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反法西斯主题小说——《希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杰出论文,反法西斯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题小说(roman à thèe)就是将某些真人真事置于创作主体的基本意向性之下，以其特有的创作话语生成的叙事作品。这类作品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法国著名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文艺理论家安德烈·马尔罗的杰出小说、也是世界优秀的反法西斯小说之一的《希望》便是这样一部主题小说。
反法西斯有效性——铁腕与博爱
《希望》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题鲜明的反法西斯性。《希望》直接以作者“在西班牙的见闻与感受，描写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斗争”①。《希望》中表现出的主题之一便是铁腕（或“有效性”——effcacité）和博爱(fraternité)的辩证融合。小说中的国际纵队飞行中队领导人马宁和从小知识分子成长为干练的国际纵队旅长的马努埃尔，是马尔罗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也是小说的铁腕和博爱主题的化身。
马宁在小说中的经历和政治观点，几乎就是马尔罗本人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政治观点。首先从政治观点上看，马尔罗主张全人类共同战胜邪恶，为改变人类的命运而斗争。他佩服共产党为解放受压迫者而奋斗，但他反对“党的驯服工具”的教士型党员作风。小说中，马宁常和战友们讨论政治。他首次整顿飞行中队时，就对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活动家亨利克表示过他对共产党的钦佩：“我们的人很守纪律，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现在，许多人都成了共产党员，是因为他们很守纪律……他们组成了坚强的核心，在其周围团结了不少曾在战斗中丧失了信心的人，接着这些人也形成了坚强的核心……这都多亏了共产党，光我们自己是办不到的。”
马宁是个重视行动效果的实干家。为支援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他跑遍了欧洲和非洲招募飞行员，捐款买飞机；为了战胜法西斯，他严厉整顿飞行中队，对飞行员、领航员、射击手，轰炸投弹手分科进行考试，不具备参战条件的，一律不准上飞机。
马宁有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革命左派成员。但是他参加一个政党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工作，而不是为某个政党工作。他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革命政党好比灯泡，革命好比电源，“合闸时，所有的灯泡都应该同时亮”。所以，当西班牙革命处于生死关头时，他毅然将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飞行中队并入西班牙共和军，以此证明他的最高利益是革命利益而不是某个政党的利益。所以他把当时参加形形色色的政党的成员分为“教士型”和“斗士型”，教士型只是为政党而献身，而斗士型则是以自身的行动战斗不止，直到革命目标的实现、人类状况的改善。这种政治哲学的观点，无疑是马尔罗自己观点的表述。马尔罗很欣赏尼采的学说，曾到东南亚一带“历险”，写出了一系列以行动哲学为基调的“亚洲系列”小说。他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奋斗，在于改变屈辱的处境。他一度和共产党结盟，因为他认为这个党纪律严明，其革命行动具有很强的有效性，尽管这种有效性在某个阶段或个别事件上显得冷酷和不近人情，但这和革命的总体目标即有效地改变人类当时的处境却是一致的。马尔罗的这种复杂的也是辩证的观点，充分体现在小说的另一个人物马努埃尔身上。
马努埃尔本是巴黎一家电影厂的音响技师，属小知识分子阶层。他受党的派遣，到西班牙支援共和军抗击法西斯。他出于革命激情将自己的私人汽车献出，并亲自开车为共和军运送炸药。他很勇敢但没有战斗经验，战斗目的也不明确，开车运炸药时，“只觉得这个夜晚，每个人都要在大地上做些什么”。这表现出一种生命哲学世界观：只需行动以体现作为人的力量而无需追问做些什么和为什么去做。这种思想，是受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自由主义学说影响所致。从马努埃尔身上，也可以看到作者本人思想经历的过程：马尔罗也曾经对这种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过兴趣，这一点在他的著名小说《人类的命运》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然而，残酷的战争现实使马努埃尔逐渐成熟起来，使他由一个富于幻想、经验不足的年轻党员变成一个沉着冷静、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员。