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握历史过程的双向考察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双向论文,过程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范畴，指的不仅仅是“过去”，而是指人类发展的总过程，因此“历史”不仅仅只是“过去”，而且也包括“现在”和“未来”，这只有在哲学的历史观的视域内才是可理解的。而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把握，需要依据历史的走向展开考察，即必须确定考察的始点与考察的次序，由此便构成了考察的向度。其中，既有与历史走向相一致的考察向度，也有与历史走向相反的考察向度，二者的统一，可称之为双向考察。相应地，与历史走向相一致的考察方法可称之为“顺向考察”方法，而与历史走向相反的考察方法可称之为“逆向考察”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统一，可称之为“双向考察”方法。
一、关于逆向考察的方法
关于逆向考察方法，由于考察的始点不同，因此可以区分为由“现在”向“过去”的考察和由“未来”向“现在”的考察。
（一）从“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
这一向度的考察，在已有的研究那里，被概括为“从后思索”或“事后思索”的方法。这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P92) 不过，马克思的这段话并非是其逆向考察方法的全部，更不能据此认为其把握历史过程的所有方法都可以归结为这种“从后思索”。就历史思维的一般情形而言，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上的由后向前的逆向考察；二是由结果向原因的逆向考察；三是由较高阶段向较低阶段、由成熟状态向不成熟状态的逆向考察。在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中，伴随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不同的考察内容围绕着“现代社会”而统一起来。其中，对其形成社会历史理论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由果溯因和由高到低这两种逆向考察方法。一般地看，对这两种考察方法，无法分清哪一种更有意义，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意义也不同。但对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来说，如果仅有由果溯因的逆向考察，而没有在发展次序方面的由高到低的逆向考察，则不仅无视马克思本人对其方法的论述，而且更完全失去了马克思的理论特征和批判精神，因为仅有从“现在”向“过去”的因果考察，只能对现存世界做出一些说明、解释，达到对现状的某种程度的理解，这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它可以是实证的，但却不是批判的；它可以是科学的，但却不一定是哲学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的历史观理论的层面上，如果失去了由高到低在发展次序方面的逆向考察，是无法建立起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当然这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研究实际。当马克思说，借助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来“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P24)，借助资产阶级社会存留下来的已经覆灭的社会的残片、遗物可以透视这些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只能是发展次序方面的逆向考察。而如果是在进行因果关系方面的考察，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并不能构成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的原因，那些残片、遗物也不是以往社会形式的结果，更构不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因或条件。
在发展次序方面的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深信，为了理解自然的总图景，为了理解生命的起源，较低的形式必须根据较高的形式来解释，有机生命是根据人类生命来认识和解释的[3](P25)。事实上，这也就是人们所非常熟悉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说法中所包含的方法。在这里，生命的进化史与社会的发展史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2](P23) 这一方法的运用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发展的成熟的、充分的形式上展开向不太成熟、不太充分的形式的考察，因而也就是由高级阶段向低级阶段的考察；二是基于发展次序的而非自然次序的考察，因此才能借以理解非西方的过去的或仍然存在的较不发达的生产方式，而不仅仅借以理解西方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生产方式。
这种由高向低的逆向考察，其理论基础是：较高级的形式、阶段是较低级的形式、阶段的展开、实现，因此它包含了较低形式、阶段的主要趋势，使原来不太清晰的清晰了，不太充分的充分了，因而才有作为“钥匙”的作用。基于此，马克思将所选择的“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有史以来“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2](P23)。因此，马克思认为：“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4](P458) 而整个的资产阶级社会，“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被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等等”[2](P23)。显然，借此所实现的对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考察，是不能被全部归于由果溯因的研究的，尤其是用所得到的“钥匙”对“东方的”形式的考察，更与因果关系的考察相去甚远了。
在发展次序方面的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包括了从一些受到特别关注的视角所展开的比较。相对于雇佣制度的自由劳动，“过去”曾经是强制劳动；相对于“现代”的物的统治，“过去”是直接的人对人的统治与服从关系；相对于“现代”人的独立性，“过去”是人的依赖性；相对于“现代”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过去”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相对于“现代”的纯粹的私有制，“过去”的私有制仍然带有共同体的外观。这些多方面的比较显然突出了不同形式、阶段之间的差别，而暂时悬置了许多相同之处，这并非否认对后者的认识的必要性，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较低的形式的一种需要而已。在马克思的有关文本中，也可以看出在发展次序方面实际地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当说完“这些启示连同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4](P458) 之后，马克思对雇佣劳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了雇佣制与奴隶制、农奴制在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方面，在劳动者的社会人格方面的异同。而接下来的就是专门的一节，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考察。这一例子所论述的内容，所展开的正是由高到低的对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考察、解释、透视，而非对现存社会之“所以然”的因果解释。就其理论目标来说，它考察的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式的特征，进而建立、丰富历史过程及其发展阶段理论。
