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要注意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G5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2)05-0063-04
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教育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指的是：在资源配置逐步市场化的条件下，高等教育逐步摆脱对国家政府和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市场价值为导向，按产业化方式走自主办学、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最基本的目标是使高等教育超越传统的单一学校教育系统，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向全社会开放的现代化产业系统。从经济学角度看，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就是要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办，按照投入产出原则，在扩大市场需要、满足群众教育需要的过程中，讲求教育投资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注：课题组：《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探索》，《经济学家》1999年第5期。）。高等教育产业化不仅是教育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能改变未来的生产函数，从而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教育要产业化这一观点，目前在我国已得到普遍认同。然而，从当前的理论导向乃至政府政策的选择上看，不难发现，有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提出。
一、关于教育收费问题
高等教育收费高的问题，是目前除政府以外，社会各阶层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之一。此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对中国高等教育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将构成较大影响。
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外部受益者就应对其给予相应的补贴。与基础教育的外部性不同，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并非全体国民平等享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外部受益者主要是数以百万计的雇佣大学毕业生的厂商。这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虽然各行政单位也吸纳了不少大学生，但相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因此，各用人厂商就应按高等教育产生的外部收益的最大比例对高校给予补贴；广大纳税人需要通过政府进行资助的仅限于由于政府效率的提高而获得的少量外部收益。但是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收益者群体越大，免费搭车问题就越严重；普通高等教育越普及，这一现象就越突出。以前的委托培养，现在不可能再有，社会不可能指望除政府外还有谁对普通高等教育进行资助。可能获得资助的只会是专业性很强、层次很高、外部收益者少的部分专业的博士培养。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普通高等教育进行补贴这一重任便责无旁贷的落在政府财政肩上。问题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到底有多大，外部收益与内部收益的比例怎样？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利于政府确定对高校补贴的金额与收取学费的标准。
除卢卡斯(Robert E Lucas)外，似乎只有我国学者蔡增正对教育的外溢作用进行过估计。卢卡斯的估计值为0.417，即在美国，人力资本和教育产出每增加1%，非教育部门产出会因此而增加0.417%。蔡增正对世界欠发达国家分时段进行了测算，其结论是，在1965～1973年间为0.217，在1973-1980年间为0.336，在1980-1990年间为0.422（注：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如果按照其变化趋势，现在至少是0.5的水平。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卢卡斯对其教育外溢作用的估计值却小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比较费解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发达国家由于基础教育是完全普及的，国家的教育水平较高，因而其国民的文明程度高、身体素质较好、犯罪率低是一个普遍现象，基本上没有相反的参照对象，在估计教育的外溢作用时就容易忽视。而在欠发达国家，这种因教育水平的参差不齐而形成的反差却十分明显地存在，所以估算出的教育外溢作用就显得大些。
高等教育的外溢作用是多少？笔者还未发现有谁对其单独进行过计量分析。这里假定是平均外溢作用的一半，即中国当前是0.25（实际上，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这一值应逐步趋近于平均值），则在我国高校，政府应负担全部培养费的1/4。实际情况怎样呢？现在多数本科院校，财政生均拨款是每年约2000元，学生本人每年缴纳学费平均4000元左右。财政负担的比例似乎已经超过了1/4，表面上政府已尽到职责，也许这正是政府要求各高校逐年提高收费标准，而经费拨款并未增加的理由。但是这种认识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那就是在高校生的培养费或者说高等教育产出的核算上出现了较大的遗漏。实际上，高等教育的产出并不仅仅是在高校发生的全部成本（含正常利润）与经济利润之和，它还包含由学生家庭负担的除学费以外的全部费用。因为对高校生的培养除了知识的灌输之外，还有生命的延续与身体发育等其他方面的支出。而在计算教育的总成本时，后者往往被人们忽视掉。这样一来，我国高校生现在一年的全部培养费大约就是：财政拨付2000元，缴纳学费4000元，住宿费1000元，衣、食、行及其他费用以6000元计（假定寒暑假期间能自食其力），总共为13000元。那么，现行政府财政补贴的比例仅为1/6.5。如果按1/4原则计，政府真正应负担的是每生每年3250元左右，缺口达1250元。相应地，学生应缴纳学费标准便应由平均4000元左右降为2750元水平。
