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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拉·奔是17世纪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小品文作家与翻译家，虽然当时有较大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即使是英国读者也未必对她很了解。不过，熟悉她的人大概都会承认她是英国第一位以文学为生的女性，并且曾经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她的《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约出版于1688年，至今仍拥有读者，也是她全部作品中唯一自出版以来一直拥有读者的作品。近年来由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新历史批评”的阐释，许多人又捧起了这本书。
这部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小说的主人公奥罗诺可，是非洲一位国王仅存的后代与继承人，爱上了一位阵亡将领——他的教父的女儿伊玛达。在奥罗诺可的追求下，伊玛达以身相许。但国王不顾廉耻，收伊玛达为妾，供己享用，并在得知奥罗诺可在他的宫内与伊玛达行欢后，大为恼怒，将伊玛达卖为奴隶。为此，奥罗诺可逃回军队营地，并率军击溃敌人的进攻，俘获一大批敌人。然而，在一位贩奴船长的诱骗下，他被贩卖到英国殖民地苏里南，并由主人特里弗里改名为凯撒，待为上宾。在此处他与伊玛达重逢。在伊玛达已有身孕，而一家三口的自由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奥罗诺可鼓动附近奴隶起义，但最后在副总督拜恩的劝诱下投降了，结果惨遭鞭笞。他决定复仇，但又知道胜利无望，为了不让伊玛达落入殖民者之手，决定杀死伊玛达。伊玛达心甘情愿地死了。追捕者在她的尸首旁找到了奥罗诺可，将他绑起来，残酷地杀害了。
阿弗拉·奔在《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一书里力图以现实主义手法叙述一切，这正如她在开篇时所说：“本书足够真实，故事能够成立，并供人消遣而无需虚构。”“我见证了你们要阅读的大部分内容，而我未能见证的，均出自书中主人公亲口之言。”事实上，正如B.G.麦卡锡所言，“奔夫人的《奥罗诺可》，……使她远远超出她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此小说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她作为小说家的三个特点的最好体现，而且在于它具有的基本的特点与她的其他作品不同。在其他小说中她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她的现实主义成分让她从戏剧中获得力量，从欧洲大陆的‘小说’或身边的生活中获取素材；同时狂热地虚构凭据，以证实自己的故事。在《奥罗诺可》中这三点都很明显。为了求真，奔夫人在这本小说里宣称每一个事实的真实性，使当时的读者皆大欢喜，令现代批评家屡屡失望。”他批驳了伯恩鲍姆博士否定《奥罗诺可》为现实主义小说乃至小说的论点。他认为，“《奥罗诺可》虽有传奇因素，但它包含了一种特别的现实主义。即使《奥罗诺可》所述的苏里南之行是虚构，也丝毫无损于阿弗拉·奔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声誉。因为倘如伯恩鲍姆博士所言，那么阿弗拉·奔就是一个想像现实主义者，而这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创造者，她揉合上千个看似令人信服的场面、感情与概念。而与之相对的是所谓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现实主义者至多只是一个转述者”（注：B.G.MacCarthy.Women Writers: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1621-1744.Cork University Press,1944,pp172-178.）。