在刚被提升为连长时，他看见一群老鼠用干瘪的鼻子嗅着刚被枪毙的三个法西斯分子的血时，还感到“喉咙发紧”，显得很不习惯；特别是当他看见一个青年农民用食指蘸着血在墙上写“消灭法西斯”的标语时，马努埃尔产生了“这两种人都不应该继续存在”的想法。然而，残酷的战斗锻炼了他，改变了他的思想。在共和军与法西斯拼死搏斗的紧要关头，有两个开小差的士兵被抓回。他们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腿求饶时，马努埃尔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虽然内心剧烈翻腾，怜悯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但同时又“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他必须在胜利和怜悯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他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不留情地枪毙了逃兵。
在《希望》中，博爱不仅是同情和怜悯，而且也是冷峻和效率。博爱和铁腕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是统一的，铁腕甚至是达到博爱的必要手段。马努埃尔在小说开始时总是手持一枚橄榄枝，但他成为一名成熟的指挥员后，手里的橄榄枝换成了一条狼狗。这时的马努埃尔需要“经常抚摸狼狗”。这里，橄榄枝和狼狗都是各具意义的隐喻，暗示了主人公（抑或作者）对目的与手段、愿望与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马努埃尔在和一位苏联记者的谈话中说，任何赤手空拳的良好愿望和勇气是无法抵挡飞机和大炮的。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每一个战斗环节，每一个战斗行动都应具有百分之百的有效性，这才是克敌致胜的法宝。
反法西斯的代价——死亡与生存
法国评论家若望·雷马利在《马尔罗与艺术创造》一文中说，马尔罗在帮助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屠杀的过程中，决定写一部反映西班牙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然而以什么角度表现这个民族的痛苦呢？“马尔罗和毕加索同时想到了戈雅。”②
卓越的西班牙画家戈雅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表现西班牙民族痛苦遭遇的作品，如《布埃尔特·德尔·索尔的起义》、《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组画《战争的灾难》等；他还在自家房子的墙上画了许多壁画，以强烈的对比和怪异的形象反映西班牙人民遭受暴力侵犯的惨景。毕加索深受戈雅的影响。1937年初，法西斯飞机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小城格尔尼卡，毕加索怀着义愤，创作了方块画派名作《格尔尼卡》。马尔罗在《希望》中，将戈雅绘画中人民横遭杀戮的惨状，毕加索画笔下七零八落的牛身（西班牙的象征）、残缺不全的人的肢体变成了小说中更加生动具体的描写，既不失戈雅乃至毕加索画中动人心魄的扭曲笔法，又更像一组组电影定格，将法西斯的残酷暴虐展现无遗。小说中，美国记者查德看到了这样一幅惨景：在法西斯空军对马德里进行的大轰炸中，许多养老院和幼儿园也被夷为平地，法西斯扔下大量燃烧弹，冒着“绿火（苦艾色）。太可怕了。您知道：那火是扑不灭的，老人们像瞎子一样，有的柱着拐棍，有的双手向前伸着，在大火里乱抓……”。查德发往路透社的新闻稿中还有这样一篇实地报道：“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只有约两岁的小女孩，这孩子的下颌没有了；可是她还活着，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好像是想知道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另一位妇女在横穿马路时，怀里也抱着一个小孩；那个孩子的脑袋没有了……”那失去了下颌，睁着惶恐大眼的小女孩，不正像戈雅《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中那位高举双手，大义凛然地面对着敌人的屠刀的西班牙平民么？
但马尔罗创作《希望》的主要意图并不仅仅在于揭露法西斯制造死亡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为了阐发他关于死亡的哲理。所以，《希望》中虽有许多现实的“材料”，但它们大多经过了改造加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灌注其中，以致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哲理论辩。小说中的共和军战士艾尔南台受伤被俘后和另一个战俘莫莱诺就死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也是小说不断出现的生存与死亡的论题之一。莫莱诺认为，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死亡，无论怎样的煎熬都不及死亡令人惧怕。因为死亡意味着一切将无法挽回，一切将成为定局：“死亡的悲剧，在于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使生命变成一成不变的命运；失去了生命，任何一切都无法重新开始，即使是一个无神论者，死亡时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观点，艾尔南台进行了批驳。