作为与由果溯因不同的考察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发展次序方面的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包含着重要的批判意义。按恩格斯的说法，这正是马克思的创新之处。恩格斯指出：“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5](P493) 这里所说的研究和比较，显然不是因果关系方面的，而是发展次序、发展阶段方面的。在当代，这种意义上的逆向考察方法，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是有其限度的。不仅单纯的因果考察会导致片面性，就是在发展次序方面的逆向考察，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方法，也会导致片面性。马克思指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2](P24)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非常重要，充分表明了其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然而，在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那里，这一论述的方法论涵义，也就理解到“很少自我批判”为止，对片面性也只是从“很少自我批判”来理解，而对“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历史现象所可能导致的认识的片面性则毫无察觉。其实，这是在发展次序方面由“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这种考察预先设定了“现在”是“过去”的最高形式和唯一结果，并且是在“现在”所限定的视野内来考察“过去”的，于是这个“过去”就成了“现在”的“过去”，是为“现在”而存在的“过去”，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此一来，历史就带上了浓重的目的论的色彩：“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产生这个“最后形式”的前期准备。这种历史目的论，是与历史“终结”论内在相通的：前期历史的目的在“最后形式”这里已经达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6](P151)，以往历史各阶段、各形式的价值，也仅仅为了“最后形式”的产生才存在，它们自身的价值反而被漠视了。而如果再把逆向考察局限于或等同于由果溯因的考察，其片面性可能更为严重。这表现在：（1）考察视野中的“过去”在受到作为结果的“现在”的限制时，“过去”当中的内容主要是被当作“原因”来看的那些部分才被给予关注，并且往往会被认识者有意无意地再加选择。（2）由果溯因的逆向考察，目标在于认识“果”，理解“现在”，因而对于透视、理解“过去”的社会形式，它不足以完成任务。（3）如果把由果溯因当作唯一的方法，那么沿着纵向过程不断追溯“现在”这一结果的终极原因，最终势必走出人类历史乃至自然界的范围去寻找“第一原因”，而且在这条连续不断的因果链的开端，似乎已包含着“最后形式”，这就难免走向预定论。（4）单纯的由果溯因的方法，进一步强化了根据“现在”的价值观去判定“过去”的做法。现实的人在理解“过去”时，难免会带有自己的价值偏好，这是合法的，但也必须是受约束的，不能把一切都加给“过去”。可以说，“从后思索”并非马克思把握历史过程的全部方法。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意识到它的局限性，进而用其它方法加以补充，使它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是马克思的创新之处。
（二）从“未来”向“现在”的逆向考察
从本义来说，“未来”是现实生活的可能性。而对进行历史认识的人来说，“未来”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未来”，它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什么“超前反映”。观念形态的“未来”是人们的预测、推论、预言，或者是理想、想象、构想，因而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诉求。所以，观念形态的“未来”在不同的个人那里，差别是很大的。在马克思那里，从“未来”向“现在”的考察，主要是从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或人类生活形式，向“现存社会”展开考察，进而与从“现在”向“过去”的考察贯通起来。例如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提出从后思索且对以往的生产方式、社会形式作过考察之后，并未就此停住，而是马上作了视角转换，马克思指出：“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P95) 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高级社会形态。从这一社会形态来看，盛行于“现存社会”的商品拜物教也将不复存在，“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揭掉”[1](P95)。人类未来的高级社会是否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这种形式，是另一个问题，从“未来”看“现在”这一考察向度，则是明确的。同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另一段论述更清晰地展示出这种从“未来”向“现在”的考察：“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7](P875)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从“未来”向“现在”的考察方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意义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突出地表现在对“现存社会”乃至既往社会历史的批判上。马克思说过，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就需要一个更高级的、合理的社会形式作为价值参照，才能发现“现存社会”的局限性。譬如，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感到自由，没有限制，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界限就表现为限制，因为资本本身的发展使其变成了对生产的限制[8](P158—159)。相反，如果停留在“现存社会”的范围内来考察现实，尽管也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认识，但对其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却难以省察，极有可能对现状采取简单的认同态度。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单纯地从更高的形式来看现状，同样也会产生片面性认识。这种片面性，不仅在认识中会出现，而且也是以往历史中的常见现象。先前的人们的局限状态，“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6](P122)，因而对于后代人来说，以往的历史，才是历史的低级阶段，“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这和资本的界限只是因为发展才变成限制的情形是相同的，局限、片面只是从更高的形式来看才显示出来。这里，存在着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一方面，从更高的形式考察历史，必然会发现以往历史的局限性，这是这种考察方式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先前时代”。所以，应对逆向考察的展开始点及其局限性有一定的自觉意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6](P122)。这显然与那种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先前时代”的历史观有质的不同。马克思曾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9](P628)，并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P75)。通常，人们更多地关注实际的批判和改变，而对展开批判的方法论则极少注意。其实，“从更高的角度”即从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来考察“现在”以及“过去”，正是马克思不同于单纯地解释世界的各种理论的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之一，是其革命性的方法论表征。这一点，单靠“事后思索”是无法实现的，更不是单纯的由果溯因的实证研究所能达到的。
