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的政治演出——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伐战争论文,汉口论文,文化娱乐论文,为例论文,民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110－05
“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静止的、客观的物质存在①，只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背景或自然手段。但“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总蕴含着某种意义”，空间一旦被生产出来，又会成为政治权利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实现“空间的再生产”②。“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很好地了解或认识，因为不论它是在思想(意识形态)还是在实践中，均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城市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塑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③
在近代中国，本该最具去政治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空间④，因为时局变幻而时常被各种政治力量用作重要的政治空间，呈现出都市政治脸谱的情态，文娱舞台频繁上演政治演出。文娱空间的政治演出通常被精心策划运作，常常召集学生、军警、社会团体、民众进行大规模的集会，利用报纸进行连篇累牍的聚焦报道，引起最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认同，影响群众，发动群众，使得“娱乐艺术化，艺术革命化”⑤，娱乐让位于政治。本文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集中探讨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里的政治演出、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灌输。
一、北伐战争的分期和汉口民众乐园的变迁
(一)分为两个时段的北伐战争：国民党方面的视野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考量，北伐战争自1926年7月9日始，一直持续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是由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进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根据国民革命军的构成，可将北伐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从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到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领导的，以反帝反军阀为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其间，经过近十个月的征战，北伐军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2)从1927年8月“宁汉合流”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是由国民党一党领导的以结束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洋政府统治为目标的“国内统一战争”。“宁汉合流”后，宁、汉、沪三方面国民党要人决定设置“中央特别委员会”，于1927年9月16日首次提出“继续北伐”(又称“第二期北伐”、“二次北伐”)，并“期于最短期间，完成中国之统一。”⑥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宣布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当局宣告北伐成功。
(二)数度易主与数易其名：汉口民众乐园的变迁(1919—1949)
汉口民众乐园自1919年建成开放到1949年解放以前，数度易主，数易其名(详情见下表)。
二、国共合作北伐时期：汉口民众乐园成为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和支援北伐战争的阵地
国共合作北伐时期，国共两党均高度重视大众娱乐空间的影响力，在汉口民众乐园频繁开展政治活动，使其成为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和支援北伐战争的阵地。
(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动员
为引起民众仇恨列强的心理共鸣，北伐初期，国共两党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动员活动。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两个：
一是邓肯舞蹈团“表演革命精神”。该团于1927年1月17日至25日在血花世界为武汉民众进行表演，备受欢迎。其表演有纪念孙中山的葬礼歌、铁匠、俄苦力歌等，“舞蹈用意，即在强健身体力量，表演革命精神”⑦，对中国革命有鼓励和借鉴作用。
二是“五九”纪念大会铭记国耻。五月九日是二十一条之国耻纪念日。1927年5月9日，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了各团体纪念大会。大会指出：“我们在此日沉痛纪念是不够的，还要大家团结起来，下决心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群众反应积极，共有50万人参与，并一致决议“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新兴军阀，巩固全世界反帝大同盟战线”⑧。纪念活动“强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也进一步提升了国民观念与国民责任感”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受压迫个体的力量具有积极意义”⑩，此时，汉口民众乐园俨然“教育大众、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11)。
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中国民众，迫切需要掀起一场革命浪潮摧毁北洋军阀。为充分调动群众的力量，国共两党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反军阀动员活动。
首先是各种揭露军阀罪行的宣传。对北洋军阀罪行的有力批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舆论的引导，权威的舆论一方面是社会的喉舌，能够表达大多数痛苦民众的心声，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为掌控社会舆论的方向，此间的汉口民众乐园先后举行了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和汉口宣传联席会议，揭露北洋军阀形形色色的丑陋行径，深切抨击阻碍武汉新闻界发展的直系军阀这块绊脚石和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丑恶嘴脸(12)，对肃清落伍份子、铲除旧有积习、扫清军阀对舆论的干涉有着至关重要的效用，为讨伐运动营造一个顺畅的空间。
汉口的新闻界与商学界精英纷纷介入了政治活动。这些“地方精英作为国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媒介，在两者之间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当国家政策有利于加强他们在地方社会的领导权时，精英就会支持国家控制民众的新政策”(13)，反之他们则会成为国家政权的离心力。北洋军阀的统治对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经济利益百害而无一益，他们便号召民众，动员他们进行反对当局的斗争。