事实上，《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一书中的许多东西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所用。苏里南的异国情调，给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将景色融入小说开了先河。深受阿弗拉·奔影响的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宣扬原始主义。小说中的“我”与苏里南的当地人做交易，向他们购买鱼、鹿肉、牛皮与其他罕见的小玩意；这儿有老鼠或黄鼠狼大小的猴子；有小猫一样大小的狮形小动物；还有鹦鹉及成百上千种形状与颜色各异的鸟兽；还有长达60码的蛇皮及形状、颜色奇特的蝴蝶。诸如此类的描写，将读者领入异国胜境。
该书给后来的小说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开拓的领域，还有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文明的肯定及对西方文明的谴责。在阿弗拉·奔的心目中，她遭遇的文明有三个层次：崇高的印第安人土著文明、残酷的黑人文明及虽已成熟但仍野蛮的白人文明。印第安人文明是她心目中的理想文明。以自然高于文明的观点来衡量印第安人的文明，她认为自然“给世界的教诲胜过人类的一切发明：宗教在这儿只会破坏他们因无知而有的宁静；法律只会让他们走上一无所知的犯法道路”。他们“言必信”，这从他们为那位英国总督哀悼与斋戒可以看出来：当那位总督误期到达苏里南后，他们直率地质问总督：“不守诺言的人叫什么人？”他们将总督当作言而有信的人，因此他的误期在他们心目中也如同他死了一样。因为他们不知人间有谎言、欺诈，或者如阿弗拉·奔在书中所说，“他们不知罪恶或奸诈，除非白人教他们这些。”印第安人不仅有“不知罪恶为何物”的优点，而且身体美丽，为人谦虚而害羞。他们终年裸体，而文明人因裸体而带来的种种尴尬及伤风败俗的事儿在这里闻所未闻。裸体在这里不是新奇事儿，也引不起任何好奇心。此外，男人求爱只用眼睛，叹息就是爱的语言；女人小心翼翼地不让男人注目。
印第安人与生俱来的天真无邪、诚信谦虚令“我”羡慕。但在小说的三分之二处，奥罗诺可参观一个印第安人村落时，看到“一些将领没了鼻子，一些少了嘴唇，一些鼻子与嘴唇都没了，一些缺了耳朵，有的双颊有一条长刀痕，牙齿外露。”这是高贵的印第安人野蛮的一面，不过他们这么伤残自身的肢体只是以被动的方式显示勇敢，以争得将领之位。“我”觉得他们仿佛是一群魔鬼。奥罗诺可虽然不赞成这种做法，仍然尊敬他们。
在书中，比印第安人文明稍为逊色的是非洲黑人文明。科罗马提恩王子奥罗诺可既是非洲黑人文明的代表，又超越了非洲文明。他与伊玛达坚贞不屈、誓死不渝的爱情，以及部下对他的真诚敬意，苏里南地区的黑人在他的领导下英勇起义等等，都是作者对黑人文明的肯定。不过，在奥罗诺可与伊玛达定情后，当时在位的国王，即奥罗诺可的祖父，见到美丽无比的伊玛达之后，不能抑制淫欲，设法将她收为己有。这种近似乱伦的行为或许又是暗示黑人文明落后的一面。
等而下之，西方文明虽然较上述两种文明更成熟，但充满更多的罪恶与奸诈。奥罗诺可友好地将战俘卖给西方人当奴隶，结果自己也受骗上船，被绑到苏里南为奴。到达苏里南后，他要求自由，白人为了稳住他，答应给他自由，但是迟迟没有结果；最后奥罗诺可起义失败后，在白人答应不报复他的劝诱下，投降了。结果，奸诈的白人副总督拜恩派人将他惨无人道地肢解了。
此外，小说中还描写了奴隶处境，叙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以此内容为题材的小说中，此书可说是第一部。1852年出版的《汤姆叔淑的小屋》是否师承此书，并无定论，但19世纪已有人比较二书对贩卖奴隶的谴责。安节琳·葛罗认为阿弗拉·奔在《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一书中对奴隶处境的激烈抨击及人权的维护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废奴主义宣言——它在阿弗拉·奔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还指出此书开辟了将废奴主义与女权主义相提并论的传统。（注：Angeline Goreau.Reconstructing Aphra:A Social Biography of Aphra Behn.The Dial Press,1980,p289.）与此相反，爱德华·瓦根科内希特指出：“这种谴责并不是以奴隶制度为对象，对于奴隶制度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她无话可说；她只是偶然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对奴隶们的同情只是气质上的，而非信念上的”。（注：Edward Wagenknecht.Calcavade of the English Novel:From Elizabeth to George VI.Rev.Henry Holt and Company,1954,pp20-21.）凡·米登多朴认为本书作者不是奴隶解放的支持者，她也没有让基督教世界认识到奴隶制度的可怕。（注：Gerarda Maria Koolman-van Middendorp.The Hero in the Feminine Novel.G.W.den Boer,1931,p23.）废奴主义是现代文学中的重大题材，而阿弗拉·奔开了先河，确是现实主义小说上的一个壮举。