上述分析仅站在效率角度考虑，而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国家的生产、分配如果只考虑效率而忽视公平的话，则即使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水平，也不能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虽然反映效率水平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与反映福利水平的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能实现帕累托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完美兼顾，但如此美妙的伊甸园很难存在。于是为了兼顾公平，作出一点效率上的牺牲便成为必要。因此，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拨款上或者说在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上就应体现这一要求。
我国的收入分配不仅严重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而且还呈逐步扩大之势。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1985年起，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开始超过农村，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1994年，两者扩大到3.6:1（注:陈亚军：《农村市场为何启而不动》，《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8期。）。第二，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以1996年计，在城市居民中，20%的低收放户人均收入为2278元，20%的高收入户为9603元。两者差距从1981年的2.1倍、1990年的2.9倍上升到1996年的4.2倍，城镇基尼系数由1990年的0.23扩大到1997年的0.34（注:王检贵：《收入分配与过剩求解》，《经济学家》1999年第3期。）。由此可见，在我国已经存在十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那么，在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中，仅仅根据效率原则，要求每个学生每年都承担近万元的培养费用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做对于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对于一部分贫困者而言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就要求高校在收费上要体现这一点。虽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与学校很难把握哪个学生家庭困难、哪个富有，在制定区别对待的政策上不好操作，但普遍的下调收费标准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当前普通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以生均每年2000元左右较为合适。
二、企业制度问题
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名高等院校便和其他厂商一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企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育企业，在我国当前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尽管也有少数几所能发放学历文凭的民办高校，但也只能起到点缀作用而已。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作为新的国有企业，其企业制度的设计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人们大概没有忘记，几年前，在理论界曾进行了一场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讨论。这场如火如荼的讨论指出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缺陷：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导致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从而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最终导致效率损失。因此，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突破口就在于解决所有者虚位问题（注:陆建新：《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看国内企业改革》，《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
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作为新的国有企业，同样也存在着所有者虚位问题。这在我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实际上，当前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之前，因双重委托——代理机制（即全体国民作为第一层委托人，政府作为第一层代理人；同时政府又充当第二层委托人，校长们作为第二层代理人）所存在的激励不相容、道德风险等现象就已十分普遍，这一现象之所以还未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因为预算的软约束在这里还有生存的空间（实际上其他类型的学校也一样）。当高校正常运转出现困难时，校长们便走“上层”之路，天天“哭着喊着要奶吃”；或者干脆向银行伸出求援之手。由于当前我国高校不存在破产，而政府成为其事实上的最后担保人，银行也不易发现金融风险，于是软的预算约束便继续存在。如果真正要让这些高校从事企业化经营，独立核算其成本与效益，结果一定是效益十分低下。这还是在高等教育供给短缺，基本不愁“销路”的情况下的结果。如果产业化之后，高等教育从原来的精英式教育转向了大众式的教育，高等教育市场也告别了短缺，供给能力超过了市场有效需求，各高等学校在现有制度下隐藏的问题就一览无疑。国有企业的今天便是高等学校的明天，亏损经营者将比比皆是。最终，有限的教育资源就会低效配置。
所以，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产业化之际，我们要防微杜渐，少犯错误，尽量降低改革成本。
三、政府角色定位问题
广大国有工商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之后，政府对它们只存在法律约束，一般不再有行政干预。国有银行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政府仍需多加监管，目的是防止银行经营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及无序竞争，从而避免因金融风险的出现而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高等学校企业化经营之后，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政府对高校除了必要的财政补贴外，还需要额外关照。