其次是各种对军阀制造的惨案的沉痛忆念。各派军阀为争夺政权，不惜出卖国家，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民众反抗，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惨案。在汉口民众乐园，举行了许多纪念大会，追悼各种惨案中的死难同胞。最典型的是1927年的“三·一八”纪念，参加群众多达80万，慷慨激昂，谓“到明年‘三·一八’，一般被压迫民众，都得解放，这纪念才有价值。”(14)大会以血的事实和忆念讨伐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期待群众的觉醒与解放。
国共两党反对军阀的政治宣传起到了引导民心向背和助益军事讨伐的功效。“用兵之始，先之于宣传”(15)，《大公报》就认为北伐军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善于宣传，且效果很好，所谓“国民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力，颇奏奇效”(16)。被北伐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孙传芳亦感叹“党军作战，巧为宣传，所到之处有老百姓为之帮忙，直有防不胜防之势”(17)。
(二)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
面对北伐军的迅猛攻势，北洋军阀部分派系为求自保联合起来，为北伐增添了重重困难。为了鼓舞士气、寻求经济援助，让所有民众都养成革命归属感和责任感，战争的“动员成为必要”(18)。汉口党政当局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而地点大多选择了民众乐园。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慰劳北伐将士的集会、募捐、慰问演出活动。1927年3月1日起，湖北开展了慰劳士兵运动周。期间，民众乐园举行游艺会，开放三天供士兵自由参观，而且还举行了空前未有的游艺大会进行募捐，各团体慷慨解囊。群众与兵士良性互动，互相认同，既有助于前方将士军心的振奋，又进一步稳固了后方民众的支持。
庆祝北伐胜利和纪念阵亡将士的活动也频繁在此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不仅是对将士的表彰，更是对群众最好的鼓舞。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1927年5月27日，汉口民众乐园作为北伐胜利的庆功场所。庆功会指出，“反动派将完全崩溃，革命快要成功，是不可不表示庆祝，但在此庆祝会中，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责任：前方军阀残余势力联合以图反攻，帝国主义处处挑搅，我们今后要加紧团结，去努力奋斗，完成革命历史中之使命”(19)，以与民众达成一鼓作气、再接再厉的共识。
(三)国共两党齐心创造和谐政治环境的广阔舞台
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密切合作时期，国共矛盾并没有全面爆发，依然保持国共合作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口民众乐园与当时的革命浪潮相呼应，“提供了一个政治空间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得到了一个活动或‘表演’的场地”(20)，是国共两党齐心创造和谐政治环境的舞台。他们在此举行了多个大型活动来激发民众的革命热忱，为革命提供群众保障，创造强大的后方战线，刺激了革命的深入发展。
国共两党将民众乐园作为舆论工具，在此“通过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广泛宣传与利用，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并由此将其作为发动‘北伐’的内在逻辑之一。”(21)而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带来的一系列胜利，也使人们的信任不断增强，革命情感更加浓厚，从而“驱动具体个人的行为并渗透到几乎全部的社会实践中”(22)，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动员效果。
三、国民党一党“二次北伐”时期：汉口民众乐园成为国民党巩固一党专政合法性的据点
国民党方面将1927年“宁汉合流”到1928年“东北易帜”定位为由国民党一党以打倒张作霖、统一中国为目标的“二次北伐”时期。此间，由国民党掌控的汉口民众乐园的一切政治活动皆千方百计美化国民党为民服务和反帝反军阀的形象，宣传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尊崇和对“三民主义”的贯彻，描绘国民党领导下的美好愿景，以证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获取民众支持和拥护。
(一)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继承者相号召，宣扬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
孙中山及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当时国人心中的两面旗帜，深得人心，令人敬仰。国民党当局以总理遗志和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争取民众的好感和服从。1927年8月21日，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对民众乐园进行了改组，定名为中央民众俱乐部，“以宣传三民主义，促进民众健康，创造平民艺术，提高民众娱乐为宗旨”(23)，以期让民众在娱乐中被三民主义“教化”，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对国民党的认同感。
在孙中山六十三年诞辰纪念日，汉口民众乐园进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虽天降大雨，却丝毫没有浇灭民众的热情，“时至正午十二时，到会者已达三千人以上”(24)。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大会回顾了孙中山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人生历程，并阐明了此会的意义在于“继续总理光明伟大的精神”和“完成总理的遗志”。国民党中央、市党会、军界、政界、商协和工界派出代表进行演讲，“要本着总理的意志，团结精神，一致向帝国主义的战斗线上去冲锋，务期达到最后的目的”，充分表达了对总理的无限敬仰之情和坚持总理精神的决心。让民众从心底对孙中山产生景仰之忱。大会还号召民众把对孙中山的拥护之情延续到国民党身上来，谓“我们的党是总理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民众都要去拥护党，我们今日的中华民国是总理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民众都要爱护民国。”(25)
国民党标榜为“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志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地将民众对未来的期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以此增加执政合法性。国民党在公共文娱空间精心营造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及政治号召都成为其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26)
(二)塑造自身美好形象，以提升执政威望和博取民众认同