这是阿弗拉·奔小说逼真的一面，即使用现代标准衡量也可称之为现实主义。不过，更多的时候，阿弗拉·奔的现实主义揉合了传奇与逼真，不能以其中的叙述是否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来衡量。她的小说既继承了中世纪传奇激发兴趣的作用，又昭示未来的现实主义基本因素——逼真。《奥罗诺可》的这个特点也引起学者们对该书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关系的争议。有的学者将此书奉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开山之作，如乔治·渥德靠克认为阿弗拉·奔“开始了后来成为英国小说中成果最丰硕的传统的倾向。…特别是《奥罗诺可》，地方色彩浓郁，对这个传统的发展产生影响，从笛福身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甚至采用她借以达到逼真的技术手段；影响不那么明显的是理查逊与菲尔丁，他们的流浪汉小说所循的基本路子与阿弗拉·奔的做法并无二致。”“她不仅试图以真实叙述给故事赋予现实主义的特点；她还努力构筑她的人物可以在其中表演的丰富背景细节与地方色彩。背景通常比演员更真实。”他的结论是：“《奥罗诺可》无疑是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么说不是因为人物的言行，而是因为丰富而精心设计的细节背景：苏里南的景物，阿弗拉·奔少女时代的欢乐，殖民政府的无赖，奴隶们遭受的耻辱，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相信奥罗诺可这位虚构人物沐浴着现实的阳光。”他进一步指出，“奔夫人最重要的方面也许是她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身份。”（注：George Woodcock.The Incomparable Aphra.T.V.Boardman and Company Limited,1948,pp237-238.）伯恩鲍姆博士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他说阿弗拉·奔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阿弗拉·奔在现实主义小说方面作出的贡献持不同态度，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客观而言，以她的小说《奥罗诺可》为例，是因为小说逼真中杂有传奇。由于有传奇成分，《奥罗诺可》的逼真性被冲淡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现实主义小说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阿弗拉·奔的现实主义既不能用20世纪五花八门的现实主义流派来衡量，也不能用19世纪与自然主义为邻的现实主义来衡量，而应根据她所处的17世纪末的文学风气来判断。她的《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正是根据当时的文风与读者的趣味而写的。伴随着中世纪传奇的衰落，一种融合传奇与写实的文风开始出现。阿弗拉·奔就是首批作家之一。瓦尔特·拉利盛赞她在现实主义小说方面的贡献：“英雄传奇盛极一时，而她却以真实生活的小事入小说，值得赞许。”（注：Walter Raleigh.The English Novel:A Short Sketch of Its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Appearance of "Waverly".John Murry,1894,pp107-109.）要了解《奥罗诺可一王子出身的奴隶》一书中传奇与逼真的融合，让我们先看看传奇与小说的区别——斯威夫特的同学康格里夫在1713年出版的《化装出行的女人》中指出：“传奇一般抒写英雄、女英雄、国王、王后、第一流凡人的坚贞爱情与无比勇敢，及其他不寻常的事，而小说更为平常，接近我们，向我们展现实际的阴谋，以偶然事件与奇事娱乐我们，但这些并非完全不寻常或无法控制，而是与我们的信念相差不太远，同时使享乐离我们更近。