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在死亡面前是无所畏惧的。他鄙视那些“只想要活命而无论这是怎样的活命”的人；他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刑。因为受刑意味着人的价值受到摧残和折磨，是屈辱的；然而死亡却可以使人光荣地免受屈辱。和那些“只想要活命”的人相反，他“等着被枪毙。他不想活了。他的上一层楼，还有许多不准备再活下去的人；就是这些人，他才愿意与之共同继续活下去。而另一些人，他根本就不愿与之共存”。英勇地迎接死亡而不是屈辱地求生，这是马尔罗小说中的主人公共有的特征（参见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虽然他们有时是共产党人，有时是其他为“人类命运”而战的人。他们在死神面前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人应有其尊严与价值。所以他们在面临死神的时候，都能够从容地，甚至主动地请求一死，因为他们清楚这死的价值。这时，“他们是如此驯服；但这种驯服不是软弱，不是怕死，而是相反。法西斯这样地杀人，并不能说明他们是胜利者；杀人不像宰牲口，人对人应该在战斗中决出胜负”。最后，艾尔南台“迎着一阵火药味儿，踏着颤动的土地，走向涧边……”。
艾尔南台的死是马尔罗式的英雄般的死。艾尔南台死而无憾：他生前的行动是体面的，英雄式的；死时也是带着人的尊严赴死；他的死不是悲剧，而是史诗般的英雄式死亡。这种“死”即“生”，这种死几乎类似尼采的超人般的死。尼采认为，超人就是创造人类目标并给大地以意义和未来的人。他们能轻松地面对死亡，因为他们用以对待死亡的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态度，认为这种死具有“死后方生”甚至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当艾尔南台面对法西斯的枪口和不时从临时刑场附近怒视着法西斯匆匆走过的穿着丧服的女人时，“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历史的动力：在这个女人总是身不离黑色丧服的国家里，一个主要由寡妇构成的古老民族将推动历史的车轮”。很明显，这是马尔罗带有意志论色彩的“行动哲学”的形象诠释。
所以，《希望》的创作，一方面是马尔罗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民族顽强的意志力正好适合于他用来解释他的行动哲学，特别是关于行动与生存，死亡与希望关系的观点。
西班牙民族历来崇尚勇武，生性桀骜不驯。在《希望》中，西班牙人民的英雄形象被表现得高大而神秘，又像史诗一样令人陶醉和沉思。小说中，国际纵队空军中队的一架战机受伤迫降在特鲁埃山区。马宁带人前往援救，途中遇到山民们用担架抬着重伤员用驴驮着轻伤员下山。马宁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险峻的山道像从天上延伸下来，“天幕上出现了一位矮矮的、黑黑的撒哈逊骑士”；那骑士“像一尊安放在高底座上的缩小了的塑像……”，突然，这尊塑像侧过身，向下略略一倾身子，接着传来一声神秘而又亲切的喊声：“啊，马宁！”这段虚实相间的描绘，将西班牙民族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的勇武形象和小说描写之事件当时的情景，即西班牙民族形象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位骑在驴背上的神秘骑士是中队的战士布若尔，他戴着特鲁埃尔山民送给的古代饰以羽毛的帽子，只刮了一半胡子，脸上的伤口淌着血。可就是他，忍着剧烈的伤痛，将负重伤的战友从早已成为一堆废铁的飞机里救了出来，直到山民们赶来帮助，他才骑上驴和大家一起下山。在这个人物身上，马尔罗赋予了西班牙民族千百年来铸就的钢铁意志。对这种意志，仅仅“现实主义”地描写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种民族魂，蕴藏于西班牙高山之巅，大地之下。
不屈的西班牙民族性格和精神，是马尔罗行动哲学很好的佐证，他以这种精神来不断印证自己行动哲学中“死后方生”的生死观。马尔罗认为，在一切时代，艺术家的作品都不是为了创造他所看到的世界，因为创造作者已看到的世界，这本身就是说不通的。所以他认为在一切艺术创造中，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真实的、超人的和非人的视觉。马尔罗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作者关于“方死方生”的生死观。《希望》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它的“充满激情的幻想”、“死亡的考验”、“希望”等章节都表现了由“死”到“生”、英勇的、置生命于度外的战斗，都阐释了“死”而后“生”的观点。作为二战开端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可是反法西斯战士们怀着一股激情，视死如归，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小说中，参战前是美学家的飞行员斯卡利问本是一位人类学家的指挥员加尔西亚：“请告诉我，指挥员，照您看，一个人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生命？”加尔西亚回答说：“把尽可能丰富的经验转化为意识，将这种生自生命本身的意识运用到行动中去。”所谓“生自生命本身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意志。
