等要求和独立地位。本来每个研究者探索真理的权利、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平等的，平等待人和平等待己乃是一种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但自1957年“反右”开始，就有人经常以真理的代表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凭借非学术的力量与方式来教训、贬斥自己的有所创建的同行，甚至对之进行政治清算、人格伤害和人身否定。这种视科学为政治的奴婢，同科学的本质要求、发展规律和精神气质格格不入的思想行为严重扼杀了社科理论的生机与活力，大大降低了社科理论的创新发展速度及其传播应用效益，也因而制约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九是制度之缺。制度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对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具有总体性的导向、整合与调控作用。建国以来我们之所以一再发生“左”的错误和出现思想的停滞与僵化现象，必有其深刻的社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组织制度上看，执政党内部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党内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因而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是“左”的错误得以产生又难以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从干部制度来看，存在着重“德”轻才、以稳取人和任人唯亲的现象，那些只会传达文件、迎合上级、空谈务虚、四平八稳的人往往成为官运亨通的“不倒翁”，而那些敢想敢干、敢于开拓创新的人却常常面临着“枪打出头鸟”的思想压力和被调查、被非议、被贬斥的危险，这种现象必然对思想解放产生抑制作用。最后从学术研究制度来看，更是长期严重缺乏对关于新思想、新观念的研究创造、出版发表、权利义务诸方面的有效保护。
第十是主体之差。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认识活动，还是作为一种认识成果，都是由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来承担的。由于人作为认识主体既是客体信息的接受与加工者和认识手段的使用者，又是认识成果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因而每一认识主体自身的素质状况必然也是制约其思想解放程度的一个直接现实的关键因素。主体因素是复杂丰富的，其中对主体思想解放程度影响最大的因素一是主体的智能水平。智能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源，它是由主体的各种知识、智力、能力因素组合而成的，这三个方面任何一方的不足都将对主体思想产生消极影响。二是主体的心理品质。心理品质包括需要、动机、兴趣、情感和意志等因素，这些非智力性因素对认识活动具有全方位的制导和促动等方面的作用。三是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主体对自身需要和利益的自觉反映，它对认识活动具有动力、定向和调控方面的作用。四是主体的社会关系。主体总是社会的主体，它所处的社会关系状况对其思想解放程度有明显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