从更高的角度展开的批判是历史的、辩证的。相应地，这种批判所建立的历史价值观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区别于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把“现存社会”的规律视为永恒的规律的观念，揭示出其否定性存在；与出于道德义愤的批判不同的是，它是在肯定“现存社会”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从其历史发展本身来揭示其历史的暂时性；而与站在历史的低阶段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不同的是，它肯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封建时代的否定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因而它更为积极地反对封建制、家长制、东方奴隶制等等旧制度。同时，在由“未来”向“现在”展开的批判性考察中，由于批判者所理解的“未来”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因而它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是很正常的。无论在哪位思想家那里，其作为理想社会的“未来”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则方面，而不在于其细枝末节。基于此，对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从“真正的人”、“真正的共同体”所展开的思想，不可简单地归之于“人本主义”而弃置不顾。其实，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实证研究之前，要进行社会批判，诉诸“应当”仍是必要的。退一步说，即便是观念的乌托邦，只要它不是被强制实践，它对于社会批判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理论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显现出对其批判意义的肯定。
从更高形式的“未来”展开的逆向考察的另一理论功能是建构历史阶段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是，确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形式或“真正的”人类社会，并以此为尺度判断人类生活的各种形式的发展状况接近这一理想形式的程度，借以确定各形式在“人类历史”总过程中的地位，即属于哪一历史阶段。这种做法，在许多历史哲学理论中并不少见。如康德曾提出以“人类终极的目的”来衡量人类在各个时代“接近”或“脱离”这个终极目的所达到的地步[10](P1)。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更少一些历史目的论的色彩。在他那里，“未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是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而非终极目的，因而他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1](P131) 在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理论中，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未来更高级社会的“基本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多种划分形式，无论是“三形态”抑或“五形态”，都以此原则为归宿，而以往的各社会形式都在这一原则下得到衡量，并被确定其历史地位。因此，从“未来”向“现在”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了正确理解和把握“过去”历史各阶段，揭示其性质和特征的重要的认识前提。由“未来”向“现在”的逆向考察，并非与因果关系的研究毫无关系。不过，这是一种从观念形态的“结果”展开的由果溯因，实际上也就是根据未来目标对实现它的具体条件的考察，因而也包含着对现存状态与未来目标的差距的考察。与从经验性的结果开始的由果溯因所不同的是，这种考察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更注重于改变世界。
二、关于顺向考察
关于顺向考察的方法，也因为考察的始点不同，因此可分为由“现在”向“未来”的考察和由“过去”向“现在”的考察。如果把逆向考察称之为“从后思索”或“事后思索”，那么顺向考察就是“从前思索”或“事前思索”。
（一）从“现在”向“未来”的顺向考察
这种考察主要是从对“现在”以及与“现在”相关的“过去”的考察中，发现“现在”的各种条件所蕴含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进而预测“未来”状态，包括社会发展的具体的层面和较为一般性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特征。这种考察尽管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观仍然密切相关，但由于它立足于经验事实，因而具备较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现在”向“未来”的考察，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之一。现代的未来学、发展战略研究自不待言，而各种预测、预言、预见、预报、推测等等皆属此种考察形式。尽管人们对“未来”的预测离不开对“过去”的考察，但毕竟有着考察向度的不同，其理论目标、思维的结果与功能，均有较大的不同。仅靠“反思过去的历史”[12]，似乎难以得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历史形式，更何况各个思想家那里的“未来”还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在反思之前往往就带着自己的对“未来”的特殊的预期。