第一，追悼牺牲将士，彰显国民党“革命”恒心。“革命”是近代中国救亡历史主题的主流话语，“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27)，常被国民党利用以建构威信。1928年10月14日，国民党当局在民众乐园总理纪念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飞机队长刘国桢大会。整个追悼会悲情无比，深深哀悼刘队长的殉难经过，并表述了对当前航空军备落后的担忧，提出“对于航空军应有相当的准备扩充，以便将来好与帝国主义周旋，在这时候应积极筹备，继续刘队长遗志，蹈着刘队长血迹前进”(28)，表露了国民党借助英雄人物大肆歌颂自身的企图，为自己冠上忧国忧民的光环，“激起政治动员对象内心的理性和情感共鸣，对其进行观念和情感上的说服”(29)，以期在获取大众同情心的同时更赢得民众的信任。
第二，坚持反帝活动，塑造国民党正义形象。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水杏林惨案后，国民党积极与日本方面交涉，并领导群众游行请愿。当局在民众乐园总理纪念堂召开动员大会，痛斥日本的残暴行为，指出“我们为国家主权计，为民族生存计，对于水案必万众一心，奋斗到底，不达到最后胜利，决不休止”(30)。并提出充分表达民众心声的交涉条件，借此机会，国民党期望与社会各界达成高度一致，同仇敌忾，以利于获得广泛的赞许和认同。国民党还时常假民众乐园举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展览会，获得了各方积极响应。汉口民众乐园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之工具”(31)。这些针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都可能使民众对国民党产生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的深刻印象，有望进一步让国民党高大正义、为国为民谋生计的形象深入人心。
(三)国民党构建政治权威的有效工具
国民党在一党“二次北伐”时期，初步建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国民党仍然面临着外有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内有对其背叛国民革命不满势力抗争的境况。作为执政者，这样的社会局面是远远不能让民众认可的。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威，寻求民众支持，国民党一方面进行“二次北伐”，一方面通过柔化的政治运动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借汉口民众乐园的幌子，国民党汉口当局根据自己政治发展的需求，将孙中山打造为国民党的象征，将他定位为精神领袖，并逐步用党化意识形态将孙中山神化和建构为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符号与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与社区的认同及强固功能，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认可达到交流。(32)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具备了担任象征符号的所有特征。国民党充分利用这一点来进行社会动员，使党化意识形态具备不可追问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该意识形态的前提成为不可置疑的教条，在维护该意识形态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影响下，人们不再质疑该意识形态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完备性”(33)。这就使得民众将对孙中山的景仰和三民主义的认同转移到与之一脉相承的国民党身上，增进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四、北伐战争之后：汉口民众乐园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开始有了独吞革命果实的政治考虑与实际运作，逐步走向独裁。国民党将打击目标转向共产党，将政治、军事与舆论斗争重点放在了“剿共”上。国民党尤其擅长在美化自身的同时丑化共产党的形象，误导大众情感，以使民众更加拥护国民党的领导。作为老牌舆论散布地，民众乐园遂成为国民党当局进行反共宣传的基地。
1929年3月9日，在汉口民众俱乐部召开的党政军民庆祝省市两党部的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将湖北党务的混乱归结为共产党的破坏。大会指出，“湖北党务，自受共产党把持操纵以来，破坏不堪”。大会将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全部归结于国民党的努力，“不仅秩序恢复，一切建设事业，亦均已先后开始，现在可以说已完全达到了训政时期，在此时期中，吾人实感觉一种生活安宁的欢乐”(34)。
1929年6月4日公布的民众乐园开幕宣言极尽污蔑共产党之能事。开幕大会上，国民党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在其领导下的民众乐园民众俱乐的气象，一方面将共产党渲染为洪水猛兽，“不幸而自血花世界而中央民众俱乐部而民乐园，或遭共党之操纵，或为桂系所把持，共党利用之以努力宣传其万恶的共产党的邪说，于直接间接之间，挑拨离间，务使各阶级民众受其麻醉暗示，相互疾视，以促成阶级斗争”(35)，而“北伐军会师武汉，蒋总司令首先就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将他没收后易名为血花世界，又变而为中央民众俱乐部，想根本变成武汉市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不料此时期被共产党徒所把持，作他反革命的宣传机关来欺骗民众，麻醉青年”(36)。宣言将共产党描摹为一个将夺取政权视为第一位、置民众感受于不顾的政党，而与之相对，国民党则是一个无时无刻为民众争取更多利益的政党，国民党掌控舆论而大肆颠倒是非。
在北伐誓师三周年纪念会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丑化更进一步，甚至把背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罪名污蔑在共产党身上。汉口国民党当局扬言：“共产党的主义是黑暗的、邪恶的，其坚持的理论是邪说和赤说，所以共产党就如一个虫，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以谋求再发展，在广东和武汉多次拖延北伐进程，并在国民党热血奋战时冷眼旁观，拒绝援助，所以张作霖打到了河南，共产军就是一败涂地，故同一革命军，未到武汉以前，战无不胜，既到武汉后，而共产党远背本党主义，便失败。”(37)在这次纪念会上，国民党充分掌控言论权，肆意歪曲事实和污蔑共产党人，将背叛革命的黑锅扣到共产党头上。
“东北易帜”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较之从前，国民党掌控了政权和各种权利与文化娱乐空间，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民众乐园作为都市文娱空间，因其政治影响力为国民党所重视，将意识形态隐秘地渗透其中。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能产生一种特别具体的力量，并且制造一种令人欣慰的印象，即社会一统，大家团结起来面对一切困难。(38)民众乐园最初的娱乐功能在国家权力影响下发生褪变，逐渐成为一个舆论中心，对武汉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意识形态传输，达到将国家意志注入社会价值观念中的目的，使得民众有时在浑然不觉中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共谋者。另一方面，国民党在对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上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功劳，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果实的活动，为自己的“清党反共”乃至日后的“剿共”制造舆论背景，利用舆论来瓦解共产党。故而，北伐战争之后的民众乐园，逐渐丧失文化娱乐功能，而被国民党当局用作反共宣传和灌输意识形态的利器。
五、结论
