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先进道德武装全党——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全党论文,道德论文,周年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年的光辉历程。她在前进中也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阻力，受到过多次挫折，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她胜利前进的步伐。在她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赢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新中国的重大胜利，近二十多年来又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困难挫折，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党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道德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道德。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倡导大公无私、集体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团结奋斗、英勇献身。由于它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和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先进分子的利益和愿望，从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五四”运动和党准备成立时期，我国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向国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同时，也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研究社会道德现象，重视道德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特别是李大钊同志还提出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李大钊选集》，第30页）。党在酝酿并准备成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的传播，为党建立后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共产主义道德成为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巨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强大的国内外敌人的斗争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团结奋斗、公而忘私、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在每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和重大事件中，诸如在“二七”大罢工、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义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中，共产党人和党领导的革命组织、革命队伍都发挥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党员干部。毛泽东在致力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过程中，也着力于结合革命实践斗争阐述共产主义道德理论和共产党人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问题。1937年5月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富于牺牲精神”，“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1937年9月，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后来他在许多讲话、著作中，特别是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对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给予了更为深入的论述。1939年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660页）。在1944年9月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他强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毛泽东同志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对为人民服务的精辟论述，为共产党人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奠定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值得提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党人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问题也有许多论述，其中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发表、1952年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对道德修养的目的、标准、内容和方法等问题给予了系统的论述，在论述中还批判继承了古代儒家关于道德修养的合理思想。这部著作在增强共产党人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在新中国行将成立、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这一革命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糖的攻击，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广大党员干部在执政与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用共产主义道德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发扬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由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大精神、西柏坡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精神等闪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光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群体，涌现出张思德、白求恩、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江竹筠、黄继光、杨根思、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光辉典范。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在推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共产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面临着新时期的新任务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对党员干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他多次指出，“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7页），反复强调“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同上书，第367页）。针对改革开放后一些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被腐蚀的情况，他严肃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同上书，第402页）他告诫全党说：“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同上书，第367页）他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同上书，第409页），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反对不正之风、树立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方面，以身作则，“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同上书，第144页），“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他强调在新时期仍然要发扬革命年代形成的“五种革命精神”，做“四有”新人，也首先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同上书，第368页）。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要求新时期的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关于对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既反对只讲个人利益的倾向，又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做法；既强调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又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流毒；既重视教育手段，又重视法制的作用等等，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邓小平同志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问题的深刻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新时期的建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苏东巨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加紧推行“西化”、“分化”图谋和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巩固稳定、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同样极其重视加强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江泽民同志从世界观、人生观高度论述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共产主义道德。他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152页）“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变革，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的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同上书，第160页）他要求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实行现行经济政策与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指出“共产党员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决不能忽视提高自己抵制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同上书，第147页）。针对改革开放后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道德的渗入，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他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并提出和论述了64字新时期创业精神。后又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今年又提出要大力弘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显然这些要求，首先要在共产党员身上得到体现。鉴于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而出现的腐败现象，他语重心长地说，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权力、美女的考验”（同上书，第149页），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同上书，第406页），“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注重检点自己的言行，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好榜样”（同上书，第388页）。为此，他号召领导干部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同上书，第406页）。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的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的修养。这个问题，……现在大有重申和强调的必要。”（同上书，第204页）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他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学习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学习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新时期涌现出来的闪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光辉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模范事迹。他还提出要将坚持共产主义道德与继承民族传统美德结合起来，要求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诸如赤忱爱国、自强不息、乐于奉献、助人为乐、艰苦创业、勤劳节俭、自尊自信自强、讲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淡泊名利等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同时，他还以“西方社会病”为鉴，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泛滥。他说：“现在，就是在西方国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对享乐主义泛滥、思想堕落、精神颓废之类的‘西方社会病’也深感忧虑。……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病，更应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更应自觉地加以抵制和防范。”（《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202页）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后十多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新的概括和论断。需要指出的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强调的“从严治党”和“三讲”，对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道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证作用。进入新千年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更从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建设纲领的高度，为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今年年初，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实施这一治国方略，对于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以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的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历史证明，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全党，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以保持的内在因素，是党具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吸引力、凝聚力的重要原因，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对于这个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然而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包括有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道德发生了动摇，认为共产主义道德“过时了”，甚至批判共产主义道德。有的人提出“先锋先富”论，说什么共产党员应率先富起来。有的人侈谈“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水准。这些讲法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不妥当的，是与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相背离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为什么大多数党员干部能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经受住了考验，而少数党员干部则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所俘虏乃至堕落为腐败分子，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坚持了共产主义道德，而后者背弃了共产主义道德。正反面的经验昭示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始终坚持用共产主义道德武装自己的头脑，在生活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