传奇予人以较多的惊异，小说予人以较多的欢怡。”（注：A.Norman Jeffaires.Incognrita and the Way of the World.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Columbia,1965,pp32-33.）从阿弗拉·奔、丹尼尔·笛福到菲尔丁，传奇一直与逼真交织在一起。而为了标新立异，也为了表示对中世纪传奇的反叛，她把书名定为《奥罗诺可——王子出身的奴隶》，标榜写实，以示与纯属虚构、夸大其辞的传奇有所区别。这种风气，从其他以“史”为题的小说也可以看出来，如紧随阿弗拉·奔之后的丹尼尔·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大人物彼得正史》、菲尔丁1742出版的《约瑟夫·安德鲁与友人亚伯拉罕·亚当斯冒险史》、1749年出版的《汤姆·琼斯正史》与1766年出版的《奥菲利亚的历史》。由此可见，也许在小说中绝对摒弃传奇没有必要，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融合小说中的传奇与逼真。如上事实也说明这种以记实与传奇相结合的小说是英国小说乃至现实主义小说的源头。
一方面，阿弗拉·奔力图摒弃传奇；另一方面，她又试图利用它。这种融合传奇和逼真的现实主义有双重作用：逼真让读者相信她的叙述，而传奇又使读者喜欢她的故事。以康格里夫的标准去衡量《奥罗诺可》，其中有不少属于传奇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也是反对称该小说为现实主义小说乃至小说的批评家们的借口之一。阿弗拉·奔之所以把它们写入小说，并不是说她不遵守现实主义的逼真原则，而是一方面可能如安节琳·葛罗所言，即阿弗拉·奔所在的时代尚未明确区分真实与魔术、奇迹与事实，所以不能苛求她的作品与它所模仿世界的对应。“如果阿弗拉·奔的小说中一些被20世纪定为‘不可能’或‘传奇的’事件指的是这种情况，那么根据17世纪的标准它们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注：Ibid.②,pp283-284.）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引发读者的兴趣。如奥罗诺可一次打死一只老虎。这只老虎为患甚大，有人声称曾几次以几粒子弹射穿虎身。“凯撒用刀剖开老虎，检查别人所说的虎伤在何处。”“取出这只猛兽的心脏时，内有7粒铅制子弹，伤口愈合处有大痂，子弹在老虎肚子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射击的时间是很久以前了：打虎者把虎心拿到我们跟前，人人争观奇迹。”奥罗诺可已经用剑刺杀了一只老虎，勇敢令人敬佩，这一次又用箭射死一只老虎，而且在虎心找到7粒子弹。阿弗拉·奔想以此表现奥罗诺可的英勇。如果第一次打虎是他的功绩，令人佩服，那第二次打虎因加入“7粒子弹”的情节，不仅不可信，连奥罗诺可第一次打虎的故事也让人怀疑了。
另一件在现代人看来不太可信的奇事是令人发麻的鳝鱼。苏里南有一种令人麻木的怪鱼，“活着时极冷，虽然垂钓者的线很长，线末有鱼竿，这种鱼会在咬饵时让持竿者浑身麻木，一会儿失去知觉；有人在鱼咬饵的瞬间掉入水里，或跌倒在河岸上，象死了一样。”奥罗诺可并不相信有这么回事，结果在钓到一条鳝鱼时，紧抓的竿不放，昏厥过去，跌入水中，最后被一艘印第安人的船只救起。
阿弗拉·奔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最好的，是以逼真的手法描写小说的传奇主人公奥罗诺可。在行动上，奥罗诺可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英雄。在与伊玛达分手后的对敌作战中，他开始时因担心伊玛达的处境而无意对敌；最后，他不忍心看见自己的士兵再遭杀戮，象古希腊英雄阿克琉斯一样醒悟了，冲入重重敌人之中，勇猛之极，令对手们敬畏无比。其他士兵因他参战而焕发斗志，最终大胜敌人。这样，无论体质上，还是智力上，抑或行动上，奥罗诺可都超出普通人。但无论是作为一位王子还是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他的言行都是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这是因为他是取自生活的一个典型。他是黑人，但行为举止远胜文明人。他的长相与其说是黑人中的佼佼者，不如说是一个标准的罗马人：“他的眼睛十分锐利，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敬畏的眼睛；眼白仿佛牙齿，洁白如雪。鼻子象罗马人的，高高的鼻梁，而不是扁平的非洲鼻。他的嘴形也是能见到的人中最美的；与其他黑人极常见的上翻大嘴唇完全不同。面部的比例与神情长得极为高贵精确，除了颜色外，自然中没有更美丽、合适与萧洒的东西了。凡表明真美标准的一切优雅之处他一应俱全。”