马尔罗的行动哲学认为，人类的价值和希望就在其行动之中，在其自由意志（不受如法西斯这样的外力所制约的意志）的实现中得到永生（复活）。小说中有一架国际纵队的飞机被敌机击中，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负了重伤的驾驶员在烈火中奋力拼搏，挣扎着将飞机驾回基地。地面的战友们冲上去扑灭了大火，将烈士们抬出飞机。这时，小说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描写和议论：
……马尔色利诺是颈上中弹牺牲的，所以流血不多。尽管他在阴森的灯光下直楞楞地瞪着眼，他的脸仍然显得很美。
酒吧的一个女招待注视着他。
“至少还要一个小时，才能看到他的灵魂。”她说。
马宁见过许多死者，他知道死者给许多活人带来了安宁；他脸上的皱纹也随着忧虑和思想而消失了。马宁看着这张用生命洗净的脸，看着那睁着的双眼和飞行帽；他不想离去啊！马宁想起了女招待刚才说的话；那是一句有浓厚西班牙民族文化色彩的话；是的，一个小时后，烈士的面孔才会从人形面孔上显现出来，那才是烈士精神的面孔，真正的面孔。
《希望》的第二部第二章“死亡的考验”其实又可译作“《启示录》的实施”，这里借用了《启示录》中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在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③通过死亡的考验（《启示录》的实施），西班牙民族得以从死亡中“复活”，希望之光如晨曦般升起。
反法西斯之目的——“希望”与荒诞
法国著名传记文学家和评论家安德烈·莫鲁瓦在论及《希望》时这样写道：“人是其行为的总和，在行动中，他造就了自己的历史，但愿这历史尽可能地伟大，这就是目标，人于是走出了荒诞。”④马尔罗在《希望》中写了许多“希望”中的而非现实中的事，即“充满激情的幻想”，其中的人物特别是这些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大都是作者本人的行为和思想，或者说是作者“灌注”入人物中的。如同马尔罗其他“人类处境小说”一样，《希望》中的人物以其各自的而又一致的行动，英勇地抗击法西斯，也就是抗击那个时代时刻困挠人们的荒诞感；即是说，法西斯的暴行就是荒诞的化身。面对荒诞，人只有行动才能与之抗衡，才能继续生存。而人类与荒诞抗争的行为，无疑来源于战胜荒诞的意愿或“希望”。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世界中，马尔罗都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改变人类命运的希望。西班牙人民在历史上不断地在“死”中求“生”，这在马尔罗看来，就是表现以行动战胜荒诞主题的极好证明。
从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30年代末起，马尔罗就认识到人类战胜荒诞的行动必须是一种团结一致的行动。在《希望》中不断出现“兄弟情谊”(fraternité)的主题。在战斗中，不论相识不相识，战友间不用语言，仅凭眼神、手势（一只举起的右拳）就能达到默契，团结战斗。有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为了掩护战友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同样，反法西斯阵营里的军民之间也充满了兄弟般的情谊：国际纵队的飞机坠落在深山的雪地上，山民们发现了，便立刻跑过去“笨拙而亲热地忙碌起来”。有人“拿出也许是他最好的东西——一只保温瓶，给伤员们喝水”；有一个老人很庄严地将村里唯一的一只鸡杀了给伤员熬汤喝，她说：“我的儿子，他也在前线……”。
这种兄弟情谊，这种博爱的主题是小说《希望》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作家马尔罗行动哲学中战胜人类荒诞处境的有效方式：人类只有紧密团结，一致行动，才能战胜荒诞的命运，迎来“希望”的曙光。
这种兄弟情谊作为人的一种行动方式，是马尔罗行动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改变了马尔罗在《希望》之前创作的小说如《王家大道》、《征服者》、《人类的命运》中个人孤军作战，以个人为中心的行动方式。在那些小说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一致的行动，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论说话，小说中的许多对话或讨论成了一群人的自言自语，互不相关。在《希望》中，虽然有时也可见类似情况，但人们的行动在反法西斯的共同“希望”中统一起来了。诚如莫鲁瓦所说，人类由于一致的行动，终于看到了战胜荒诞的曙光。在《希望》中，那种仅以个人名义行动的描写少了，甚至有些描写是对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希望》中有许多关于行动的目的与手段，愿望与效果的讨论和图解式的描写，都是围绕着能否有效地战胜法西斯（或荒诞）而展开的。仅仅英勇地行动或英勇地牺牲，已经不是“完美”的了。人的死应该“有效”地死，有目的地死；作为战士不能仅想着能干什么，而应想着应该干些什么，怎样干，为什么而干。如果一个人行动时仅想着他所能干的事情，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无所“希望”的人，就不能战胜荒诞。