空间本身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场域，具有规训民众、改造大众文化的功能。(39)纵观整个北伐战争时期，汉口民众乐园这一都市文娱空间“是各种政治力量表演的大舞台”(40)，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呈现出明显的动员民众的功效。民谣“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左玩右玩，玩不够民众乐园”反映出汉口民众乐园是近代汉口最大综合性文娱中心和市民都市想象的载体。但在北伐战争时期，它却主要扮演了政治空间的角色，其间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演出，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政治主题，赋予的政治愿景又有所不同。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它是国共两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的阵地；在国民党一党“继续北伐”时期，其俨然国民党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北伐战争后，它则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北伐战争时期汉口民众乐园的表现表明，近代城市大众娱乐空间时常被各种政治力量用作重要的政治空间，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使得文娱“空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工具性”(41)。
北伐战争区别于以往军阀混战的显著特征是“政治宣传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在北伐的进程当中，始终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军事上刀光剑影的背后，始终隐藏着政治上的高下判断。”(42)作为一个物质产物的空间，汉口民众乐园在北伐战争时期失去了作为文娱空间的本色，主要作为一个政治空间而存在，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渗透了政治威权，催生了政治关系，实现了意识形态从官方向民众的传输，引起民众心理变化和对民族国家的特殊体悟以及政党的情感偏向，体现了列菲伏尔所谓的“空间的生产”(43)的功能。汉口民众乐园里开展的各种活动都与当时得势的政治势力保持高度一致，被纳入了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动作之中；它与政府意志保持高度一致，是典型的国家权力的补充。
注释：
①(39)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②(43)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 Publising,1991,p.26,p.154.转引自于海主编《西方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113页。
③Lefebvre,Henri.The Sociology of Marx.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69,p6.参见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2008年第2期。
④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娱乐空间近年引起学界的关注，但集中探讨城市文化空间的政治功能者并不多见。相关论著可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⑤《民众俱乐部昨日正式开幕盛况》，《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6月6日。
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言》，《民国日报》1927年9月18日；参见季云飞《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及其评价》，《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
⑦《邓肯舞蹈团开始表演》，《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⑧《昨日纪念五九之热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
⑨彭南生：《屈辱的记忆：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⑩(22)(33)高鹏程：《政治利益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91、84页。
(11)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见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12)《昨日汉口宣传联席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7日。
(13)(31)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310页。
(14)《武阳夏各界纪念“三一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日。
(15)《讨赤宣传》，《新申报》1927年1月23日。
(16)《宣传与革命》，《大公报》1927年6月13日。
(17)《坚壁清野》，《大公报》1926年11月26日。
(18)［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9)《昨日之热烈庆祝大会，三镇同时举行庆祝讨奉讨夏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8日。
(20)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1)(42)王建伟：《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23)《中央人民俱乐部组织大纲已经市党部通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5日。
(24)(25)《前日武汉各界总理诞辰详志》，《汉口民国日报》1928年11月14日。
(2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7)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1902年12月14日。
(28)《追悼飞机队长刘国桢，今日在民乐园举行》，《汉口中山日报》1928年10月14日。
(29)张晓锋、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30)《武汉各界为水案定今日游行示威》，《汉口中山日报》1928年12月29日。
(32)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34)《党政军民联合庆祝省市两党部成立大会》，《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3月9日。
(35)《今后之民众俱乐部为本党之艺术宣传机关》，《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6月5日。
(36)《民众俱乐部昨日正式开幕盛况》，《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6月6日。
(37)《昨日武阳夏热烈举行北伐誓师三周年纪念》，《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7月9日。
(38)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40)傅才武：《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41)胡俊修、钟爱平：《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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