奥罗诺可是一位“高贵的野蛮人”。文评家们也都公认这个“高贵的野蛮人”开了后来同类人物的先河。首先，他很受尊敬。在与其他黑人一起贩卖为奴时，他绝食抗议。在船长的苦苦劝说下，他来到被他贩卖为奴的人群中，这些人见到亲爱的王子后，欢天喜地。“跪在他的脚下，吻他，抱他，象相信神谕一样相信他向他们作出的保证。”最后，在他的说服下，“他们一致向他保证只要他能平静、安全，他们再怎么受苦也算不了什么。”
到苏里南以后，无论是一般奴隶，还是他的主人特里弗里，及其他有身份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对他怀有一种虔诚而自然的敬意，虽然这种敬意在读者看来因这些文明人不愿赐与奥罗诺可一家以自由而打了折扣。阿弗拉·奔总以一种正面，甚至是崇拜的笔调描绘奥罗诺可的所作所为，难怪当时有人怀疑这位王子是阿弗拉·奔的情人之一。
奥罗诺可的高贵表现在他的良好教养。他不仅外表出色，而且智力超群，非凡夫能及，“他就任何主题发表的看法都令人羡慕；凡是听他发过言的人都会深信自己的如下观点错了，即一切智慧只限于白人，尤其是信基督教的白人；人们也会承认奥罗诺能够好好统治，明智管理，他心灵伟大，能明智地运用权力，不亚于在最好的人文与学问机构或最出名的朝廷接受熏陶的任何王子。”他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受过一位睿智而有学问的法国人道德、语言与科学方面的教育；他听说过罗马人并崇拜他们；他听说过英国最近的内战，以及我们伟大君主令人痛心的逝世；谈论充满可以想象到的理智及对不公正的反感。……举止文雅如一位有教养的大人物。他的天性中无一丝野蛮，在一切问题上谈起来都仿佛他曾受教于某个欧洲宫廷。”阿弗拉·奔这么写不仅表明她自己的保皇立场，也以此记实式的手法具体说明奥罗诺可是她心目中的有教养之士。
他默默忍受，耐心等待自由的到来，即使在最后被残酷肢解时，仍视死如归。不过即使是这样一位勇敢大度、坚忍睿智的王子也逃脱不了白人的魔掌。凡此种种，都是奥罗诺可作为一位既普通又高贵的人所具备的特点。
虽然阿弗拉·奔的《奥罗诺可》未被奉为英国小说的开端，而丹尼尔·笛福的《罗宾逊·克鲁索》与塞逊尔·理查逊的《潘米拉》被公认为英国的第一批小说，然而二者成为小说的因素在阿弗拉·奔的小说里都可以找到。
对英国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做出贡献的阿弗拉·奔，现在已很少听说了，“但她是首先证明女性有能力在英国文坛上产生影响的人之一，我们可以忽略她的愚行，将她归入值得不时纪念的英国女作家的拓荒者之列。”（注：St.James's Magazine,Vol.VII,April-July,1863,p358.）渥德科克也提到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她为个人解放，为自己以平等的身份在男作家们中活动而独自进行斗争，她死之前似乎是唯一的职业女作家。”（注：Ibid.⑥,pp235-236.）由于生活所迫，她走上以文为生的道路，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她的才华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德莱顿及其他文人所赏识。奇怪的是，那位以《僧人》出名的小说家“僧人刘易斯”居然说：“女人的手只应拿针，不配握笔；针是女人用起来唯一得心应手的东西”。他的《僧人》也许师承于阿弗拉·奔的小说，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是数典忘祖了。
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在中国的诗文里也有反映，如朱淑真《断肠诗集》卷十《自责》诗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以“吟诗弄文”为男人之事，而以“金针女工”为女人的专职，是女性歧视的表现。
如果“所有女性应齐上阿弗拉·奔的坟墓献花”，那么男性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是否也应该上阿弗拉·奔的坟墓献花呢？为她的才华，也为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