反法西斯话语——“谎言”的真实
马尔罗在《希望》中展示的关于现实与希望、目的与手段的观点，构成其艺术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艺术使人类摆脱荒诞的命运而获得自由。艺术是“人的一种永恒的报复”。也就是说，人在以摆脱荒诞命运为目的的一切活动中，只有艺术活动是最经常最有效的。因为在马尔罗看来，艺术的力量高于一切；人在艺术创造中获得一种永恒的寄托和安慰，因为创作中的艺术家对外界即现实中的一切焦虑和苦恼可以统统视而不见，并可以不拘泥于现实的桎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外界的一切（客体）为创造主体所用，借之发挥主体自由的想象。马尔罗艺术创作中的现实素材只是一种可供利用的材料，而不是其创作的依据。因此马尔罗的小说创作并非现实主义的，他的形象思维方式不是传统的艺术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思维方式。这种所谓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艺术观。而马尔罗的艺术观则是以本体论哲学为基础的，他强调的是主观而不是客观基础上的“能动”。因此他的艺术创作是绝对自由的，既不受任何史实的约束，也不受任何手法的限制，他随心所欲地将创造主体的意志赋予人物，使他们按这种自由意志在小说中表现，行动。
这种艺术观使马尔罗的小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叙事文本。在创作《希望》的年代，在反法西斯阵营里流行着一种“世界主义”的话语。《希望》中的反法西斯话语是由诸如“有效性”、“纪律性”、“光荣的死亡”和“有效的死亡”、“法西斯暴行”、“兄弟般的情谊”、“希望”，以及诸多虚构的情节、人物和冗长的说教和思辩构成的，旨在否定法西斯，肯定人道主义。作者写了这样一段故事：一队法西斯分子抓了600多个妇女和儿童，把他们押在一所军校——著名的阿尔卡查尔城堡。共和军民兵围困了城堡，派了一位神父进城堡和法西斯谈判，希望他们释放妇女和儿童。法西斯没有答应，只同意在城堡下的开阔地上确定一个中立地带，双方代表直接谈判。谈判开始了，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奇怪的是，双方在争吵中同样使用的诸如“理想”、“劳动者”、“集中营”、“正义”等词汇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双方完全无法相互沟通和理解。“双方相距约十米”，却“好像隔着圣界，站在各自的界线内和对方争论”。作者发议论说：“这群人两个月来一直在相互残杀，对话是困难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幽灵使法西斯分子绕着城堡的廊柱转来转去；民兵们则在街垒附近徘徊，双方都害怕相互靠近，因为一靠近就要讲话。”这就是说，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和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赋予了诸如“正义”、“理想”等文字代码以不同的、甚至互不相容的文化价值，因此无法进行沟通。马尔罗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文字代码的意识形态性（或人为性）。这种现象无疑也属马尔罗所要战胜的荒诞之列，于是他虚构了一个场景：
一个民兵穿过分界线。他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他挽着袖子，露出刺了花纩的胳膊。垂直射下的阳光将那顶墨西哥式帽子的影子投射到他的脚下。他就这样走到一个柱基上。他手里拿着一盒香烟，向法西斯那边走去，就像去设置一个捕野兔的活结一样，仿佛是说：“不能责怪这些香烟，混蛋！没有烟抽，都怪这可恨的战争……”
这时，一个民兵问另一位年长的国际主义战士：
“您对这愚蠢的发烟行为有什么看法？”
“在比利时议会一次最激烈的争论中，我看见过为了否决一项信鸽税法，全体议员表现出兄弟般的团结气氛！因为议员中的百分之八十是信鸽爱好者。这里，则有一大群抽烟共济会员。”
“这比议员们的团结更深沉！”
这个给法西斯士兵“兄弟般”地送烟情节（后来又送刮胡刀片，双方士兵和军官不再意识形态地争吵下去，而是拉起家常来了）是典型的马尔罗式反法西斯的话语。它的释义为：法西斯是不人道的，但法西斯分子也是人，应该以“兄弟情谊般”的人道主义方式（话语）与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
虽然马尔罗试图以“兄弟情谊”来改变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语义对立（或语言的荒诞性），进而消解人与人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也是马尔罗与之抗争的人类的荒诞性），但是，马尔罗自己却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因为他在试图消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构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这在《希望》中是显而易见的。书中的人物、故事、人物的行动及其所发表的冗长的议论。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反法西斯、和人类荒诞的处境进行抗争以达到战胜荒诞的目的。因此小说中的一切，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其意识形态性都是明显的。马尔罗在《希望》的扉页上写道：