和对“过去”的考察相一致的是，对“未来”的考察也是以对“现在”的考察为基础的。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考察，一方面“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后，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异的运动”[4](P458)。这里所说的， 显然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向度，而不能将其直接归结为逆向考察。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5](P458) 因而从对“现代的生产条件”的考察中，必然包含着“未来”的向度，因为它们本身“正在扬弃自身”，正在产生“新社会制度”。这表明，尽管都是从对“现存社会”的考察展开来，但向“过去”的考察和向“未来”的考察，所关注的焦点和理解的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就人们通常所进行的思维来看，从“现在”向“过去”的逆向考察，所解答的主要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从“现在”向“未来”的顺向考察，所关注的主要是“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些当然都是古已有之的老问题。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不同的是，向“未来”的考察并不是“反思过去”的副产品，不是历史学家们由总结历史经验乃至历史规律的一种扩展、引申，而是一种有其独立意义的、包含了多方面内容的把握历史过程的方法。历史规律的把握、具体条件的分析、价值偏好的影响都在其中起着作用。作为对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的把握，马克思从“现在”向“未来”的考察也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而在这些不同的角度中，又始终考察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现存社会”的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和消极的否定的方面，从中揭示可能怎样和应该怎样。
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来看，在其早期著作中，主要是从对现在的消极的否定的方面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其不合理性，来探索未来的、代替现存社会的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在现存社会中，人的劳动、人的生活、人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都处于异化状态，只有消除异化，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在这种对现存社会的消极面的考察中，作为其替代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首先是作为否定性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如前所说，它难免带有较多的“应当”的色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P120) 很明显，这是建立在“异化—复归”逻辑上的思想。在整篇手稿中，对现存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涉及较少，而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则占了大量的篇幅。由此所提出的“未来”，就不能不更多地是一种合乎价值理念的推论，也就难以彻底摆脱历史目的论的色彩。马克思接下去就说：“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1](P120) 把“历史的全部运动”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诞生活动”，显然是将其产生的必然性置于了包括历史的初始活动在内的全过程中了，历史就成了实现隐含在人类初始状态中的甚至潜伏在自然中的一个预定目的的过程。它仍然带有黑格尔的理念论的影子，这和不久以后在《神圣家族》中恩格斯所写得一节中对“历史”的界定有较大的不同。在那里，恩格斯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P118—119) 在这样的“历史”中，预定的目的、隐蔽的计划是没有存在空间的，“未来”是从经验事实中发展而来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一方面继续通过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来揭示将代之而出现的“未来”形式，并且在所批判的问题方面加以扩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从现代生产所创造的现实条件，来揭示一个可能性乃至必然性的“未来”形式。与考察“未来”形式的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增强的同时，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持的观点的历史性也越来越明确，他指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P85) 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对资产阶级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方面造成的巨大进步，作了全面的肯定，进而从对现存社会的矛盾的剖析中，断定将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联合体来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从而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从肯定的和否定的这两方面所作的剖析，具体地说，就是集中在对资本的历史趋势的分析上，也就是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4](P393) 与资本本身的限制的分析。在这里，体现出了由“因”到“果”的考察和由“低”到“高”的考察的统一：“未来”的更高级的形式是资本的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7](P925—926)
对于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形式的考察，属于顺向而非逆向，是清晰可辨的。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考察向度的不同，还影响着对同一对象的不同意义的揭示。例如，资本的趋势是不断追求财富的发展，但在不同向度的视界中，意义则大为不同：“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消灭这种对立的可能性。”[4](P381) 前一种考察，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其认识结果也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后一种考察向度，就极有可能把对立的形式视为永久不变的，从而也是对“现实”采取简单认同的态度。马克思批评那种“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的“荒谬看法”[8](P160—161)，认为这种看法是与考察方式密切相关的。自由竞争，“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资本以前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加以否定”，这是自由竞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看不到这一点是极其愚蠢的。然而，人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这种单纯否定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与此相关，“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8](P158—159)。
从资本的发展趋势来揭示“未来”的形式，使其关于“未来”的学说进一步摆脱了历史目的论和预定论的纠缠，同时由于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增强，也使得由“未来”向“现在”的批判性考察具备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其价值尺度也更为合理、可信。在这里，也正是体现了“现在”和“未来”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认识过程：从“现在”推断“未来”和从“未来”观照“现在”。其中，关于得出“未来”形式的经验基础和考察向度的变化，既影响到“未来”形式的样态及其真实程度，又影响到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科学性，随着“未来”形式的实证基础的增长，批判的科学性也得以提高，出于道德义愤的谴责也随之减少。而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与发展趋势揭示“未来”形式，从这种形式展开向“现在”的批判性考察，也正是马克思与那些“诅咒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极大不同之处[8](P161)。