第一，政府仍需制定出全国高等教育每年的培养总数计划。因为，一个国家高校扩招的速度应与本国GDP增长及产业升级的速度相适应。否则，高校生培养得太少了，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得太多了，又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这两者都不利于资本的社会报酬率最大化。如果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政府没有统一规划，则必然是几乎全部的高中毕业生都涌进高校，导致国家培养了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大学生。因此，政府应根据本国所处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及产业升级的要求，制定出全国每年应培养出的高校生数量。
第二，政府还应规划好高校各专业每年的招生人数。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各高等学校会根据政府分配的招生计划来招收新生。但是，具体到学校准备开设的专业及各专业计划招生的数量，实际上现在就已经是由校方自己决定。什么专业最热，就多招什么样的学生；什么专业最冷，就少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时下计算机热，各高校纷纷都开设计算机专业，并动辄一招就数百人，而不管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更不论4年之后，市场是否能完全吸纳。从表面上看来，让市场机制来引导专业结构似乎是最有效率的。但市场机制在效率上的失效不仅仅限于外部性的存在，一种产品如果生产周期较长并呈发散式蛛网波动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各专业计划招收的数量，是根据市场上学生的选择而定，而学生的选择主要取决本人及家长的偏好。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高中学生及作为其家长的大多数中国百姓是很难对未来作出准确预期的，通常是根据当时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来决定所选择的专业。而一旦决定，便是4年不易改变。同时各专业几乎在任何一个价格水平下都十分缺乏需求弹性，因而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便很陡峭。而高等学校却会因各专业价格不同（假定各专业的价格能反映其供求状况）而迅速调整专业结构，这便表现出高等教育不论在什么价格水平下都富有供给弹性，因而其供给曲线便很平缓。根据蛛网定理，不难发现，如果听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很难处于均衡状态，更不用说一个处于动态均衡中的专业结构需要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要求了。只有依靠政府建立在科学预测基础上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专业设置上的帕累托改进。
四、产业本身定位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彩电、冰箱成为消费热点，并且因其产业链较长、波动效应较广，因而家电业便成为当时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换得了一段时期的GDP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首先是提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继之出台优惠政策促进汽车业的发展，近几年来又提出优先发展住宅建筑业。虽然这一连串的培育新增长点的举措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轿车业、住宅建筑业及部分第三产业必将成为持续的增长点（当然，成为将来增长点的产业还会有更多）。而时下，一部分学者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并把它作为新增长点的观点，以及政府正在实施的相关举措，得到的将是“教育泡沫”。
作为新的增长点，并非任何产业都能胜任；能否成为新的增长点，不能仅看其产业链的长短、附加值的高低，更主要的是看该产业提供的产品是最终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市场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是直接需求，而对资本品的需求是派生需求。派生需求主要受直接需求的制约。当直接需求不足时，人为的扩大派生需求只会增加存货投资，而作为理智投资者的厂商也不可能较多地增加产品库存。如果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货运汽车业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全社会货运量未因此而明显增加的同时，货运汽车的市场需求量会有所突破。同样的道理，第三产业中的货物运输业、生产服务业及金融业等都不能够被政府选定为增长点来特别扶植。作为新增长点的产业必然是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行业，虽然住宅支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计入投资，但其本质却是消费。
高等教育产业能否作为新的增长点，那就要看它提供的产品——教育服务，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了。如果是消费品，且市场容量很大，则大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能在一定时期内带动GDP增长；否则，便不能作为增长点来培植。早在1960年，舒尔茨就指出，教育活动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这种形式的投资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类似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投资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未来的谋生本领。因此，市场对教育的需求便不是直接需求，而是派生需求。其派生过程是市场对消费品的直接需求派生出厂商对包括不同种类劳动者在内的要素需求，市场对各种劳动者的需求又派生出市场对包含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需求（注:雷明全：《谈我国教育结构的失衡》，《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3期。）。因此，高等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增长点来扶持，它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