献给特鲁埃尔战役中的同志们！
史书记载的“特鲁埃尔战役”是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纵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战役的结果是，西班牙马德里人民、共和军以及国际纵队在面临法西斯的重重包围和进攻的严重情况下，仅有3万5千余名战士的国际纵队就牺牲了1万余名。损失是惨重的。但这次战役毕竟将法西斯的军队挡在了城外，因此也能算作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给共和国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想必从这个时刻开始，反法西斯的人们认定，西班牙是‘希望’之所在”⑤。
为了这种“希望”，一些“想必是纯属虚构的事件充斥了《希望》”⑥；这种“虚构事件”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粹的虚构，如一些“当过白匪的俄国人”跑到西班牙为共和国效力以博得苏联共产党人的好感，以便“能在事后重归故里”；“比共和军手里的任何飞机都要高级”的意大利轰炸机等，实际上都是作者随意写下的。由于《希望》的创作年代和作者的特殊经历，书中这些描写常被后人误认为历史的真实。第二类是人云亦云，为“我”所用的事件描写。在《希望》中，这种“反历史性”最突出的是关于佛朗哥在叛乱前就向墨索里尼请求军援的描写：共和军击落了一架意大利轰炸机，飞行员一死一伤。从他们的飞行日志中发现了“7月16日：斯培西亚、梅利拉；18、19、20日：塞维勒、萨拉芒克”，旁边的空白上写着：“任务：轰炸、侦察、护航、支援地面……”的字样。因此推断，佛朗哥在叛乱前一天就已向墨索里尼求援，而且墨索里尼应允并派出战机参加了针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马尔罗在引用那两个意大利飞行员的飞行日志时特别在“7月16日”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注明“这是佛朗哥叛乱前一天”）。这样看来，佛朗哥在叛乱前就和墨索里尼有勾结便显得确凿无疑了。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言。而且这个传言中的意大利飞行员是为给佛朗哥传递文件而在阿尔及利亚上空机毁人亡，并不是在西班牙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并做了俘虏。《希望》中的这段描写可算事出有因，但绝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凡是如今能够找到的有关外交档案，都证明墨索里尼是在七月十九日以后才接到佛朗哥的求援要求的”⑦。除了历史学家，许多人都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这些。因为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太惨重，以至不愿意接受历史上的某些事实，而宁愿将马尔罗虚构的故事当作历史的真实。
然而，《希望》作为一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毕竟从总体上把握了当时反法西斯阵营内那种同仇敌忾、在反法西斯战斗中一往无前、威震敌胆的大无畏气概和对人类前途充满“希望”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真实的。1936年，马尔罗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定名为《特鲁埃尔山》，并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实地拍摄（电影未拍完，法西斯就占领了该地，摄制组只得撤回巴黎继续拍摄）。由于此片具有巨大的反法西斯的号召力和很强的现实性，它受到法西斯和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当时持绥靖政策者的打击，电影曾被禁演。但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这部电影的再度公演立即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并获得了“德吕克”电影奖。至于《希望》一书，则“永远是一部”气势宏伟的小说，这部虚构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小说“产生了奇特的效果，这种效果也许最终比他作为西班牙支队的领导人所进行的真正的战斗还要伟大”。“马尔罗的文章有一种强劲的生命力，比一班学究先生们（包括我本人）力图证明这件或那件事情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种种研究，会活得更久远。”⑧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 参见柳鸣九、罗新璋编《马尔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324、271、446、444、446、449页。
③ 参见《新约全书·启示录》中译本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