（二）从“过去”向“现在”的顺向考察
历史科学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的上层建筑”[5](P429)。这里的“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无疑是两个不同的考察方向。从“过去”向“现在”的考察，也包括了自然的或时间的次序、发展的或逻辑的次序、因果的次序这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运用从“过去”向“现在”的考察方法，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形成史的研究中，其中最显著的是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认为由雇佣劳动制转向资本主义以前各生产形式是逆向考察，而对这些形式的考察本身，则是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展开的，因而它又是顺向的考察。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排列顺序，直接就是按照发展次序由低到高来安排的。《资本论》中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也是按时间的和发展的次序顺向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P783)，而作为“资本以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4](P457)，因此“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1](P781)。可见，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考察，从其向度来说，主要就是从前向后、从“起点”向“结果”的考察，也是从比较不充分状态向较为充分状态、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考察。
从“过去”向“现在”的考察还表现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19世纪，当人类学研究兴起时，被研究的民族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往往被还原为较发达民族发展史上的较前阶段来对待的，因而它们被称之为原始社会、野蛮民族等。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人类学问题首先是作为对“人类历史”的早期形式来研究的，即以“现存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文化为对象加以研究，借以探讨“人类历史”中的“原始社会”及其演变。在这种研究中，一方面代入了从对“现存社会”的考察中得出的“方程式”去理解这些社会，解释那些需要解释的结果，这属于逆向考察；另一方面，又以这些“原始社会”作为历史的始点和考察的起点，沿“人类历史”的发展次序展开考察。作为顺向考察，这里主要是逻辑的，亦即借助于对“原始社会”认识来理解后来的次生的社会形式。这和借助对现代的正确理解来解释过去正好是相反的向度。在后一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论目标：一是理解其他民族的早期历史及其解体后的社会形式。在为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加以“补偿”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9](P2—3) 这里所说的内容，已展示出了顺向考察的一种意义：解释其他民族的历史之谜。二是借助对“原始社会”的理解，揭示阶级社会的暂时性，并展开对阶级社会、尤其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这也是“钥匙”的一种作用。三是与上述相关的，为“复归”或“复活”的看法寻找经验材料，从而与向“未来”的考察连通起来。关于最后一点，作为马克思关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目的之一，有必要再加申说。早在马克思开始写作人类学笔记之前的1868年，他就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个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9](P579) 这里所说的“越过中世纪”，已不是单纯的“从后思索”，它主要强调的是，去除历史变迁和眼前事物的遮蔽，更准确、客观地认识原始时代，在此基础上，转向对“未来”的预测，即从“最旧的东西”中发现“最新的东西”，以此丰富关于“未来”历史阶段的内容。
在顺向考察中，通过从“过去”到“现在”的考察，进而延伸到“未来”，从理论上将整个历史过程贯通为一个整体。同时，历史过程的各阶段，也更为清晰地展示出“依次演进”的特点。以所有制为例：通过考察，马克思认为，在原始时代，自然共同体尚未分化，共同体和生产条件尚处于自然的同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有制”；后来，随着共同体的分化，出现了带有共同体的外观的私有制；而资本瓦解了共同体，建立了纯粹的私有制，同时也破坏了建立在个人自己的劳动的基础上的私有制；未来，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而这种“公有制”由于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因而它是真正的“个人所有制”[1](P832)。整个历史过程的发展次序，不仅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展现，而且在所有制方面表现的也是个人的自由的程度和普遍性的不断提高。
由“过去”向“现在”的顺向考察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它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1）这种考察经常是按自然的时间次序展开的，因而对于理清历史演变的实际进程有最直接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弥补逻辑把握的不足。（2）这种考察有利于突破逆向考察对研究视野的限制，尤其可以对因果考察的限制有所突破。当由果溯因展开逆向考察时，不能构成原因的事物和现象，是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原因”首先是那个由研究者选定的“结果”的“原因”，同时又很难避免研究者在那些属于“原因”的各种事物中做出选择或“遗忘”。而从“过去”向“现在”的考察，则较少受“结果”这种先入性因素的影响，将更多的内容纳入视野。对于描述性的历史认识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3）顺向考察，便有可能展开对历史过程中的可能性的探索。也就是说，只要从“事前”，从历史事变尚未发生时向“未来”（“过去”的“未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在历史的急剧变动时期，或者按系统论的观点是在“分叉”的临界点，多种可能的情形都包含在其中，“未来”的样式是不确定的；人们就会发现在成为事实的历史之外还有某种可能的历史，因而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空间”[14]。（4）顺向考察， 对于“从后”考察所可能产生的价值尺度的片面性起一种修正作用。在逆向考察时，由于“最后形式”把以往历史看作向自己的发展，并且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过去”。对由此可能导致的把自己时代的意识强加给先前时代的做法，从“过去”向“现在”的顺向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提供某些修正。
标签：形态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